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
一、贸易保护曾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的共同选择
自由市场论者总是试图使人们相信自由贸易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经济全球化会使所有参与国受惠并走向繁荣。而且，现今大多数的富国至少都在表面上推行着该政策也似乎向我们生动地展示着一个个例证。就对当前现实的观察而言，自由论者将自由与繁荣联系在一起并没有错，但他们却改写了经济政策史，也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因为富国实践了自由主义主张而变成富国，正相反，是因为它们是富国所以才能推行自由主义主张。
简单考察一下近代西方史就可以知道，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但无一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相反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掠夺、殖民、压榨、欺骗与贸易保护的历史，而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市场主导着经济的过程，不如说是政府、冒险家和军队在起决定作用。
西方世界的兴起始于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与西班牙，旨在争夺海外资源的探险为它们乃至整个欧洲的崛起揭开了序幕。随着海外市场的发现，贸易接踵而来，但“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可以想见，自由贸易不可能给葡、西两国带来繁荣，而它们也确实没有这么选择，它们选择了掠夺。对美洲金银的攫取为它们提供了能与东方通商的足够资金。同时，利用它们先进的航海术与武器，一方面主导了贸易的规则，另一方面垄断了一些重要商品如香料的贸易。
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时代。同样，战争、探险、殖民、掠夺是这一时期的主题。在贸易方面，也从未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出现，各国为争夺海外重要资源与市场不惜开战。这期间重商主义政策在英国的实施具有典型意义。
重商主义，特别是17、18世纪英国的思想与主张，所彰示的并非重视自由贸易，而是贸易保护与垄断。在保护和推进自己尚处于初生阶段因而无力与荷兰等先行国家对等竞争的工业上，英国是强有力政策最敢作敢为的使用者。在毛纺业（当时最重要的工业），它向出口原毛征以重税，并从外国挖来熟练工人，以培育自己的幼稚工业；在航运业（当时最重要的服务业），《航海条例》规定除非使用英国和贸易国的商船，不能用第三国的商船转运到英国及任何其所属殖民地；在农业与畜牧业，《圈地法》为不断发展的纺织工业提供了更多的牧场与羊毛，《谷物条例》限制谷物进口，以保证国内粮食价格的高水平……。虽然我们并不能说是贸易保护直接导致了英国经济的起飞，但没有疑问，贸易保护是处于初生阶段的英国工业得以存活并加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到1763年，以在英法七年战争的胜利为标志，英国已确立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军者，而这时它开始逐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把这一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年后，亚当？斯密出版了他那本影响世界经济进程的经典巨著《国富论》，其主题正是自由市场经济。
对美国的研究表明，从南北战争到二战期间，美国是世界上保护最严重的国家。南北战争中的总统林肯就是一位著名的保护主义者。内战结束后，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英国要求其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对此，1868年到1876年间的总统格兰特反击说，“在200年之后，当美国通过保护能够获得自己的产品时，她也将采行自由贸易”。确实，当美国在二战后达到领先地位时，它就成了最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
谈到德国，人们总会把它的工业化道路与“幼稚工业理论之父”李斯特的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鲜为人知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李斯特早年却是位自由贸易者，正是19世纪20年代被放逐美国期间，在美国保护主义论者的影响下，他才形成了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保护主义观点。
在亚洲等非西方世界，现在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经济发展初期无不依靠干预政策，保护和扶植了本国工业，从而顺利通过起飞阶段的，而其中的某些国家，至今仍在大力推行着保护主义政策。
本节谈到西方国家腾飞初期所使用的干预手段，揭示了富国发展历程并非是自由贸易的结果，并表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与国际分工不同地位的国家，其采用的经济政策不应该是单一、超验的。经济自由程度与经济发达程度的确有某种关联，但并不象自由论者主张的是自由带来了繁荣，而是相反。在经济起飞阶段，极力引进专业技术人才、限制某些原材料的出口、鼓励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积极开拓外部市场、扶植本国工业、限制外商特权、使用关税和补贴，是发达国家借由它们的发展历史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罔顾这些经验谈论自由市场经济，无异于将一个没有任何准备的人置于只适用于专业运动员的拳击台上让他们“自由”竞争，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发达国家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并试图美化与改写它们的发家史，将其兴起的原因归结为自由市场制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其贸易保护能在一种更隐蔽、更合理的借口下得以继续，同时将其对穷国的不对称贸易披上一层“平等”的迷彩服。
二、非对称贸易——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历史条件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与主流经济学规模报酬不变及“零和博弈”假设不同，经济中存在着大量可被观察到的报酬递增的活动和产业，这些活动和产业大都集中在技术领先和制度领先领域，也就是说这些领域大都存在于先行工业化国家，而落后国家只能被迫从事报酬递减行业。这些领域的大量存在，使得所有贸易国按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都能获益的自由贸易主张失去现实的理论基础。因为长期从事报酬递增行业的国家，能借由国际贸易将那些只能从事报酬递减行业的国家“锁定”在贫困中，即使不是绝对的贫困，也至少是相对的贫困。这种“锁定”的机制是借由所谓的“共谋分配”完成的。
主流经济学论证，自由竞争条件下世界经济将出现“收敛”趋势，各国要素价格将实现“均等化”。但这两种结果，特别是作为最重要的要素价格——劳动工资的均等化，在实践中并没有出现。或许有论者会主张，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但这最多只能解释很少的一部分活动或产业（通常正是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那些产业），更多的产业在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对比中，并不能被观察到明显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如很难认为美国的厨师会比中国的厨师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或技能，而且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那么什么理由使得前者的工资可以数倍于后者呢？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从事报酬递增产业带来的额外收益没有与所有贸易国互惠，而是自己独享的结果。
这样，发达国家凭借能够大量从事报酬递增活动和行业的优势，并通过共谋分配，抬高了世界市场价格，从而在自己受惠的基础上，加剧了欠发达国家的负担。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自由贸易，仅仅在形式上具有“自由”和“平等”的外衣，而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对自己优势地位的保护以及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文明”地掠夺，这种因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不能由供求双方对等地竞争决定，而欠发达国家又无力与发达国家共享报酬递增行业带来的额外收益的现象，称为“非对称贸易”。
因此，我国面临的是一种“非对称贸易”：一方面，报酬递增活动中来自技术变迁的大部分收益都被发达国家以共谋的方式被分配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忍受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的合理保护和政府干预的无端抱怨，虽然发达国家的干预和保护远有过之。
三、我国政府可能的策略选择
在考察了工业化各国家在发展初期经济发展的保护主义历史以及我国面临的“非对称贸易”条件后，我们不难判断，自由贸易理论在我国的应用还为时过早。在加入WTO后，一方面，在加强对其规则的研究基础上，积极应对发达国家的各种新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在WTO规则框架内，政府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建立政府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
如上所述，一国是否有条件从事报酬递增行业在贸易中是重要的，而这些报酬递增行业大都集中在技术领先和制度领先领域。因此，一国的创新能力将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主要从事报酬递增行业还是报酬递减行业，都会产生“自增强”的效应，也就是说从事报酬递增行业的国家将在世界经济中长期从事这种行业从而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推销其“自由主义”主张的真正原因），而从事报酬递减行业的国家将被“锁定”在这些行业和贫困之中。因此，“或许国家最重要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使国民经济活动成为那些正反馈的活动”，引导国家进入恰当的产业并在其中创造较优势，应该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2、降低外汇储备，减少出口，特别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出口，如钢铁、建材、造纸及原材料。
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增速很快，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8189亿美元。雄厚的储备对抗金融风险、保证经济安全无疑是必要的，但储备并非越多越好。第一，如此高额的储备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价值缩水已经在所难免，原本是对抗金融风险的工具现在却被“异化”，慢慢变成了一个负担。第二，这些外汇主要是靠资源型产品出口换来的，以牺牲国本为代价。从长期的视角看，这种以低工资和高消耗为代价的产业分工定位必不能带来可持续的发展，以创汇为目的的战略导向将会使我国被长期锁定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
3、增加进口，重点放在资源消耗型产品的进口和高新技术的引进。
进口与出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国不是一个资源富饶的国家，特别是战略资源的储备匮乏，土地、淡水、洁净空气这些关乎人类最基本生存条件的资源更无法与欧美相比，而我们却仍然用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产品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去换取这些纸币，甚至只是“电子符号”，实在很不划算。所以改变目前的战略可能是正确的选择，要根本扭转当前盲目追求“出口创汇”的倾向，而将更多的资源消耗型产品的供给来源转向从国外寻求，更合理地利用目前过多的外汇储备，而非只是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进口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要建立一种国家主导的产业升级的机制，要着眼于长期发展目标，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产业升级应在以企业为具体实施主体的基础上，发挥政府更强的宏观调控职能，体现在进口战略上具体说来，就是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国内紧缺的战略资源，并加强消化吸收和战略储备。
4、减少盲目引资，防止国外游资的进入，加强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据有学者测算，前几年流入我国的投资性资本至少有2000亿美元之多，这些大都是冲着“贵买贱卖”的国有资产和廉价土地而来。在这场国际投资热中，国内资产和土地大量落入外国人手中，中国的金融安全甚至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长期对外商的优惠政策（不只是体现在税收上，而且体现在审批、资产保护等各个方面）使得国内企业蒙受着不能公平竞争的扭曲，本国的企业甚至不能享受“国民待遇”！
5、提高国内工资水平及出口商品价格，间接提高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是个敏感的问题，学术界多有激烈的争论，国外学者之间也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反对升值的观点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确实，即使暂且不论升值是否会损害我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就直观地看那近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民币比价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造成近百亿美元的白白流失！本文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并不仅仅意味着直接调低对美元的比价，而是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工资水平和出口商品价格间接地实行。人们只看到我国出口品的价格优势，认为那是“竞争力”，但一如前述，我们的“竞争力”是以伤害“国本”为代价的，提高工资一方面可以增加生产成本、遏制出口过快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国内的购买力，通过配套的优化供给措施，实现总需求逐步向国内倾斜的目标。多亿美元的储备可以并且应该逐步减少，而且，不直接调低美元比价，这部分价值的“缩水”不会那么明显。另外，高工资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是“共谋分配”的结果，也是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我国同样可以选择高工资战略，这对改进总需求结构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
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外部经济政治环境与17、18世纪的英国、19、20世纪的美国有相似的特征。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要求政府更有作为的诉求。明确了这一根本的指导原则，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展开一些讨论。然而，试图给出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简单的、普适的“处方”可能只是最勇敢或最天真的梦想，单纯强调政府干预的策略也不例外。借鉴历史，结合现实，提出改良的策略，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在政府积极发挥作用，促使经济经过必由的起飞阶段，能与发达国家进行对称贸易后，我们便可以昂首走上一条更加“自由”的发展之路了。
参考文献：
（1）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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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当？斯密：《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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