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了么？
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道：“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瞋我却须吞。”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做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缧绁了。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载：“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这是北宋熙宁三年（1070）间事，毕仲游大概是最早向苏东坡提出来戒诗、戒文、戒言的有心人。这最初的劝告，对他虽有惊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为训。据刘克庄说，到了1072年，有一位叫梁师孟的苏轼的知友，“劝坡戒言语时，诗祸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御史狱，坡聪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独先知之，可谓见远察微之士矣”。
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许多朋友、家人一起劝苏轼戒诗，连同戒文章，戒说话呢？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这是一次奇特的文字狱，和宫廷审查官对莎士比亚的剧本百般挑剔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等诸如此类的警告。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莎士比亚三十镑赏金。那时的英镑，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宋神宗最后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而是从轻发落，谪放黄州，这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相似的东西方史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具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多才多艺，艺术鉴赏力很高，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那些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了，多亏陆游的一位名叫朋九万的朋友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了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智商越低的人，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唯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低水平的责问。他们兴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和其他一些描述民众苦难的句子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人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尧臣，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是绝不可能的。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重用。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是闲时想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谢诗人却想染指权力，给他一个官他又不好好干，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宋神宗接英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愤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苏轼的才华，这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采处，便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辞章，连吃饭都不香。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些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的仕途，这样的危机感必然使他们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消息，一次不信，两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在织机上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改变观点的。
苏轼在给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烧之。”他的家人希望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被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置他于死地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是努力把他践踏。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加之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的“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唐前来辞行的时候叮咛说，“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言外之意是别再为诗惹祸了。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别的把柄，只能从他的诗文中找茬挑毛病。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绝非常人所能防范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从字里行间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他们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由于这些无耻文人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高低是很费力气的，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匿名信，说他里通外国，有间谍之嫌，然后，对手被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嘛？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找茬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像苏东坡那么关注民生，要他保持沉默是办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诗相庆》里写过：“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从一个正直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他们认为反动的东西还不容易吗？只要他们想找。
当时那场变法斗争，苏轼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乌台”里坐着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巴结王安石的一帮小人，自然更要加紧收拾这位大诗人。如今，他们咬住了这首《咏古柏》有罪，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告他一个影射和恶毒攻击了。那还不罪该万死？苏轼即使浑身长嘴，也难以辩解。而且所有这类文字狱，从来都是检察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权利。看来上纲上线这一招，也不是后来人的专利，倒是古已有之。纲已经上到了皇帝这儿，除了皇帝说话，否则苏轼只有等死了。
其实苏东坡这首《咏古柏》，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作出诬蔑皇帝的结论。“乌台”办事官员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十分拙笨可笑，而且荒谬。但他们反复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诉苏轼，一方面透出这帮文化小人对于有才华的苏东坡的仇视心理；一方面也看出他们本着看家狗的哲学，有恃无恐的精神状态。因为一条狗在吠叫的时候，吠叫的对象是无所谓的，吠对了还是吠错了，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吠的本身，能够使主人看到它的尽责和忠诚，也就够了。
幸好这位皇帝不是绝对的昏君，还算明白事理，没有被他们这份捍卫的忠心所感动。而且，他也不像时下一些人好自我对号入座。他认为苏轼尽管写了龙，这龙也不是他。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那又怎么理解？
最后，到底把苏轼关在大狱里四个多月，才作出谪配黄州的决定，这一点，还真是亏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实仁宗的皇后去世时，国丧是要大赦的，但是这帮小人生怕苏轼在赦宥之列，还在和皇帝争，非说苏轼有反心，不但要杀他，甚至连司马光、范缜等反对新政的人，都开在建议要斩首的名单里。由此可以看出，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种冥顽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罢手的坚决性。如果对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们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劝他戒诗，免得这些人找他的麻烦。有的人，劝他戒诗的同时还向他讨诗，让人哭笑不得。他在给《广西宪曹司勋书》里写道：“公劝某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免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看毕便毁之，切祝千万。”从中可知，让诗人戒诗，无异于要他放弃生命。
他不是不想戒诗，也不是不知道别人想在诗里抓他的辫子，他写过“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甚至被关在大狱里，诗兴也压抑不住。“恶衣恶食诗更好，恰似霜松啭春鸟。”《狱中寄子由二首》最为脍炙人口了。诗前有题：“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诗云，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兄弟情，生死缘，心似鹿，命如鸡，满腔悲愤，深夜惊魂，看来诗人不但戒不住诗，而且还要爆发出来。你可以说他恶习不改，也可以说他故态复萌；其实，更应说是精神不死，也无妨说是英气不败。虽然因写诗而入狱，因写诗而流放，因写诗而丢官，因写诗而妻离子散，流落天涯，然而，只要他的诗情常在，他的诗兴浓烈，他的诗境深远，他的诗品高蹈，他就戒不了诗。这也许就是诗人的天性，永远的率真吧。
他到底也没戒成诗，但他吃诗的苦头，却不仅仅是这一次。
公元1086年，哲宗继位，苏轼重新起复，但他又为自己写的诗倒了一次大霉。苏轼到扬州竹西寺小游，在墙上写下：“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他没想到小人是墙缝里的蝎子，逮机会就要蜇人。尽管小人自己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他们绝对有本事在别人的文章上大做文章。其中“闻好语”三字，被认定是对三月里神宗的驾崩表示幸灾乐祸。对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这个帽子扣得够大的，满朝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可谁都看得出，“闻好语”是对上句的“大有年”，是表达对五谷丰登的喜悦。而且写这诗时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辨谤劄子》里申诉：“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他请求皇上对这种明显的诬谤要严加处理，但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见容于小人的，尤其在文化界，小人很容易孳生。旧时如此，现时不也如此么？君不见没有一册书者，可以当作家；没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称为著名作家；根本谈不上传世，也不是著作等身者，便封为大师；还有更怪哉的，那些来自农村，或和土地因缘较深的作家，也许受到乡下修庙建祠的传染，来不及给自己建纪念馆，活着就给自己上香，盖棺论定了，也是蛮有黑色幽默之举。所有这些老不足吊、少不更事的没有多大起子的作家，最大的起子，便是瞪着一双嫉妒的眼，诅咒比他强的同行，揣着一颗小人之心，把别人整治下去，好让他一手遮天、独霸天下。
对手当然不会放过他，幸而由于太后的干预，这件案子给搁置不问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诗人的天真了。没有诗人，皇帝是无所谓的，可失去了这些没有问题也能够嗅出“问题”来的鼻子，皇帝的觉便睡不安生。
所以，要让诗人戒诗，就像让鸟儿不歌唱一样，是难以办到的。苏东坡到底还是在汴京待不住，给发配了。不过，这一次可比黄州远得多，先谪岭南，后放琼岛，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已经无法再回到京师了。半路上，这位大师永远离开了人间。
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诗，但他为这些诗，却付出了整个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