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2000多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百年之久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伴随着中国人民这一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历史变革，本来同时还应当是中国人思想的大解放，其中包括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的解放。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建国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人自危。在连真话都不敢讲的社会环境中，还有什么创新精神、创新理念和创新思维可言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尽管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应当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同时，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了的观点，就是应当补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课。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是由17个省的革命党人代表民主选举的。这一民主选举和孙中山的就职宣言，打破了历代皇帝“受命于天，君临天下”的君主专制传统。在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孙中山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令中，多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内容。例如，废除封建等级制；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和搜查；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人民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被选举的民主权利；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人民享有参政权，国家实行民主管理。在典礼仪式上，各省代表推出的山西代表景耀月向大家报告选举临时大总统经过时说：“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由此可见，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旗帜，并不只是西方世界的专利和独有的旗帜。中国的孙中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曾经举起过这面旗帜，并以这面旗帜赢得了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性胜利。
这些本来属于民主革命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由于孙中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失败，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战争年代，已经延误了应有的历史过程。因此，新中国建立后，既要在经济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又需要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设。但由于很快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环境中，所以，对资本主义用以反对封建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博爱这些范畴，人们似乎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特征。岂不知，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不仅比资本主义更需要这些范畴，而且应当在这些方面，有比资本主义更真实和更高程度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博爱。
正是因为缺乏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过程，在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治和法律的陌生，所以才发生了诸多违背民主政治和法律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是社会主义不应该发生的，而且也是资本主义所不能允许的。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不仅可以随意闯入家宅搜查一切，而且还可以私设牢房，拷打审问，判定罪名，甚至予以处决。且不说是否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连孙中山颁布的“临时约法”的有关条款也没有执行。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法律规定的某些国民自由权利，也没有完全达到孙中山“临时约法”的国民自由权利的程度。如果我们还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难道不会想到我们在民主政治的建设和进程上，似乎还少了一些什么，或晚了一些什么吗？难道不是正因如此，党的十六大才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地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吗？然而，承认和提出政治文明问题，从1912年大清王朝宣统皇帝退位，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历史的航船又走过了90年的时间。
令人更为遗憾的是，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而放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发动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从1964年的“四清运动”到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就是“保皇派”；不是“红五类”，就是“黑五类”；不知有多少人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臭老九的帽子，被批斗和劳动改造。除此之外，“牛鬼蛇神”，“反革命逆流”、“复辟势力”、“黑账先生”、“阴谋家”、“野心家”、“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右倾机会主义”、“跳梁小丑”等帽子，更是满天飞舞，比比皆是。在这种“红色恐怖”中，人人自危，胆战心惊，中国人还有什么创新思维敢创呢？就是有些具有创新思维的科学家、教授和学者，也几乎统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少进了“牛棚”，创新思维的火花也被熄灭了。因此，“文化大革命”不仅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损失，延误了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一度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而这个“一度”，不仅仅是十年，而是比十年更长的消极影响。
打倒“四人帮”后，济南市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过一个相声，大意是：一个生产队的老母猪难产，队长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的破坏。于是集合起贫下中农，在猪圈旁边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大会。会上，由于敲锣打鼓，又高喊口号，吓得老母猪坐立不安，浑身发抖，一下子就把一群小猪生下来了。由于队长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所以就带领贫下中农振臂高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一个相声，是一个可能有也可能无的故事。但是，“事情千万件，件件连着纲和线”的口号是曾经有过的，而且是人人皆知的。
总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冷却中国人创新思维的风霜严寒。即使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要化解这风霜严寒，使中国人重新燃起创新思维之火，也需要有个过程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