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30年来，我国工业发展很快，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资源消耗大国，部分资源消耗名列世界前茅，进口依赖度日益增加，生态环境虽然在局部领域有所改善，但总体仍呈恶化趋势，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为了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对工业发展的约束，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加强环境治理，无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的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十五”期间能源强度攀升，矿产资源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所反弹，水资源消耗强度呈下降趋势，部分行业资源利用效益提高明显，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造成我国资源利用效益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经济结构重型化，技术进步缓慢；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出现小型化；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环境管制中“软约束”现象十分严重等。所以，为了提高资源和环境利用效益。今后我国必须在优化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组织方式上下工夫，要努力提高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水平，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适度推进企业的规模化，硬化环境管制约束。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我国仍处于资源竞争优势阶段，还没有实现由资源竞争优势向创新竞争优势阶段的转化。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依然建立在资源优势的基础之上。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资源优势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二是有较廉价的自然资源。这两种优势是吸引外商投资和推动我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近30年来资源、生态、环境过度消耗的重要原因。但必须看到，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资源消耗增加，环保问题日趋严重，资源对我国依靠粗放型增长推动工业快速发展的约束日益明显，而且越来越硬化。打破这一约束的办法，除了扩大资源供应基础外，还必须依靠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效益的提高。
一、中国工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约束
伴随着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资源与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未来20年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采取综合而有效的措施，资源环境问题将成为中国工业增长中的严重障碍。
1.我国工业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资源消耗的大幅度增加
从近年的情况看，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矿产和金属的消费国，2005年中国在许多重要矿产的消费方面已经处于世界前两位。除铀以外，中国在所有战略性矿产消费方面都超过了美、日等国。2006年中国粗钢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为34.0%。在5大产钢国中，日、美、俄、韩4国粗钢产量的总和不足排名首位的中国粗钢产量的8成（为79.0%）。2002～2006年我国年平均钨消费为19680吨（折合金属量），2006年我国钨消费量已达到23500吨，比上年增长7.6%，是2002年钨消费量的1.59倍，已占世界钨消费量的1/3强，已成为世界第一钨消费大国。中国的铜需求高速增长，在全球铜消费增长中居压倒性的地位，2002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铜消费国。2000～2005年的短短5年时间，中国铜消费的绝对量增加了约135万吨，累计增幅高达70%，几乎占据了2000年以来全球所有的需求增长部分。中国铜消费占全球的份额，从2000年的12.7%，攀升至2005年的21.78%。2006年，我国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为1917.01万吨，比2005年增长17.48%，连续5年居世界第1位。
2.国内资源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国工业发展的需要，工业发展的对外资源依赖越来越严重
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都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和物质基础。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能源和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和铁、铜、铝需求的增长，对世界石油和铁、铜、铝市场的影响日益严重。1980～1990年期间，我国能源生产量与消费量基本持平，大部分时间生产量略大于消费量，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费量逐渐超过国内的能源生产量，并且能源供需缺口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自1985年以来，能源消费增长的平均速度始终大于能源生产增长的平均速度，自1995年能源消费量超过能源生产量后，供需差距在逐渐加大。我国除煤炭能基本满足自给外，其他化石能源均需大量进口，石油进口主要靠海运且线路单一，进口风险倍增，能源稳定供给和安全问题日趋尖锐，这将可能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煤炭出口量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煤炭出口2861.7万吨，净出口2698.2万吨；2003年出口9402.9万吨，净出口8293.1万吨，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前，我国的煤炭进口大多为“补缺”式进口，一般是进口特殊煤种填补国内需求。1990年，全国煤炭年进口量不过200万吨，2000年也仅有212万吨，而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3500万吨。2007年1～5月份，我国煤炭进口量已达到2297万吨，同比上涨44%，预计全年将超过5000万吨。
由于粗钢产量的快速增长，铁矿石的需求量增幅很大，从而使得铁矿石产量出现较大增幅。近几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量急剧增长，2000年进口铁矿石6997万吨，2004年达到2.08亿吨，日本进口铁矿石1.35亿吨。中国和日本两国进口铁矿石总量为3.43亿吨，占世界铁矿石贸易量的52.5%。2005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2.75亿吨，进口量占我国铁矿石消费量的57%。2006年进口32630.33万吨，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总量的46.6%；生产生铁的51.1%使用了进口铁矿石。2000～2007年1～3月份，我国部分矿产资源的进口情况。
在资源的进口中，中国的石油主要依赖中东，铁矿石主要依赖巴西、印度等，其他矿产品则主要依赖澳大利亚。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二大矿产品出口目的地。进口来源国过度集中，风险很大。
3.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对工业发展的约束越来越严重
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使我国水资源利用大增，导致大量开采地下水形成大面积地下漏斗。2006 年监测结果表明，全国有地下水降落漏斗216个，其中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120个，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91个，岩溶地下水降落漏斗5个。河南滑县—南乐县、浙江杭嘉湖平原第二承压含水层和河北邢台宁柏隆的漏斗面积分别为4826、4654、1574平方公里。河北衡水和沧州、山东德州市德城、河北邯郸和唐山宁河—唐海，以及浙江杭嘉湖平原第三承压含水层、河北邢台巨新、江苏苏锡常、河北廊坊大城、天津汉沽漏斗面积分别为8815、7553、5333、2898、2046、2623、1769、1350、1220、1043 平方公里。
我国人均耕地有限，工业发展中面临的土地约束呈现日益严重之势，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严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土地资源对工业发展的约束。据国家环保局公布的不完全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截至2006年，全国共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其中，水蚀面积16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18%；风蚀面积19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9.9%。按水土流失的强度分级，轻度水土流失面积162 万平方公里、中度流失面积80万平方公里、强度流失面积43万平方公里、极强度流失面积33万平方公里、剧烈流失面积38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加剧，加重了我国土地资源对工业发展的约束。
4.工业发展过程，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
尽管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通过制定相关的生态与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标准，加强新老污染物的控制、治理，积极修复与重建受损生态系统，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在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基本避免了生态与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生态环境在局部有所改善，环保投资增加，森林覆盖率提升，国家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上升等。但由于没有根本改变不恰当的发展模式，加上历史欠账太多，资源与生态的总体状态并未根本改变。新的问题不断产生。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仅仅在于排污总量的增加和生态破坏范围的扩大，而是生态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威胁和风险更加巨大，各类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恶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加剧。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已经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在区域和流域范围（特别是长江、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区）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大部分湖泊氮、磷含量严重超过地面水水质标准，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水生生态系统全面退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大中城市大气中二次污染上升，氮氧化物和臭氧浓度显著提高。
二、资源利用效益和污染排放强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工业生产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较快发展，靠的是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的支撑。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的，这种局面迄今为止仍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比较低，据对1990～2004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计，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平均为0.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约为10%，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48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5%左右；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其他要素贡献率合计约为30%。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没有完全扭转粗放型的格局，但从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建设这个角度评价，中国近30年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就是提高了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基本摆脱了资源消耗的增加快于经济增长的更为初级的增长形态，总体上进入到资源消耗总量递增，但边际增量递减的时期，只是这一趋势仍不十分稳定。
1.水资源消耗总量增加，但水资源消费强度却呈下降趋势
中国水资源总量已经不到我们通常所说的28000亿立方米。而且地区分布不均逐年增大，有八成分布在南方，南方耕地却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3左右。所以，总的可利用的水资源非常有限。2000年全国总用水量5498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3784亿立方米（农田灌溉占91.6%），占总用水量的68.8%；工业用水1139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20.7%；生活用水575亿立方米（城镇生活占49.4%，包括全部建制市、建制镇以及具有集中供水设施的非建制镇的居民住宅用水和公共设施用水），占总用水量的10.5%。2000年，万元GDP（当年价）用水量为55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285立方米。2005年全国全年总用水量5633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360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91立方米。即“十五”时期，全国的总用水量只是微增，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水资源消费强度的大幅度下降。
2.能源消费强度有所增加，国内矿产资源消费强度出现反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体上是不断增加的，但利用强度与利用效率在下降之后出现反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经过一个时期的上升后从“五五”时期开始下降，进入到“十五”之后，能源消费系数反弹，2001年即达到“八五”时期水平，2002年突破临界值1，达到1.21，2003年上升到1.45，2004年进一步升到1.86.
我国正处于先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过的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所以，发展使矿产资源的消耗大幅度增加，1980～2000年，钢、铜消费量增长率略低于GDP增长率；铝消费量增长率大大高于GDP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近2倍。2005年，我国矿产品产量快速上升，原煤产量达到21.9亿吨，原油1.81亿吨，铁矿石4.21亿吨，粗钢3.52亿吨，十种有色金属1917万吨。从“一五”时期到“七五”时期，我国金属原材料消费弹性系数处于缓慢下降状态，“八五”时期出现反弹。“八五”时期，钢、铝、铅的平均消费弹性系数达到1以上，铜、锌接近于1.“九五”时期，铜、锌也都超过了1.进入“十五”时期，钢、铜、铝和锌等5种主要金属的消费弹性系数平均在2以上。单位GDP的金属原材料消费“八五”时期后同样也呈增加趋势。如铜由1979年的13.8公斤/万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9.4公斤/万美元。铝由1980年的18.24公斤/万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37.53公斤/万美元，单位GDP锌的消耗从1978年的8.78 公斤/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5.4公斤/万美元。我国经济对国内资源的消费强度变化，从图中不难看到，单位GDP对国内资源的消费强度总体也呈增加之势。
3.污染排放强度下降动能不足，部分指标时有反弹
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工业废水总体呈下降之势，1985年为257.4亿吨，2000年下降到194.3亿吨，“十五”期间有所反弹，到2005年又上升到了243.1亿吨。工业二氧化硫在波动中呈增加之势，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在波动中下降。由于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和处置量的增加，“十五”期间，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呈直线下降。
“十五”期间，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强度指标的下降幅度“十五”晚期低于“十五”早期，进一步降低的动能不足。2006年，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减缓，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由上年分别增长5.6%和13.1%，减为增长1.2%和1.8%。但是，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2007年第一季度，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过快，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六大行业增长20.6%，同比加快6.6个百分点。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