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尤其是名人，最宝贵的是有一个好名声，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名誉比赚钱更重要，良好的声誉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李嘉诚自言：“我喜欢看书，古今中外的都爱看，每每看到深夜两三点钟，看完才去睡觉。有时不敢看钟，因为如果只剩下两三个钟头，心就会很怯。”他有感而发，“在看苏东坡的故事后，就知道什么叫无故受伤害。苏东坡没有野心，但就是给人陷害，他弟弟说得对：‘我哥哥错在出名，错在出高调。’这真是个很无奈的过失。”
李嘉诚为人谦虚谨慎，毫无风头意识，尽可能保持低调，但他又做不了彻底的隐士。他不是一架赚钱机器，有情感、有理想、有信念。他清清白白地赚钱，光明磊落地做人，也善意地希望社会上的人这样。因此，他在公众与记者面前，会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千万不要以为李嘉诚整天与记者打得火热，香港记者写的有关超人的新闻报道，多是来自记者招待会，或“外围”采访。李嘉诚似乎对远道来的记者要客气些，如欧美记者。内地的深圳市记者夏萍小姐也曾独家专访过李嘉诚，令自谓无孔不入的香港记者汗颜，各报馆如发生地震。
据传，香港记者无一人专访过超人。在香港众多的记者中，林燕妮名气不可谓不大，那时她替《明报周刊》做“数风云人物”访问，极希望专访李嘉诚，但总是遭李嘉诚婉拒。万般无奈之下，林以广告商的身份去长实洽谈业务，才接触到李嘉诚。
林燕妮说：“李嘉诚亦不是绝对不肯接受访问，熟知他性情的长江中人说，老板小风头不肯出，很大的风头又不同。如果是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访问，便当然有希望了。”
李嘉诚绝无歧视香港记者之意，他不便开这个先例，香港有这么多的报刊，这么多记者，李嘉诚什么都不干都应付不过来。不过，超人会在公众场合，很友好地回答众记者的提问。
对记者，李嘉诚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他曾经谈到这么一件事：“我做人的宗旨是对己严格，善待别人，还有勤奋同时重承诺，也不会伤害他人。有一次，一个我很讨厌的报社的记者在我公司楼下等我，我刚刚上车，同事说他已经等了两小时，他正要离去。我立即叫司机倒车，向记者说可以谈一下，因为我不忍心他站了两个小时，回去没有东西交代。”
李嘉诚是香港曝光率最高的富豪，都以为，他本人与香港市民一样习以为常。他似乎不希望香港《文汇报》全文刊出中央电视台对他的访谈录。一位内位记者特意将这篇访谈录找来看，字字句句闪金光，令人油然生出无限敬意。
前怡和大班西门？凯瑟克对李嘉诚有个结论性的评价：“他这个人特别聪明。
是不是讲给内地观众的话，不宜在香港讲呢？这位记者很快从这个思维套子里跳出来——李嘉诚是凯瑟克在商场上的劲敌，凯瑟克的话如何信得！
再遇到香港同行，这位内地记者说：“李嘉诚最近好像特别忌讳树大招风，你们这些生花妙笔，就不能写超人的非凡业绩，而偏对个人生活津津乐道，香港好不容易出一个道德兼备的商界翘楚。”
同行苦笑道：“你不知香港报业竞争有多激烈，一家报章，一名记者，若拿不出独家新闻，你知道将意味着什么？……”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李嘉诚有某些地方目前尚未做到十全十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李嘉诚是一个具有刚毅性格的男子汉，无论外界如何评议他，他一如既往按照他内心所认定的目标去奋斗拼搏，去为人处事。尽管市场总会冒出不利他的传言，却无损他的良好声誉，也正因为如此，证实他的声誉不是炒出来的，而是经得住考验。
李嘉诚视名誉为生命，他看重的实际上是清誉，而非荣誉。
比如香港人叫了他很多年超人，但他至今不认可这个称呼，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李嘉诚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父母对他的谆谆教诲。因此，李嘉诚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派谦谦君子之风，被人称为儒商。
李嘉诚很懂得形象的重要性，尤其是形象的一贯性。
香港虽为英国人统治，但实属华人社会。君子作风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因此，假若行为不慎或者不检，都会破坏这一形象，从而带来商业上的损失。
也许，是李嘉诚在言谈中对自己树立太高的标准，暂时还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完美；也许，有些人士本身就有“揭短癖”、“臆想症”、“传言欲”，难免吹毛求疵，甚至妄加臆测。
李嘉诚曾说：“因投资关系，我在1967年时，已获得新加坡居留权。”有人则说：“不对，是为了海外居留权，才去新加坡投资的，须知他那时还是个小老板，还不敢奢望跨国集团。”
1967年，正是中国内地动乱的高潮，别说香港居民感到恐惧，内地的许多干部群众甚至知识分子，谁不感到忧虑或恐惧？就算李嘉诚出于此原因而弄个外国护照，又如何？
清明时节，香港的华人几乎“倾巢”而出，赶往各坟场祭祖。在沙岭坟场，大凡所有的车辆都得停泊在入口处外，然后再冒雨或顶日步行20多分钟到达坟场。
话说1994年清明节，突然有一辆房车直接驶到坟场脚下，下来之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超人了。倍受爬坡之苦的市民有幸亲睹超人风采，荣幸之余又生愤怒，谁给超人这般特权？皆是香港居民，难道吾辈不是人？
幸得一位记者在场，见群情激愤，向护场的警官质询，方知缘由。该记者遂写一篇短文，澄清事实，标题却是《超人拜山享特权》，大概是哗众取宠吧。
但文章还算公道。此文说道：“根据边界警区助理指挥官的赵先生表示，只要预先申请通行证，或向住在边境区持有长期通行证的友人，借上一用，贴于车上，便可驶入禁区，普通市民皆可这样做，并不限于富豪。”
“可能是盛名所累，以后富豪出入公众场合，认真当心，以免因享特权惹众怒。”
超人捐赠，百捐百利，有口皆碑。但有一笔捐赠，引起意想不到的非议。
1991年，李嘉诚以个人的名义，向英国保守党捐赠10万英镑作竞选费用。报章披露，引发英国两大政党争议。工党指责保守党接受海外捐款，违反竞选条例。保守党发言人声称捐赠者是英国海外属地的英籍华裔人士。而在保守党内部，亦有不同意见。
消息传到香港，香港英人华人众说纷纭。香港华人富翁，多有向英国捐赠，多是作教育、医疗等用途。李嘉诚对此保持沉默。有人估计，向英国秘密捐赠作政治用途，恐不止李氏一人，但李氏捐赠不慎，故引发争议。
1994年12月，英《金融时报》报道保守党人士证实李嘉诚所捐赠的款项是50万英镑（约折600多万港元）。此时，保守党领袖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已两年有余，事实证明，李嘉诚与彭定康保持了距离，也没从彭督手里捞取到什么商业利益。
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事实，李嘉诚对祖国家园的捐赠，已是巨额数字。这600多万港元，相比后者，至少在数量上实在微乎其微。
说起香港富豪的捐赠，各人有各人的做法，世间亦各人有各人的评判。
如不是1991年华东大水灾，香港市民一定不会知道本埠还有个叫何英杰的大富翁。自从李嘉诚倡议市民捐赠赈灾后，一笔1亿港元的破纪录巨款惊得市民目瞪口呆，这位隐者善翁何许人也？忙坏了各报记者，后来才知是一位名叫何英杰的90老翁，早年是上海的烟草商，1949年来港创办香港烟草公司，早已退休隐居。
何翁从1983年起创办良友慈善基金会，透过基金会及其他渠道捐出多笔善款。国际奥比斯眼科飞行医院，曾收到香港一位隐姓慈善家捐赠的大型喷气飞机，飞行医院曾使千万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这些感恩戴德者，既不知捐赠者的尊姓大名，更无法目睹这位善翁的真颜。
南丰集团的陈廷华也是个为善不为名的大施主。1970年，还未成巨富的陈氏就成立一间慈善基金会，每年捐款于香港及海外的慈善团体，近10多年还捐赠给内地。无人知道何地的慈善团体得其恩惠，更不知他累计捐出几何，只是估计要以亿计算。基金会的管理人称，陈先生捐钱的条件是姓名不能见报，否则下次就再得不到捐助。
影视大王邵逸夫对内地教育的捐赠，迄今已逾10亿港元，他仅指定作教育用途，用于何地何校，则一概不管。有人深表惋惜，这么多的钱，蛮可以像陈嘉庚、包玉刚、李嘉诚那样，集中创办一所大学，就叫“逸夫艺术学院”该多好。据说有人夸奖六叔（邵逸夫）热心内地教育的高风亮节。邵氏道，我都快90岁的人了，钱再多又带不走，不捐几个出去做什么？
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嘉诚谈及他捐赠的情况：“一个人生活其实很简单，需要的钱不是很多的，最近国内有人问我一共捐出了多少钱，我一向没统计，结果用了三四个星期去查支票本，结果发现总共捐了22亿港元给香港和内地，可能没人信。”
有人说他沾名钓誉，亦或是最终是为其商业利益。对李嘉诚捐赠的了解，大概非梁茜琪莫属，梁是李嘉诚专职负责捐赠事宜的私人秘书，梁茜琪深有感触地说，“李先生不是那种捐出100万、200万，只要有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的人，他是真心实意去解决这些问题……”，对此；笔者亦有同感，听潮汕的人士说，李嘉诚所捐赠修建的各种建筑物，均拒绝以他本人和亲人的名字命名。
香港传媒曾多次爆出四大富翁玩纸牌的新闻。他们是李嘉诚、郑裕彤、周文轩、李兆基，这种纸牌不需耗太多时间精力，颇为日理万机的富豪所喜，每只牌约1万元的下注。
1995年初，香港传媒又爆出李兆基赌球输掉1400万元的新闻。李兆基球技一般，体力欠旺，加之球运不佳，于一周之内，连败四场，1400万元没有了。
粉岭皇家高尔夫球场有“高球四大天王”，他们是：李兆基、李嘉诚、郑裕彤、林建岳。他们与赵世光等几人常来俱乐部玩球，几乎形影不离。该俱乐部如一间贵族院，可转让会籍，炒至1200万元。
会籍昂贵，人们耳熟能详；如此豪赌，却是闻所未闻。一时全港哗然，众议纷纷。李嘉诚又一次受累。 也许是李嘉诚名气太盛，也许是他过多地表白自己艰苦朴素，省钱为国为家乡为他人做善事。他说他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皮鞋穿旧了补了再穿；坐日本大众房车；住20多前的老房子；还把手腕上戴的极廉价的精工牌日本表伸给外国记者看。
豪赌的奇闻，自高尔夫俱乐部不胫而走，闻者大吃一惊，有人萌生出被欺骗的感觉；有人半信半疑；也有人不敢相信。
《壹周刊》派员去做密探，写成专题报道刊于3月24日版。现将几段关键性的内容分摘如下：
“李兆基与李嘉诚、郑裕彤和林建岳，在粉岭皇家高尔夫球场被称为‘高球四大天王’，平日经常较量，差不多成了‘死脚’。他们常戏言打一洞输多少，输一杆又输多少，但仅限口头，从没有人见过他们有现金交易。”
“据他们口头提及的注码，通常一洞是数十万至近百万元，一杆是20万起。”
“3个多月前，李兆基、郑裕彤、林建岳及一众好友共8人连战4场，一个多星期内，李兆基输掉杆数及洞数总金额逾1400万，场内不少人因而哗然。”
“几位老红牌执波员（裁判）对李嘉诚极为佩服，事缘李嘉诚甚有自知之明，心知球技体力方面均不及郑裕彤和林建岳。故一概拒绝与他们打大奖金赛事，只是找回他的‘死脚’（死党、铁哥儿）赵世光罢了。”
“……对于赌波（球），郑裕彤过去接受杂志访问也谈过 ‘赌波（球）是有的，但只限于朋友间。其实说穿了，赌博是假的，今天你处赢家，明天他是输家，到头来还不是打和，没赢输。只是带着赌博性质的球赛，可令自己加倍用心，更进步吧！’”（郑裕彤对赌不忌，他有一句名言：所谓大有大赌，小有小赌，做生意就已有赌博成分。）
文章虚虚实实，使人一下子很难捉摸透他们是真赌假赌？大赌小赌？这帮“扩死脚”赌波（球），那帮“死脚”是否仅仅玩波（球）。也许，该刊“探子”自己也搞不清，也许有某种忌讳。在香港，除官办赛马和民办麻雀馆，其他场合及方式的赌博为非法。
李嘉诚等“高球大王”和“死脚”，一如既往去皇家球场热身，他们并不在乎满城风雨的流言传言。
李嘉诚经典语录：
要用真心真意来取得对方的信任。有时可能有人会把一世的积蓄投资在你的公司，所以要有责任心，必须小心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