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的说话方式在长时间的人际交往中，可能导致不佳结果，并且这种惯性在形成后很难改变。因此，我们在说话时要尽可能换一种方式，你会发现，结果往往让你惊喜万分。
一个周末，许多青年男女伫立街头。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等待与情侣相会的，有两个擦鞋童，正高声叫喊着以招徕顾客。
其中一个说：“请坐，我为您擦擦皮鞋吧，又光又亮。”
另一个却说：“约会前，请先擦一下皮鞋吧？”
结果，前一个擦鞋童摊前的顾客寥寥无几，而后一个擦鞋童的喊声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个青年男女都纷纷让他擦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擦鞋童的话，尽管礼貌、热情，并且附带着质量上的保证，但这与此刻青年男女们的心理差距甚远。因为，在黄昏时刻破费钱财去“买”个“又光又亮”，显然没有多少必要。人们从这儿听出的印象是“为擦鞋而擦鞋”的意思。
而第二个擦鞋童的话就与此刻男女青年们的心理非常吻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这充满温情的时刻，谁不愿意以干干净净、大大方方的形象出现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一句“约会前，请先擦一下皮鞋”真是说到了青年男女的心坎上。可见，这位聪明的擦鞋童，正是传送着“为约会而擦鞋”的温情爱意。
一句“为约会而擦鞋”一下子抓住了顾客的心，因而大获成功。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也该从中受到启发：研究心理，察颜观色，得到准确的无形信息才能找到最恰当的说话切入点。
比如，在知识高深、经验丰富的对手面前，不能自作聪明、虚张声势，尤其不能不懂装懂、显露浅薄，否则，就可能弄巧成拙。
再如，在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对手面前，不宜过多解释，而可以采用激将之法。
又如，在沉默寡言、疑神疑鬼的对手面前，越殷勤，越妥协，往往越会引起更多的疑问和戒备。因此，关键在于想方设法启发对方讲话，以便摸清虚实，对症下药。态度也不妨强硬一点，用自己的自信来感染、同化对方，打消疑虑。
有一家皮革材料公司，专为皮革制造厂家提供皮革材料。一次，一位客户登门。几句寒暄之后，公司负责人发现这位客户实力雄厚，需要量很大。在交谈中又发现这位客户比较自负，性急。于是皮革材料公司通过客户观看样品的机会，适当而得体地夸奖他的经验与眼力，在最后的价格谈判中，先开出每公尺20元，但接着加了一句：“您是行家，我们开的价是生意的常规，有虚头骗不了您。最后的定价您说了算，我们决无二话。”果然，客户在这种信任的赞誉声中，痛痛快快定了每公尺15元的价格（公司的进价是每公尺12元）。
很明显，这种说话方式取得了成功。而其关键就在于顺着对方的性格心理，换用了一种更易让对方接受的说话方式。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陈毅以上海市市长的身份赶到北京参加一系列会议。
组织上给陈毅安排的是老北京饭店的一间豪华大客房，房间里陈设华丽，灯光明亮柔和，还有冷、热水齐全的卫生间。跟随陈毅一同前来的警卫员十分满意，心想：陈老总一辈子忙得东奔西走，即使革命成功了他每天也几乎是日理万机。现在好了，趁着开会，晚上回来真该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了。
哪知，几位警卫员刚刚把东西安顿好，陈毅就通知他们，住宿地改在了中南海。于是，警卫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中南海，到那里一看，顿时傻眼了，当时的中南海大部分房屋尚未修缮，屋顶虽是琉璃瓦，但屋内仅有一盏昏黄的电灯，屋角甚至还有蜘蛛网：屋里的摆设也只不过是一张大木床，一张旧木桌，两把放不平的椅子，别说热水了，连凉水都要跑很远去接。
警卫员们疑惑不解，心里琢磨：这是怎么搞的？有好房子不住，来这儿干嘛！于是，等陈毅回来时，便禁不住问他。
陈毅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噢，那套房子让给傅作义将军了。”
傅作义？他不是国民党将领吗？凭什么他住好房子，我们住这儿？”
陈毅笑了笑说：
“凭什么？凭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要以诚心对待朋友，傅作义将军光荣起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这个贡献有多大，你们想过吗？我们避免了多少战士流血牺牲？北平城能够保存得这么好，缺了傅作义能行吗？现在让他住一套好房子，你们都看不过去！共产党都像你们这样，能够得民心，打天下？”
一番教导，警卫员全都沉默了，他们点了点头，自语道：“也对，是这个理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会议期间，陈毅代表上海市委赠给傅作义将军两辆豪华小轿车。此事一传出，在部队中产生强烈反响，大家都想不通陈老总为什么对“败军之将”这么敬重。为此，陈毅专门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
“同志们，我的老兄弟们，要我怎么讲你们才能明白啊！我陈毅不住饭店，不坐小车照样上班，照样‘骂人’，但傅将军就不同了，傅先生在电台讲了半小时话，长沙就起义了两个军啊！这为我们减少了多少伤亡，让傅先生住北京饭店，有了小汽车，他会明白我们共产党是真心交他这个朋友的。”
陈毅越讲越激动，用手指敲着桌子：
“我把北京饭店让给你们住，再送你们十辆小汽车，谁能给我起义两个军？怎么不吭声？”
停了片刻，陈毅又缓和了语气：
“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有宽广的胸怀和气量嘛！要想把我们的事情办好，团结的朋友越多，才越有希望。”
……
无独有偶，董必武也有一次搬家换房的经历。
1953年，董必武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原来住在北京钟鼓楼后面的一个大宅院里。那个院子原来是一座王府，布置当然十分讲究，而且有个很大的后花园，里边四季长青，种满了各种花草和果树，董必武本人也非常喜欢这个住所。但有一天，他告诉家人：他们要搬到中南海去。
家人都非常舍不得这个景色幽雅安静的院子，不明白住得挺好的，为什么要搬？
董必武解释道：
“我也知道，这个地方房子好，花园也很漂亮，到哪也找不出这么好的地方。但是，你们应该算一笔帐。”
“算帐，算什么帐？”
”你看，第一，为我一个人，需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用煤，还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浪费多少钱财啊？”
“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这样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搬到中南海，再到高院去上班，至少近一半路程，就节约了一半汽油。”
“现在咱们国家刚刚建立，还很穷啊！我们搬到中南海可以为国家节约不少的钱财，又方便了我的工作，你们说，搬，还是不搬呢？”
“是应该搬。”大家齐声回答。
在这几个事例中，陈毅、董必武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原因，而是换了一种能让有意见的人接受的说话方式，得到的结果是，不仅让人们的不满化解，而且最重要的是让人口服心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