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君
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是20世纪最大一个反危机案例，也是一个应对危机的经典案例。此后，美国先后爆发了九次经济危机，历届美国政府效仿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不同重点和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经济危机，也纷纷采取类似“新政”的措施。在中国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今天，重新解剖罗斯福新政的得失，对于后危机时期应对中国的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9年10月21日，纽约股票交易所崩盘，揭开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序幕。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年到1932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040亿美元降到410亿美元，降幅达60%，国民收入下降50%；14万家工厂、企业和银行宣布破产，工业下降46%，失业人数达1700万人，失业率高达25%，在业职工的工资也下降35-40%；农业收入下降60%，100多万农户破产；货币流通体系趋于瘫痪，5500多家银行倒闭，至1932年6月，32个州的银行全部倒闭，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潮。%的城市人口和1000多万农民没有收入，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整个美国社会陷入剧烈的动荡之中，经济到了“毁灭的边缘”在经济陷入深渊之际，1933年3月4日，罗斯福总统上台，开始推行历史上所谓的罗斯福新政。“新政”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33年起至1934年底，主要是遏止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崩溃，整顿银行业、恢复经济，同时也支持州政府直接救济贫困人口，并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扩大失业人口的就业。这一阶段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多为紧急和暂时性的。这些政策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经济发展出现转机，但大萧条并没有由此结束，因为，虽然大萧条的直接导火索是股市的崩溃，但深层原因却在于美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中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缺陷。这些缺陷不解决，经济就不会从根本上复苏，所采取的扩大需求的政策只能收到治标之效。为此，罗斯福在1935年初至1939年的第二轮新政中，推行了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改革。一方面，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继续扩大需求。在税收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在新政时期多次颁布税法，实行累进形式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利用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为美国政府此后利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还对经济和社会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建立起政府监管制度，加强了对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的交易活动的监管；创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框架，奠定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基础。由此确定了联邦政府在宏观经济、市场监管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地位，建立起混合经济的基本框架和现代国家制度。通过这一系列变革，为更长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罗斯福还为新政立法。国会特别会议通过了70多项法案，其中包括15项重要法案，罗斯福政府依据法律所采取的措施遏止住了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崩溃，进而促成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年，美国的国民收入从1933年的396亿美元大幅增至736亿美元，物价止跌回升，失业率也大幅下降。
罗斯福新政的借鉴意义
1.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理念
罗斯福成功重建了国民信心，带领美国最终走出困境。他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坚定地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这为市场树立起信心。但是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并不意味着应走向国家干预主义的另一个极端。罗斯福新政中饱受争议的是其不遵循市场规律的措施。Jim？Powell在《罗斯福的过失：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如何延长了大萧条》中指责新政因其一系列“反市场、反私人投资”的政策延长了萧条。比如税收，1929年美国最高税率是24%，1935年则提高到79%。众所周知，高收入阶层是私人投资的核心来源，当你收入的四分之三会被政府收走时，整个社会必然走向低投资率。出现的一次经济缓慢恢复中的回冷，史称“罗斯福萧条”，就是投资阶层对1935-1937年税改的反应。可见，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累进税或许可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但累进税率过高的结果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萧条时期，过高的累进税制度是“反市场”机制的。Higgs认为，是1940年代中期以后新政激进措施的取消、政府预算的大幅度裁减，以及私人投资的复兴带来了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
反观中国的现实，我国目前的境况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塑造起来，这意味着过于强调国家干预，会使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生逆转，所以，不仅不能过于强调国家干预的理念，反而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2.政府干预的作用领域和范围
美国政府在危机时期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其领域和范围仅限于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维护社会公平、为公民建立一系列体现公民权利诉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实施市场监管以防止市场失灵等方面。可以看出，政府干预是在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发挥的领域起必要的补充或矫正作用。
在市场秩序方面，19世纪的美国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进步及迅速的工业化需要联邦政府在维护有效竞争和社会公平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由此，1906年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管机构，1913年建立了联邦储备银行、联邦贸易委员会，1908年为联邦雇员提供工伤赔偿，1920年为联邦雇员建立养老保险，1918年成立协调处理劳资纠纷的联邦机构，同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增加了提供教育、保护妇女儿童、处理劳资关系等方面的职能。
在宏观调控方面，除了肯定联邦储备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外，新政开启了政府系统地、大规模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危机的先河，确立了经济危机时期政府通过扩大开支刺激经济、实行反周期调节的作用。
在市场监管方面，20世纪初，美国各州陆续成立了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对公用事业的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实施监管。新政期间，美国通过立法确定了联邦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法律地位，成立了一批监管机构。年的《瓦格纳法案》和随后成立的全国劳工关系署确立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监管的地位。
在社会保障方面，罗斯福从执政之初就系统全面地主张公民的经济权利，认为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免予匮乏的自由，必须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就医权、合理收入权、公平竞争权等等。他把人民获得经济权利看作是美国的第二次权利革命，这在1944年国情咨文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秉着这些理念，“新政”的另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保障措施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对此，罗斯福政府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政策：一是救济失业者，二是通过失业保险、老年保险和其他方法保障工资收入者的经济安全，三是加强工会组织的地位。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是罗斯福时代最重要的立法，奠定了美国现代福利社会的雏形，经过其后几任民主党总统的努力、特别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美国的福利制度得到完善。
3.刺激经济的税收政策
罗斯福新政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同后来凯恩斯创设的应对经济萧条的理论相一致，为目前全世界应对经济衰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美国式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就是利用税收制度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体现在降低税率和给予投资税收抵免，用短期赤字促进需求，降低资本成本以刺激新的投资。
由于税收政策实施起来作用大、速度快、预测性强，对熨平经济周期发挥巨大的作用。从美国经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合理减税有利于经济复苏；在经济繁荣时期，适度增税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字。
但是罗斯福新政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典范，饱受争议的一面恰恰在于其措施中“反市场”的一面，诸如累进税制度妨碍了资本的形成，等等。过犹不足，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地方。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始终遵循市场的规律，要注重税收的经济效率。
后危机时代应对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方略
本文认为，罗斯福新政中最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在于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解决就业问题、以及刺激经济这类紧急性和暂时性的措施，而在于其致力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改革，只有正本清源，标本兼治才是摆脱危机的根本方略，这显然是后危机时代我们需要着力关注的。
在中国目前的时点上研究罗斯福新政，只能从其病症与处方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之中找寻其基本药理和医理，而面对的具体病症却是不同的。毕竟，研究罗斯福新政，需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研究其对策对美国经济复苏、社会稳定的影响；而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方略，则需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各种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应该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的第一轮经济刺激方案及时有效地稳定了人心，遏制住经济继续下滑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但是应该看到，这一阶段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具有紧急性、暂时性。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所在，以期通过标本兼治从危局中开出新的生机来，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制度基础，这是后危机时代应对方略的宗旨所在。
一直以来，我们都致力于保八，认为GDP的增长速度不能太低，太低就意味着高失业率和社会的不安定。所以，面对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疲软，政府首先出台了包括四万亿刺激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包括结构调整的内容（如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但不可否认，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以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由于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措施，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贡献率达95%，即7.7%的经济增长中7.3%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作为比较，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88%，比此前十年平均为43%的数据整整翻了一番。今年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上升意味着，投资占GDP的份额目前已经接近50%的关口。大摩的罗奇先生据此推测国内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年三季度降到了35%这个最低限以下。投资和消费占GDP比重出现严重的反向发展趋势说明了，出口和出口引致的投资现在已占整个GDP的近80%。”以政府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国内经济的各项指标都向好，但是经济回升的基础却不稳定，因为政府投资并未有效地拉动民间资本投资，而民间资本投资没有生机，就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实际上，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有“挤出效应”。表现在：“政府对一些国有企业大力扶持，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拨给和授予国企，通过租金向企业进行利益输送，把资源要素租金变成垄断者的超额利润，有的还要对其‘亏损’给予补贴。”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待遇，一方面，创造“地王”的开发商都是国有开发商，因为他们的资金成本比非国有开发商便宜很多。另一方面，“很多民营企业甚至出现关门歇业的动向，显示了财政扩张政策的挤出效应，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明显趋势”。“应对‘保增长’大背景下抬头的‘国进民退’趋势保持警惕。”
那么，需要深刻反思的是，解决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是不是只有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这“自古华山一条路”了呢？由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这条路走下去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这种决策依据的是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由于生产和就业是由有效需求决定，只要产品能被售出，则生产和就业就可以增加；当社会供给总量大于需求总量时，就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主张应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调节生产，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保证充分就业等政策措施。
问题在于，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出口和政府支出中，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出口和消费呈下降态势，以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从长期来看这必然增加供应能力。居民是最终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我们本来就已经是产能过剩，但这岂不是会在将来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大规模投资形成的产能，国内购买力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就是说，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是走向出口的经济。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势下，这个以高投入换就业的概念玩下去的结果就是供求失衡的经济危机。
以上说明我们先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内向型发展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而要转变出口依存型经济为国内消费型经济，首先要考虑平衡国内的供求关系。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从这点上看，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主要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尽管近几年投资上升很快，但是他们的居民消费率还高达55%。郎咸平据此认为，我国“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目前我国产能占GDP的70%，消费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则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背后的灵魂是中国产业体制的严重扭曲。郎咸平表示，35%是过剩的产能，要靠别人买你的产品才可以把它消化掉，而美国消化了其中的70%，换算了一下大概0.7万亿美元，我们出口大概是1万亿美元。如果美国人改变非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我国的经济将立刻受到重大冲击。可见，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平衡好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如果出现严重的宏观失衡的话，那产品严重过剩的经济危机会远比这次由于出口受阻造成的经济下滑更为严重，届时我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气力让经济从失衡中恢复。
那么，如上所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同时储蓄上升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个中原因是国人早就明白的道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计划体制下的“单位保障”制度取消后的空白并没有被市场经济体制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填补，大众的忧虑心理是造成内需不振的瓶颈所在，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应该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从另一方面说，解决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带来的失业问题，也不一定非要由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为什么不可以由民间资本投资来解决或缓解失业问题呢？中小企业在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方面比国有企业有更大的优势。
那么，问题的焦点就在于，目前民间资本出了什么问题呢？如何解决呢？“实际上，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也是危局难免。”因为，步入2008年以来，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人民币升值、银根紧缩等因素，再加上融资困难等因素，大量中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难以为继。中国有不少制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靠出口贸易。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着外国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金融危机将绕开中国金融市场而直接波及中国制造业，使得民间投资环境恶化，特别是制造业的经营环境恶化。由于民营资本在投资环境恶化、预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找不到投资的渠道，为保值增值只好投入到周期短、利润高、回收快的楼市和股市。目前的楼市价格高企，这是原因之一。
既然导致内需不振的瓶颈在于民众对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忧虑，而能容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面对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及投资环境恶化，无法将资本投向前景良好的行业，那么，由此造成的局面势必是，一方面，社会就业岗位少，大量工人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又加剧了失业者的生活压力。面对这种局势，政府支出的方向应该从钢筋混凝土转向社会保障事业。就是说，第二轮改革应该将政府支出转向养老保险、社会救济、扩大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以及涨工资上。在这里，凯恩斯主张的危机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不再限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应转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为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环境上。
由此，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应转向政府支出重点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中去，以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为失业者构筑起基本的生存保障线；而将被政府投资挤出的民间投资拉回到市场主体的“本位”，由政府通过结构性减税、开辟融资渠道、法制环境建设等措施，为其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至于政府投资的许多具有垄断性的公用设施，或许应该降低准入门槛，在民间资本逐步参与进来后，反而比政府自身投资更能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以民间资本的发展来解决就业问题，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为扩大内需解除后顾之忧，而有效需求扩大带来的生产的繁荣和就业的扩大从长远来讲，比单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带来的就业扩大效应更大、更有可持续性，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可能低于百分之八。
就是说，后危机时代我们的政策目标不应该只是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认真打造经济社会发展的质，只有这样，经济复苏才不只是各种指标的正常化，而是经济状况有实际性复苏。追求就业率和GDP的增长速度如果说是治标之策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治本”，针对目前导致内需不振的瓶颈所在，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入手，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在为最困难群体解决托底水平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同时，还要为民间资本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以民间资本的投资来解决就业问题，只有政府真正回归到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和营造良好环境上，让市场恢复到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机会均等的状态，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这其实是打造市场经济的“质”的过程，这需要从第一轮经济刺激的思路中深入下去，深入到理顺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不能再搞第二轮的银行贷款支持的、政府投资引领的刺激政策。（当然，政府在第一轮中已经启动的项目要接着搞完。）
那么，以上思路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呢？
首先，从民间资本的角度来看，他们要得到好的投资回报，就不能仅限于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上居于初级加工制造的分工地位，要努力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在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条上，向上游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游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以此就能创造出客观的利润，同时能吸纳大量人口就业。
要允许民间资金以适当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民间金融企业，适当加大民间金融机构的杠杆比例；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改革，尽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进入铁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领域，在这些领域引入竞争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退出机制的建立，公用事业民营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目前引起争议较大的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没有获得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在经济刺激的情况下，政府的投资直接就给了国企，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要比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低得多。而且，由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集中到资源行业、垄断行业，他们获取了超额垄断利润，加上目前国家对经营性国有资本利润上缴的比例要求得很低，所以，经营性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经营环境相差甚远。要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首要的一条原则是让所有的企业公平竞争。这条原则要贯彻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依靠法治来规范，否则，政府很容易就以公权来侵犯私权。比如，陕西的煤老板事件，说明不仅是国进民退，而且民退得仓皇，连基本的产权保护都没有。不管政府采取什么举措，若是以破环市场机制为代价，那整个国家付出的成本将是惨重的。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在继续完成已经开工的公共投资项目的同时，更加积极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项目的推进、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具体来说，要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复苏的需要。要优化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环境，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进行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治理“老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新三乱”（乱评比，乱培训，乱检查）等，并要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钢铁、水泥、建筑行业，都是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这些夕阳行业应该借机重组洗牌，优胜劣汰，使有限资源向具有优势技术，良好管理的行业龙头集中，而不应再以行政方式注入资源。转变政府职能，从建设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尽管面对金融风暴，政府再次担纲起保增长的重任，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越是要清楚政府的职能定位，政府参与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完善。如前所述，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应该是对市场欠缺的弥补和对市场的监管，而且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第三，从促进就业、实现从外贸依存型向扩大内需型增长方式转变角度来说，为民间资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就意味着为劳动力就业创造了若干就业岗位。劳动力有了收入，在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增加消费，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实现从外贸依存型向扩大内需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扩大内需，一方面需要增加职工工资，另一方面建议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另外还要延续已经出台的促进消费政策，继续实行“节能产品惠民政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经济型轿车、居民购买首套住房实行税收优惠；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增加收入，扩大内需，开拓和提升国内市场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大计。如果不能尽快做出战略调整和政策转型，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失之交臂。
另外，还应该看到，扩大内需还与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有关。罗斯福“新政”通过累进税、遗产税和财产转赠税等措施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通过反垄断法、限制垄断价格、财政支持等办法扶植中小企业。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使社会结构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富人和穷人都是少数，中等收入的中间阶层占大多数。这种做法对我们有借鉴意义。但是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关系许多错综复杂的方面，本文对此不拟作探讨。
第四，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角度来看，增加政府对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危机时期最有利于把扩内需、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结合起来的政策，因而是需要重点实施的政策。当前消费力偏弱的根本原因：一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二在于消费者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社会保障体系是塑造消费型社会的最关键的手段。前一段时间，开始推行家电下乡等计划，目的在于开拓农村市场。本文认为，这种措施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农民大多数刚刚达到温饱水平，因病返贫的情况经常发生。让他们把用于将来养老、治病、孩子上学的钱拿出来买家电、买汽车，那他们养老、治病、孩子上学时没钱咋办呢？只有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解除他们的这些后顾之忧，才能指望他们在家电等物品上多消费。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使全国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这是党和政府对公民基本经济权利的庄严承诺。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主张落到实处。政府必须有战略眼光，坚决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为塑造一个消费型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尤其有必要提及的是，未来二十、三十年里，中国将有几亿人（有专家预测是6亿人）要从农村迁移到城镇，这需要解决他们的居住、医疗、教育、就业等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尽管是消除制约个人消费的瓶颈、扩大内需的需要，但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实际上，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着手实施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新政时期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方面，通过的最重要的法律就是《社会保险法》，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士提供保障。除这部综合性的法律外，新政期间的一些其他法律分步骤建立了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领域的社会保障。由此建立起“福利国家”的雏形。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保障”被打破以后，新的与市场化体制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建立起来，这种制度的缺失使个人或家庭在面对失业、生病、教育收费、住房等问题时，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因而填补这项制度性缺失已经成为扩内需、保民生、城市化的关键环节，目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第五，将应对危机的各项改革措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只有将改革措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增强其执行的力度。而且经过立法审议的程序，对各项改革措施的当前效益、长远效益及负面作用有一个充分的论证。同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用法律约束取代行政命令。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律虽然初具框架，但疏漏遗缺之处还很多。另一方面，在司法和执法领域问题还相当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立法的缺失还严重。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法律环境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损害极大。比如，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家的钱要拨给民企，必须经过国会，由国会立法批准设立一个项目，最后要审计，非常复杂。而中国政府刺激经济，资金直接给了国企，这样的环境给国企提供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国企获得资金相对来讲比民企容易，获得资金的成本相对较低。国企获得资金后，不一定按照国家宏观调控的导向，在市场前景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他们大多将资金直接投到周期短、见效快的股市和楼市上去，由此造成股市和楼市的虚假繁荣，还造就出那么多国企“地王”，这就是缺少项目的立项论证和审计的后果。这样做的后果是拉大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差距，国有经济比重增加，国进民退的现象凸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倒退。
而缺少法治，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建议：进一步清理涉企收费，为企业“减负”。他说，目前涉企收费项目太多。什么评估费、检验费、鉴定费、年审费等，举不胜举，而且收费高，标准不统一。到企业丈量一下土地面积，就收费三四万元；到企业转一圈，就收检测费上万元。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使企业经营“雪上加霜”。而且，乱收费形式由强制转为变相强制。如一些中介机构利用其上级主管部门、挂靠单位的行政权力或者垄断地位搞“创收”。特别是到了年底，一些执法部门以“检查”为名，向企业索要“好处费”，企业敢怒不敢言，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总之，法治环境的建设，既是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为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提供良好投资环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第六，以税制的改革促进经济恢复。借鉴美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危机时期的税收制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在失业增加，投资萎缩的情况下，政府应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尤其要大幅降低中小企业的税率。减税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刺激需求，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资本形成。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投资节能减排、环保及现代服务业，在购房、储蓄等方面也要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将减少税收体系对社会造成的超额负担作为税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些超额负担由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及社会净损失等部分组成。其中社会净损失（即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源于税收对生产性行为（工作、储蓄和投资等）产生的扭曲作用。这种扭曲作用削弱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为尽可能降低税收的这种不利影响，税制改革中要特别注意消除税收对投资、储蓄等方面的抑制作用，从而降低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提高税收政策的经济效率。降低累进税各档的税率或将其改为比例税率。目前社会要求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累进税率的呼声颇高。笔者认为，高收入阶层是私人投资的核心来源，高额的累进税率不利于资本的形成。这与本文主张的抑制政府投资、扩大民间投资的思路相悖。费改税，将那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纳入税收范畴中。
那么，经济危机时期一方面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危机时期还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由此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只能在整个经济周期中，依靠经济繁荣时期的财政税收盈余来弥补经济低迷时的财政赤字；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货膨胀，依靠通胀税来弥补财政赤字。在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制度而美元持续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一定程度的通胀有利于保持国内的美元储备不缩水、有利于中国产品出口、有利于避免国际游资的套利，是一项明智的选择。政府可以以涨工资的形式“对冲”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同时对闲散资金的存量部分收取通胀税为财政筹集资金，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上诸方面妨碍经济复苏的深层次问题都理顺之后，中国经济不仅会从危机中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整个经济社会制度会步上一个新台阶。期待这些建议能进一步促成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成政府朝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促使市场形成真正健全的机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版。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
（3）〔美〕默里。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