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书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将竞争机制引入收入分配领域。竞争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个人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只要这种差距能够控制的一定范围，将不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但是，如果这种差距持续扩大，就有可能危害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为了让广大民众能够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受益，我们也必须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把社会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然而，由于体制惯性和经验欠缺，我们至今缺乏有效的市场手段，仍然主要采取非市场的方式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而这些方法对解决由于市场调节而出现的贫富差距其效果却不十分有限。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以往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式方法，寻找在市场条件下，通过调整市场交换关系，改变目前低收入者在个人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提高工资水平。
一、市场经济是用劳动合同来规范企业职工个人收入分配
根据传统理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需要消除产生这种差距的根源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企业职工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在公有制企业中个人利用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能性，因此，公有制企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再根据每一位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量分配劳动报酬。按劳分配，从根本上确定了劳动者生产过程地位和个人收入分配上的有利地位，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也存在个人收入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始终被控制在一定范围。
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按劳分配的贯彻执行与经典作家的设想存在很大差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按劳分配，主要采取企业向职工支付工资、奖金等形式。然而，工资奖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一定属于按劳分配的范畴。因为，公有制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者，企业职工与企业采取劳动合同形式确立双方之间的关系，职工的工资收入通过劳动合同形式进行规范，就形式而言，国有企业职工与非国有企业职工在工资上不存在本质区别。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其工资收入的多少与其所在企业的所有制无关，职工工资收入是根据员工与企业签订的用工合同来确定。实现生活中，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促使不同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差别趋向平均。即使公有制企业实行按劳分配，但只要企业效益相同，一定时期，在一定范围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其工资收入基本相同，如有差别，也不是因为所有制的原因。实行劳动合同情况下，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工资收入方面，按劳分配所得与出卖劳动力所得，对工人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虽然理论上公有制企业中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但由于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是由全体人民构成的，企业职工只是所有者的一部分，为了维护全体所有者利益，必然需要分清职工与全体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利益。所以，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与企业存在双重关系，作为劳动者他与企业是劳动雇佣关系，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获取工资报酬；作为企业所有者之一，只能根据其在企业资产中所占份额，获取投资收益，参与利润分红。至于公有制企业采取什么方式，在利润收益中有多少能够分配给企业职工，那要由所有者共同决定。具体就国有企业而言，工人获取工资，是因为他们与企业存在劳动雇佣关系，政府作为投资者则直接占有企业利润，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使用服从于全体所有者的利益需要，并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迂回用到全体劳动者身上。
姑且不论个别企业个人收入分配贯彻何种原则，但不管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公有制企业，还是按要素分配的私有制企业，都必须承认，虽然每一劳动者个人的具体收入的数量有所差别，但目前这两大类企业的工人其个人劳动报酬（工资），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企业的每一位员工作为劳动者，其与所在企业，都是通过劳动合同的形式确立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实际存在的是劳动雇佣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会因为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性质而有所改变。
建立在劳动合同关系基础上的个人工资收入水平虽然会由于具体原因，出现差距，但这种差距并是引起目前社会财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根据经验，虽然个人劳动收入存在差距，但劳动收入差距毕竟要受到个人所提供劳动的限制。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的影响。但是，虽然个人收入差距扩大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是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然而，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也参与收入分配，却并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按理已经有百年个人财富积累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应该比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但现实却相反，同样是按要素分配，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并没有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却在逐步缩小。对于在要素参与分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缩小贫富差距的扩大，似乎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如果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资本积累的进行，社会财富将逐步集中在少数有产者手中，贫富差距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但是，西方国家的实践，并没有出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结果。
理论界把发达国家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主要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可以通过财政税收政策，以财政税收政策为手段，采取社会福利形式，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然而，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阶层的财政支持只能暂时缓解他们的困难，而且，财政转移支付通常采取救济的方式，能够得到救济的主要是失去工作的失业人员以及没有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残者，这部分人在正常状态下都是社会救济的对象，他们并不是属于具有正常工作却因为收入低下而陷于贫穷的人们。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所出现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于大量具有正常工作的劳动者由于工资收入增长赶不上资本收入的增长，是由于因工资水平低下而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由工资收入低下而出现的贫富差距，应成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
对由于工资收入低下引发的贫富差别，采取财政手段并不能彻底消除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各种财政手段是一种体制外补救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提高工资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体制外安排不能代替体制内的解决。西方国家对工资在收入比重的调整，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所实行的工资分配原则，而是在市场体制下，按照市场规则，解决收入分配所出现的问题。西方国家解决工资收入分配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贫富差距扩大原因与政策取向
我国社会低收入阶层主要由几种人员构成：（1）退休老人。收入主要靠退休金；（2）孤寡老弱病残者。这部分人失去劳动能力，没有正常的劳动收入来源，属于需要社会救济的阶层；（3）因为各种原因而暂时失去工作岗位的失业者；（4）数量巨大的低收入劳动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城市外来打工人员，以及城市居民中非熟练劳动者。离退休人员，由于有较为稳定的退休金，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孤寡老弱病残者，以及暂时失去工作单位的失业者，没有工资收入来源，其生存主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救济。提高退休和孤寡老弱病残者的生活水平，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市场体制内无法解决，需要利用非市场手段，依靠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社会救济和社会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增加财政支出，及时提高这部分人生活水平十分重要。但是，这部分群体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他们并不是构成目前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要群体。我国目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数量庞大的中低劳动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没有与生产的发展保持同步增长态势。因此，探讨贫富差距，需要研究在市场体制运行范围内，如何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要他们的收入在低水平上徘徊，没有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就必然要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缩小贫富差距，传统的做法有两种，一是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实行累进税以及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的方式，对国民收入实行有利于贫困阶层的再分配。另一是通过所有制变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方式以消除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体制原因。确实，公有制消除了劳动者在生产资料方面出现的收入差别，但实行公有制并不是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唯一方式，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必须承认资本参与分配的合理性。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种方式，是维持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手段，对低收入阶层实行各种财政补贴，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从而缓和贫富悬殊的矛盾。由于这两种方法都承认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是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采取的解决办法都是非市场的方式，因而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有所抵触，实际效果不甚理想。所以，虽然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贫富差距也会采取非市场方法，但他们解决社会贫富问题，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市场，通过调整劳动市场，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其实，市场调节和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不一定就必然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随着经济充分发展，市场调节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了收入分配趋于平等。其中的原因，库兹涅茨认为是因为：（1）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在工业部门和城市就业的劳动者可以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而大量停留在农村的人口，即使他们的人均收入与对应的城市人口收入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他们所得到的国民收入也要下降，况且社会环境通常会使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上升更快。由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的比率加大，整个分配趋于不平等；而且，经济发展的初期，创新者会获得高额利润，创新收入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另外发展初期的技术进步会使许多工人失业或被排挤到低收入部门就业，他们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好处。（2）一旦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此时非农业部门的比率在国民经济中居支配地位，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将缩小。（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各项收入政策的实施，土地和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下降，各部门内部的分配将趋于平等，总的来说分配将趋于平等。库兹涅茨假说主要讲的是工资收入差距缩小问题，由于没有考虑要素参与分配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因此，库兹涅茨的理论并不全面。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差距之所以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状况，如果没有经济运行过程自身内部的原因，仅仅依靠财政税收和福利政策等措施，是难以实现的。为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影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政策，影响劳动市场，改变劳动者在决定个人收入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使各种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所占比重基本能够保持在各方都能接受的水平。其中的关键是实行出台有利于逐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各项政策措施，增强职工工资谈判能力，形成工资逐步增长的内在机制。而工资增长的内在动力，将会促进产业结构和工人就业结构的改变。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在该收入分配原则下，究竟是什么因素缓和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是什么原因逐步改善了普通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收入分配中，资本和劳动在决定收入分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生产过程的资本要素，需要承担投资风险，资本收益必须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的好坏，因此，资本收入不稳定。而劳动者不承当企业经营风险，他们通过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工资收入水平，所以，工资收入较为稳定，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这种收入分配方式，工人可以避免承当企业经营过程风险。在劳动力与资本交换过程，劳动者并不一定就处于不利地位，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取高收入的大有人在。出卖劳动力并不是造成劳动者贫富差距直接的原因，按要素分配个人收入，只有在工人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工资收入的增长落后与经济的发展，形成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贫富差距的扩大。构成我国目前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城市各类非熟练劳动者；而接受过高等教育和特别训练的白领阶层，虽然与企业也存在劳动雇佣关系，但其工资收入基本能够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因此，解决我国贫富差距扩大，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提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下的广大非熟练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在市场规律允许的范围内，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和途径。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通过调整市场关系，改善劳动者市场地位，对提高非熟练劳动者的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其作用是有效的。
三、调整劳动供给状况，提升工资收入水平
采取非市场手段解决贫富差距，其主要做法是将财富从富裕者阶层转移到贫困者阶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财富转移通常采取税收和社会保障方式进行。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看，效果有限。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弱势群体进行资助，无疑对生活出现困难的低收入阶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用市场运行机制之外的手段解决由于市场运行本身所出现的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机制本身引起贫富差距的扩大，因而，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只能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辅助措施。要有效解决产生贫富差距问题，就必须从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入手，寻求在市场体系内消除或减缓贫富差距的扩大。
资本参与收入分配，由此决定了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不仅与劳动而且与其所拥有的资本量有关。假定劳动收入既定，那么，个人资本拥有量的差别状况将决定社会贫富差距的水平。如果采取降低资本差别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做法，必然是对财产制度和市场规则的破坏，引发社会的动荡。因此，在市场经济体系的范围内，在保护资本能够获取正常收益的前提下，就需要通过修正市场关系，改变劳动者被动地位，以提高工人的劳动工资水平。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遏制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对中低收入者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是通过经济发展，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劳动者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改变工人单纯依赖于某一企业的被动局面，在劳资关系中，加强了职工工资谈判能力，促使工资增长以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
同样，消除我国贫富悬殊，需要寻找体制内的解决方法。如果资本收益既定，那么，消除贫富差距的扩大，就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收入，从而相对降低资本收益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只要分析我国所出现的贫富差距，不难发现，造成我国贫富扩大重要原因是工资收入增长相对滞后，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城市各类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造成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等收入阶层所占人口比重偏低。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阶层，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人口60%的中低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的30%左右，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重过低。我国收入分配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状态说明，中国城镇中更多的人群处于中低收入水平，而占人群大多数的中间收入阶层尚未形成。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重。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大幅度提高全体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而工人工资水平提高，不仅仅是工资数量的增加，更主要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是与福特工资制联系在一起。福特汽车公司生产过程采取流水线生产方式，实现了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为提高工资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造就西方中产阶级的形成。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工人工资，扩大劳动收入在国民经济收入中的比重，是其必然途径。但问题是提高劳动收入水平，不仅要改变企业生产方式，同时还需要劳动市场供求的改变。
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能够通过诚实劳动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则社会极度富有和极其贫困阶层将成为少数，社会贫富差距就会因此大大缩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中产阶层”培育和发展的过程。当然，要培育大量的“中产阶层”，需要对社会经济体系进行梳理，尽快消除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土壤。
然而，我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庞大的农村人口不仅构成了我国贫困阶层主要群体，而且也成为阻碍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农业人口，大规模实现农业人口向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是最重要的政策选择。对于仍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来说，一旦他们的亲属在城市找到工作，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会随之改善。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最有效的办法，是鼓励农民进城打工。虽然城市农民工仍属于低收入者，但对于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他们的收入仍会出现明显的提高。
在过去20年里，绝大多数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出现在城市里。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边际生产率。但大量农民工进城，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势必暂时影响到城市居民就业的就业，形成不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分配格局。由于农业收入低下，大大降低了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成本。充足的劳动供给，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形成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就业市场竞争调节的结果，必然将抑制工资的总体水平。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工人平均工资显著增长，但工资增幅却呈现下降趋势，近几年基本保持不变。沿海地区如东莞等地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只有一千元左右，有些企业甚至只有七、八百元。内地发展相对滞后的部分省市，工人的工资甚至还不到五百元。虽然农民进城工作，增加农民收入，但大量农民进城，却成为提高工资的障碍。所以，对于像我们这样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大幅度提高简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国际资本通常流向更具成本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也抑制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大幅上升的可能。在工资上升存在障碍的情况下，要提高我国工人收入水平，不仅需要提高目前工人的劳动技能，使非熟练工人成为熟练工人，由简单劳动转变为复杂劳动，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通过由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引起的就业结构改变，通过社会对熟练劳动需求增加，从而实现劳动者由低收入部门向中高收入部门转移。我国目前进城农民工以及城市工人，多数从事低收入的非熟练简单劳动。只有通过对非熟练劳动者各种职业培训，增加熟练工人比重，才可能改变工资总体结构，并形成对非熟练工作人员的收入提升效应，否则，不仅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难以提高，就是熟练工人，甚至各类技术、管理人员的工资都会由于非熟练人员的大量存在，形成对收入增长的负效应，从而抑制他们工资水平的上升。
为消除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对提高收入的负面效应，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但这种介入并不是要“劫富济贫”。虽然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政府采取各种财政手段，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但是，政府的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对解决由市场形成的劳动价格低下问题其所能起到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有助提高社会福利，保障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需要。但这些措施，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职工工资收入水平。而只有提高中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才有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出现以中产阶级人口占主导的收入分配格局。
现实表明，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需要我们长期艰苦的努力。之所以不能在短期内缩小收入差距，就在于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劳动者能够转变为熟练的劳动者，而这个过程要有产业结构和由此引起的就业结构的变化为基础。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从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的转变。目前，我国低收入阶层主要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能够大量吸纳简单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突然消失，我国大量外来打工人员就有面临失业的危险。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全面提高收入水平的必要途径，如果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的扩大。所以，缩小贫富差距，只能采取渐进方式，首先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农民比重，不断吸纳农村劳动力向较高收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才有可能解决农村人口收入低下的问题。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以及劳动工资水平的逐步上升，才会加速我国产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转变，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才会逐渐提高，从而推动工资水平的上升。
世界产业结构的基本演变规律是从初级向高级，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演变，产业升级的结果是就业结构的变迁，由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业劳动者；蓝领劳动者转变为白领劳动者。这种产业结构逐步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必将带动劳动就业结构的改变和低收入工作岗位的减少，促进工资整体水平的提高，从而逐步缩小贫富收入差距，这也应证倒U型假设的真实性。
对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我国，采用结构调整并通过市场渐进的方式，等待市场出现有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格局以解决贫富差距，那将十分漫长。而且，在市场化初期，市场的自发调节将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面对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形成有利于劳动者的就业市场，营造体制内有利于劳动收入分配的市场格局。例如，政府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及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用立法直接影响劳动工资水平；政府还可以通过规范劳动力市场，杜绝各种非法用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外，改革不利于人员流动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快职业转化的速度，鼓励劳动力输出，这些措施都会直接间接改变劳动市场供求状况，有利于工资水平的提高。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体制外措施，通过间接形式，以政府财政为手段，增加社会公共福利，扩大社会救济范围，创造逐步提高劳动工资的社会条件，最后通过市场间接影响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祖云：《关于调控贫富差距的一点思考》，《光明日报》2003—6—。
（2）赖德胜：《个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8期。
（3）赵人伟、李实、张平：《中国转型时期的收入分配》，《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4）李实、张平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李培林等：《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卢嘉瑞等：《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李炯：《中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8）赖德胜：《先富共富？——中国转型时期的收入分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张平：《增长与分享——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