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既有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也有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尤其是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而且从深层次分析，我国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总量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只是问题的表象，而问题的实质则是由于供给结构的不合理所导致的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经济结构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它既是扩大内需政策的战略重点，也是优化供给的根本举措。一句话，它是“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亦是“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正如朱镕基在“十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不调整就不能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为此，本章就结构调整的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现存问题及其形成机理、优化供给的结构调整对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节 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
一、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在竞争均衡的假设条件下资本积累、劳动质和量的提高、中间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从而始终把结构因素排斥在经济增长源泉之外，因而始终把经济增长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在总量分析上，而对于结构调整与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研究。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其增长模型本身而言，完全将结构因素排斥在经济增长途径之外。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剩余→资本积累→劳动力需求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剩余？？。比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曾明确指出：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办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惟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资本。这说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数量的增加和资本质量的改善。而且斯密所指的资本既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等固定资本，又包括流动资本。此外，斯密还区分了资本的四种不同用途，即分别用于农业、矿业和渔业，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并分析了资本在上述四种不同用途上的使用顺序。他认为，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是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并认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惟一动机。即资本的配置是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资本首先倾注到最有利的部门，一直到“注满”为止，然后资本溢出，注入次有利的部门，又一直到“注满为止”。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因，而且他所指的资本主要是指生产资本，即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假定条件下，经济持续增长是由资本积累、劳动力不断增加和技术进步三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在竞争均衡条件下，资源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可以维持均衡价格，使各部门的劳动和资本都能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而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转移不会增加总产出。因此，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是不存在的。比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在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的思想，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但它同样未将技术进步因素和结构变化因素考虑进去，从而同样排斥或忽视了结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该模型在假定资本和劳动处在固定的技术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将产出和全部实际资本联系起来，从而论证了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资本产出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储蓄率（积累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资本产出率越高（即投资效果越好），经济增长率就越高。用公式表示，即为：G=s/C=s·δ。（其中，G为产量或收入增长率，s为储蓄率，C为资本产出比率，δ为资本生产率，或称资本效率，且 δ=1/C）。
而索洛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用公式表示，即为：Gv=GA+βkGk+βLGL（其中，Gv、GA、Gk、GL分别为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βk、βL则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该模型对于揭示经济增长的源泉比以往的增长模型前进了一大步，第一次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观点。模型考虑的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希克斯中性，即源于既定的资本和劳动组合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产出，但并不影响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边际产出。但是，索洛同样没有把结构因素作为一个变量放进其模型。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之所以始终把结构因素排斥在经济增长源泉之外，其根源在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均衡为假设前提，即假设经济制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维持均衡价格，无论从生产者的观点还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资源都存在着长期的有效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这意味着各个部门的要素收益率都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这样，在任何既定时点上，部门间资本和劳动的转移都不可能增加总产出，资源重新配置仅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时期。
二、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存在的理论依据：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解释
针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忽视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的严重缺陷，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认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完全竞争均衡的假设前提条件在现实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竞争均衡。作为一个现实的经济系统，其市场不完善、竞争不充分、信息传递不完全畅通、价格并不灵敏，因此，现实的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均衡的经济系统，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使用，其收益可能出现系统的差别，系统中的结构性障碍必然会影响经济总量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便会优化资源的配置，加速经济的增长，即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分析的几个因素外，还应加入结构因素，包括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瓶颈”的减少，甚至产权结构、制度结构等因素。因此结构变量是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结构主义甚至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应是一个结构问题（但这决不能否认总量变化的作用）。
从经济结构研究的理论渊源考察，最早注意到经济总量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关联的是威廉·配第。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曾描述过这样的现象：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种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必然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多收入的部门转移。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在威廉·配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资料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他在深入研究 20多个国家各部门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后，得出了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关系的经验性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这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定理" 或称“配第———克拉克定理”。此外，克拉克还从需求因素、效率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改进的研究方法，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处理，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间的分布这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作了分析。其基本结论为：（1）农业部门所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着时代的延续，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2）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来看是上升的，然而，工业部门劳动力的相对比重，把门的国民收劳动力的相世界各国的情况综合起来看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部门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差不多在所有国家都是上升的，但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是大体不变，略有上升。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法则”。此外，库兹涅茨还进一步指出：人均国民收入从几百美元向数千美元变化的时期，正是制造业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急剧提高的时期。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均表明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制造业比重的提高是一种正相关，收入的高增长率与结构的高变换率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回归方程式，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关系进行了新的研究，从而得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进一步考察了技术创新、主导产业部门变动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占主流地位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过于笼统，不能使我们对实际发生的情况以及在起飞阶段中起作用的因果过程有很多的了解。在他看来，现代经济成长实质上是部门的成长过程，即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结构变动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离开了结构分析，就无法解释总量增长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首先，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部门不断增多，相互间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的依赖性加大，从而使结构效益的作用迅速上升，乃至成为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点。这种源于结构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意义远远超过由于个别部门或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次，技术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只有通过产业结构的关联效应才能实现。由于新技术的引进只能是在某个产业速上升，乃至成为构优化所产生的经或某些产业，而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之间同时平均分布，因而技术创新总是首先在某个特定产业开始，然后通过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再向其他产业不断扩展，从而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再次，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的健康和稳定与结构水平高度相关，低水平的经济结构是经济过剩的重要根源，结构的优化升级则是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也证明，结构调整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霍夫曼则对工业化过程的工业结构演变规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和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即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趋势。这是因为，所谓工业化，一般而言，是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对而言逐步下降的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的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或许因经济周期造成的中断除外。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这两种比例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贝尔指出：在 20 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仍然在第一产业；西欧、北欧、日本和苏联劳动力的大部分在第二产业；而美国已有60%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到 1980年将上升到70%。出现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有：（1）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必然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2）在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销售和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方面的活动增加；（3）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用于食品的费用支出比例开始下降，收入边际增长额首先用于耐用消费品，然后是奢侈品和娱乐，从而促进个人服务部门如饭馆、旅社、汽车服务、旅游、运动的发展；（4）保健服务和教育服务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5）政府规模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微电子技术的普及，信息产业在服务业中的地位日趋突出。一些学者认为，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有些学者甚至主张把信息从传统服务业中划分出来，列为第四产业。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有着极其丰够的结构理论，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将社会再生产划分为生产、消费、分配和流通四个环节，从而为我们认识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市场结构与投资结构及其关系提供了启示；（2）在正确区分企业内部分工与产业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部类关系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比例关系；（3）在区分价格与生产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对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的分析，揭示了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4）通过对资本积聚与集中的分析，揭示了产业组织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
三、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存在的实践依据
现代经济增长史实也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具有巨大影响和决定作用，结构效应是决定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变量和主要源泉之一。索洛曾用统计研究证明，美国经济增长有大约 80%源于技术进步，仅 20%左右源于资本积累。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中也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分析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具有结构上的特点，诸如经济结构刚性、短缺过剩并存、低技术弹性等。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显现的经济过剩现象也充分表明，买方市场的强度同产业的等级成正比。越是技术含量低的行业，重复建设最为严重，买方市场的强度也越强。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超过买方市场正常值的、产品积压严重的基本上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和行业。因为在技术含量低的行业进入容易，无力将竞争者挡在行业之外。而在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可以将许多达不到所要求的技术水准的竞争者挡在门外，因而买方市场的强度较低。在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不仅存在着产品的普遍积压、过剩，同时还存在产品短缺。即恰恰是在进入买方市场的行业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卖方市场，其基本原因还是在于进入买方市场的行业的技术等级太低。因此，为扩大内需，消除中国目前市场结构性供给过剩，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第二节 中国经济结构的现存问题及其形成机理
一、中国54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轨迹
新中国成立近54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国民经济却一直在“失衡———调整———再失衡———再调整”之中波动，中国经济并未真正走上良性发展路径。关于中国经济54 年来的结构调整轨迹，理论界存在着多种划分。作者倾向于将其归纳为以下四次结构大调整。
（一）1961 年~1965 年纠正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农、轻、重”产业比例关系的调整
我国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针对 1958 年“大跃进”后，农、轻、重主要产业结构失衡，重工业内部结构失调，规模结构小型化而进行的。1960 年冬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着重解决工业、农业和重工业之间，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问题。调整的方向为：在工农业发展顺序上，先农业后工业，适当缩短工业战线，放慢工业增长速度。经过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轻、重工业的比例，由 1960年的 33.4∶66.6 提高到 1966 年的49∶51，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则由 1960 年的 21.8∶26.1∶52.1，转变为1966年的35.9∶31.4∶32.7.但这次调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产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也没有真正摆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
（二）1979 年~1982 年由重工业化向“加工主导型”转换的调整
我国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是在“十年动乱”时期，由于受当时“战争不可避免”的国际环境判断，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方向转为以“准备打仗”为指导思想的“三线建设”，从而导致国防工业迅速发展，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三年大见成效”的急躁情绪驱使而开始“洋冒进”，提出新的“跃进”目标，结果造成投资规模过大，投资方向不合理，从而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再一次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例失调，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据统计，1975年我国农、轻、重之比由1965年的37.3∶32.3∶30.4转变为28.2∶31.6∶40.2，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例1965年为 37.9∶35.1∶27.0；1975 年为 32.4∶45.7∶21.9；1978年为 28.1∶48.2∶23.7.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构成 1965 年为81.6∶8.4∶10.0，1975 年为77.2∶13.5∶9.3；1978 年为 70.5∶17.3∶12.2.而轻、重工业产值之比1965年为51.6∶48.4，1975年为44.1∶55.9，1978年为43.1∶56.9.针对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状况，从 1978年开始，我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第二次全面调整。具体包括（1）大力发展农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扩大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规模，改善消费品生产结构；（3）增加对基础产业的投入，重点解决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的效率问题，加快通讯设施建设；（4）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等。经过调整，我国向重工业严重倾斜的产业结构得到纠正，农业生产全面跃升，第三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统计，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 GDP比重由 1979 年的 31.2∶47.4∶21.4 变为1982年的33.3∶45.0∶21.7；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1979 年的 69.9∶17.9∶12.2 变为 1982年的68.3∶18.7∶13.0.
（三）1989年~1991年扭转产业结构“轻型化”趋向的调整
我国第三次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针对 1988年以前出现的经济过热而进行的。这场经济过热主要表现在：工业生产以年均递增10%以上的速度迅猛发展，尤其是加工工业发展最快；基础产业中的电力、石油、原材料制造等产业的增速相对缓慢，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部门；农业经济低速增长并出现农副产品供给短缺现象；社会消费需求热点迅速转向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电扇等耐用消费品，产业结构出现“轻型化”倾向，再加上价格“闯关”，导致 1988 年的通货膨胀。在此历史背景下，1989年，国家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产业政策大纲》对产业结构进行了第三次重大调整。调整的目标是：优先发展农业、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经过调整，产业结构中的重大比例关系趋向协调，产业结构“轻型化”趋向被抑制，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初步得到缓解。据统计，轻、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比例关系由1990 年的 49.4∶50.6 转变为 1995 年的 42.8∶57.2.1988年~1993 年，基础工业年均递增达 27.03%，在基础工业中，基础工业的比重上升到57%。
（四）“十五" 期间以主线带动发展的调整
我国第四次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为了解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因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迟缓而导致的内需不足、供给结构性过剩及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及入世的挑战等而进行的。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在“十五”期间，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并明确指出，我国已经到了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不调整就不能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十五”期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应注意：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及社会信息化；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二、我国“十五”结构调整的特异性
（一）结构调整的性质差异：由“适应性”调整转为“战略性”调整
与以往三次结构调整相比，“十五”结构调整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它不是（以往）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一种战略性调整。所谓“适应性”调整，是指碰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往往缺乏全局的、长期的考虑，从而容易出现调整上反反复复的状况。而“战略性”调整则是要使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在总体上、全局上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它是由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任务的、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为目标的调整。
（二）结构调整的主体差异：由政府主体型调整转为企业主体型调整
在中国目前由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供求结构总体全局性失调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的经济运行态势和经济运行机制下，结构调整很难再通过政府借助行政计划手段去实现。而必须通过市场竞争，让企业自主选择、自主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政府则主要是不断完善各种市场规则；规范和维持市场秩序，创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
（三）结构调整的目标和重点差异：由“补短型”调整转为“升级型”调整
一般说来，产业结构调整既包括数量消长，又包括存量优化。且每次调整，资产存量和增量均会发生变动，但重点却有差异。以往的三次调整主要是围绕着“瓶颈”产业，加大投入力度，扩大资产增量，通过基础产业和落后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加快，保持国民经济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的协调运行。因此，以往历次的结构调整属于“补短型”调整，即缺什么补什么，在原有的框架内修修补补，其主要任务是克服产业“瓶颈”或填补产业“空白”，其实质是一种以“宏观平衡导向”为特征的调整。但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不是表现为资产增量不合理，而是资产存量不合理。在结构调整中，倘若仅靠扩大增量，不触及现有存量，非但不能解决结构性矛盾，反而搞不好在庞大的存量惯性作用下，投入的资本增量会很快被不合理的存量结构所“同化”，或者“复制”出原有的产业结构。加之目前国家财力有限，通过财政渠道注入大量资金进入增量调整的余地很小。因此，“十五”结构调整的目标和重点必须由扩大增量为主转向以优化存量为主，其主线或核心任务是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其基本思路是，在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集中调整加工工业，重点提高支柱产业特别是机械、电子工业的水平，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效率提升。
（四）结构调整的手段差异：由行政、计划主导型调整转变为市场主导型调整
以往三次的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受当时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的制约，结构调整的手段主要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计划的手段，而且比较有效。而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的重大变化，决定了“十五”结构调整的主导方式，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市场为导向采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结构调整战略。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其次，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对各类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行政约束力弱化，从而使政府必须转向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进行引导；再次，企业的投资行为、经营行为主要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决定；最后，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已基本市场化，价格信号已成为调节供求关系的重要杠杆。因此，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的改变，决定了“十五”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式必然由行政、计划导向转向市场导向。从而进一步要求政府对产业政策的实施进行改革，不仅应提出鼓励或限制的产业和产品目录，而且还应有相应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手段加以配合，从而使国家的产业政策得以顺利有效地贯彻实施。
（五）结构调整的范围差异：由局部性调整转变为整体连动的全方位调整
与以往仅局限于工业内部调整的局部性结构调整不同，“十五”结构调整从范围上看是一种整体联动型调整，即全方位调整。结构调整不是仅在工业内部进行局部性调整，而是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次产业在内的全面性调整。调整的范围涵盖产品结构、产业技术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地区分布结构、行业部门结构等方面的调整。显然，“十五”结构调整必将对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现存问题
（一）产业结构的低度化
产业结构高度是检测与评价一国产业结构现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的是一国产业结构演变或成长的现有水平和状况，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中获得。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仅包括三次产业比例的结构性优化，而且包括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纵观中国近54年来的产业结构演进轨迹，虽然从总的方向上看，我国产业结构与世界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是一致的。从三次产业的GDP构成看，第一产业由 1952 年的 51.1%下降到 2001 年的15.2%，第二产业则由 1952 年的 21.7%上升到 2001 年的51.1%，第三产业也由 1952 年的 26.2%上升到 2001 年的33.7%。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仍处于低度水准。
1.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与达到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标准结构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从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国际三种标准化模式比较看，中国目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15.2%，明显高于库兹涅茨模式的标准结构，但却略低于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的标准结构，与塞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的标准结构相比，则明显偏高。第二产业占 GDP的比重为51.1%，与库兹涅茨模式的标准结构大致相同（略为接近），但却明显高于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及塞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的标准结构。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为 33.7%，明显低于标准模式的标准结构。总之，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的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的 GDP中，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明显偏低。
从三次产业就业构成的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1998年高达49.8%，虽与塞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的标准结构较为接近，但却大大高于库兹涅茨模式及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的标准结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1998年为23.5%，虽也与塞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的标准结构相接近，但却明显低于库兹涅茨模式及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的标准结构。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1998 年为 26.7%，均低于标准模式的构成结构。总之，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的国际比较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过高，而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
从三次结构的总体变动趋势看：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略有上升。从三次产业占 GDP的比重看，第一产业变化最大，50 年下降了 35.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次之，50年增加了29.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变化不大，50年间仅增加了7.5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变化最快，近50年下降33.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变化相近，同期分别下降16.1和17.6个百分点。
2.农业基础仍十分薄弱，增长缓慢。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迅速成长的工业并没有对农业提供应有的技术改造和服务，农业生产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农业生产抵御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经营风险的能力低下，从而使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3.工业结构规模虽大，但内部结构不合理，结构质量不高。具体表现在：（1）工业产品结构水平较低，市场相对饱和的低加工和粗加工产品过剩，而精加工和深加工产品不足；（2）工业生产结构单一，分层次、多样化的工业生产体系尚未形成；（3）工业出口结构有待改善，高附加值、高档次、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比重偏低；（4）工业技术水平较低，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滞后等；（5）轻、重工业结构调整滞后。据统计，改革开放20 年（1978 年~1997 年）中，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仅提高6 个百分点，即从 1978年的43.1%上升到1997年的49.1%，而重工业在20年中比重仅下降6 个百分点，从1978年的56.9下降到1997年50.9%等。
4.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且结构水平较低。首先，第三产业总量不足，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不论是就业比重还是产值比重均明显偏低。据统计，世界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为60%，其中 34 个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6.1%，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0%，22 个高收入国家为65%，美国高达80%。而我国2001年的比重为33.7%，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次，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从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目前仍是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等一些基础性的第三产业为主，新兴第三产业如信息、咨询、科技等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缓慢。此外，我国与第三产业有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比如电信、银行、保险、旅游、教育、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规要么是空白，要么是不符合国际运作惯例，入世后既难于对国内市场进行规范，又不利于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二）产业结构的同构化
所谓产业结构同构化，主要是指各地区在产业结构变动的同时，区域间结构相似程度的增强。我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位置相差悬殊，为使全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况，各地区本应优先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特色）产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盲目引进、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最终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高度相似与雷同。若以全国工业净产值结构作为计算和比较的基准，我国中部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35，中部与西部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 0.975.
产业结构同构化不仅限于经济地带间，而且在省际间，在省内各地市间也表现十分明显。据资料显示，长江下游上海经济区中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十几个城市产业结构就非常接近。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中国目前实施的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过程中，重复建设仍屡禁不止。据报道，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玻璃行业曾出现过每年新增10条生产线，以致供过于求、价格下滑、全行业亏损近10亿元的局面。1998年，玻璃工业采取淘汰落后措施，关闭小玻璃生产线190条，压减落后生产能力2 600万重量箱，从而使玻璃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价格回升，企业经济效益趋向好转。但由于投资体制改革滞后等原因，从 1999 年以来，浮法玻璃新一轮盲目重复建设重新抬头，从1999年以来，全国新建、在建和筹建的浮法玻璃生产线迅增 39 条，增加生产能力近 7 000 万重量箱。从而使玻璃业产品同构症更趋严重、恶化。
（三）产业的空洞化
所谓产业空洞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当一部分产业处于衰退阶段，个别产业甚至将趋于衰亡，而新兴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的产业发展的不够充分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从而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在一种经济结构向更高的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如果新旧产业衔接工作做得不好，一般均会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空洞化迹象和影响越来越明显，且产业空洞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首先，伴随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更快，从而加速了传统产业的衰退速度；其次，知识经济在对结构高度化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抬高了发展新产业的技术门槛和要求，显然，我国技术创新能力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大幅度提升，从而难以应对知识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最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入世后，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由于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劣势，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危险将进一步增大。
（四）产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
首先，企业数量多，但规模较小。中国工业 500 强与世界500强的最表面化的差距是规模太小。1998年，中国工业 500 强的总资产平均值折算成美元为7.1156 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3.9812 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 500 强平均规模的0.88%和1.74%。中国 520 户国家重点企业（均为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行业排头兵企业）1998年年销售收入之和为25 853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为3 115亿美元，仅相当于世界500强前两名（美国通用汽车、德国戴姆斯———克莱斯勒）年销售收入之和3 159亿美元的98%。即使以中国工业100强同世界 500 强比较，仍差距明显。1998 年中国工业 100 强的资产平均折算成美元为19.4806亿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10.8914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 500 强平均规模的 2.44%和 4.75%。而据《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02）》显示，2002 年中国企业 500 强平均资产规模仍只有2002年世界 500 强的 6.46%，平均营业收入只有世界500强的5.26%；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中国企业500强的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人均资产，分别只有世界500强的12.95%、29.62%和1.57%。从盈利能力看，中国企业500强平均利润水平只有世界500强的12.06%。中国500强有少数企业亏损严重，约1/3企业利润缩水，与世界企业500强相比差距更加明显。另据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钢铁企业多达1598家，是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 1/3，钢产量却仅为全球的 1/10.1995年，全国轧钢企业达到 736 家，平均每个企业年产量只有1.2万吨，每个县就有3.4家轧钢厂。而据外国专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比较，中国企业的规模（企业平均职工人数）不仅远远低于前苏联，比发达国家一般低50%以上。
其次，产业集中度低。长期以来，我国工业的产业集中度比较低下，而且不少产业还呈下降趋势。据统计，1995 年我国前100家工业企业销售收入集中度为 16%，前 200 家为20%，前500家为27%。在所有的工业产业中，有一半左右的产业集中度在10%以下。产业集中度超过10%的为19个，而且其中有16个产业的集中度1995年同1994年相比呈现下降趋势。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日、德等国以销售额计算的前 100 家工业企业集中度就已达到 30%以上，其中当时的联邦德国甚至达45%。而美国1982年制造业主要行业4家企业的集中度（CR4）则更远远高于中国许多产业的市场集中度
再次，产业专业化水平低。现代经济中企业规模及企业规模形式的选择是由企业内部生产技术、分工方式和企业外部市场竞争环境共同决定的。而报酬递增的实现取决于企业或产业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工业生产专业化协作水平从总体而言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即企业“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专业化协作水平低，尚未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在机械工业中，美国、西欧诸国、日本的零件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为75%~95%，而我国仅为 15%~30%。在汽车工业中，日本一个厂的零件协作工厂就有上万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则有4万家中小企业与之建立了各种协作关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6.2万家中小企业为之提供零部件，而中国一汽、二汽的零件协作企业尚不足200家。我国产业专业化水平低，必然导致我国企业“大企业不大”与“小企业不小”并存。一方面，中国在实施“大企业”战略时，不仅忽略了分工的动态要求，而且更根本地忽视了分工在企业规模效益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大企业大而弱，则非大而强；另一方面，小企业也总是求全发展，而非“小而专”、“小而精”，专业化工业小企业为数甚少。
此外，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并存，从而使该集中的缺乏集中，该竞争的缺乏竞争。一方面，在许多规模经济显著的竞争性产业中，由于行业过度进入，导致许多行业中小企业数目急剧增长，据统计，1996年我国工业企业的个数多达798.65 万个，由于中小企业数目众多，规模经济水平低，生产分散化，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过度竞争现象相当严重。竞争是供给优化的重要动力。而过度竞争则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造成供给劣化。过度竞争，日本产业组织学家小宫隆太郎将其定义为：某个产业由于进入的企业过多，已经使许多企业甚至行业处于低利润甚至负利润的状态下，但生产要素和企业仍不能从这个行业退出，使全行业低利润的状态持续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在许多产业特别是一些垄断产业中，诸如邮电、电力、通讯、保险、外贸等行业，行政垄断大量存在，从而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经济效率低下。
（五）低度化的技术构成
中国目前不少产业的技术构成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由于资金及成本等方面的限制，中国的许多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采取了倚重初级技术、适用技术的结构选择。显然，低度化的技术构成是中国目前无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及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根源。
（六）产业的城乡结构失衡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任何一国的贸易，都以城乡之间的贸易为最大而最重要的部门。”这说明城乡结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而我国城乡工业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从而导致城乡工业结构高度趋同，城乡供需结构严重错位或脱节，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农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极不适应。据媒体报道，中国目前城镇洗衣机的拥有率已达到94%，未来几年的市场规模仅为 300 万台。而农村的洗衣机市场空间则相对乐观，预计未来5年我国农村市场洗衣机的需求量在4 000万台以上，每年将超过1 000万台。另据有关资料估算，要使中国 2.3亿农村家庭家用电器的普及率达到 1997年城市的水平，就需要彩电 1.68 亿台，洗衣机 1.7 亿台，电冰箱 1.7 亿台，电风扇1.82亿台，收录机0.98亿台。这也充分说明我国城、乡工业结构调整潜力巨大。
（七）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
据报道，从1800年到1980年的18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3.5倍，而城镇人口则增加了35倍，城市化水平则从5.1%上升到40%，发达国家已经达到 75%。而据统计，1953 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01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 13.26%、18.30%、20.60%、26.23%、36.09%和 37.7%。近50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24.44 个百分点。我国严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与三次产业间明显的结构偏差形成了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据专家测算，要达到起码的工业国标准，也就是城市化率达到60%，中国至少还需要30年。
四、中国目前经济结构失衡的形成机理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是一个综合症，是多种因素、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理论根源：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滞后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在改革开放前30年，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局限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等简单狭小分析框架内，因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引进中国，并被尝试运用于分析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但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西方工业化一般模式相比，存在形成背景差异，有其特殊的政府赶超战略主导型特征，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有关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至今仍处于较低水平，从而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理论支撑。
（二）思想文化根源：重物质轻服务的观念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在生产政策上重物质而轻服务的思想，从而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整体层次低、不合理。比如，在基建投资中，生产性投资比例长期偏高，非生产性投资比例长期偏低。
（三）历史原因：我国既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工业化是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的。由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导致资源配置长期向重工业化倾斜，从而造成我国轻、重工业之间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次产业之间结构失调。
（四）经济原因：不适宜的企业竞争与淘汰机制
产业结构调整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在资源供给一定条件下，不“退”就无法“进”。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生产与投资决策完全由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与市场的需要来决定。决策失误者或竞争失败者被将市场自动淘汰出局。据报道，在美国，所有行业几乎2/3的新建企业在6年内会破产或被兼并，生存期限不超过6年。在我国，由于所有制偏见，政企依然不分、地方政府对企业过分干预，市场发育落后，市场体系先天不足及法制不健全等原因，使我国目前企业竞争与淘汰机制不通畅，从而造成产业退出壁垒较高，因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五）体制原因：投资体制改革滞后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投资体制改革仍然滞后，投资决策责职不明，投资失误无人承担风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使重复建设屡禁不止，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六）技术原因：技术创新乏力
首先，工业技术设备落后。根据前国家经贸委调研报告，我国国有重点企业关键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的仅占15%，2/3的设备属国内一般水平或落后水平。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我国的工业总体技术水平大约比发达国家落后了15年~20年。在世界上多数国家已淘汰的平炉炼钢工艺，在我国钢产量中仍占15%。全国4 100多万纺锭有1/4是需要淘汰的落后设备，达到20世纪80 年代先进水平的不到40%。
在工业固定资产中，工业生产设备的优劣和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生产率、能耗、物耗、产品质量高低，进而决定着经济效益的高低，从而影响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我国落后的工业技术设备水平，必然导致我国工业能耗、物耗水平居高不下、产品质量差、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据统计，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倍~4倍，主要工业产品能量单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我国吨钢综合能耗为1.52 吨标准煤，比美国高1倍，比日本高1.5 倍。能源综合利用率目前仅为 32%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万元 GDP能耗比发达国家高4倍多。
其次，技改投资不足。目前在工业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一般达到 70%~80%。相对之下，我国工业更新改造投资的比重显然低下。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改投资由1993年的50.31%回落到1997年的8.25%，1999年甚至回落到 1.1%的水平，并且增幅持续下降的趋势一直未得到扭转。从 1998 年至今，技改投资增加主要依靠国债投入，后劲不足。从技改资金来源构成分析，与国债技改投资的增长相反，自筹资金以及利用外资占技改资金来源的比重出现下降。据统计，2000年1月~6月，占企业技改资金来源2/3的自筹资金虽增长 22.8%，但其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却由1999年同期的70.8%下降为66.1%。利用外资技改资金增幅下降15.6%，其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也从 1999 年同期的5%下降为3.2%。显然，自筹资金以及利用外资所占比重的下降将成为技改投资稳定增长的制约因素，伴随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技改投资必深受影响。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改投入不足的严峻情况下，技改投资的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即在工业更新改造投资中，真正用在机器设备的投资（西方国家称之为积极投资）比重并不高，而用在建筑安装工程上的投资（西方国家称之为消极投资）的比重，却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工建投资比重应低于 20%的要求，从而导致工业企业的机器设备难以及时更新，工艺技术难以及时改造。据统计，1991 年~1996年国有单位更新改造投资中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所占比重分别为 50.2%、49.0%、48.8%、48.6%、51.0%和 52.5%，而建筑安装工程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41.7%、42.5%、43.0%、43.1%、40.7%和 38.6%，其他投资分别为 8.2%、8.6%、8.2%、8.2%、8.3%和9.0%。
再次，科技投入严重不足。R&；；amp；D（研究与发展）占 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据统计，1995年~2002年我国R&；；amp；D（研究与发展）投入分别为286亿元、404.50 亿元、481.50 亿元、551.10 亿元、678.90 亿元、895.7亿元、1042.50 亿元和 1161 亿元，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0.5%、0.6%、0.6%、0.70%、0.80%、1.0%、1.09%和1.1%。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以上，日本1993年为2.94%，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达2.3%，中等收入国家也早在1%以上。而企业的研究与发展占销售额的比重与国外相比差距更大，国外大中型企业一般为10%左右，而我国平均仅为 0.5%，且还有下降趋势（赵玉麟，2001）。
此外，科研体制不合理。其突出表现为科技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各国的经验表明，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我国长期以来，科技资源的配置严重向政府科研机构倾斜。据报道，2001年我国风险投资项目 171 项，投资总量为 2.60 亿美元，其中65%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于政府。民间资本、其他非上市国企、其他风险投资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高校、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则分别为8%、8%、6%、5%、4%、2%和2%。
（七）市场原因：资本市场不完善和并购障碍的存在
斯蒂格勒曾有一句名言：“美国大公司的成长，没有一家不是通过兼并收购而成长起来的。”这说明并购不仅有利于迅速的资本集中，有利于市场的扩大，而且也是企业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我国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从而使企业兼并收购缺乏足够有效的金融支持，加上地方政府及部门之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并购兼并存在种种障碍，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规模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八）政策原因：产业援助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主要侧重于产业的“进入”方面，而产业退出的援助机制和扶持政策则相对薄弱或欠缺，从而强化了产业退出壁垒，不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
（九）社会原因：人员安置困难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滞后，制约了再就业工作的开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中国目前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经费十分紧张。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平均到每个失业者身上只有 210 元左右。（2）覆盖面太窄。目前将所有的社会保障能覆盖的人群都计算在内，不及中国总人口的1/10.（3）宏观决策有待改进。政府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拘泥于一些技术问题，如发放方式、筹资方式等，而对于基础政策、宏观政策等反思研究得不够。（4）体制不顺。如养老，国企职工归劳动部门负责；公务员归人事部门负责；贫困群体归民政部门负责，多头管理现象严重等。
第三节 优化供给的结构调整对策
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中国目前经济（供给）结构的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继续积极调整所有制结构是“十五”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为此，应进一步深化对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及主体地位的全面认识，积极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素质；切实搞好国企改革，通过建立规范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使国企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千方百计发展、壮大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等等，从而为“十五”结构调整重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微观主体。
二、完善国家的产业政策，制定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
（一）贯彻实施产业差异化政策
不同地区的同一行业之间和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应在产业发展方式上实行由过去的产业结构趋同化向差异化方向转化，从而走产业及产品的差异化发展道路。通过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及产品作为区别不同于其他地区和企业的产业及产品，从而形成自身的有特色的支柱主导产业及产品。其中尤其应注意对农村市场进行准确的细分。根据不同标准，可以把农村市场划分为不同类型，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把中国农村市场划分为城郊富裕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针对不同的地区，应实行不同的产业及产品政策。
（二）通过多种方式，促进重点骨干企业实现规模经营
促进重点骨干企业实现规模经营可实行发达地区和企业的传统产业向后进地区和企业转移，通过区域之间合作或合资而形成产业区域重组，既可实现发达地区和企业产业及产品的规模经营和升级换代，又可奠定后进地区和企业拥有较高起点的发展基础；按照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要求，以现有骨干企业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积极支持企业之间的重组，从而有利于形成一批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顺应市场体制的要求，扶优汰劣，扶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实现结构优化；发展资本经营与资本市场，为企业的兼并重组提供金融支持，利用市场机制培植优势企业，以实现规模经营等。
（三）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一方面，应通过降低第三产业中的垄断程度，加大第三产业投资，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投资主体结构的多元化，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升第三产业的规模，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一方面，重视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重点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咨询业、会计、法律服务、科教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从而提高第三产业的结构水平。同时，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还能够改造传统服务业，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
（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是21世纪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同时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理应成为“十五”结构调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工业化进程。具体应注意：大力支持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与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软件、新型元器件、新一代数字视听技术、计算机与网络集成技术等电子信息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化、规模化；促进基因工程等生物制药技术的产业化；积极培育和发展复合材料、光纤等新材料产业；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等等。
三、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和供给结构的优化
首先，应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这既是进行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调整的主要途径，也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围绕品种、质量、效益，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淘汰落后的工艺和设备，压缩过剩的一般产品生产能力，逐步实现主要行业关键技术从消化和引进国外为主，转向自主开发为主，优化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降低生产成本，使传统产业得到提升和振兴。
其次，技术创新的重点应放在创造产品差别性上，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注意老产品的升级换代，创造名牌产品。
再次，千方百计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比如，鼓励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实现技术开发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改革技术创新的组织方式，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制定引进政策，把重点放在软技术的引进上，同时应加强领导，减少重复和低水平引进，并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良；建立技术介绍、评估的中介机构，帮助企业分析技术的水平和潜力；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攻关能力，政府要在资金、技术上给予支持，同时组织对重点技术的消化、改良和重点设备的国产化；重视工业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改造等。
复次，进行科研体制创新。如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而政府则应从直接组织创新项目，干预企业技术创新为主转向以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创造环境、提供服务为主；改变科研与生产相脱节的状况，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等。
此外，国家在投资产业政策上，要鼓励传统产业改造的技术投入，控制新项目上马，对技术改造项目也应制定出差别政策，通过利益机制的引导，防止低水平、非经济规模项目上马，使有限的资金集中于影响大、效益高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上。此外，还应重视实现投资的良性循环，更多吸纳民间投资于技术改造项目，通过充分竞争进一步提高产业生产率。
最后，加快高科技产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升级不仅要在现有产业中培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而且还要进行产业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依靠技术进步，以市场为导向，创造出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从而提升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
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因此，“十五”结构调节与升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与升级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可以说，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为此，我们应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一步发展、健全、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真正实现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中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江泽民同志说，积极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搞好结构调整，必须深化改革，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新体制和新机制。他在这里所说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就是指结构调整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因为只有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才能使市场主体自觉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结构调整规律，积极主动地去分析与研究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规律，加大对研究与开发新产业与新产品的投入，用市场手段推动产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真正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市场化，从而最终形成以资源配置市场化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调整模式。
五、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硬化企业投资约束，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
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结构调整升级缓慢问题，必须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关键是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步伐，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投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投资主体，从而实现微观层次结构的自我调整、自主调整。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根据“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政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宏观调控有力的新型投融资体制。此外，还应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企业承担的不必要的、不合理的政策性负担，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既负盈又负亏的投资主体。同时，针对企业投资风险责任不对称问题，最重要的是应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优化（其）资本结构，从而使贷款者或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约束得以增强。
六、重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并切实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应重视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提高农业收益率。如根据市场需求，淘汰落后产品，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禁止种植业过度开发，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区域性的分工与协作，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的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等，从而改善我国农业品质，缓解农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如在加大政府投资的同时，利用财政、金融、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金及外资加大对我国农业的投入，尤其是科技投入，从而提高我国农业投资收益率，实现农业投资收益的良性循环，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
此外，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由于农业的关联度小，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小，吸收就业的能力小，不少农产品可用替代品，农业不少资源不可以再生，农业的价值生产力低等方面的缺陷，从而使农业天生是一种弱质产业，因此农业是一个需要补贴的产业。而且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政府的支持力度成正比，据统计，欧共体 50%的预算收入用在农业补贴上。农业产业的先天性不足，尤其是面对入世后农业的冲击，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势在必行。
七、重视采取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
比如，建立、健全各种政策、法规，从而为结构调整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积极培育市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尤其是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从而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金融支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通过多元化城市发展战略，加速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完善市场法律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适度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并注意协调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使两种投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重视实施向西部倾斜的产业布局政策等等，从而为“十五”结构调整、供给优化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第九章 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对策
面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显现的无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从 1998年 10 月至今，我国政府已连续近6年实施单向强调需求管理的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虽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远未达到决策层预期的目标。这促使人们再次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实践。现实选择之一，就是适当调整宏观财政调控政策，尽快由以需求拉动为主转向需求拉动与供给激励并举，从单轮启动转向双轮启动，从而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转型。而供给激励又是一项综合性的调控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来解决问题，涉及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因此，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绝非只靠一时的努力和单一措施所能奏效，而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本章将就21世纪初叶中国供给调控的国情特色、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对策包括国际经验的借鉴及入世的挑战等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节 21世纪初中国供给调控的国情特色
一、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立足点
中国经济问题的圆满解决必须正视中国国情，西方的经济理论只能借鉴，不能指导。
首先，西方经济理论解释不了中国过去经济已取得的成就。面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供给巨变，尤其是1996年下半年我国出现的经济“软着陆”，西方经济理论不论是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乃至供给学派都不能给出合适的答案。按照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政府的积极干预是市场调节的重要补充，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对需求进行管理，并采取逆风向调节，即经济出现萧条时进行财政扩张，刺激、扩大需求；而在经济过剩时紧缩财政支出，抑制、减少需求。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并存，物价下降与经济萎缩同在，这显然和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情况大相径庭。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维持无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其前提条件是货币增长率应保持在1%，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这同样不能说明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情况。此外，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这显然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远高于西方各国。而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是减税，而且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减税主要是针对所得税而言的，而中国的税制自1994年变动后基本上保持稳定，且我国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从而使得供给学派对中国过去经济取得的成就也缺乏解释力。
其次，西方经济理论同样解释、对付不了中国目前经济的主要问题。为解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问题，我国政府自1998年10月以来至今，已连续近六年实施单向强调需求的扩大内需政策，但实践效果至今仍不理想，远未达到决策层的预期目标，我国的扩大内需实践与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形成鲜明的悖论。从而使凯恩斯在中国摆脱不了“水土不服”的厄运。当然，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出现的问题也非供给学派简单的减税主张所能奏效。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更与我国的政府干预背道而驰。
最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不能（完全）依赖（靠）西方经济理论。一方面，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大国，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系列暗含假定前提条件在我国还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因此，运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首先存在方法论的缺陷。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未来的经济问题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仍是发展问题、供给问题。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无助于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经济理论所需正视的是制度与结构的变迁、消除失业与贫困乃至不平等，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动与制约因素及其整合等重要方面。而这些因素是作为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慢变量”或长期问题而出现并存在的。它们也多半是属于经济运行的“供给边”的。这正如托达罗所说的：“经济发展一词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按照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的削减克服而被重新定义的。”“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涉及到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而面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局限性。就是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就经济分析中强调总需求的变化的方法而言，“尽管这种方法对非常短期来说是合理的，但它对长期来说，肯定会造成严重的误解。从比较长期的观点来看，推动经济在几十年内增长的因素是潜在产出和总供给？？而不在于某一年总需求的特定位置。”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需求或供给问题，更不存在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许多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问题，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西方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倘若简单地照搬凯恩斯的需求学派或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无助于解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正如任思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存在大量的发展问题，经济学家通常将之看作长期发展问题。中国又是一个转型国家，所以又存在许多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其中有长期问题，也有短期问题。而中国目前又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因而又存在刺激需求的问题，这基本是短期问题。我承认这些问题之间有关系，但我认为必须将这些问题分开研究，有些人喜欢将所有的问题放在一块谈，这很难得到准确的、具有操作性的答案。”
总之，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吃“西药”，更不能总是在控制总需求上兜圈子，而主要应依靠吃“中药”，要锻炼内功，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和增加供给。因此，理性的思路选择是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在运用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具体经济现实问题时，一定要立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一定要先审视中国的国情，一定要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般特性与特殊特性，从而使中国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阶段、运行模式和其他的基本国情，以及该时期需着力完成的根本任务，需解决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等等相适应，而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某种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不同的政策思路中做出自己正确的思路选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二、21世纪初叶中国供给管理（调控）的基本特征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任何政策思路的设计，均应立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人们只有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政策思路中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概括起来，21 世纪初叶中国的供给管理（调控）必须正视中国国情特色。
（一）供给管理（调控）体制背景的差异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背景既不同于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的体制转轨经济，也不同于一般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状态，更不同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种处于多重转型叠加状态的特殊的过渡型经济。从生产力层面看，中国正处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转型阶段，从而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背景。这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邓小平则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从生产关系层面看，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阶段，具体又先后经历了由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过渡到以计划管理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进而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转轨，最终又朝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发展三个阶段。从经济增长方式层面看，中国则处于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而从市场形态层面看，中国又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由短缺经济运行向经济过剩运行转型阶段等等。
（二）供给主体的差异
在西方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有着健全、统一、发达的市场体系及完善的市场机制，而且市场主体完善、成熟，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比较规范，对市场经济调节信号比较灵敏。而中国目前的供给主体尚不完善，从而导致其经济行为的不规范性。首先，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其突出表现在政企不分仍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无数例证和国企发展的现实表明，旧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与企业职能“错位”、“越位”、“缺位”三位现象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活动的现象仍大量存在，重塑新型政企关系的任务依然繁重。目前存在的政企不分，不仅限于企业管理上，更深层次的政企不分是企业家与行政官员人选素质上的“政企不分”。其次，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迄今为止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国有企业作为独立决策的市场主体的地位至今尚未真正确立。此外，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仍比较低下，而且存在着大量低素质劳动者普遍过剩与高素质人才的普遍短缺、外流并存的严峻形势。由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不发育，势必导致其经济行为的不规范和对市场调节信号反应的不灵敏及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定程度的失效。
（三）供给增长要素的差异
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一个国家人均 GDP处于 500 美元的发展阶段，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目前的供给增长就面临着资源短缺、失业人口激增、技术创新滞后等多重要素瓶颈制约。中国在总体上是一个资源并不富裕的国家，是一个人均资源的贫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人均可耕地还不到0.1公顷，仅占全球人均占有量的32.3%，森林为14.3%，淡水为 28.1%，而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居世界第53位。不仅如此，我国还是世界上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大及人口剧增，一方面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及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目前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就业竞争。据国家统计局统计预测，我国15岁~64岁人口1995年为8.07亿人，2000年为8.05亿人，2010年为9.70 亿人，2020 年将达到最高峰约9.97亿人。从资金的要素供给方面看，资金供给结构与资金需求结构错位，从而导致资金供给过剩与资金（需求）短缺并存的悖论局面，一方面居民储蓄有增无减，截止到 2002 年5月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 8.04 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幅比上年同期高出7.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一个典型的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大国，资金短缺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性的因素。从而不利于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中国技术创新滞后，从而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明显差距。
（四）供给动力机制的差异
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供给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从 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殊的优惠政策推动转变为普遍的、常规市场机制推动，从而使体制改革从体制外创新为主转变为体制内创新为主。
自改革初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改革模式，走的是一条体制外创新为主的改革路径。即在中国传统体制的外部和边缘发生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从而涌现一批批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异军突起，成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20 多年来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力军。这一时期，改革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无法替代的政策“变量”，而且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基本上是由政府制定、由上而下地贯彻实施的，因此政府在前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供给增长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前一时期，国内要素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外部因素（包括外资和技术引进）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因素。
前一时期，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及体制外创新为主路径的选择是由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战略决定的，它是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开放搞活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它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它是在不损害传统体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增进改革者利益。因此，它满足“帕累托改善”，即满足使一部分人在新的制度安排下达到福利最大化，而同时不损害另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因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充分获取和挖掘了现存收益和潜在收益，使非国有经济的能量得到了充分释放，从而产生了举世瞩目的供给巨变。
由于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回避或绕开了改革的难点源，一些将产生较大成本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被深深触及，如国企改革、财产制度和产权关系变革、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等，从而使中国后期的改革进入改革攻坚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体制改革的经济绩效出现边际递减趋势。从1994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从1994年的13.6%下降到2001年的7.3%。1994年~2001年中国 GDP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13.6%、10.5%、9.6%、8.8%、7.8%、7.1%、8.0%和7.3%。在新的改革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体制外改革的经济绩效的边际递减及入世后国际的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对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模式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从而使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供给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特殊的优惠的政策推动转变为普遍的常规的市场机制推动，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作用和效果将日益减弱，体制改革也将由体制外创新为主日益转变为体制内创新为主。所谓体制内创新，是指相对于体制外改革而言的，一般将其概括为控制市场经济目标对计划体制核心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存量进行根本性改革和重组，重塑新的市场主体，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因而是一个使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制度安排。从体制外改革转向体制内创新既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无论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效益上都大大低于非国有经济。改革20多年来国有工业企业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的年份仅占1/3，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 1/3，但却耗用了2/3的资本资源。因此，将这一部分资本资源进行盘活不仅能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而且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实现优势互补还将产生 1+1&；；gt；2 的叠加效应。显然，体制内创新是新时期改革的主要路径选择。
（五）供给调控性质的差异
市场经济类型决定着供给调控的性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给调控性质（惟市场效率导向）相区别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我国供给调控的性质必然是在保证市场效率的基础上，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
第二节 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标本兼治的对策取向
萨缪尔森曾形象地指出：“市场是没有心脏和大脑的，因而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来纠正这种不平等。”（萨缪尔森，1994）因此，适度的政府干预既是应该的又是必要的。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宏观供给调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措施。这正如罗斯福在其“新政”中所指出的：“要使病体复原，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这才是上策。”
一、治标之策：扩大需求
鉴于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表象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因此扩大需求是治理有效供给不足的治标之策。而扩大需求，首要的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要致力于启动经济内生的持久的需求，即企业和社会的投资需求及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形成对经济有效而持续的拉动。
（一）提升消费需求
首先，中国目前扩大内需的支点在农村。据有关学者测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落后10年~1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支中的恩格尔系数 1997 年~1999 年分别为 0.551、0.5343、0.5256，而城镇分别为 0.464、0.4448、0.4286，两者几乎相差近10个百分点。在2000年我国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占54.8%，农村占45.2%，而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占 36%，农村人口占64%。而中国农村居民每年实现1 000亿元最终消费，将对国民经济产生2 356亿元的消费需求。如果使占人口64%的农村人口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则意味着我国市场的规模比现有的扩大近3倍。为提升农村消费需求，具体应注意：重视调整农村生产结构，稳定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打好农村扶贫攻坚战，降低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一方面有利于改善消费环境，另一方面改善了生产条件，间接地提高了农民收入等。其次，继续提升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比如，尽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消费的心理压力，减少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即期消费；切实提高居民收入，重点应提高消费需求潜力大的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并使潜在需求变为有效需求；千方百计做好再就业工作；调整消费政策，如取消不合理收费、实施消费补贴、开展消费信贷等，以培养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换代，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率；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以改善消费环境并直接增加居民收入等等。此外，还应重视适度增加政府消费的力度。政府消费的主体是政府，它在短期内不受消费者心理、收入水平等因素制约，可迅速启动，并立即产生需求。比如近几年来，我国几次大幅度提升公务员工资，就对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扩大投资需求
为扩大投资需求，除继续保持适度的国债投资外，重点或关键在于启动、激活、拉动民间投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贯彻实施好入世后我国政府先后颁布的《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两个文件精神，彻底清理调整实际工作中那些与文件精神不相符的政策规定，根除对民间投资的所有制歧视，取消不利于民间投资的各种限制性条文，使民营经济能在融资、征税、投资、土地使用、人才使用、关键性原材料供给、进出口等各方面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处于平等地位，保证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同时，针对民间投资的特殊性，我们还应具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改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国有商业银行应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部门；国家应建立一批专门为民营经济服务的中小银行等。（2）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条件。如支持具备条件的民营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办法直接融资；恢复和建立区域性的证券市场；逐步设立三板市场，发展风险投资基金等。（3）设法切实降低投资人的税费负担，将具有抑制投资效应的税收政策调整为鼓励投资的政策，如实现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取消各种不按税法征税的办法和不规范的乱收费、乱摊派；对于个人办企业，扩大需求，容纳就业达到一定标准的，可动用财政债券资金对其项目投资给予补贴，或规定一定年限内给予减免税的优惠，以支持扩大投资。（4）进一步抓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破除对民间投资的歧视性制度安排，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竞争性领域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5）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投资环境，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权益保护体系。（6）通过抓好政府投资信息网络建设、发展社区投资信息服务、大力发展民间中介组织等措施，加强投资引导，建立健全民间投资信息服务体系等，从而为民间投资的启动、激活，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二、治本之策：激励、优化、提升、增大供给，走供给主动之路
由于中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供给被动而导致的无效供给过多与有效供给不足抑制所致。因此，中国目前扩大内需、治理有效供给不足的基点选择或治本之策是激励、优化、提升、增大供给，走供给主动之路，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现实选择。具体应侧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供给理念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在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关系中，供给总是处于主动服务的地位，即供给必须主动绝对服从于需求。因为所有供给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不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必须出售，只有能在市场上取悦于需求者，激起需求者的消费欲，才会被吸纳，得到支付和实现。一句话，市场的主动权在货币（即需求）一方。为此，马克思曾生动形象地指出：“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并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应该始终把消费者尊奉为“上帝”，一切围着“上帝”转，千方百计地设法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供给主动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为此，有效供给不足治理的前提是首先调整供给理念。
转变供给理念，首先，应转变政府部门对待消费和消费者的观念。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供给方的“官气”、“霸气”，强化消费者的主权意识。政府应站在市场经济能否有序和高效运行的高度来看待消费者主权的保护，通过全面的立法，严格公正的司法与执法，保护消费者的主权。其次，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应尽快彻底摒弃传统的“以我为主”的供给理念，不仅在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真正牢固树立“消费者是上帝”的市场供给理念。此外，还应重视健全消费者权益的社会保护机制。如加大消费者协会和质量监督部门的职权，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和传播消费信息的功能，开展消费者运动，健全消费者主权自保机制，从而在全社会培养市场的“文化”意识，通过市场文化的创新，恢复并牢固树立“消费者是上帝”的供给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从而为扩大内需、消除无效供给过剩、治理有效供给不足奠定坚实基础。
（二）优化供给结构
中国目前的供给总量失衡，从更大意义上看，只不过是供给结构失衡的一定结果和最终体现。其实质是一种结构失衡。简单的进行总量调控，必然加剧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失衡。因此，解决无效供给过剩、治理有效供给不足的重点是通过供给结构调整，不断优化、改善供给结构，从而最终实现我国社会总供求的新的平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关键是实行优化存量供给与提升增量供给并举，通过存量和增量的双重调整来推动总量和结构调整。
1.优化存量供给。在优化存量供给中，针对严重过剩的无效供给产品和生产能力，当务之急是采取“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携的措施。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充分依靠市场力量压缩长线生产部门，淘汰落后企业，从而使一部分企业退出生产能力过剩的部门。同时运用供求规律，按照市场原则降价抛售滞销品，争取救活一部分长期物化着的死钱。根据供求规律，商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销量增加；供不应求，价格上涨，销量减少。中国目前供给过剩，商品普遍供过于求，不少商品不仅质量差，而且价格偏高。因此，在无效存量供给的处理上，大幅度降低商品价格势在必行。尤其是对于那些质次价高的无效供给品，更应该遵循价值规律，运用价格机制，实行质量差价，具体说来就是实行“优质优价，低质低价”策略，以减少库存，促进商品销售。另一方面，则应依靠国家强制，借鉴资本主义解决供给过剩的做法，对生活消费领域中那些质量不过关、完全不合格及过期的产品，尤其是对于那些危及消费者人身和生命安全的劣质产品，特别是药品和食品等等，均应坚决销毁，禁止销售。
此外，还应重视采取压缩与发展并重策略，以消除过剩产品、过剩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要素，即重视运用“加减法”来处理存量无效供给问题。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应积极采取多种措施，通过一系列经济、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干预，在广泛的产业层次上，有计划、有步骤压缩长线产品和滞销产品，淘汰质次、价高、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多的落后产品，消除企业过剩的或过时的无效生产能力。现实选择之一是在更广泛的产业层次上，有计划、有步骤、强制性地实施较全面的限产压库计划，这正如朱镕基同志在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的：“要继续压缩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业等行业过剩的生产能力。”如从1999年开始，我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核销呆账准备金等措施对纺织业实施大力度的“压锭减员增效”方案，对消除纺织行业的无效供给能力，实现较低水平的供求平衡，从而实现全行业的扭亏为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另一方面，应特别注意把压缩、消除企业的无效供给能力与企业改制、并购、转产和资产重组等结合起来，在压缩一些过剩产业的同时，扶持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鼓励和发展新的产业，从而保持压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均衡。另外，我们还应重视加速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坚持淘汰那些质量不过硬的、技术落后的、能耗高的、超期服役的或严重污染环境的机器设备，同时，对一些旧设备抓紧更新等等，从而充分利用我国的资源优势，加速实现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优化存量供给的目的。
2.提升增量供给。在提升增量供给中，应侧重坚持改革、创新与调整相结合的原则，以增加供给总量，提高供给品质，优化供给结构。具体措施有：
（1）通过体制改革提升增量供给。增量供给的提升和优化离不开高效完善的体制基础。为从体制上优化供给必须重视进行体制改革。首先，应改革和完善市场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提升供给增量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其次，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是现代产权制度，具体包括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产权具有可流通性、产权制度设置能充分调动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即调动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的积极性。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真正解决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和两权分离的问题，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从而使供给优化建立在企业体制高效化的基础上。再次，建立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制，重点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等。此外，还应重视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等等。
（2）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增量供给。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新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技术创新在提升增量供给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A。“创造性的破旧永远是增长最本质的东西。”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利于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总量。这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的，“资本积累并不是长期增长的惟一来源”。“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是简单地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资本就能解决的；那同样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简而言之，这既是灵感（技术进步），又是流汗（资本积累）的结果。”也正因如此，熊彼特认为，经济是由于创新而得以发展，创新是内在的因素，对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经济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B。技术创新可以极大提高企业新产品开发能力，从而可以带来比原来更好的产品供给。C。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提高供给品质。D。技术创新可以降低产品成本，从而降低产品（供给）价格，使产品便宜。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而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又需要从投入、体制、政策和法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全新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企业创新的市场环境；建立和完善企业创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等。而且技术创新绝不是指所有技术都要进行自我开发研制，自己开发的“有所为”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所不为”都可以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3）通过结构调整提升增量供给。针对中国目前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市场供给格局，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途径，就是促进供给结构调整，不断优化供给结构，使供给更加适合人们的需求，力求实现供需平衡。而供给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工业生产结构和生产体系的调整，是产业结构内部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为此，我们不仅要坚决压缩长线产品和滞销产品，淘汰质次价高、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多的落后产品，而且要大力拓展和增加社会急需的信息、旅游、文化教育、市场建设和基础设施等服务领域的供给；不仅要加快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采用先进标准，更新和优化产品结构，努力开发有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鼓励增产适销对路产品，特别是名特优新产品，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传统产业，而且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特别是要有重点地发展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和环保产业，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不仅要积极培植优势产品即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而且要重视实行产品的差异化战略，按照不同消费者偏好，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差别性产品；不仅要坚决压缩和淘汰那些不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且要重视建立战略性投资基金，对那些潜在市场需求巨大的战略性产业给予集中支持，促进规模经营和产业集中；不仅要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而且要对地区和城乡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促进我国地区、城乡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仅要重视产业、产品结构调整，而且要加快发展和完善装备工业，为产业和产品升级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要着眼解决当前的市场供求问题，而且更要重视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着眼于长远发展等等。这些也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升增量供给，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措施。
（4）通过完善产业组织提升增量供给。一方面，应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关闭那些违反规模经济原则的小企业，例如小玻璃、小造纸、小水泥、小火电、小煤窑等，从而消除大量低效供给甚至无效供给产生的根源，促进产业的规模经营与产业集中；另一方面，又应按照竞争原则消除各种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引发的无效供给和低效供给，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求比例关系的平衡。
（三）提升供给品质（质量）
有效供给必须是商品和劳务符合一定质量要求的供给。马克思认为：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市场是靠好的产品打开的。尤其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在数量基本满足后，对质量的要求会提升到首位。“购买看对象，消费讲质量”，已愈益成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偏好。中国目前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供给质量差。因此，改善、优化供给，必须提升供给质量，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曾讲过的：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为此，我们应通过系列创新，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大力提高市场供给品质。从供给存量层面看，为提高供给品质，应注意及时处理过剩产品中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具体可采取销毁、加速固定资产更新及运用价格机制，实行质量差价等措施（具体内容见前面论述）。
从供给增量层面看，为了尽可能减少以至杜绝劣质产品的形成，以提高供给质量，主要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全社会强化质量意识，自觉提高供给质量。企业应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对职工进行在职质量教育和培训，懂得质量不仅是企业的生命，而且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民族的精神，从而坚持始终把质量放在首位，自觉把好质量关。消费者也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购买、使用不合格产品，对已购买的不合格产品，要大胆投诉，使劣质产品无容身之地。政府有关部门则应按照“扶优罚劣”原则，充分履行其对市场供给质量的检查监督职能，定期或不定期公布质量抽查结果，使优者昌，劣者亡。其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利用科学技术提高供给质量。一方面，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能使企业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企业的机器设备加以改良、提高，从而更先进、精密度更高，企业对原材料选择的范围更大，质量更好；另一方面，科技进步还可以使企业运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的质量监控和检测。所有这些进步，都会使企业提供的产品的性能更好，使用寿命延长，安全可靠性增强，外型更加精巧美观。一句话，市场的供给质量更好、更高。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计划地培育大批的科技人才，并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同时与吸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从而大力提升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其三，狠抓对供给质量的科学管理。从微观层面看，要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质量管理运行机制，加强对企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和一切方面的质量管理。比如，完善普及全面质量管理，从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进厂到产品设计、制造、检验、成品出厂以及售后服务，建立一整套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质量责任制，明确企业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人员在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中所承担的职责、任务和权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实行质量否决权制，以质量的好坏来衡量企业一切工作的绩效高低；建立完善的质量跟踪制；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督体系，包括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进行监督，对废次品进行监督，对产品设计、加工、保管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督等等。从宏观层面看，则应加强政府对供给质量的宏观指导和监督管理。比如，帮助企业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自身开展质量自查活动；深入开展打假斗争等。其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竞争机制提高供给质量。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在提高供给质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是自发的、长期的。一方面市场竞争提高了供给质量，另一方面，供给质量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工业发达国家的商品质量高，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其中重要的根源之一。为此，我们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打破企业所有制性质的界限，让我国企业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从而极大提高市场供给质量。其五，加强供给质量法制建设，依靠法制手段提高供给质量。健全、完善的法制机制是提高供给质量的重要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加强供给质量法制建设，除重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外，重点是坚决遏制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以政代法”、“以情代法”、“以钱代法”等现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为提高供给质量提供法律保证。
（四）疏通供给渠道，拓展供给空间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有四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在动态中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每一个环节都与其他三个环节矛盾着，既受其他环节制约，又都制约其他环节。而市场流通不畅和流通滞后，就是造成中国目前供需脱节，妨碍潜在消费需求实现的重要因素。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过程中，我们还要重视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流通产业，改变流通业与我国工业化水平及国民经济整体不协调的滞后状况。主要措施有：其一，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建立一个政治上统一的、经济上开放的、管理上规范有序的国内外统一市场体系。这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其二，进一步建立、完善城乡商品零售网络，为居民购物和接受服务提供便利条件。特别应大力拓展农村市场，增加商业网点，完善服务配套体系，为农民及时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其三，重视改善与消费环境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输电线路、通讯设施等等。
（五）转变供给方式
为激励、优化、提升、增大供给，在供给提供方式上，则应注意尽快实现从粗放型的数量扩张的供给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整体素质提高的供给方式，切实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为此，对供给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限制供给数量的过快扩张，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
（六）重构供给主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草根经济”。“微观”的基础打得越牢，宏观经济才越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宏观”的调控也才越起作用。因此，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还离不开供给主体的重构。一方面，加快制度创新，大力构建起灵活地适应市场、不断创新、不断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灵活地调整产品结构的微观市场主体是当务之急。为此，应加快企业体制改革，其中重点或关键是搞好国企改革。一切国企均应严格实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完善市场主体的制度构建，真正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从而为增加有效供给提供强有力的供给主体。此外，还应重视国民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供给质量过关，首先要靠人的“质量”过关。人的“质量”就是人的素质。西奥多·W·舒尔茨也曾说过：“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共同内容是，耕地的经济重要性在下降，而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的经济重要性在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改进福利和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并认为，“知识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为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主要途径包括：加大对科教事业的投入力度；普及国民教育，强调创意思维，重视职业培训；搞好卫生保健工作，健全完善卫生保健体系；完善流动人口管理，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进一步做好引进智力工作等等。另一方面，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精干高效的宏观市场主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新型的政企关系，即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宏观政策运作来约束或引导企业行为，并因此把微观经济活动与宏观调控目标衔接起来。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和既定规则进行自主投资和经营，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为社会创造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制定必要的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来维护市场秩序。通过完善、健全政府供给主体，一方面可以增加制度供给，另一方面可以为社会非制度供给的增加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运行和发展环境。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主要包括：进一步精简机构，提高机构运作效率；进一步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及运作方式，以实现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提高公务员收入，并通过完善法制，消除腐败等等。
三、重要保证：重视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
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还应重视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比如，（1）加强对供给问题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在政策实践上重视供给的重要性，但在理论上却忽视了供给的重要作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实践，因此，我们应重视加大对供给问题的理论研究，包括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的经济统计数据一方面要精确，另一方面要完整等。（2）加大城市化战略实施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因为城市化与供给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据报道，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以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97%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现有的 600 多个城市以0.43%的国土面积创造了68.6%的 GDP。（3）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等措施，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建立、完善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4）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彻底拆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从而使“中国最终要发展成为一个‘跨省流动的一体化国民经济’”。（5）整饬信用，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经济新秩序。（6）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7）摒弃传统的经济发展观，重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持续发展，走可持续供给之路等等。
第三节 有效供给不足治理的国际经验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公认的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邓小平则强调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并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为了追求、实现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各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一般说来，在优化、激励、增大供给的实践操作过程中，世界各国都有其各自成功的经验，也存在各自的一些问题及应吸取的教训。因此，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问题上，进行横向比较，对于认识我国存在的问题，提高选择的起点，扩大选择的范围和视野，评论各种选择的后果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国际有效供给不足治理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比较，还可以生动地为我国有效供给不足的治理提供参照，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起点。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量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但限于本人资料收集及篇幅所限，本节仅对几个主要代表性国家在治理有效供给不足中关于无效存量供给的处理、财政启动经济、结构调整、就业供给的治理及规范经济秩序等方面的一些做法予以简单的评介。
一、一些国家处理无效存量供给的主要做法
历史地看，自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供给过剩，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为缓解过剩危机，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在无效存量供给问题的处理上，除运行供求规律，实行削价处理外，一般普遍采取销毁及加速固定资产更新等做法。
一方面，为缓解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资本家通常采取销毁一部分商品，或破坏一些已经形成的生产力的措施。比如，在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中，1933年美国有420多万公顷（1 040 万英亩）的棉花在棉田中割倒，640 万头猪被抛入密西西比河，大量的玉米和小麦作为机车和锅炉的燃料。在英国、德国、巴西等国家，把大量柑橘、沙丁鱼、咖啡抛到大海，其中，巴西毁掉咖啡2200 万袋，约合全世界全年的消费力。此外，工业资本家还大规模毁坏机器设备。在危机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分别拆毁高炉 92 座、72 座、28 座和10座。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在危机期间销毁商品的做法给予根本否决。但现在看来要进行具体分析。首先，销毁商品和破坏现成的社会生产力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损失，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况且在商品大量过剩甚至人为大量销毁的同时，广大劳动群众的需求却得不到满足，这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惊人矛盾及不合理。其次，资本家是理智的管理者，是人格化的资本，有利才会干，无利是不会干的。在处理过剩问题上，在保留还是销毁过剩存量供给上，资本家选择销毁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此外，在危机期间，被资本家销毁的商品，一般是使用价值难以长期保存的供给品，如牛奶、咖啡、牲畜等。被炸毁的现成社会生产力一般也是技术落后、比较陈旧的设备。显然，我国对于无效存量供给的处理，尤其是对于无效存量供给中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可以而且应当借鉴资本主义销毁商品的做法。事实上，我国纺织行业的压锭，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对于生活消费领域中那些质量不过关、（完全）不合格、过期的产品，特别是对于那些危及消费者人身和生命安全的无效存量供给品，尤其是药品和食品，则更应坚持全部予以销毁。
另一方面，进行固定资产更新也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处理无效存量供给的重要举措。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这说明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既为危机过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又为下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基础。显然，加速固定资产更新对于我国无效存量供给的治理也极具借鉴意义。其一，造成我国供给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而顾名思义，固定资产更新是用新的机器设备更新旧的机器设备，其实质就是用高科技、高质量的机器设备更新相对来说科技含量较低、质量较差的机器设备，这有利于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并使之趋于合理。其二，加速固定资产更新会造成新的需求，有利于带动就业供给。其三，新的机器设备的使用，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造成新的繁荣。其四，供给过剩阶段生产资料价格低，此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对企业也最为有利。因此，在对无效存量供给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应重视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对于那些质量不过硬的、技术落后的、能耗高的、超期服役的、严重污染环境的机器设备等等，则都应禁止使用。
二、美英日德等国财政启动经济的主要做法
财政启动经济是一些发达国家治理有效供给不足的主流政策取向。
（一）扩大政府公共支出
面对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是西方发达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比如：（1）英国政府针对1998年以来出现的经济不景气迹象，从1999年起扩大预算，增加公共支出。2000 年预算总额为3 492 亿英镑，比 1999年增加178亿英镑，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3%。新预算将在未来三年中增加总额为60亿英镑的购买力。（2）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1998 年下半年就编制了一项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补充预算，预算总额为8.1万亿日元，其中用于公共工程和设施建设的预算达4万亿日元，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达到2.8万亿日元，总金额达6.8万亿日元。1999年度财政预算又增长 5.4%，其中，增发国债 31.05 万亿日元，为1998年度的两倍，而用于公共投资的费用达 9.43万亿日元，还有5 000亿日元公共工程建设备费用，用于尚未最后确定的建设项目。（3）德国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增加政府采购和扩大公共工程支出方面均有较大的举措。（4）而美国早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就利用赤字政策解决大危机以后的失业问题。
（二）减税
1998年，日本政府先后两次提出总额为 4万亿日元的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的措施。该措施被称为特别减税，减税期限为1998年度。1999年3月又通过税制改革新法案。减税总额达9.4万亿日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的最高税率从65%减到50%；企业法人税的最高实际税率从46.36%降到40.8%，中小企业还享受另外的减税优惠。此外，日本政府还制定了购买住宅减税政策，鼓动消费者购买住宅。消费者购买住宅所需资金可以从“住宅金融金库”等机构借贷，每年偿还数额从应税额中扣除。据有关方面测算，实施购买住宅减税政策后，每年可望增加10万套住宅需求。而进入21世纪以来，减税发展已成为一般世界性潮流（见第八章的相关论述）。其中布什减税案尤为引人注目。据报道，小布什入主白宫后立即提出了16 200 亿美元的10年（2002~2011财年）减税计划。减税的目标是使纳税者可支配资金增加，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三）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有效发挥供给主体在财政刺激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微观基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主要通过市场调控企业行为。只有企业能够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做出灵敏及时的反映，政府宏观调控才能得以奏效。为此，西方国家非常重视企业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财政启动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比如，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放松管制，促进竞争，鼓励公司扩大投资。20世纪 90年代美国企业投资的平均增幅达11%，1998年达到17.5%，这是美国过去50年中企业投资增长最强劲的时期。在企业投资中，尤以高科技投资最为突出，自 1991 年以来年均增长 19%，1998 年增幅达到32%。再如英国政府自 1998年以来，就采取多项措施促进企业发展。主要有：将公司税的中心税率下调 1个百分点，从 31%降低到30%；推行一项“股票全员化”的计划，规定公司雇员购买本公司股票将不纳税，持股票3 年以上，股票收益免予征税；对创办新企业将给予不超过价值10万英镑股票的奖励；政府将实施支持中小企业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税收信贷政策；政府将成立面向小企业的服务机构，提供贷款保证和电子商务等咨询；实施“全国信息产业化战略”，帮助所有企业适应信息时代的产业发展等等。
显然，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启动经济的以上主要做法对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减税及加快国企改革，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造宏观经济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等方面均极具借鉴意义。
三、美德韩等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做法
（一）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其特点
历史地看，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演进，依次经历了 1776年~1884年的工业化前期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工业化早期阶段、20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50年代完成工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向工业化后期阶段发展等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支柱。美国信息技术产业涵盖的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业包括四个基本行业：硬件业、软件和软件服务业、通信设备业、通信服务业，其产值占 GDP的比重高达 75%以上，信息产业的就业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51%上升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65%。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各经济部门的广泛应用，促使美国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信息化方向发展。信息技术以其高度的创新性、渗透性、倍增性和带动性，不仅使信息产业成为 20 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带动一系列关联产业的产生与变化，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触发了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原有的产业和部门不断发生分化和重组，一些传统的工业部门逐渐衰退，另一些则在注入新技术后重获生机。
美国经济在继十年快速增长后减速，出现回落、衰退现象，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任重而道远。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导致美国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信心”又借助于因特网的同步传递效应被成倍地放大，投资信心倍增的结果是美国投资长期超高速增长。过度的投资使该领域的生产能力过剩，结构性矛盾愈发激化。反映在股市上就是资产膨胀泡沫的破灭，特别是网络科技股神话的一一破灭。股市下跌使支持美国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大打折扣，消费者信心受挫，消费支出大量减少。企业资产缩水、筹资困难、销售不畅、效益下滑，严重影响了设备投资和开工率。投资和开工不足导致了失业率上升，失业人口的增加又削减了消费开支。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旺、生产连续下滑、失业率快速上升、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等等，这一切预示着美国经济步入回落、衰退阶段。而2001年发生的“9 · 11 事件”无疑给本已衰退的美国经济狠狠一击，加重了衰退，导致消费者信心进一步下降，对航空业、旅游业、保险业等经济部门造成重大打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要摆脱衰退、复苏经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任重而道远。
此外，美国政府在企业技术改造资源配置方面起主导作用（虽然在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美国政府为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重视从以下六个方面采取鼓励企业技术改造的调节资源配置政策：（1）美国于 1962 年颁布了《技术改造投资抵免所得税法》，一直沿用至今，其性质相当于我国原来实行的“税前还贷”政策。我国有人以不符合国际规范为由反对“税前还贷”这种说法没有根据。（2）美国于1981年颁布了《经济复兴税法》，规定企业当年开发研究费用支出超过前三年的平均值，其增加部分的 25%可减免税收。这比我国“税前还贷”政策更优惠。（3）美国允许企业把应课税的盈利拨出一部分，用于建立企业投资储备金，由企业用于特殊投资。（4）美国颁布的《投资法》规定企业开发新产品，政府给低息7%贷款，比一般利息低6个百分点~8 个百分点。（5）美国有些州规定，企业购置新设备，州政府补贴7%；企业购置新技术的设备，州政府补贴30%。（6）美国州政府的财政部门发行工业开发债券，其收入以低息贷给企业使用。
（二）德国遏制重复建设的经验
严重的重复投资在德国并非没有，只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而已，因为没有政府强行保护，过多的生产能力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概括起来，德国遏制重复建设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方面，产权关系明确，投资机制健全。德国非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均为私营企业，企业投资完全自主，企业投资时一般均相当慎重，均要预先进行市场调查，对投资项目的前景进行反复评估。企业投资时往往拥有较高比例的自有资本，银行贷款比例不会太高。银行有一套完善的贷款风险控制机制，对贷款项目作评估。如果一个行业已经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的市场前景不妙，企业不可能得到贷款。对政府而言，任何一项产业投资都能带来税收，提供就业岗位，只要对环境没有损害，政府则不予干涉。由于没有政府强行保护，即使有过多的生产能力，也很快会被市场所淘汰。另一方面，完善的法制环境。德国的法律体系起着清道夫的作用，盲目投资的企业会得到迅速的惩罚。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一旦产品销售困难，企业缺乏资金，无力支付应付款项，企业就会被法院宣布破产。如某种产品已经供过于求，买方市场的客户不会预付大量货款给生产商做周转用，设备供应商也不可能容忍客户长期拖欠货款。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必须拥有较为正常的现金流量，否则就只有破产一条路。这种反应敏捷的法制环境会强制竞争力不强的企业破产，在较短的时间内清除市场上过多的剩余生产能力，使市场秩序恢复正常（陈秋良，2002）。
（三）韩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做法
韩国政府非常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其主要政策措施有三条：其一是针对三大产业群，制定差别化的发展战略。对于传统的制造业，韩国政府的策略是扶持核心主力业种，通过向周边国家转移次要落后的业种以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对于新技术产业，则通过高速发展不断提高其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对于服务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功能，不断发掘新的增长机会，并使知识型服务业朝着有助于制造业的方向发展。其二是重点支持高新技术开发。韩国产业资源部计划对IT（信息）、BT（生物）、NT（纳米）、ET（环境）和CT（文化）等“5 T”领域的技术开发进行重点支持。从2001年到2005年，韩国政府将对以上5 个领域投入10 兆韩元（1美元约合1 300韩元）的研发资金。其三是培养高级人才，保证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据预测，随着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到2005年韩国的科技人才缺口将达到18 万人。为克服这一瓶颈，韩国政府日前出台了《国家战略领域人才培养综合计划》，鼓励各大学加强新技术领域的教学力量。另外，从 2002 年到 2005年，政府将投入2.24兆韩元专门支持高级人才的培养。
鉴于中国目前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显然，结构性调整不仅是治理我国目前有效供给不足的根本举措或关键所在，而且是我国“十五”经济发展的主线和重中之重。而在结构调整的具体操作过程中，美国政府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整升级、德国政府通过投资体制和法律体系来遏制重复建设的经验及韩国政府在结构调整中坚持“老产业”慢走，“新经济”快行等做法都值得我国借鉴。
四、法美德等国治理就业供给的主要做法
失业问题是现代各国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顽症。充分就业是经济学和各国政府公认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为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各国政府和人们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及实践。
（一）法国促进就业的主要措施
近几年来，法国政府在减少失业、促进就业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两大措施：一方面，制定“青年就业计划”，开辟新的就业渠道。通过国家支持的方式，鼓励公共部门、教育和治安等部门招收18岁至 26岁的青年。据法国就业部门提供的数字，1998年底，“青年就业计划”已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15.85万个，从业青年所担负的工作包括家政服务、环境保护、大众教育、文化教育、住房及生活环境维护、旅游、中小学教育辅助、安全助理等，他们的工作或适应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需求，或使原有的社会服务更加全面完善。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每周 35 小时工作制，分部门、分企业地进行劳资谈判，通过缩减工作时间，保住进而创造就业机会。从 1998 年 6月至今，全国已有 2 600 多家企业与职工签订协议，包括法国航空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气公司、大众银行集团等这样的大企业，保住和创造就业岗位共约40万个。据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预测，在 1999 年和 2000年两年里，35小时工作制的实施可创造就业机会共18 万个。尽管法国经济增长步伐放慢，但“青年就业计划”和 35小时工作制，使1998年~2000年法国就增就业岗位可达100万个。
（二）美国政府的扩大就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
美国为扩大就业，在就业政策上，则着重采取增强劳动市场灵活性、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自1993年以来，至1998年，新增近1 800 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从1992年的 7.5%降到 1998 年的 4.5%，为 30 年来最低纪录。与此同时，在1996年和1997年两次将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4.25美元提高到5.15美元，从而使约1 000万个低收入工人受益。
（三）德国政府的“胡萝卜加大棒”就业政策
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了保证竞选连任，在 2002 年4 月委托以彼特·哈尔茨为首的15人专家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于2002年8月中旬向政府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革德国就业政策和大幅度降低失业率的报告。其中心思想就是：“调动个人积极性，胡萝卜与大棒双管齐下”。为此，该报告建议成立“就业服务中心”，其任务旨在把劳动、社会救济、青少年管理、住房管理等机构涉及失业部分的权力集中到一起，使“就业服务中心”成为失业者服务的总归口单位，实行一条龙管理。企业则应该将所有职位空缺向“就业服务中心”备案，并通过“就业服务中心”强制性地让失业者尽快就业。如果领取失业救济金者以某种理由（如工作地点离家太远、工资太低及大材小用等）拒绝“就业服务中心”介绍的工作或拒绝再就业培训，就会减少其失业救济金，从而使失业救济制度不应该是现在那种不愿工作的个人的“避难所”，而应该是成为失业者寻找新工作的桥梁。显然，它是一种就业政策的创新，并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使得大量劳动资源在时间流逝中浪费掉，而且也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化解失业问题，是中国目前政府最为繁重的任务。为化解中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法国政府的重视解决青年（劳动力）就业问题，及调整工时制度，通过进一步减少工时，降低劳动参与率，压缩劳动力供给，减少就业压力；美国政府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尤其是德国政府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就业思路创新等做法对我们就业极具借鉴意义。比如，我国也可以在现有“再就业服务中心”操作中，通过政策创新，进一步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功能，从而建立起一个类似德国的“就业服务中心”，一方面为失业者提供种种再就业的服务，另一方面以立法的方式赋予就业服务中心强制性的让失业者重新工作的权力，也就是通过降低社会保障、降低或停止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强迫介绍工作”等方式逼迫失业者去工作。据悉，类似的举措已在广州等城市实施。从而不仅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而且有利于调整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失业问题。总之，解决失业问题，必须以调动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为根本宗旨，只有这样，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才能形成，中国的失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五、西方发达国家整治、规范经济秩序的主要做法
规范的经济秩序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规范经济秩序方面，其最基本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反对垄断，鼓励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新兴市场行为等三个方面。此外，西方发达国家规范经济秩序的基本手段就是立法，通过建立有效的法律基础结构而对经济活动与经济组织进行有效管理。显然，西方发达国家规范经济秩序的以上做法对整治、规范我国目前的市场秩序混乱局面，尤其是日益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鸟有巢，人要房，安居乐业是中国老百姓的朴实理想。住房是中国人最注重的耐用消费品。而房地产业又是集地产与房产开发、物业管理为一体的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具有很强的后关联效果。据有关资料显示，房地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值为 1∶3，就业带动值为 1∶2，投入创造需求比为1∶1.7.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早在 1996 年 7 月，就正式提出全面启动住房消费，把住宅建设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以此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此后，中央有关部门从各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住宅建设发展与刺激住房个人消费的政策措施。但住房消费至今仍未完全真正启动起来。症结在于，房地产市场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
一、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现状
（一）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供给现状的表象：供给过剩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过剩开始于 1993年以后。受邓小平南巡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形式看好、中观产业政策推动、微观开发商积极投入的背景下，1992 年中国房地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地产年”。据统计，1992年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由 1991 年的 6.34%猛增至 117%，房地产投资额高达7 323亿元；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3 000 幅，共 2.2 万公顷，分别是1991年前出让土地总和的3倍和11倍；全年共建住宅近2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年增长率由 1991 年的 17.85%猛增至79.34%。但到了1993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 1992 年以来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泡沫”成分过大等较严重的问题，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对房地产业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全国各地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迅速降温，房地产市场出现低迷，从1993年以后，全国商品房地产的空置面积呈现逐年扩大之势。据统计，我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 1995 年是 5 040 万平方米，1996年为6 624万平方米，1997年为 7 805 万平方米，1998 年为8 773万平方米，1999年底达到了 9 000 多万平方米（陈菁泉，2001）。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商品住宅大量积压。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现已达到创记录的9 124万平方米，积压的总市值将超过 2 000 亿元。倘若加上私租公房、一户多套等现象，则目前我国闲置的住房应该不少于1亿平方米，相当于全国城市住房面积的 5%以上。另据最新统计，2002 年 1 月~11 月，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同比增长12.6%，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其中，空置商品住宅同比增长12.2%。而据“国房景气指数”显示，我国空置商品房占压资金已超过2 500亿元，居各行业不良资产之首。我国房地产市场供给过剩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二）中国房地产市场供给过剩现象的实质：有效供给不足
进一步分析，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过剩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却是无效供给过多或有效供给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住房供给水平仍然低下。一方面，我国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人均居住面积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据统计，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1978 年为3.6平方米，1985 年为 5.2 平方米，1986 年为 6.0 平方米，1990年为6.7 平方米，1995 年~2000 年则分别为 8.1 平方米、8.5平方米、8.8平方米、9.3 平方米、9.8 平方米和 13.6 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978年为8.1平方米，1985年为14.7平方米，1988年为15.3平方米，1990年为17.8 平方米，1995 年~2001 年则分别为 21.0 平方米、21.7 平方米、22.4 平方米、23.3平方米、24.2 平方米、24.8 平方米和 25.7 平方米。中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20.4 平方米。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水平还比较低，目前在全国城市中还有156万户家庭缺房，其中家庭人均建筑面积在8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在4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还有35万户，在不少城市甚至存在一定数量的需要改造的危房。我国尚有1.5亿平方米危旧屋需要改造。而据来自建设部的有关信息，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美国60平方米，英国38 平方米，德国 38平方米，法国37 平方米，日本31平方米。高收入国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均达到46.6平方米，低收入国家为8 平方米，中低收入国家为17.6 平方米，中等收入国家为20.1平方米，中高收入国家为29.3平方米。比较而言，中国目前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只相当于10 年前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另一方面，我国住房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其一，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人均面积达到30~35平方米之前，该国将保持较为旺盛的住房需求。据预测，2010 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将由目前的20.4平方米增加到35平方米，户均拥有住房面积将由目前的70平方米增加到90平方米~120平方米。2001年~2010年全国预计新增住房面积为55亿平方米~60亿平方米；其二，我国每年大约净增人口 1 300万左右，在“十五”期间大约有1 350万对新婚夫妇需要住房；其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新增住宅有巨大需求。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大约是 36%，而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程度进入到 30%~60%之间，是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时期。据专家预测，今后 50 年我国城镇人口将增加到 9.6亿，需净增新建住宅 150 亿平方米，加上现有的 60 亿平方米，2050年我国城镇的住房将达 210 亿平方米；其四，流动人口的不断膨胀对租赁住宅的需求不可低估。据预测，到2010 年，我国流动人口将从目前的8 000万人增至1.6亿人，按人均居住最低标准2平方米计算，则需要为新增流动人口建造约为3.2平方米/人的租赁住房，每年需开发建设 3200 万平方米以上的租赁房屋；其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变动将对住宅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根据国外经验，居民在满足“吃、穿、用”需求后，对“住与行”的需求将明显上升。不仅对住房需求的数量越来越大，而且对住房质量和功能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据预测，目前我国城镇人口3.7亿，如按2010年每人增加居住面积2平方米，则需增加住宅面积14.8亿平方米，未来10年需新建住宅 1.4 亿平方米。此外，入世也必定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较大增长。
2.住房供给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住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一方面高级写字楼、高级别墅等住房严重积压，另一方面，普通经济适用房供给严重不足，面向中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供不应求，从而尚未真正形成一个品种齐全、各种收入的家庭均能拥有自己住房的市场。
3.住房供给质量的缺陷。住房质量，从广义上讲，不仅包括住房建设本身的工程质量，而且还包括住房的使用功能质量、环保质量和售后的服务质量等方面。据报道，由商品房质量差等引起的商品房纠纷大量增加成为 2001年消费者申诉举报的十大热点之一。我国商品房的质量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工程质量上，除出现诸如屋面、墙面渗漏，管道漏水、堵塞，地面空鼓及墙皮脱落等质量通病外，还突出表现在工程项目前期工作差、基础资料不完善、工程设计不合理、工程材料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现象严重，施工粗制滥造、偷工减料等方面；（2）在使用功能质量上，则体现为商品房设施质量落后，商品房的空间设计不合理而导致用户使用上的不便等方面；（3）在居住环境质量上，则集中反映在不少房地产开发单位只重经济效益，盲目追求高容积率，漠视居住的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4）在售后的服务质量上，则主要表现在物业管理差，小区设施不完善，服务态度差，广告宣传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方面。
4.住房供给价格不合理。衡量住房价格合理与否的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住房价格与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比。在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曾经对各国50 多个城市作了一个调查，认为一套房价相当于一个家庭年收入的3倍~6倍时是合适的。实际上，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看，房价达到家庭年收入6倍时就会有很多人买不起房。我国住宅的住房价格与家庭年收入比历来高于国际公认标准。据统计，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尽管有过涨落，但总体上是持续攀高的。另据统计，1991年~2000年全国平均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价值比分别为：9.1、10.2、9.9、7.3、7.6、7.3、7.6、7.6、6.92、7.0.我国城镇普遍的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为8倍~10倍，有的甚至高达几十倍。据测算，除深圳、上海等几个少数城市外，一般省会城市的房价在3000元/平方米左右，地级市的房价在2000元/平方米 以下。2002 年 全国商 品房住 宅平均 价格 为 2 227.1元/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上涨137.1元/平方米。过高的住宅价格势必严重抑制我国住宅业的消费需求。有资料显示，在相同的恩格尔系数情况下，国外住房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率一般为15%~20%，而我国仅占10%左右。
此外，我国的住房供给还存在着严重的“缩水”问题。按照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规定，100 平方米的商品房其偏差不得超过0.6平方米，即面积“缩小率”不得超过0.6%。而据北京一社会事务调查所披露的信息：1998年北京、天津、上海、大连、福州、南京、武汉、广州、深圳、海口 10 城市商品房有“缩水率”的套数平均为24.2%，其平均“缩水率”在 2%~10%之间。199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9 510.94平方米，销售额为1 718.25亿元，按加权平均数计算，1998年全国至少有85亿元被房地产商白白诈骗走了。商品房“缩水”问题的存在，也增加了消费者购买的谨慎性（度）。
二、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成因分析
概括起来，造成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历史原因，即人口多，底子薄，欠账太多。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住房建设在思想上不够重视，住房建设投资一直被视作非生产性投资，住宅建设投入不足，加上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住房严重短缺。据“十年动乱”后的 1978 年统计，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3.6 平方米，无房户、困难户、拥挤户占总数的 1/3.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1992 年后，我国城镇住宅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目前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仍只有13.6平方米，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2.住房供给主体的缺陷，即开发商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较低。我国城镇住宅建设虽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年产值达6 000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1.2 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形成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开发企业。据统计，目前我国具有各类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达 2.7万家，其中一级企业占2%，二级企业占14%，每家年均开发1万平方米，年人均竣工面积约为 22 平方米，仅为美国、日本的1/5和1/6.最大的开发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仅为0.5%，而香港地区前5名的开发商占据了当地 80%的市场份额。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住宅业的技术水平落后。据测算，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以下，我国这一比重在33%左右，而住宅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仅为 25.4%，尚不及农业的水平（接近40%）。
3.住房制度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但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用于公房的初始产权主体缺位、个人产权不完整等原因，住房制度改革至今尚未无法完全到位。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福利住房分配仍然变相存在，如不少单位按福利性或近似福利性体制分配新建住房；住房产权不清，居民个人购买公房住宅仅获得有限产权；住房资源配置机制不健全，一些城市在实施安居工程中，无论是住房资源动员、建设规模、房改房贷资金、住房价格，还是购买对象都是由政府牵头，甚至指定好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作为预订户；住房货币化实现形式也欠成熟等方面。
4.费税负担过重。我国现行的商品房价格一般主要包括：土地开发费、建筑安装成本、市政公用设施费、各种税费和房地产企业利润。其中许多收费项目不仅重复征收，且不合理。费税负担过重是导致我国住房供给价格过高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曾对北京市房价中隐含不合理摊派进行过描述，共计13大类，71小类。据分析，北京市房地产综合开发价格的构成因素有：1.征地补偿费：（1）土地补偿费；（2）青苗补偿费；（3）集体财产补偿费；（4）超转人员安置费；（5）农转工人员级差补贴；（6）菜园基金；（7）安置劳动力补偿；（8）平地补偿费；（9）私人财产补偿费。2.拆迁安置补偿费：（10）私房补偿费；（11）地上物补偿费；（12）搬家费；（13）拆房费；（14）渣土清理费；（15）临时设施费；（16）周转房费；（17）农户住房原拆原建费；（18）单位拆迁费；（19）安置用房费。3.其他土地开发费：（20）三通一平费；（21）勘察设计费；（22）拆迁征地管理费。4.住宅建筑安装费：（23）住宅建筑安装工程造价。5.附属工程费：（24）煤气调压站；（25）热力点；（26）开闭所；（27）变电室；（28）锅炉房；（29）高压水泵房；（30）电贴费。6.室外工程费：（31）上水；（32）污水；（33）雨水；（34）电力；（35）电信；（36）热力；（37）煤气；（38）庭院；（39）围墙；（40）防空洞出入口。7.公共配套工程费：（41）幼儿园；（42）文化站；（43）中、小学；（44）卫生站；（45）门诊部；（46）粮店；（47）副食店；（48）蔬菜店；（49）书店；（50）小饭铺；（51）浴池；（52）街道办事处；（53）居民委员会；（54）派出所；（55）粮油办公室；（56）工商税务所；（57）房管所；（58）市政管理用房。8.环卫绿化工程费：（59）绿化费；（60）绿地；（61）公共厕所。9.“四源”费：（62）煤气厂；（63）热力厂；（64）自来水厂；（65）污水处理厂。10.大市政费：（66）大市政费。11.两税一费：（67）营业税；（68）城市建设维护费；（69）教育附加费。12.管理费：（70）管理费。13.利润：（71）利润（季雪，2001）。
5.住房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其突出表现在住房二、三级市场不发达。住房二、三级市场是住房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发达的住房二、三级市场能够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使住房资源配置在二、三级市场中得到最有效的发挥，从而引导住宅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并进而促进住房存量的流动，从而使住宅业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目前，我国住房二、三级市场不健全，发育滞后。在全国35个大城市中，尚有 1/3 以上未开放住房二、三级市场，而已开放二、三级市场的城市，由于存在收益分配政策不明确或不合理、交易手续繁琐和收费环节多、市场信息渠道不畅等情况，制约了存量住房和增量住房的上市交易，从而成为制约我国住宅产业顺利发展的“瓶颈”。
6.住房消费信贷滞后。其突出表现在，住房信贷主体错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单位向住房开发投资贷款与居民消费信贷的比例，如我国香港为5∶4.而据 2000年我国消费调查显示，我国向住房开发投资贷款（占 91%）与居民消费信贷（占8.3%）的比例达 11∶1.这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明显反差。另据统计，目前美国、日本、新加坡与我国香港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住房按揭已占整个金融业务量相当大的份额，如美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已占商业银行贷款的 30%以上。我国住房消费信贷的滞后，势必制约我国住宅业的发展。
三、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缓解对策
针对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无效供给过多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现实国情及其形成机理，为缓解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必须侧重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和举措：
1.进一步深化住宅企业改革。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切实转变“以我为主”的供给理念，真正树立“消费者是上帝”的供给理念；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还应抓住入世机遇，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管理，通过资产重组，培植大型房地产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2.完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目前的重点是加快发展住房二、三级市场建设。具体应注意：政府应积极扶持住房二、三级市场的建立，政府应根据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选择适当的手段规范房地产市场，通过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一个优化的税收体系，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制定严格而切实有效的房地产中介行业市场准入制度；健全住房交易市场法律法规，促进住房交易市场形成健康有序的流通秩序等。此外，房地产企业还应重视实施“差价换房”、“分期付款售房”、“租赁住房”、“预先订房”、“流通现房”等多种销售方式，以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平衡。
3.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政府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角色应由建房、分房转变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规范房地产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上。比如2001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有利于“扶大抑小”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住房金融业务的通知》，就有利于将一些项目公司、资本实力不济的小房地产公司淘汰出市场，从而有利于提高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尤其应重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如放开住房消费贷款，降低个人商业住房贷款利率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创新住房金融品种，试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等，以降低购房人的贷款负担，刺激住房消费需求。
4.重视住房供给结构的优化。为此，每一个城市均应根据市场和居民销售预测，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确定好经济适用房、商品房、廉租房的比例，防止空置或供应不足，以实现住房的有效供给。其中，尤其应鼓励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因为无论从眼前看，还是从长远看，住房需求的主体只能是普通中低收入的居民家庭。住宅供给也必须以大众化需求为主体，建设较低价位，面积适中的商品房。否则，住宅与房地产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5.细梳税费，降低房价。降低住房供给价格水平，是缓解我国目前住房供求失衡的重要现实选择。而住房供给价格过高，其中房价中税费数额比重过大又是重要原因。而房价中税费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又由于在项目开工、建设、竣工阶段中各种交叉、重叠的费税种类太多。因此，我们应仔细分析，对各环节进行清理，税费设置应根据市场状况的变化进行调整，该合并的合并，该降的降，该调的调。为此，可借鉴国外“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税收政策，逐步强化不动产税和财产税，减轻房地产的流转税，通过完善房地产财税制度，以促进房地产的流通和消费。
此外，还应重视实施多轮驱动战略。房地产的开发、流通与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除房地产企业自身的努力进取外，还应重视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如政府的政策扶持、金融业的积极配合、社会的广泛关注、消费者观念的转变等等。
自从德国人卡尔·本茨在1886 年发明制造人类第一辆汽车开始，世界汽车业已经历了近120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在全世界500强排名中，前50家大企业中就有11家是汽车公司，汽车公司的世界排名，已成为一国经济发达与否的象征。而一国汽车生产能力的大小，私人拥有汽车数量的多少，也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汽车工业开始于1953年成立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经过50年的发展，虽然我国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是一个总长不大的幼稚工业。其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厂家为大半生产能力放空着急，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为买不到适合自己的车而苦恼。问题症结仍在于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
一、中国目前汽车市场的供给现状
（一）中国目前汽车市场供给现状的表象：供给过剩
1.中国汽车市场销售比例连年下降。从供给总量上看，中国已成为汽车生产大国，据统计，1997年~2000年，中国汽车总产量分别为 158 万辆、163 万辆、180.3 万辆和 206.9 万辆，分别列世界第11位、第10位、第9位和第8位。2001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 233.44 万辆，2002年将突破300万辆。但中国汽车销售比例却连年下降。
2.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据统计，到1995年末，我国汽车生产能力已达到328.54万辆，但全年产量仅145.27万辆，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44.22%，其中轿车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为 64.93%。1996年轿车生产能力为56万辆，实际产量为 38 万辆左右，生产能力利用率为67.86%。而在1997年，轿车生产能力已达90万辆，当年国家生产45万辆，生产能力利用率为50%。目前全国已经国家批准验收的汽车年生产量为246万辆，产量利用率73%，轿车产量利用率不到一半。另据统计，一汽的生产能力为45万辆，产量却只有30万辆；上海大众的生产能力为32万辆，产量只有23万辆；长安铃木生产能力为15万辆，产量却不足10万辆。可以说，我国几乎没有一家汽车企业最大的利用了其生产能力。
（二）中国目前汽车市场供给过剩的实质：有效供给不足
1.中国汽车拥有率严重偏低。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潜在的汽车市场。按麦迪森方法和世界银行的口径推算，中国的人均GDP在2000年为2 719美元~4 261美元。世界主要国家在此收入阶段，汽车保有率最高为 10.4%，最低也有1.7%；轿车普及率最高为 9.1%，最低是 0.8%。比照国际经验，中国汽车拥有率严重偏低，中国 2000 年汽车拥有量为1 608.91万辆，汽车保有率只有 1.27%；轿车普及率只有0.6%，远远达不到世界平均值（刘世锦，郭克莎，2002）。有学者预测2000年中国私人汽车消费量将达120万辆至300万辆，到2010年前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小轿车市场。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数据中心的数据调查也显示，我国有五成以上的家庭有购车的愿望。而现实情况是，2000 年，中国轿车销售量为 63万辆，2001年也仅达71.3万辆。另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平均每9人拥有1部汽车，我国平均109人才拥有1部，轿车的平均保有量则更低。此外，我国汽车走私屡禁不止，汽车进口不减等也充分说明，中国目前汽车市场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2.中国汽车价格水平过高。据“全国汽车消费市场现状网上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 268份答卷中，87%的消费者认为国内汽车价格太贵，等待着价格的更大幅度的下降。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国内生产和销售量较大的轿车，其国内市场销售价格与国外同档次轿车的国际市场市场价格相比，要高出 54%~157%，大体上是轿车的档次越高。即使消除国内轿车税率较高对车价的影响，国内轿车不含税的价格也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 25%~108%（郭克莎，2001）。另据报道，1994 年初，桑塔纳（普通型）全部成本95 448元，利润 9 786 元，出厂价格 106 000 元，最终售价达168 000元，当年销量 115 295 辆，利润高达 11.28 亿元。1999年，上海大众生产23万辆轿车，盈利60多亿元，每辆桑塔纳轿车赢利2.6 万元。上海通用在投产当年（1999 年）就盈利6 亿元，这在美国通用遍布全球的企业中，实属罕见，由于赢利来得太快，合作双方甚至“来不及讨论利润分配”。据统计，作为全球最赢利的公司———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1999 年赢利 72.4 亿美元，每辆车赢利不到800美元，约合人民币6 000元至7 000元。而其同年在欧洲销售的196万辆汽车，平均每辆车赢利更是不到15美元，约合人民币 120 元左右。中国的轿车价格之贵，透明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3.供给结构不合理。在我国目前的整车生产中，载重汽车占40%以上，客车不到20%，轿车不到30%，轿车供求缺口很大。安全和环保性能好的经济型轿车及大吨位牵引车、高档客车、城市低地板客车底盘等产品仍有一定缺口。缺少自有品牌，品种不具备竞争力，国内八大轿车基地的几十种车型，日前仅一汽有几种“纯国产”品牌，其余均为引进车型。这几十种车型，大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产品，90年代的产品仅有别克、雅阁等少数几种。轿车品种单一，不能满足市场多层次、个性化的需要（见附表 2.3）。零部件的发展长期落后于整车的发展，老旧车型、卡车等配件过剩，而轿车和一些引进车型的配件严重不足，主要依靠进口。
4.汽车质量问题令人担忧。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资料显示，2001年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方面的申诉为 4635 件，是 2000 年的3.42倍，其中汽车消费申诉的首要问题是质量问题，占汽车消费申诉总量的55.51%。价格纠纷占 1 038 件，占22.39%。售后服务纠纷为585件，占12.62%。其他纠纷为419件，占9.47%。
二、中国目前汽车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症因分析
1.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汽车单纯作为生产资料看待，因而只顾重卡车生产，而根本没想到要为百姓生产轿车。从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一汽”，到60年代末筹建的“二汽”，一直到70年代末筹建的“三汽”（即后来的重汽集团），生产的都是清一色的商务用车，即卡车，只为政府生产少量公用轿车。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轿车才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2.过度竞争与规模不经济。汽车工业是典型的生产集中度高和规模效益递增的行业。英国学者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在其合著的《汽车工业》一书中，计算并绘制了汽车生产线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即著名的马克西—西尔伯斯通曲线。根据他们的分析，汽车的生产规模与汽车的单位成本具有以下关系：当年产量由1 000辆增加到5万辆时，汽车的单位成本将下降40%；当年产量由5万辆增加到10 万辆时，汽车的单位成本将下降15%；当年产量由10 万辆增加到 20 万辆时，汽车的单位成本将下降10%；当年产量由20万辆增加到40万辆时，汽车的单位成本将下降5%；当年产量超过 40 万辆时，汽车单位成本下降幅度将急剧减少，在达到年产100万辆的水平后，再加大批量就不再存在规模经济了。按照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的估算，一条汽车组装生产线的最小最佳规模是年产 6 万~10 万辆，发动机生产线为年产50万台，冲压设备为年产100万套。从最佳成本的批量看，一般认为，40万~60万辆为最佳。根据1974年世界名牌小轿车的年产量的统计，一般都在30万辆到54万辆之间。市场激烈竞争下的规模生产是西方发达国家汽车质量不断提高，但价格却上涨缓慢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国外一般单个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是整车40万~60万辆，零部件 100 万~200 万件。而我国整车厂的数量之多，已超过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总和。1996年汽车整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4家。零部件厂家2 400余家。如果组织批量生产，每个品种有2~3家生产厂就足够了。由此可见，规模经济效益在我国汽车工业中远没有得到体现。比较前十位汽车生产企业的产量，我国汽车工业与世界汽车工业存在明显差距。另外，从汽车产业总的生产规模来看，则差距更大。据统计，1999年，我国 118家整车生产厂总生产量为1 831 596辆，尚不及排名世界第11位的现代汽车公司的产量（1 969 974辆）。
3.消费条件、环境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是税、费负担重。有资料显示，在中国，一辆汽车的车价只占消费者购车费用的60%左右，40%的费用属于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各种不合理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种名目的车辆和道路收费项目全国约有500多种，与国外相比，明显偏多偏高。欧美发达国家的购车税收，最低的是美国，有的州不收购置税，最多的州也仅收6%；欧洲购车只收增值税，德国税率是15%，意大利为20%，英国为17.5%，法国为20.6%。
此外，我国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尖锐矛盾，以及道路交通建设的相对滞后也从客观上制约了汽车的消费需求。
4.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的滞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滞后，与世界各国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据统计，1999年底，在我国汽车消费信贷款规模最大的两家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其汽车消费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不到 0.2%，购车者采用贷款方式购车的比例不足 5%。而国外银行的情况是：美国 1987年底汽车消费贷款已占贷款总余额的3.1%，目前西方国家汽车消费贷款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均高于2%，贷款购车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主要形式，各国消费者采用贷款方式购车的比例分别为：美国为 70%，欧洲为60%，日本为50%。
此外，入世后，伴随汽车进口关税下调，国外进口车的低价竞销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冲击也不可低估。
三、中国目前汽车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缓解对策
1.立足我国国情，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走适度规模经济之路。首先，我们应全面、正确地理解经济规模的准确含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规模指的是能够实现的有效经济规模。从汽车产品产量的角度看，指的是在目标市场上按既定价格全部出清的最大汽车产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汽车产品的生产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必须是适度经济规模。其次，从中国的资金、市场、土地资源、道路状况以及环境、能源等实际国情出发，中国汽车业的发展宜走适度规模经济之路。再次，规模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效率，而不是为了规模。只有在竞争中去实现最优的规模才能真正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而带动我国汽车工业效益的改善。这也是我国家电业成功奇迹的实现路径。因此，中国的汽车工业要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回避一个市场开放、鼓励竞争、在竞争中走向集中的过程。只有这样，我国汽车企业所选择的规模才可能最具有竞争力、最有效益。
2.重视技术创新（进步）。目前，我国的汽车工业中，引进技术水平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占30%；进行开发的换代产品达到20世纪80年代水平的占30%；技术落后的产品占 40%。汽车产品自重比国外同类车重10%~20%，耗油高10%~30%，首次无故障里程为国外的10%左右，国产车经济寿命只及国外同类车的一半。我国汽车工业整体技术水平比国外落后15年以上。
为缩短中国汽车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尤其是轿车和关键零部件的差距，我们必须重视技术创新。一方面应多角度提高自主开发能力，如政府从政策上给予企业技术开发以有力的支持，将目前的国产化优惠政策转变为支持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优惠政策；通过相应的政策性诱导和强制，全面促使汽车企业较大幅度提高研发费用投入的比重或增长速度，并在这方面形成某种竞争氛围；加强国际性合作；注重人才的培养；重视推进研发体制的改革，以促进研发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研发模式的优化等。另一方面，应充分有效利用合资企业中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推动外方加快技术转让的速度，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通过技术创新，加强研发力度，来改进我国汽车产品质量，最终提高我国汽车业的技术水平。
3.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我国是世界上最巨大的汽车潜在市场，主要是农村市场。一方面，农民收入的增加将为汽车消费提供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现阶段农村市场开拓不够，农村市场需求正处于成长发展时期。此外，农村市场还具有汽车消费的地理空间优势，即消费环境优势。
为此，我们应重视积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首先应加强农村市场需求的调查，明确产品开发生产方向，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农用车。其次，汽车企业应不断上规模、上水平，提高农用车的市场竞争力。此外，还应重视农用车的售后服务等。
4.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汽车工业政府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汽车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政出多门、交错管理、交叉领导状况。除中央政府单独管理部门外，还有对应部委的垂直管理，及与之相交叉的横向管理及地方政府管理。政府管理体制的紊乱，导致了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市场分割及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问题。此外，政府过多地介入到企业和市场中，以行政手段替代、“侵蚀”了企业和市场机制的发挥。为此，汽车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汽车工业管理体制必须和国际标准接轨，实现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效率组合。遵循市场原则、透明度原则及“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政府应退出企业生产和研发的决策，重点维护外部竞争环境。并实行行政管理统一化，转化管理机制，从而使政府的干预既不是“空位”，也不是“越位”，而是适度“到位”。
此外，政府管理部门还应尽快削减税费，大力发展汽车消费信贷，继续加大道路建设步伐，改善售后服务体系，从而为中国汽车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经济环境。
§§后记
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在本书完稿之际，首先我要对自己的导师胡培兆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用这句名言来形容三年来导师的言传身教可能最为贴切。尤其是论文的整个选择过程，从题目的选定、框架的搭设到内容的修改、观点的推敲直到论文的最后写作定稿，都离不开导师的悉心指导，凝结了导师的心血。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吴宣恭教授、李文溥教授、陈甬军教授、陈其林教授、徐华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王时杰教授、郭慧珍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夏兴园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汤在新教授，中山学院的赵晷湘教授等等，都给作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建议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衷心感谢张玉珍、林枫、林瑞云、郑明雪等老师在学习、生活及资料准备方面的帮助。此外，论文的写作还得益于李鹏博士、林波博士、盖骁敏博士、木志荣博士、叶飞文博士、徐强博士、孙建国博士等众多学友们的相互讨论与切磋。在此也深表感谢。
本书之所以得以顺利出版，与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原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永杰教授，凌莫有书记，金融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凌江怀教授及其他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我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记得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每一本书都是关于许多其他本书的故事。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同样大量引用了众多前辈和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并获益匪浅。具体的出处大多我已在论文中一一注明。在此作者也表示感谢。同时对可能存在的理解错误，则概由我本人负责。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罗晓芳女士，在三年读博期间尤其是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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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书主要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世界统计年鉴》、《经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上海金融报》、《光明日报》、《经济时报》、《人民日报》、《厦门日报》、《厦门晚报》、《南方周末》、《参考消息》、《中国经济导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晨报》、《经济研究参考》、《特区理论与实践》等图书、报纸、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