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型意识形态是一种狭义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中国近现代一种对“革命”概念形成的几乎是历史性的、群体性的、固定而单一的认识。崇尚造反、不惧流血、赞美暴力、渴望反叛，则成为这一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这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积极意义，它为当时中国的民众提供了热烈的道德激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应该说，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概括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无产阶级解放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等各种称谓的理论中，“消灭私有制”的论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位置；也可以说，“消灭私有制”，不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是共产党人的理论，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自己的理论。按照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中，原始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暂且不论这种解读是否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单说仅在理论上忽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有制”概念指称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历史条件，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上走入了误区，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遭受了严重挫折。在对待私有制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曾有过保留的主张。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党内外错误的主观认识所致，私有制及其阶级载体和人格化身———民族资本家很快就成为革命的对象。非但如此，在私有制和作为阶级的民族资本家被消灭之后，革命又找到了新的对象即“资产阶级思想”，并为此虚构了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物质载体的“党内资产阶级”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斗争成为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革命”成为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革命型意识形态既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同时也因时代条件的变化为其自身的历史嬗变准备了条件。
一、纯粹公有制的价值理念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方面，一定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逐步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建立以自由人的联合为特征的社会所有制。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曾对私有制的内涵及其产生进行了说明。“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工场手工业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工场手工业便产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就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在上述思想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是指工业领域“单个企业家”的所有制，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个体所有制”，这种私有制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早期，在这之前和之后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的设想，社会主义将在西欧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实现。显然，这个设想基于这样的历史前提：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准备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因此，私有制的废除必须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条件，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而且私有制的消除绝不是简单的“一下子”消除，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式的过程，尤其在一些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对此，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个问题时曾明确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现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可见，无论是完全消灭私有制还是建立公有制都和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在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社会的进步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特定的经济形式，其存在和发展只能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社会形态可以有一定跳跃性，但经济形态则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然而，长期以来，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上，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趋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无论是苏联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存在着急于消灭私有制的倾向。这显然是对私有制经济在革命胜利以后存在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而对消灭私有制这一过程又理解得过于简单。更为重要的是，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到的消灭私有制的“物质条件”，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社会化大生产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就急于改变所有制关系，急于消灭私有制，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严重挫折。
正是在这样一种片面、教条、错误的认识基础上，革命型意识形态把纯粹的公有制作为价值追求，自然也就把与“私”字相关的私有制、私有财产、私有观念作为革命对象予以彻底扫除，形成“一大二公三纯”的价值理念。在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化刚刚起步、社会化大生产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就不切实际地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简单、盲目地通过生产资料“归大堆”的形式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普遍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连农民维持生存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自家生产的农牧产品交换更是被冠以“投机倒把”罪名处以刑罚；在城市，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民族资本家的工商企业收归国有，“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侵占了他们的私人财产，取缔一切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纯粹公有制理念的导引下，甚至欲取缔家庭观念，办起了公共食堂。纯粹公有制的价值理念，使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抛弃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基础，只在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最后竟提出“穷则变、富则修”的奇怪逻辑，到了“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地步。对于发展生产的主张，被批驳为“唯生产力论”；对于钻研科技的行为，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纯粹公有制的价值理念，也必然导致革命型意识形态把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名为按劳分配实为平均分配的“大锅饭”分配制度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加以褒扬和倡导。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纯学术研究成果，其意不在“解释世界”而在“改造世界”，因此呈现出鲜明的革命气质。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气质，并将其作为建党建国的指导思想，在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党的重大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所有这些，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制度保障、思想方向和物质基础。尽管毛泽东也在《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阐述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但总的来看，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沿着“革命”的思想脉络，毛泽东晚年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抛弃了过去的一些正确认识，围绕彻底革除“资本主义余毒”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组织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典型理论。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关注的最重要问题是：在战争年代已经成为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使党和人民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纯洁性，如何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和资本主义的复辟。然而，毛泽东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他所坚持的理想目标距离越来越远。他认为，在党内、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主张保留私有制甚至鼓励发展私有制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基层的厂矿、农村里，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与劳动者阶级相对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毛泽东认为，问题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过去各种形式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只有采取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揭露这些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毛泽东找到的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具有某种空想色彩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现状的巨大反差，引起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担忧，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正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极度担忧，促使他下定决心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只剩下一个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和规律都不讲了，而且对立统一规律，也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对立又被简单地概括为一个‘斗’字，唯物辩证法演变成了‘斗争哲学’。”
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六个方面：（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2）“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纲领是‘斗私、批修’。”①党的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回顾，并且对这一理论再次作了高度评价：“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毛泽东对此曾经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②。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一场革命，因而要“突出政治”、“政治统帅经济”③。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个论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的统治阶级只能是无产阶级而不可能是其他阶级，既然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那么，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难道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自己起来推翻自己的统治吗？显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但在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
固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性质上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理论命题被提出来自有它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出现了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新生资产阶级，即那些在党和国家政权机关以及各种经济文化组织中掌握着领导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对象。毋庸置疑，这个理由是十分荒谬的。首先从理论上讲，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在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内部怎么可能又存在一个与自身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呢？其次从实践上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要对象的党和国家政权机关以及各种经济文化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是所谓的“新生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那些同样被作为革命对象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极为需要的宝贵人才。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所谓的“走资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依然是政权问题”，那么，这个“革命”的最主要任务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党和政府的黑暗面，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被他们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正是按照这一理论去实践的，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理论及其实践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在于它混淆了不同性质、不同阶段革命任务的内容。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任务的内容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不可否认，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着某些阴暗面的东西，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地、认真地加以解决。因此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正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革命的主要任务。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以解决，而不能采取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错误方式来解决。
三、对民族资产阶级“双重改造”的政策主张
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者的各项经济政策上，以及在如何处理与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原则上，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中，“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是允许并鼓励私有经济有一个“广大的发展”的。但当国民经济获得恢复之后就出现了改造私有制经济成分，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和实践。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政策就是“利用、限制”。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转变，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上，也从“利用、限制”转变为“利用、限制、改造”。按照当时的理解，“改造”的意思就是“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更加直接地说，“改造”就是消灭私有制。
在如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这个问题上，党最初提出的策略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③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宪法从国家根本大法的角度，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从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成为国家法规的正式内容。具体来说，所谓利用，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内，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存在和发展，对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加以利用，以用于生产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所谓限制，就是要限制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把资本主义的剥削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经营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控制，取缔资本家的违法行为，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投机性。而改造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使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说服、教育把资产阶级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改造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之中。利用、限制和改造都是手段，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才是其目的。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企业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要实行教育和改造。他说：“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对资产阶级分子“要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就是要贯彻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原则，就是要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进行改造，就是要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改造，使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言行、价值判断等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分子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很清楚的。……如果共产党人不认识这一点，不是从基本原则上去认识问题，去实现政策和策略，用适合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跟他们做朋友，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很难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明确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才能恰当地解决资产阶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需要各民主党派把各种分子团结起来，不断地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前途，不是变成地主、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而是变成为工人。要消灭资产阶级，把人改造过来”，“目前我们所说这种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这样，对资产阶级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被明确确定下来。这种政策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相联系，实现了对企业改造和对人的改造在政策层面上的结合。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得到了工商界的积极响应。“工商界的改造，也不同于对敌对阶级分子的改造。工商界的改造是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内部的教育”，“工商界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将接受限制、爱国守法的思想，与抗拒限制、不爱国不守法的思想，严格地划清界限，进行深刻的批评和斗争。进一步，工商界中接受限制、爱国守法的分子，还需共同向那些抗拒限制、不爱国不守法的分子进行斗争，以利于他们的改造，也利于整个工商界的改造。这是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爱国、和平建设、增加生产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对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同时也要限制它黑暗的方面。这边利用的越多，那边限制的越大，就越利于改造，把它从资本主义轨道扭过来，转入社会主义轨道”，“把所有权拿过来，最后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个阶级就消灭了，但这些人还是要改造他。消灭阶级，个人改造，最后都要变成工人，得到一个愉快的前途”。这样，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继续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另一方面，也指明要消灭资产阶级，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所在，从而体现了对企业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双重改造”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明确表述：“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互相影响而又不可分离的双重改造。实现和平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键在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要认真加强对人的改造，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提出要进一步促进资产阶级内部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分化趋势，要大力争取中坚分子，扩大核心分子队伍，缩小落后分子，孤立和分化落后分子。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宽紧得当，四面不透风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逐步抓紧予以消灭，而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给以宽大待遇，对他们要实行赎买，包下来，给以工作，给以出路。”
资产阶级分子是资本所有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由他们亲自经营和管理的。如果单纯运用运动和政治手段强制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有效地为他们提供生存和工作机会，为他们提供合理的政治地位，就会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生产力带来大的损害。因此，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要注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使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政治理念和思想意识上接受社会主义，懂得爱国守法，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这部分社会生产力。在改造的过程中，许多人对资产阶级分子另眼相看，存在歧视和不包容。为此，党也注意纠正了“左”的倾向。“和平改造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场深刻激烈的阶级斗争，但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和工作，我国阶级斗争的趋势将不会沿着越来越激烈、越复杂的公式发展下去，说服教育和批评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认为对付资产阶级的办法就是斗争为主，斗争、斗争、再斗争，而且越来越厉害的看法，同我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和党的政策，都是不符合的。”
“双重改造论”不但要求对资本主义企业改造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而且认为二者是互相影响而又不可分离的，单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只能是以强制的手段完成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但却不能完成对资产阶级分子思想的改造，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彻底、不完全的。在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过程中，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照顾到他们的生活，不能对资产阶级一味采取严酷斗争的手段。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言，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目的，不是变成地主、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更不能把他们当作完全的敌对分子，而是要把他们变成工人，变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当然，在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同时，也要顺利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企业是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阵地，为资产阶级的存在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当资本主义企业被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之后，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就会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改造是相互影响、不可分离的。“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应该说，“双重改造”的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四、革命型意识形态的理性反思
革命型意识形态的性质定位，是在苏联模式影响下、由长期封建社会转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建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形成因素是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带来对意识形态的片面理解，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深刻影响带来对意识形态的简单理解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的历史积淀带来对意识形态的固化理解。其实质是唯心主义观念论，认为“观念统治世界”，以为大讲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空谈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守住几条“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要不碰触原有的意识形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因而通过偏重于维护“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问题，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意识形态呈现出革命的取向特征。革命型意识形态以革命为内涵，以斗争为主题，以阶级性、对抗性、封闭性为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以革命型为取向，更关注的是理论自身，只顾撷取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现实作为论据，对不利于自己的社会现实则视而不见。
革命型意识形态有其历史合理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而对党在革命阶段的思想理论的自然延续，在改造旧思想、旧观念、旧道德、旧文化，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后，需要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革命型意识形态没有及时转型，相反却在反右斗争时得到了强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极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误区，有学者归纳了八个方面：一大二公、高度计划与集中的管理、平均主义、“大民主”与轻视法制、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政治上的剥削阶级、片面地追求人的思想“革命化”、放松了对封建落后思想的警惕。
社会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需要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加快经济发展时期，革命型意识形态得以强化，在思想上是源于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误区。
一是以社会形态简单对应意识形态。马克思讲，“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据此，传统理论在把社会形态理解为政治制度形态基础上“贴标签”式的断言，一种社会形态就有一种意识形态，于是分别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贴上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标签”，意识形态就对非己所属的“标签”进行革命和斗争。这种“贴标签”式的理论，混淆了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区别，没有看到社会意识是多样性的丰富状态，而不是单一性的纯粹状态。马克思讲的社会形态是“社会经济形态”，他对“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划分，也只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划分。就社会形态的变化而言，由于它们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以“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存在着一个清晰的新陈代谢原理：假如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高的效率或更强的生产能力，那么，从成本上考虑，它将被人们所采用。政治制度可以跃进也可以倒退，生产方式则只能依次递进。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新陈代谢原理：在各种社会意识中有主流的也有非主流的，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有当下的也有传统的和未来的。作为社会意识中的主流意识，某种意识形态要么受到传统的维护，要么因不同思想观念的融合而按照生产方式的演化方向发生嬗变。意识形态的变化并不淘汰以前的形式，也不完全否定以前的内容，它们只是开拓了人类的思想认识领域。历史地看，这些领域有时会宽松地兼容在一起，但是在更多时候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之中。因此，以社会形态简单对应意识形态的认识误区，势必带来意识形态的革命取向。
二是以上层建筑简单理解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理论据此认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而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这种一一对应的简单理解势必得出这样的认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下只能是公有制的唯一所有制形式，竖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上的全部社会意识只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就必须首先体现出对一切非公有制因素及其思想的革命和斗争。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综合作用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特定条件下甚至起关键性、决定性作用。传统理论忽略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认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同时，传统理论也忽略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在经济发达国家首先建立，经济发达国家目前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以上层建筑简单理解经济基础的认识误区，势必带来意识形态的革命取向。
三是以阶级革命简单代替社会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体现，革命是改变阶级压迫状况的根本途径。传统理论据此得出人类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要为无产阶级利益进行革命和斗争的结论，乃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了“灵魂深处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文化革命”运动，给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革命的思想只是反映了阶级社会发展的本质，而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对于阶级革命问题，他们是从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终极理想来论述的，是蕴涵在人的自然发展史、人的社会发展史之中的，因而他们也对人类社会史中的压迫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从人类最终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物质力量来看待的，他们丝毫没有否认历史的连续性，相反，却充分论证了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的承继性。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福利政策的实施、“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数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推崇享乐的消费社会的兴起，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得到缓解；而当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代之以各种社会阶层，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全民族的利益相一致；从世界范围看，已从战争与革命的主题转向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阶级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被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过程中的经济矛盾、民族矛盾所掩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顾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再以阶级革命为唯一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功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以阶级革命简单代替社会历史的认识误区，势必带来意识形态的革命取向。
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前提预设是两种思想的对立和两种利益的对抗，因此在思维方式上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只认识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看不到它的社会性；又进一步只把阶级性理解为阶级与阶级斗争，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东方阵线和西方阵线等方面进行截然对立、界限分明地划分。实际上，在当代意识形态中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不同的意识形态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却是人类共有的，因而不能绝对化，缺少通融性。二是封闭排外的单向式思维。一个国家的发展既离不开传统，也离不开世界，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如此。对传统思想文化一概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对外来思想文化一概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对其进行全面排斥，势必使这种意识形态封闭僵化，既缺少民族性，也缺少时代性，最终缺少发展的根基和活力。三是脱离实际的幻想性思维。建设时期的意识形态偏向革命型取向，就会人为制造假想敌，在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回避现实问题，只对固有理论作抽象的玄思辨解，不对现实问题作具体的理性思考。即使原本是科学的理论也会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走样”、“变形”，科学性减弱，虚幻性增强。
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单一性，使我国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遇到种种困惑，降低了意识形态应有的公信力和凝聚力，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影响。其消极结果就是：思想理论止于教条，把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永远不变的原理、公式、知识，并以此去套用、解释、说明不断变化的现实；宣传教育流于运动，违背精神生产、理论宣传、思想教育规律，热衷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不讲究“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内容上表现出直白性，方法上缺少艺术性；社会心理陷于困惑，意识形态宣传与社会现实形成反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致使社会心理产生种种困惑，信仰模糊，信念动摇，信教群众增多，邪教屡禁不绝；实践行为失于理性，意识形态实践偏重情感操作，强调自身纯洁性，甚至一度达到狂热程度，本来以维护社会主义为目的，但却因缺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前提性理解，导致正是缺乏理性的意识形态在破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