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混迹社会，他走到哪里，家始终是他立足的基础。曾国藩是个做大事、善决断的人，而在他的“大事”和“决断”中，家的份量很重，他念念不忘光大曾氏门庭，并为此总结了八字家规，作为曾氏持家和教育子孙的规范。
（1）曾国藩治家有绝招
曾国藩将其家规编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后人常戏称八字家规为治家的八宝饭。一个家庭有了这个八宝饭，真是吃不完用不完的聚宝盆，可以传之世世子孙以至无穷也。曾国藩家训说：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书：就是读书。我国的家庭，必有一个祀奉祖宗的神龛，设于堂屋的正中。神龛两侧，必然张贴一副对联：祀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耕读之家，最能维持长久。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青年子弟，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两年的书，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因为我国历代讲究读书，所以中国文化，在过去历史上，总是站在领导的地位。蔬：就是蔬菜。曾星冈常言：“凡是自己亲手种的亲手采的蔬菜，味道也特别甜。”这不仅是心理作用，而且也是一个事实。市面卖的菜，多于先晚择好，洗净灌水，次晨出卖。至于家园菜蔬，当时择洗，当时炒煮，正如吃活鲜鲜的鱼虾，总比已死的鱼虾好吃，就是同一道理。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关于食的方面，除盐以外，可以说无所多求于他人了。鱼：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正是一种兴旺气象。曾国藩常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菜，都不可疏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矣。湖南素称鱼米之乡，洞庭湖产鱼，湘资沅沣产鱼，还有千千万万的池塘，无不产鱼，因此鱼的生产量至大，在湖南的出产中，与米并驾齐驱。曾国藩提倡养鱼，自有道理。猪：湖南农业的副产品，猪实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有的是米，湖南的猪，是吃米糠长大的，因为池塘多，水沟多，猪吃饱了米糠，又加上一些水边植物，每只猪都是长得肥肥胖胖的，味道之佳，实各省所不及。因此湖南猪、猪肉、猪鬃，以及腊肉，销行至远。曾国藩提倡养猪，自有道理。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下的农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乎与太阳同起同落。
因为起得早，必然睡得早，因为睡得早，也必然起得早，二者是有相互关系的。一个农业家庭，除疾病或特殊情形外，事实上没有一个不早起的人。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最合卫生。因为农民早起，商人也不得不早起，工人士子，也不得不早起。许多外省人，初到湖南，吃不惯三餐干饭，后来早起惯了，才知道非吃三餐干饭不可。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这一工作，大多由妇女为之。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会例外，年终的时候，屋前屋后，还要来一次大扫除。我国自古即重视女子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将洒扫之事与应对进退之礼并为一谈，谁说中国人不讲究卫生呢？考：就是祭祀。就是为人子孙者，不要忘记祖考祭祀。曾国藩家训：从前我祖父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修诚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素极重视，因为追念远祖，自然不敢为非作歹，民德自然归于纯厚，这与孝顺父母是一样的道理。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星冈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你一家虽好，必须亲族邻里大家都好。人与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牡丹虽好，绿叶扶持。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好好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庭，一面善待亲戚邻里，这是一个居家的至宝，曾星冈知之，曾国藩亦知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以八本堂的八句话为经，以八宝饭的八字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便形成一套治家的理论体系。千百年来，中国谈家庭教育者，未能出其范畴。因此，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流行民间，至为广泛，等于一部家庭教科书。
（2）细致入微的曾氏家规
除八字家规外，还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也是曾星冈的垂教，曾星冈对于医药、僧巫、地仙，一见即恼，斥之惟恐不远，因此曾国藩也一生不爱和这些人往来。在过去乡村中，医药不发达，不信医药，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至于僧巫、地仙，民间信之者众，而曾家独不相信，大概曾星冈受了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的影响极深，而曾国藩又笃信其祖父曾星冈所致。至于勤俭孝友四字，曾国藩于家书中，亦常提及：“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则反是。”又云：“孝友为家庭之详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灵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书蔬鱼猪，是一家生产力的表现；勤俭孝友，是一家精神力的表现。二者相辅相成，相感相召，则家道立。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蔑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如此等等，不尽列举。
俭朴同勤劳是分不开的。只知道俭朴还不行，还要勤劳，勤劳才能致富。曾国藩不但在理论上启发子弟，而且在具体实践上教导子弟。他的家书写道：戒惰莫如早起。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无作欠伸懒慢样子。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疏。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要者也。”同治七年（1868年）在金陵节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给她们制订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四句话：家勤则兴，人勤则俭。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亲笔书写的功课单如下：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金陵）日，亦照此遵行。
从以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齐家的重视程度，其重要性在于齐家是修齐治平中不可缺少之一环，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大后方。他这样对家人讲：“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孝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孝也。如以为贤孝，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讵得谓之贤孝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做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曾氏齐家有其本，有其理，有其实，可见其齐家之道自成体系，本末兼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