做事情过于刻板，会把好事做坏；善于见机行事灵活以对，看似不可收拾的事情又往往能做好。所以一个“活”字道尽了做事的真谛，曾国藩在用兵方面就抓住了这个“活”字。
（1）用兵也要学会正与奇的活用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当然与曾国藩治军思想和奇正用兵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驰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谓奇正？他解释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待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待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一般地说，在战场上，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用兵的重点方向，或者说，军事指挥人员的主要着笔处，不在正兵，反在奇兵，这是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奇之所以能致胜，主要是乘敌不意，攻敌不备。《孙子》说：“奇正之变，不可胜变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为求机局多变，曾国藩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风驰电击，轻兵也。”他指出：“我的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
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至军务之要，亦有二语，日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而已”。他批评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即不知于“空处着笔”，运用轻兵、活兵之妙。所以，他坚决反对曾国荃屯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他尽问道：“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于是引发了他与曾国荃之间是否从金陵撤围的一场争论。但猎名心切的曾国荃终不听阿兄的调度，未向太湖方向游击。曾国荃最后取得围攻金陵的胜利，是由于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解围，再加上曾国藩不断派鲍超等部驰骋长江两岸，南北冲击，以解曾国荃金陵围军的后顾之忧，而并非曾国藩变重兵、呆兵为轻兵、活兵之计为失策。今天进行历史的审视，曾国藩关于在太平军虚处、空处着力的用兵方案，无疑是有理有节、稳妥可靠的。虚实、正奇、呆活、轻重，在战场上如何具体运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2）活是以慎为前提
两军对垒，有如弈棋。他说：“善弈棋者，常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曾国藩的方针是着着稳慎，下稳慎棋。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荃刚刚组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针对他的出山之犊的心境，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考虑，不为攻城之计”，“不好小利，不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同治元年3～4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5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40里。太平军在天京上游，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嫌太速。我深感忧虑。”根据曾国藩当时设想，围攻金陵，须多路进击，才可收到南北夹击的效果。但北岸多隆阿部不愿与曾国荃合作，长江中的水师统领彭雪琴又与曾国荃嫌隙已深。曾国荃孤军深入，自置于危地，曾国藩的忧虑是有根据的。他告诉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我不放心，其他的人也都替你担心。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取得一些重大突破，甚至连向朝廷报告攻克金陵的奏稿款式，曾国藩也已为曾国荃设计好了，写信通知了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还于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5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固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称。”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11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暇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关于进军，他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同时算败”，因此须“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关于战役，他主张“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
他常采用围城打援之法，静待城中敌人疲敝，然后一战克之，如攻太湖、攻安庆、攻金陵，均用此法。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说：“守城尤贵于静，务深思熟虑。”他评述双方将领的特点道：“林启容守九江，黄文金守湖口，乃以消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矩。己无声而后可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伺人形。”曾国荃围攻安庆时，曾国藩反复开导他“慎以图之”，“总作一坚守不战之计”，“不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濠”。为什么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著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故围城者必须“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认为，在挂车河一带打援的多隆阿部也应作“坚守之计，任贼诱敌掇战，总不出队与之交仗，待其晒过数日之后，相机打之”，因为援军“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只有一‘静’字可以胜它”。曾国藩的这一“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咸丰六年，他作《陆军得胜歌》，提出“陆军真秘诀”说：“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这是曾国藩从“以静制动”原则出发所作的规定。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对联中说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声，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讲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3）主张虚实相间的战术方法
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他说：“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有一年，湘勇一统领张连兰所部300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绌”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们，这就更呆板了。他说：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然后，军队合到一起，等敌人来时，就联合起来与之决战，只要有一次得胜，锐气就会振作起来。大凡敌我交战，胜负常在须臾之间，即使救兵在8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假使是雨雪泥泞天气，即使在4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将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假若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夜夜提防，不过10天，就会疲劳不堪。使疲劳之师，就会产生暮气，肯定没有战斗力。曾国藩所担心的一是怕孤军无援，二是怕劳师无力。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连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鼎盛期也不过30万人，没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那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为了避免“形见势绌”，就要采取“变化不测”的方针。曾国藩曾指出曾国荃“行军太缺少变化”，他说：“世事变化反复，往往出乎意料之外。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知局中之艰难哉……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特别“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轻兵”。
古往今来，争战以谋取胜，用兵无谋必败。战场之上风云变幻，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因此，兵贵奇而忌太平，兵贵诈而忌太直。曾国藩认为，用兵之谋在于虚实，正奇，呆活，轻重等，在战场上灵活运用，关键是根据当时情势施计运谋。湘军无坚不摧的骄人战绩与曾国藩的奇正用兵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