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袭千年的厚葬之俗是诱发盗墓的主要原因。
西汉末年，政治昏庸的西汉统治集团已无力控制政局，出现了王莽外戚专政的局面。王莽改制，使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遭到毁灭性的冲击，最终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绿林、赤眉军在关中反复交战，瘟疫、灾荒、战乱使数百万人丧生，甚至汉长安城中也是一派萧条。
赤眉军入关后因粮草断绝，顿时人心混乱。起义军头领一声令下，烧宫室、掘陵墓的事件不断发生。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赤眉军军事集团以武力盗发西汉诸帝陵，开集团盗发帝陵之先河，使包括阳陵在内的五陵塬上的西汉九陵惨遭破坏。
东汉末年的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命吕布发掘包括阳陵在内的西汉诸陵及公卿以下冢墓，盗取其珍宝。
《晋书·索琳传》载：“武帝享年之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赤眉军取陵中物，不能减半，至今尤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可见帝陵内的随葬品之多。以上两次光天化日之下的集团暴力盗掘，对西汉诸陵造成极大破坏。
其实，赤眉军发掘诸陵只是西汉帝陵遭公开破坏之始例。自汉代末年至今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民间大大小小的盗墓活动一直没有停止。阳陵帝陵陵园被民间盗墓者盗掘的情景更是历历在目。在阳陵南区从葬坑和帝陵从葬坑的考古发掘中，处处可以看到空穴相属的情景。
阳陵帝陵陪葬墓园中的皇亲国戚陪葬墓多遭破坏，墓内随葬物品多已遗失。盗墓者进入墓室，只取金玉铜器、珍贵器皿，凡陶器、字画、书籍等物品皆弃之不取，随手破坏。阳陵陵园中至今尚存不同时期盗洞上百处。为了省时省力，盗墓者所挖盗洞的大小以容纳一人为限。盗洞多笔直向下，为竖井式，当挖至一定的深度，就在盗洞的两壁凿成马蹄形的足穴以便踏足。盗洞一般为圆形，直径约60厘米。盗贼从窄小的穿井盗洞进入墓室，将墓内的珍品盗掘一空。据分析，这些盗洞的上限为东汉初年，下限是近现代。
盗墓是民间牟取暴利又极具风险的营生手段，“洛阳铲”的发明使后期盗墓手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明代万历年间的《广志译》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至四五丈不见泉，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器则发。”最早引入盗墓的工具是铁锥，甘肃、青海等省土质疏松，墓坑较浅，盗墓者就用钢筋、铁棍、铁丝等硬物在四周戳探，若手感虚软或碰到硬物即哄掘之。凿井使用的小型凿具，锥、锉等钻掘器都成为盗墓者的工具。据说，洛阳附近有一个姓马的农民叫马丫子，他白天以种田为生，晚上以盗墓取宝为“副业”。他琢磨出一种介于“锨”和“铲”之间的工具，最后固定成连箍铲，探墓掘宝非常有效。这种探墓工具被称为“洛阳铲”，在盗墓者之间广泛传播开来。“洛阳铲”现在广泛应用于文物考古和基建中的深层墓葬探测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取代它。
在毒品贩运、文物走私两大黑潮在国际市场汹涌泛滥之时，五陵塬这一地下文物宝库，不能不为无孔不入的文物走私分子所垂青。在五陵塬汉代帝陵密集区，通过盗墓以牟取暴利的行为屡禁不绝。1998年，盗墓者竟使用炸药爆破手段发掘西汉高祖刘邦长陵陪葬墓。80年代末，阳陵北区从葬坑也遭到盗墓团伙的严重破坏。盗墓者以茂密的庄稼和果树林为掩护，趁夜深人静时先用洛阳铲探明从葬坑位置，然后向下挖一个1米左右的圆洞，放入炸药，捂住洞口，沉闷的爆炸声后，底部出现大面积空洞。有经验的盗墓贼当天并不入内，怕洞内隐藏多年的有害气体致人死亡。他们隐蔽洞口，待到第二天夜里下洞掘宝，致使汉阳陵珍贵文物惨遭破坏。这种“泉下掘宝”的破坏活动，无疑给国家珍贵文物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国人大对《刑法》和《文物保护法》有关条款进行了修改补充，明确处罚量刑标准，审议通过并开始施行。我国自古就有“发冢者必诛”的传统，只要破坏古墓葬，不论盗得文物与否，都是故意破坏文物的犯法行为，都要处以重罚。
自1995年起，随着汉阳陵的进一步开发，阳陵出土文物受到各界人士和政府的密切关注，文物保护的力度大大加强，基本上杜绝了阳陵陵园盗墓现象和珍贵文物的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