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溥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固然是我国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的重要原因，但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严重失衡，却是我国经济遭遇外需萎缩时增长迅速下滑的根本内因。因此，反危机的政策处方，不仅需要实行总量扩张的需求管理政策，而且应当调整经济结构。目前，增长率下滑因扩张性政策得以缓解，结构调整应当更多引起重视。
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产物。后者则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粗放型经济增长未能及时转型的累积结果。开放经济条件下，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有其新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不计成本引进外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它得以形成，得到强化，重要原因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过度追求GDP增长率及政府收入最大化；其得以实现，是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力量对比失衡。
本文首先探讨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其次深入分析我国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的生产性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导致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的分配性原因；最后，从重构社会力量对比均衡的角度，探讨我国转变增长方式与结构调整问题。
一
在国民经济的诸多结构失衡中，第一个层次或者说根本的结构失衡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
近十年来，在按支出法核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率长期维持在42%左右的水平，净出口所占比例快速大幅提高。形成了高投资、高净出口、低消费即“两高一低”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年，我国净出口占GDP比重高达8.9%，这意味着我国国民当年实际使用的GDP仅为全年生产的GDP的90%多一点，近10%的GDP本国无法消费，以净出口的形式贷给了其他国家。从变动趋势看，2000年到2008年，投资率提高了8.2个百分点，净出口比重提高了5.5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率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它主要是居民消费下降导致的。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比2000年下降了11.1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3.3%，比2000年下降2.6个百分点；虽然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也在下降，但是，在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比却在上升。年，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比为3.17：，2008年却下降到2.66.由于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最终消费不振，中国近十年来的高增长基本上是“出口推动、投资拉动”的。
国民收入如此支出结构，是同期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近国家中颇为罕见的。依靠出口拉动、投资推动的高增长一旦外需萎缩，将会出现何种情景？曾经实行过与我国相近的外向型、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日本和韩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与GDP支出结构变动轨迹值得注意。
日本经济高增长时期的GDP支出结构的变化趋势与近期中国颇为类似。
1960年，日本的投资率为27.9%，1970年上升至42.7%；同期居民消费率从1960年的59.5%急速下降到1970年的48.3%。进入70和80年代，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投资率仍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但是居民消费率停止了下滑趋势，基本稳定在50%上下。进入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使日本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快速下滑，投资率从1990年41.2%持续下降至1997年的337.8%；与此同时，消费率仅轻微上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日本政府连续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是人均GDP增长率接近于零，投资率继续下滑，2007年降至31.7%，消费率基本稳定在52%左右。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人均实际GDP快速增长。期间投资率迅速攀升。从1960年的9.8%上升到1970年的24.4%，1979年上升至43.5%，1991和1994年甚至高达51.5%；居民消费率在经济高速增长开始时也呈现快速下滑态势，1960年为70.6%，1975年下降到60.9%，1988年下降到49.6%。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转为下滑，投资率大幅下跌，2000仅为44.6%，2007年起降至41.44%。年居民消费率为47.9%，2007年下降至45.4%左右。
实行两头在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高增长年代，经济高投资和高出口特征十分明显，同时，居民消费率迅速下滑。随着高增长带动了这些国家收入快速增长之后，居民消费率的下滑态势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是始终回升乏力。亚洲金融危机剧烈冲击了日韩等出口导向型经济。近十年来，尽管日韩两国当局竭力扩大内需，但是，事与愿违，其出口增长模式并未成功实现转型，投资率持续下降了，居民消费率却未能相应稳步回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更使长期内需不振的日韩经济雪上加霜。
一国——尤其是大国——的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外需拉动。没有最终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投资需求也不能持久扩张。因此，在两头在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成功地使本国经济起飞之后，如何使GDP增长更多转为本国居民收益，增长动力更多来自国内，来自居民消费，既关系到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更关系到增长的终极目标与意义。
二
社会再生产是一个相互联系、彼此决定的循环过程，在社会再生产的诸环节中，生产决定着分配、流通与消费，反之，后者也影响、制约着前者。因此，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两高一低”失衡，也即国民收入消费结构的失衡，必须从生产环节探索其原因。
国民收入的“两高一低”支出结构固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有着进一步强化，更加难以转变的危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有着追求GDP及财政收入增长最大化的强烈动机，不计成本引进外资，推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能力。它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未能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适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主要原因。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能转变，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两高一低”失衡就将继续加剧。其危害性在于使经济增长脱离了它应有的终极目标，逐步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其严重性在于终将危及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或许需要对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予以界定。在《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1981）中，“粗放经营”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在粗放经营中，机器装备等先进生产手段和农业科学技术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或没有应用），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增加农作物总产量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集约经营”则是“指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把这个定义推广至全社会，我们就得出了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定义：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一种主要依靠增加劳动与土地、自然资源投入，较少增加资本与技术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是一种通过较多增加资本与技术投入，较少增加劳动与土地、自然资源投入，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土地利用率、自然资源利用率实现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粗放型与集约型经济增长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评价。大体是贬前褒后。事实上，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自有其形成的条件。在不同的资源约束条件下，人们理性地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都有存在价值，无所谓此高彼低之说。问题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选择哪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更为符合特定的资源约束条件，更能优化资源配置，取得最大收益。
改革开放初，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引进外资，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贴牌生产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这种引进外资，以加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增长显然不是集约型增长，而是一种粗放地利用本国生产要素——土地、劳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但是，这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沿海开放地区发展经济的理性选择。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81元（当年价格）。储蓄率极低，资本严重短缺，相对而言，土地与劳动力却比较充裕；收入水平低，对环境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估价也低。显然，这样的资源赋存及要素比价下，实行集约型经济增长，无论是依靠国内资本还是利用外资，都不可能。因此，对外开放引进的第一批外资，首先选择了大量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及土地，节约资本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绝非偶然。这是当时条件下外资的理性选择，也是沿海开放地区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增长的方式。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开放地区选择引进外资，加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是粗放型的，但却是一种合理选择。它优化了沿海地区的资源配置状况，使经济得到迅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因此有了较快提高。
超过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它必然提高人均消费水平，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因之上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另一个结果是：劳动者不仅进行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且进行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劳动者及其后代的人力资本存量将逐渐提高，可以从事更复杂的劳动。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当然要求更高的劳动报酬。因此，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必然提高劳动力的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无论这些劳动力来自何地。另一个生产要素——土地因其不可再生性，基本上可以视为是定量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必然逐渐稀缺而昂贵起来。环境及自然资源也是如此。然而，劳动、土地、环境和自然资源之外的第三类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的变动趋势却是相反的。经济增长使储蓄率及投资率上升，资本的稀缺性将不断降低，其价格和边际报酬率也就随之下降。
经济增长中三类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动趋势，会使发展初期曾是经济合理的粗放增长方式逐渐失去合理性。劳动力和土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上升，将使企业家更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和土地，采用新技术，加强管理，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土地利用率、自然资源利用率实现扩大再生产与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由于要素比价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自身是会逐步地从粗放转向集约的。
这个轨迹在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得到了体现。给出了按2005年不变价和PPP计算的单位工人实际GDP的水平（Real GDP Chain per worker）。
从1960年到1990年，日本单位劳动实际GDP快速增长，1990年达到劳均51088美元，是1960年的4.5倍。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单位劳动实际GDP的快速增长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至2000年，韩国劳均GDP水平比1970年提高了4倍，同期台湾地区提高了5.5倍。进入21世纪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劳均GDP水平增长有所放缓，2007年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1.1、1.2和1.18倍。在存在着劳资工资争议集体谈判机制条件下，劳均GDP水平是决定劳动力价格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都出现了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它一方面为这些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成本上涨迫使资方用资本及技术替代劳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把贸易顺差转化为资本输出（FDI），逐步实现了经济增长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化。
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1978年至2008年，人均GDP 30年增长了10倍以上，但是，增长方式转变却相对缓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核算表明，时至今日，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不大，经济增长仍属实物资本与劳动力积累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郭庆旺、贾俊雪，；林毅夫等，2003）。这种增长方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快速提高人均GDP的同时，难以相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李文溥，2007）。由于居民收入水平难以相应提高，国内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不振，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无法在国内找到需求，只能依靠低成本优势出口，造就了“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格局（龚敏、李文溥，2006）。“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多年难以转变，甚至在近十年来得到进一步强化，久之，则导致了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两高一低”失衡（龚敏、李文溥，2009）。
为什么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导致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或者说转化速度相对缓慢？要素比价是最重要的原因。价格是市场经济首要的信息传递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基本利益杠杆。资源比价关系不合理，要求经济主体根据资源的真实社会成本优化资源利用方式，显然不可能。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未能及时发生转型，或者说粗放型增长仍然成为企业家的理性选择，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尽管人均GDP有了巨大提高，但是劳动、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要素对资本的比价仍然大体维持数十年前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格局。
但是，如果增长是真实的，资本、劳动、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因此，可能情况是：尽管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变化，但是劳动、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要素对资本的比价关系仍然大体维持不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形成并维持了要素比价扭曲？
政府定价严重背离供求关系，是计划经济常态。在实现了竞争均衡的市场经济中，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中，如果发生了作用于市场的诸种力量对比失衡，这种情况却有可能发生。由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因此，可以认定，尽管推动这一失衡状况的社会力量可能不止一种，但是，政府却是实现它的唯一可能力量。
政府为什么要在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维持劳动、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要素对资本的原有比价关系？
目标决定行为。尽管教科书中对政府行为目标的理想模式有很多描述与分析，但是，现实经济中，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增长及相伴随的财政收入增长高度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各级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经济增长及财政收入最大化而展开的竞争，迫使政府在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维持所在辖区范围内劳动、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要素对资本的原有比价关系。
追求经济增长，必然使各级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扩大投资。各国实践证明，在不发生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每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相当有限的。即使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每年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若就增长的绝对值而论，相当有限，往往不超过一个百分点（D。W。乔根森，2001）。如果资源利用效率不变，那么，增加投入是实现增长的唯一途径。在资本短缺情况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决定性的。由于本地资本短缺（在经济发展初期，主要是人均GDP太低，储蓄率低造成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则未必是储蓄率低造成的，而是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导致的），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把目光盯在了外部资本尤其是FDI。各地政府为追求本地经济增长最大化而竞相展开的引资竞争，必然以压低当地生产要素价格为重要手段。因为，当与资本结合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质量及可能的效率既定情况下，这些要素的价格越低，也就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资本收益率将越高。资本收益率越高的地区，无疑是对资本有更大吸引力的地区。
以压低本国生产要素价格为代价的引进外资虽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成功的，但并非没有成本。成本之一，是相对于最终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要素比价人为扭曲，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得以长期维持，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严重损失，技术进步缓慢，产业结构升级迟滞；成本之二，是收益分配向资本倾斜，资本要素报酬偏高，劳动、土地等要素报酬偏低，本国要素（劳动、土地、银行利息、环境）报酬偏低，国外要素报酬偏高。至2005年，我国企业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而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却下降了12%。年劳动者报酬在GNP中占49.1%，2002年一度上升到50.3%，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不断下降，2008年仅为45.3%。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关系日趋紧张；105成本之三，由于国内居民尤其是劳动者报酬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不振，难以拉动增长，为了实现高增长，不得不依靠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久之，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并且不断加剧；成本之四：由于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日益成为实现政绩及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增长与居民福利改善之间的关系日趋淡化，增长的终极意义日渐难以得到说明，久之，有可能走向其初衷的反面。
注：按照（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现金收入*年底乡村总人口数）/国民生产总值（现价）计算而得。
三
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也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结果。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趋势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渐下降，居民收入比重逐渐上升。年，国家所得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31.6%下降到10.9%，居民所得从50.5%上升到69.6%。这一变化奠定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民收入分配基础（王春正，1995）。但是，此后却发生了反向变化。在1986年至2008年的时间里，财政收入占GNP比重变化呈“U型”，1996年至2008年，财政收入占GNP比重从10.6%上升至20.3%，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几近100%。
财政收入增速多年大幅度地超过GDP增速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却持续低于GDP增长率。以1978年为，1996年我国人均GDP指数、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指数分别为434、302和；2007年，三个指数分别为1100、752和，人均收入指数逐渐落后于人均GDP指数。
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率却不断上升。年，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不过15.3%，2000年起开始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28.8%，比2000年上升了8.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的此消彼长，与这一时期的一些制度安排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税收占居民收入的比重逐渐提高了。根据4万户以上城镇家庭住户调查的数据，2001年之前，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收入之比接近100%，之后快速下降，2008年仅为92.5%。这意味着城镇家庭的税负在不断提高。
其次，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调整。年的税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在一年之内，从22.02%跃升至55.70%，地方财政收入从77.98%骤跌至44.30%，促使地方政府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同期，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使城市周边地区的土地急剧升值，地方政府因此找到了新的财源。巨额的土地批租收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因税制改革而锐减的收入。年国家土地所有权有偿出让收入与财政收入之比高达25.3%。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同期本级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获得巨额土地批租收入的同时，城市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住房商品化使城市居民承担了房价飞涨的大部分成本。房价上涨等间接加诸居民的高额隐形税收改变了居民与政府的实际收入分配比例，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正常的消费意愿。
第三，政府投资中，用于教育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投资份额不断下降，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不仅阻碍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抑制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而且强化了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直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然而，近期实行的扩大财政支出政策，在改变这一趋势方面，成绩却相当有限。
综上分析，可以认为，目前国民收入“两高一低”结构失衡与长期以来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未能转变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积极鼓励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形成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的生产性原因，其次，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收益和政府倾斜是加剧“两高一低”结构矛盾的分配性原因。
四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及时转变，导致了国民收入支出的两高一低结构性失衡，它其实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结果。近十多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大比例变化，举其要者，大致如下：1、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2、财政收入中，中央政府收入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3、企业营业余额占GDP比例大幅度上升，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却大幅度下降；4、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衡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相关阶层或利益群体之间——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资本与劳动、不同社会群体——在决定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力量对比失衡。对于这种社会力量对比失衡状况的形成，不能也没有必要批评任何个别的社会经济主体。作为理性人，市场经济各主体无不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此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社会利益群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框架下活动的：分工、合作、竞争、对抗。市场经济中各主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不能不限制在一定体制框架内，受到相关利益主体的制衡，形成有利于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结构，否则，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市场均衡势必难以实现，社会再生产也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了。
因此，当对外开放，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成功地实现了高速增长，需要社会经济从发展初期的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扭转国民收入支出的两高一低结构失衡，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衡之时，我们不能不从决定现有社会利益群体相互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体制结构寻求解释，从调整现有体制结构实现各种社会利益群体利益均衡来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
当然，由于前者有相当难度，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结构框架内，难道就无法实现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导致开放经济条件下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是既有体制框架下的增长目标所决定的，这个增长目标决定了扭曲要素比价的社会合力。当本国生产要素：劳动、土地、环境因这一增长目标而不断地被压低报酬率时，有什么理由指望用资本、技术替代“廉价”——尽管就真实的社会成本而言它已经不再廉价——的劳动、土地和环境呢？当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为什么要投入巨资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换代呢？在整个社会生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与个人投入巨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复杂劳动力又如何找到它的社会需求呢？显然，既有利益格局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趋势是难以根本扭转的。
或问，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是否严重如此，以致不调整就无法继续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上述的日本和韩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不能不引起重视。可比口径的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某种程度上说，比当年的日韩更甚。
那么，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能否继续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取决于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环境是否仍然依旧。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高负债、低储蓄为特征的结构失衡。次贷危机前，美国的居民消费率高达70%；个人储蓄率几乎为零。年个人储蓄率为负1%，创1933年以来最低。储蓄率过低和消费率过高，也反映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与经常项目赤字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规模从1991年起开始放大，2001年后急速攀升，2006年突破了8000亿美元，约占GDP的7%（吴一群、刘榆，2009）。然而，2008年8月，美国个人储蓄率开始回升，2009年5月达到6.9%，创1993年12月以来新高。如果这一消费-储蓄模式的变化不是一种临时性的调整，那么，它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则不容忽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2009）。其次，即使国际经济环境依旧，继续实行这种代价高昂，但却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福利状况渐行渐远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价值合理性将如何从我们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得到证明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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