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有企业的成长历史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最容易存在和发展于宏观经济处于低迷时期或是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为大部分国家用作为组织动员社会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即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实现对战略产业的投资，通过战略产业的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或者经济赶超。本章主要分析：（1）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及其绩效的分析；（2）经济增长的战略产业、“政府—产业”关系以及国有企业作为所有权式产业政策的作用；（3）战略产业演进、国有企业私有化与生命周期之间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前，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与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的GDP中占有很大份额，而且都分布于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行业，因此学者也开始关心这些国有企业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是如何起作用的？
5.1.1 所有权与经济增长：一些负面证据
一国或地区企业的所有权类型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现代企业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大部分研究证据支持私人所有权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Milanovic，1989；Palia and Phelps，2000）。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公共所有权为基础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着比私人所有权更高的代理成本，而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更低。如果采用国有企业的形式去组织社会生产，投入同样的资本，产出会相对较低而影响经济增长。
这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也有所阐释：在AK模型中，A代表了资本的产出效率，也意味着整个宏观经济效率，K代表资本存量。在这一模型中，经济的长期增长率（g）等于储蓄率（s）与效率系数（A）之积，减去折旧率（δ），即：gsA-δ。因此任何可以提高当前效率的政策或者是外部事件，可以提高单位资本的产出，促进经济增长。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而言，提高效率即能促进经济增长。
按照上述经济增长的逻辑，如果在经济增长中采用了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的资本组织方式，则将有损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世界银行（1995）曾对世界各国1978～1991年间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试图验证国有所有权（用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与巴罗（Barro，1991）认定的经济增长变量的相互关系，虽然两者之间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经济增长越慢，但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并不足够，因此并不能进行可靠的回归分析。报告最后仍然基于一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如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所表现出的负面效应及所引起的财政赤字，都充分说明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通过统计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在收入越低的国家，其比重越高。
吉尔法松等（T。Gylfason etc，2001）学者在补充了数据后，对上述结论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了验证，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模型假设国有企业效率低于私有企业的情况，国有经济部门越大（以就业比例来衡量），则经济增长速度越慢，最后该假设得到了1978～1992年间世界41个国家有效数据的验证支持。如果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人数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则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即会下降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1至2个百分点。
对于国有企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看法，还有的从政府支出的角度去讨论，巴罗（1990）通过对100个国家1960～1990年间政府支出（不包括教育和国防支出）与投资和人均GDP关系的研究，认为前者与后两者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因此，政府规模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的一个特殊机构，需要得到政府资金的投资或补贴，在该时期的政府支出中占了相当比重。因此国有经济规模越大，政府支出范围越大，对经济增长越不利。
以上学者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根据资料得出的经验结论应该都是正确和可靠的，国有企业因产权问题而存在的低效率倾向这一点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成立的，但仅依靠这些证据来对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下定论还值得推敲。
首先，世界银行（1995）、吉尔法松等（2001）研究数据的时间段是在1978～1991/1992年间，而这段时间正是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呈现出低效率、在全球饱受诟病并予以私有化的时期，因此上述研究结论符合该时期的实际情况。但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受到推崇的是在1950～1960年代，这是国有企业在世界上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上述研究并没有对该时期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就是吉尔法松等学者（2001）在论文最后也承认其所得出的结论受到数据范围的局限。
其次，以“低收入国家国有企业比重高”来说明国有企业影响经济增长在因果关系上还可以推敲。国有经济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长时期过高的确可能因为其内在的低效率影响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采用国有企业的制度组织模式，是其走出贫困陷阱的少数可选择的手段之一。因此，在逻辑起点也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导致国有企业的比重高，而非国有企业的比重高导致低收入。当然对于这两者的关系可能要视具体国情的不同而定。
5.1.2 结果不能否定过程：国有企业经济增长作用的再审视
在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最终因“低效率”而被私有化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大部分国有企业不能摆脱的结局。但其作为一种历史曾经的广为流行的制度选择，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结果，而对国有企业完全否定。通过历史事实分析，我们也必须认同国有企业在特殊历史阶段对经济增长的特殊贡献。
1.国有企业：外部约束下的次优制度选择。
其实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存在着很多假定条件，如要有足够高的储蓄率、储蓄可以有效转化为投资、资本可以被有效地分配给每一个项目或投资人等等，但这些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各种外部约束：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遍面临着低储蓄率和金融机制缺失的问题。从1960年到1985年，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大致仅为GDP的15%左右，而该时期储蓄率最高的日本达到35%（WB，1995）。同时越是收入低的国家就越缺少必要的金融机制，如证券交易所、金融中介机构，进行资本有效分配。
其次，处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即便存在私人资本投资，也存在市场失效问题。（1）私人投资者难以考虑到所投项目的外部经济问题，譬如可以使当地成为该类项目投资的选择地；（2）低收入国家往往面临“低水平投资陷阱”（low-level investment traps）问题。一个项目的投资可能需要其他诸如基础设施、能源、人力资源等方面投资的配合和跟进，而这些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缺乏的，因此对于很多投资机会，私人资本在发达国家可能可以运作，但在发展中国家却行不通。
将经济增长模型（gsA-δ）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其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是资本产出效率A，更重要的储蓄率s，以及其如何有效转化为投资I。如果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不足，则效率再高，也不能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
基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不成熟的外部条件，“对于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以及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不愿意投资于高风险、低回报的项目，建立起了国有企业”（Gillis 1980）。在马杜·芭拉（Madhu Bala，2006）看来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建立的国有企业，也是政府干预市场、调控经济的一种方式。政府是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在解决上述外部约束问题，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产品价格控制等手段，将社会中本用于消费的资金转化为政府收入，并通过国有企业用于项目投资；政府也可以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形式，将有限的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于项目建设。因此，政府通过国家所有权的形式，将政府的信用、资源用于全社会储蓄的积累和资本的形成。同时，国有企业本身也是实现收入并再投资的主体，也正因此，“国家偏好投资于垄断型产业，尤其是公用事业、铁路和通信”。
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存在首先是以此为载体，政府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投资，并以此推动经济的增长。尽管国有企业是相对低效率的，但由于其对资本的形成及投资的拉动作用发挥得更大，对于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仍然是正面大于负面，即s高A低＞s低A高（SI）。
当然发展中国家建立国有企业可能还有其他目的：（1）控制通货膨胀（Krueger，1992）；（2）有效控制有自然垄断倾向的产业，保护居民不会支付过高的价格（Brander，1995），以及保证相关公共服务的供应；（3）保护发展中国家经济免受外部冲击；（4）促进国家内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不是简单地将收入转移给政府，而是实现一些社会目标，如就业、基础设施投资等。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部分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虽然经济增长的条件要优于低收入国家，但整个宏观经济也处于低谷，战后私人投资的能力和意愿都很低，也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干预，重新恢复经济增长。此时，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作用。
2.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绩效：正面证据。
赖讷特（Erik S。Reinert，1999）认为，“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被高速的经济增长率所掩盖，而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低经济增长率和严厉的外部资源约束才使得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受到置疑”。
但是萨克斯（J。D。Sachs，1996）认为，目前的理论研究更多是说明了这些国有企业是因何种原因及如何在私有化过程中逐渐崩溃、衰落的，并没有看到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这种模式的成功可取之处。在拉美、欧洲、东亚，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经济增长与其国有化的阶段都是相吻合的。
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如斯洛文尼亚、波兰、苏联，比较1960～1992年的经济增长率，在1960～1975年间经济增长率并不比市场经济国家低。而到了1975年以后，才开始逐渐下滑，并最后出现负增长。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并不具有可比性，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可以使得存在其间的国有企业效率要高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教授姆瑞尔和奥尔森（Murrell and Olson，1990）运用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来检验一国经济发展情况，并将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间段的经济绩效加以比较，结果显示：在1950～1965年间，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绩效相当，甚至计划经济国家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在1965～1980年间，计划经济国家的绩效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国有企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绩效表现。
同样在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经济增长率也相比美国要高或者相当，到1950～1951年，整个西欧，包括受战争破坏最大的德国西部地区，经济都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在接着的1950～1973年的20多年时间里，西欧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高涨。据经合组织统计资料，在1953～1962年间，按不变价格计算，法国、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和5.8%，均为美国同期2.8%的两倍左右，只有英国的2.7%与美国相近；在1963～1972年间，德、法、意的年均增长率依次为4.6%、5.5%和4.7%，依然高于美国的4.0%，只有英国的2.8%不及美国。意大利也利用建立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一个典型例子是意大利的南方公司（Mezzogiomo），“它通过发展经营业务和建立制造业工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对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改善了工业环境，减少对南部地区其他工业发展不利因素的条件，它的雇员在南部地区新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它是南部地区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Kevin Allen，1972年）。
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在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予以认可。内利斯和凯克利（1989）研究14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突出强调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平均占国内投资的25%、国内信贷的30%、20%的外债以及15%的非农业就业人口。
英国剑桥大学韩籍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1993，2004）对于世界银行、IFM等机构对国有企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批评性意见，他指出，国有企业在东亚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韩国。
法国与奥地利，都曾经拥有相当比例的国有企业，并且实现了1950～1975年间的经济高速发展。卡尔多（Kaldor，1980）对奥地利进行研究后认为，“我们通常不知道奥地利在战后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仅次于日本，但在该时期奥地利国有企业占了全国就业量的16%、总产出的20%和出口的25%”。
3.经济增长与国有企业作用机制。
国有企业建立的目的与作用有许多方面，但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显著作用主要有两个：
一是投资机制的作用。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是企业运营本身，而是其作为整个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组成部分。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可以集中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通过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投资于项目；或者收购社会中难以持续经营的私营企业，为其注入资本。因此，国有企业的建立与形成，必然意味着新的投资的形成。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直接、最主要的表现是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其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对于大部分低收入国家是克服经济发展过程投资陷阱的方法（D。Andrew，C。Smith and M。J。Trebilcock，2001）。国有企业所带来的投资比其所创造的GDP份额还要大。
当然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有企业所占用的资源没有创造出与其相对应的价值，而存在低效率现象。但从前述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就不可能集聚这些资本及相关资源。那么，政府是否可以有其他方式对经济增长注入资金呢？譬如免税、对私营企业进行直接补贴等政策优惠。对于这些政策我们可以想象：（1）在工业基础落后、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要通过这些政策引导私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时间是漫长的；（2）在这样的条件下，也缺少有实力的私营公司甘冒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去共同投资；（3）再则，如果对私营企业进行补贴，究竟补贴给谁，这又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同样存在道德风险，也导致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因此，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实现政府投资，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在当时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
二是产业政策的作用。国有企业解决了许多后发展国家的投资平台问题，但与之相联系的是政府需要投资于怎样的项目，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政府目标。维德（Wade，1990）认为：“在许多领域公共企业被作为实现经济‘大推进’（big push）的可选择的工具，尤其在能源、化工、资源开采、金属、肥料以及食品加工行业……，在许多领域公共企业通常扮演着培养新能力的重要角色”（Chang and Singh，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