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和交易是市场和组织引导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人类通过分工实现专业化生产，并获得生产中的经济效率。同时又通过交易而获取低价格商品，从而提高自身效用水平。如果说分工主要从协调角度探讨收益增殖问题，则交易主要考虑既有单位要素的组织成本节约问题。正是在分工不断深化和交换行为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生产组织实现了从单个私有生产者、手工作坊生产向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转变。也正是在分工和交易以累进的方式自我循环的过程中，人们的经济环境和利益格局不断地发生着积极的改变。因此，分工和交易是人类追求帕累托最优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创新，而在此过程中，经济扩展和生产组织形态的渐行演进，始终伴随着人们经济活动过程中劳动关系形成和动态调整，理解人类经济增长和活动范围扩展的过程，也就成为分析劳动关系生成机制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典经济学派所坚持的劳动分工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学派所坚持的交易费用理论是理解劳动关系内生机制的逻辑起点。
一、分工与专业化生产
米塞斯（Mises，1949）认为，社会是处于分工中的人的结合。所谓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在生产活动中，分工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原来一个人或者组织的生产活动中所包含的不同操作分开进行”，“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与此相对应，专业化则是指生产要素向较少种类的活动集中的过程，其表现为“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不同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不同操作上”（盛洪，2006）。“当专业化增进到极端状态，某一个人便始终不断地反复从事于一项活动”。分工和专业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分工指的是生产活动分离程度的状态，分工水平是静态的，而专业化是分工不断演进的过程，是动态的。
分工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然而最早试图解释分工产生原因的人是古希腊的两位思想家：柏拉图（Plato，380BC）和色诺芬（Xenophon，355BC）。柏拉图早在公元前380年就论述了分工、专业化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柏拉图指出，分工和职业专门化的重要性在于：其一，分工可以增进生产力，“一个人专心于一事，所生产的必较多较优”；其二，“分工取决于人的先天秉性，某些人天生适合从事体力劳动，而贵族天生适合从事脑力劳动”。换言之，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分工是基于人的天性的，而基于天性的分工则会提高生产力。因此，“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与柏拉图一样，色诺芬也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工作的进一步区分提高了工人们的技术。色诺芬的解释是，“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随后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7世纪末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他认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在于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来运输不同的货物。这些思想均开创了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基础。
真正开始对分工进行系统经济分析的是亚当·斯密，他不仅深入研究了分工的重要作用，还揭示了分工的作用机理及其产生原因。他在《国富论》中开篇首句便说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基本逻辑是，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产生报酬递增，而进一步的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所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因此，专业化和分工应该成为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具体来说，分工能带来递增的报酬，有以下三方面原因：（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这正是熟能生巧带来的结果。（2）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力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对于这一点，他进一步分析道，其实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从而“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这其实启发了后人分工自身循环累进的可能。关于分工产生的原因，斯密从人的本性和功利主义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斯密认为，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在于人类的交易倾向。他写道：“给人类带来许许多多好处的劳动分工并不源于一个什么能预见到分工将能带来普遍富裕的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相互交易。”同时，由于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因此，分工的程度自然也要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斯密从地理角度出发对市场范围进行了讨论，从人口稠密程度（隐含地从人口规模）谈到市场规模对分工的影响，并提出运输的发展是市场范围的决定因素。
斯密之后，仍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分工理论。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分工与专业化，他强调了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分析了提高分工效率的可能途径。黑格尔（Hegel，1821）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简化了各个专业操作，从而得以应用和发明机器。雷（Rae，1834）指出，分工可以节省原材料，增加工具的利用率。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832）从内生性出发来分析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强调了分工可以用减少重复学习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与斯密强调分工的优势是由于更大程度上获得了新技能的观点不同，巴贝奇集中分析了给定技能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分工优势的问题。
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就逐渐将其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特别是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开创新古典经济学以来，有关分工的问题就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分工理论的复兴和发展直到阿伦·杨格（Allyn Young，1928）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的出版才得以重新开始。为了发展斯密的思想，杨格从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1884）那里借用了“迂回生产”这个概念，但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不同，杨格的迂回生产不取决于利率水平，而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杨格提出的迂回生产理论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杨格用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1）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2）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3）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后来的学者认为杨格定理的命题由三个部分组成：（1）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2）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的演进所制约。（3）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因此，“斯密定理可以改写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同时，杨格论证了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使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超越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但是，杨格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就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
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数学领域中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的发展，为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数学工具，使古典经济学的复兴进一步成为可能。80年代以来，以贝克尔（Becker，1976）、杨小凯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数学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分工的动态演进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一条主线。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对分工深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能否实现高水平分工则与交易效率有关；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决定着专业知识的积累速度和人类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决定报酬递增。分工的深化取决于交易费用与分工收益的相对比较，呈现出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因此，通过大量的关于分工组织的试错实验，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分工组织的制度性知识，从而选择更有效的分工结构，改进交易效率，提高分工水平，使他们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提高，形成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在缺乏有关组织信息的知识时，社会组织试验往往是从最简单的分工组织试起，因为简单组织的试验费用较低。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分工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组织的渐进演化的过程。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提出，分工的发展创造和增进了内生比较利益，人们在此基础上从事专业化生产并交换产品分享分工经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劳动分工也不断演进，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产品种类、相互依存度及相关市场个数都随之进一步增加。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深入考察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基础上，构造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将分工对经济增长及增长过程中市场结构、生产结构变化的解释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分工的进一步演进：协作关系
分工和专业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是资源配置的一种选择，都必然包括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一个人越是专业化地生产，越是缩小与自然对象接触的范围，越是扩大与他人交往的范围。人在专业化生产时，或者在推动专业化的发展时，都必然进行两类不同的活动：一类是人对自然的活动，即生产活动；另一类是人对人的活动，即协作活动。因此，分工总离不开协作，分工和协作也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斯密（1776）也曾指出，“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连日用品的供给也不能取得”。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的有关分工的思想，但关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劳动时间、机器发明与运用的一般分析上，而是从协作的角度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马克思认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马克思在对工场手工业分工进行总结时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要理解为协作的生产力，正是由于这个协作劳动的存在，“劳动者一个一个发挥机械力的总和，也和多数劳动者同时在同一不可分的操作上共同劳动时发出的社会力能，是本质上不同的……协作劳动的结果，在这里，完全不能由个别的劳动得到；即使能够，也必须花费更长得多的时间，或只能在极小的规模内得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要由协作来提高个人的生产力，并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马克思举例说，“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和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操作（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一种特殊的协作，它的许多优越性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分工之所以会演进，主要原因在于协作能创造出比个体生产更高的生产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各个分离活动上的局部工人彼此形成依赖，组成马克思意义上的协作工人，并依照生产技术情况和需要形成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从而获得协作经济。
同时，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协作所产生的新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并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1）协作可以使相互间的劳动差别相互抵消，形成社会的平均劳动。（2）协作可使生产资料共同消费而得到多项节约。（3）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集体力。（4）协作因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而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5）协作可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而提高劳动生产率。（6）协作可同时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而缩短总劳动时间。（7）协作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紧急的任务。（8）协作可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使筑路等大型工程得以进行。（9）协作可集中劳动力以缩小生产场地，从而节约非生产费用。（10）相对简单的操作可以减少工作的失误。（11）即使不改变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仅通过操作的分解和专业化，也可以节省学习的时间和费用。显然，马克思的重要贡献是将协作与分工联系了起来。
马克思之后，分工中的协作问题成为随后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时重点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分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而这一结构就是劳动分工带来的经济关系，特别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组织形态的进一步演进，劳动分工必然要求在经济中有协调各种劳动经济关系的一体化力量。从斯密、杨格再到杨小凯，都指出了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仅仅有了分工还不能必然促进经济发展，随着社会生产迂回度的不断提高，分立的人类劳动之间的联系需要不断加强，此时，分工效率已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复杂程度，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分立的劳动进行组织和协调，即实现分立劳动之间的互惠合作。马歇尔在探讨内部经济时认为，厂商规模的扩张同时伴随着“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这已经涉及到组织的协调问题，而杨格强调“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实际上是将生产组织的协调看成了一个网络。巴斯夏（Bastiat，1845）也曾强调，在促使人们进行分工的同时，应注意将人们的力量联合起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Alchian＆H。Domsetz，1972）认为，“资源所有者通过专业化的协作来提高生产率，因此产生了对那种能够促进合作的经济组织的要求。”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于劳动分工与协作的经济意义的同时，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分工和协作展开了研究。亚当·斯密从经济的视角审视社会分工，认为分工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社会自发的经济秩序也由此形成。杜尔凯姆（Durkheim，1985）则认为分工的最大功能不在于其经济功能，而在于它的社会意义。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分工都不限于经济上的收益，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体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在杜尔凯姆看来，劳动分工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它使社会联结从“机械团结”转变为功能上相互依赖基础上的“有机团结”，对社会和个体有许多积极作用。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杜尔凯姆始终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即寻找一种用以替代作为传统社会维系基础的等级制的新纽带，以重建家庭关系解体之后人们之间的关系。杜尔凯姆极力强调社会功能的融合与和谐，主张通过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认为社会分工和协作就是理想的解决之道。同时，杜尔凯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分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新的阐释。同斯密一样，杜尔凯姆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分工，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即社会容量增加。但他同时又指出，光有人口容量的增加还不足以引起分工。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人口增多了，社会密度并没有改变，那么无论它有多少人，也不会有社会分工。杜尔凯姆举的例子之一就是古代中国。那么什么是社会密度呢？这当然不是指一个地域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它指的是人们之间的交往密度，或者说关系密度。杜尔凯姆认为，一般而言，一定范围内人口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多，也即社会容量的扩大，会随之带来社会密度的增加。因此，杜尔凯姆认为：“只有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已经构成联系的前提下，分工制度才得以产生。”马克思也曾指出，“人口比较稀薄但交通工具比较发达的国家，就比人口较多但交通更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大的人口密度”。另外，杜尔凯姆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如果存在“失范”的、强制的和不适当的分工，这将导致“反常”的后果，以致与劳动分工及有机团结紧密相关的集体意识缺失。“反常的分工形式”意味着，分工本身不可能形成一种理想的“有机团结”，分工中存在的种种反常形式本身也会带来劳动力配置不合理和社会不公平等诸多弊端。无疑，分工的合理与否已成为影响协作经济的重要因素。
三、分工的方式：企业与市场
在《国富论》中，斯密将分工作为国民财富增长的首要条件来论述，并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例如，大城市的一些业务（如搬运工人）就难以在小村落中存在。但是亚当·斯密提出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的著名定理时，对于市场范围又是如何变化并没有加以阐明。同时，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却似乎难以与当时自由竞争的主张相容，这是因为分工产生的内生优势导致了报酬递增，在一定市场容量下，报酬递增引起的规模经济必然限制市场竞争，从而“导致实际的垄断趋势”，这也正是施蒂格勒（Stigler，1990）所说的“斯密悖论”。施蒂格勒认为，“如果这一定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那么在大部分产业中，岂不都应当是垄断统治？只要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劳动力和机械的进一步专业化）能使更高的产量以更低的成本获得，那么联合或扩张，以及驱逐竞争对手，对企业家来说是有利的。”那么，随着分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似乎就是垄断的出现，而市场也就似乎等同于一个大企业。因此，这两难的困境也就在于：如果确是市场容量限制了劳动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垄断；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的。虽然施蒂格勒提出，按厂商活动范围的不同操作阶段来“分割”厂商，得出企业由分工引致的扩张、垄断不会是无限度的，因为它还受报酬递减趋势的限制，然而，他的分析似乎与马克思的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分析具有相似性。
马克思在斯密之后最先提出将分工分解为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并在《资本论》中将分工细分为三类。他认为，“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分工。”其中，前两种分工是社会内部分工，后一种是工场内部分工。马克思仔细研究了以提高“集体产品”的生产效率为目的的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和以商品交换为特点的社会分工，并认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法，一方面，劳动以“劳动交往”作为中介，实现劳动的“社会内的分工”，表现为劳动的“社会内的交换合约”；另一方面，劳动则以“劳动意识”作为中介，实现劳动的“企业内的分工”，表现为劳动的“企业内的生产合约”。即企业的基础是企业内部分工，市场的基础是社会分工。
马克思从两者分工的区别与联系来阐明了企业内部分工与市场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尽管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按工场内部的分工，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产品，而最后的完成形态是他们的特殊劳动的结合产品，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基础，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和工人对资本家的服从为表现形式。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社会内部分工下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彼此分立，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媒介。同时，通过社会内部分工产生了市场交易关系及其制度安排，这是一个自扩展和自组织的过程，它的意义在于：各个经济当事人以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出现；他们各自的产品以商品的形态而存在；市场交换和竞争把以前孤立的个体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社会分工并未到此为止，它又引致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分工——企业内部分工，它们各自的功用及其相互作用共同产生了企业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获取潜在的收益，降低各种形式的成本。而潜在收益的出现和成本之间的相互比较均与分工的性质、特点和演进密切相关。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认为，“企业不仅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工具，而且还拥有有时超越市场的潜在协调能力”。
马克思对分工的分类实质上说明了分工的两种不同制度安排，也就是分工可以通过企业制度来组织，即分工在企业内进行，也可以通过市场制度来组织，即分工在企业间进行。企业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分工的区别与联系构成了企业与市场的相互促进与发展的基础：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工厂、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发展，企业内分工反过来又会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通过劳动工具的分化，使这些工具的制造逐渐成为不同的行业，也可以使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分离成不同的行业。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互相促进与发展、促成了分工的自我演进的思想与杨格的“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格对此的发展在于：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同时市场范围也受分工的限制，因为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但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水平，这意味着一个动态的机制产生了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与市场大小不断增加，因此分工与市场具有某种累进、自我繁殖的良性循环机制。这是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学说史上称之为“斯密—杨格定理”。分工与市场的这样一种相互促进的发展导致：一方面，分工的发展、效率的提高、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趋势的出现，从而产生垄断，企业的发展与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分工的发展也会促进市场的扩大。企业与市场关系也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与发展的互补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企业是特定的分工形式，是社会内部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的结合。也正如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1937）所说的：“分工是组织的基础，也是组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