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宗家法”一脉相承
任何领导人执政后都要认识手中权力的有效范围和力量，宪政社会没有人再拥有绝对的权力；美国总统就受到“祖宗家法”的强力制约。现代政治更需要妥协和平衡艺术。
任何领导人执政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大干一场”的激情，这是权力金字塔攀登过程中的情绪积累和补偿；美国总统也不例外。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无一例外地成为新总统施政纲领的宣讲会。从林肯的“不怀任何恶意，善待普天之世……让我们……治疗祖国的伤痛”到里根的“本届政府将作为变革的政府载入史册”1，历届总统都在就职演说中雄心勃勃地概括了自己的执政目标与计划。
然而一旦坐进总统办公室，兴奋与激动便逐渐消退。遵循什么样的执政理念、选择什么样的执政方略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内政外交，是任何一位总统都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执政实践毕竟不是竞选演说，现实状况要尖锐复杂得多。“观今宜鉴古”，有没有传统法则可以遵循借鉴？面对美国浓厚的民主氛围和成功的政治实践，从制度上沿袭“祖宗家法”成为众多已故总统明智的共同选择。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民主权和限权政府、宪政、三权分立、联邦制和文官控制军队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精髓，分立制衡的制度设计，两党抗衡的政党制度，利益集团的制约影响，文官集团的稳定独立以及军人不干预政治的治军原则构成了一整套不容突破的美国政治的“祖宗家法”；它们组成了美国政治的大环境，确立了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则，不管是否情愿，却从没有哪位总统敢与之对抗。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环境也没有培养出违背“祖宗家法”的政治家。
美国的缔造者们，如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和杰斐逊等人在搭建联邦政府的同时，也确立了“万年一系”的美国政治制度。这些开国元勋继承了政治是恶的、政府是个人对立面的现实假定，经过千锤百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总统制民主国家。从这样的假定出发，政府的权力就不能太大，政府和政治家必须受到有力的监督，并且要坚决杜绝长期执政的领袖出现。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保护“五月花公约”2后代的利益不受其害。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的学说于是漂洋过海，在美洲大陆落地生根。
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分立制衡”：立法至上，限制行政，司法独立。根据这一原则塑造出来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三权分立、三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在两百多年的政治实践中一直没有出现滥用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也很少出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的弊端。开国元勋采取的多重保险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宪法赋予人民选举两套政治机构，相互牵制，来保证自己的权利。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各项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会。”立法机关与总统都是民主选举产生，地位平等，权利交叉，相互制约。在实践中，民众很少将国会和总统的控制权同时交给同一个政党。美国的司法系统是高度独立的。司法系统不主动参与政治事务，不积极涉入人民生活，但是他们有求必应，无处不在。独立的司法为美国政治建立了严格的“事后机制”，坚决维护着政治的底线，规范着游戏的规则。
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制衡，宪法规定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使得美国总统必须在不断的平衡、沟通和妥协中行使自己的权力。美国政治制度的成功实践，在世界范围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借鉴、嫁接、使用。尽管现实政治的发展使权力逐渐向行政机关倾斜，立法机关因能力和机构问题而功能衰弱，司法机关的作用更趋事后与衰微，但是，总统想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帝王”，是不切实际的。
对美国总统来说，政治哲学和政体设计显得相对遥远；但政党制度和利益集团在选票决定命运的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却是切身的、巨大的。
美国在实践中形成的两党制度为政治中人提供了切实的活动舞台。1860年林肯代表共和党获胜，标志着美国两党制的最终确立。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的现实延续至今，在美国政治及社会生活中作用重大。
美国两党不象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严格的在野和执政之分：一党即使在大选中失败，也可能在国会、联邦各州和内阁中拥有实力，甚至控制国会，对当选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约。总统所在政党如在国会两院均获得多数席位，就可以组成“统一的政府”，较为顺利地推行自己的政策纲领；相反，总统的方针、政策就要受到操纵国会的在野党的挑剔和牵制。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在美国政坛无处不在。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全国保护农业社、农场主联合会、劳动产业联合会、美国律师协会、全国有色人种协会、退伍军人协会都是研究美国政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加上一些为了短期目的而聚集的组织，美国的利益集团不胜枚举。这些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变换着面貌，通过形式多样的院外活动对议员和公众施加压力，尽力影响立法和政策的制定。
利益集团所掌握的经济捐款与选票，是任何美国总统都不能忽视的。一个政治家一旦与利益集团建立牢固的联盟关系，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个巨大的选票仓库。发动舆论攻势是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和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美国政治中有一句名言：“叫得最响亮的人，也是最能引起注意的人。”利益集团通过报刊、电视和广播来制造舆论；并通过组织抗议、游行、静坐、罢工、骚乱等引起公众的注意；利益集团还采取其他措施对政府和总统施加影响。国会议员每天都会收到大量观点鲜明的信件或电报，还要接待一批批前来面述观点的客人；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委员会里堆积着一份份“像模像样”的意见书。更有许多利益集团在华盛顿、州首府开设常驻办事处，或雇佣智囊机构，同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保持着密切接触。凡此种种，最后都反馈到金字塔顶端，对总统构成大大小小的压力。
和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大批“吏”一样，美国政府中还有强大的不需要政治任命的公务员集团；他们组成了美国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文官集团，承担着政府的主体工作，在政策调研和贯彻执行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保持政府稳定的决定力量，在政策推行上对总统构成制约。美国现代文官制度建立在一套以功绩制为核心的竞争有序的文官选拔和奖惩机制之上。与政治家不同，文官工作相对稳定，不与部门首长共进退，升迁、待遇和养老制度都受到法律保障。高度的独立性和法律保障使得文官集团并不一定始终与执政团体保持一致。他们对政策的认同程度，对总统团队的拥戴程度决定着总统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尽管文官集团对总统执政的影响并不像前几项那样大，但却是基本的、不可忽视的。
为防止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的出现，美国实行文官权力高于军权的原则；文官控制军队，军人不干预政治，已成为美国传统。根据宪法规定，民选的总统和国会被赋予广泛的军事权。总统为联邦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并掌握军官的任命权；国会掌握宣战权，军费亦由国会决定和划拨，并仅限于维持2年。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发生军事政变；政党政府更迭和政权移交，都是依照法律程序和平有序地进行。文官控制军队，军人不干预政治的原则作用十分重大。
不论当选总统拥有怎样的理念和想法，美国独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迫使已故美国总统在制定执政方略中必须明智地选择“祖宗家法”。政治的复杂现实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现代政治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中产生的，而发达的商品经济则是复杂的经济制约体。由于经济制约关系的客观存在，商品经济参与各方在经济合作中都必须寻求到彼此都愿接受的利益协调方案；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政治必然是高度制约和协调的产物。宪政社会中，任何领导人都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力，现代政治更需要妥协和平衡艺术。
华盛顿解散大陆军是美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的壮举，它奠定了美国尊重民主自由、主动移交权力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基础，使遵循“祖宗家法”成为已故总统的自觉选择。
权力的制约设计是一回事，而权力的制约效果却是另一回事。制约和反制约的斗争是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历届总统都高度尊重、自觉沿袭美国的政治传统、文化习惯和社会氛围，成功地建设了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制约和反制约的斗争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明显。这一切都得从华盛顿开始说起。
独立战争胜利之时，华盛顿手握几十万重兵。当时的国家和军队都认识到国家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保卫胜利，但是没有人知道如何将民主与强力和谐地统一在一个政府里。人类历史发展到1783年，还是第一次思考这样的现实问题。
军队中的一部分人打算推举华盛顿出任独裁者，稳定国家，保持发展。如果手握重兵的华盛顿同意这样做，当时的美国没有人能够阻止华盛顿成为独裁者；因为军队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一直扮演着实力基础和政变工具的角色。即使华盛顿不同意这样做，如有人就此在军中加以煸动，“陈桥兵变”的重演也不是什么难事。
1783年11月2日是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日子。那一天，华盛顿总司令满怀深情地走上讲台，对大陆军的官兵说道：“总司令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事情，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美国军队讲话，并且亲切地、长期地向你们告别……”这支刚刚战胜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英帝国军队的庞大精锐在瞬间解散了。这些可敬可爱的将军和士兵们用实际行动宣告了人类历史上军队性质的转变，宣告了自己对民主制度的拥戴。
华盛顿毅然放弃了大权在握的地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抓起权柄做一番事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大权在握时要他放弃权力去过平淡的生活更是难上加难。但华盛顿做到了，他放弃一切回到了农庄。对于那些为了国家的独立而献出自己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的士兵来说，他们放弃对国家的索取，放弃军人的荣誉，走向茫然无知的未来，也一样值得人们永恒的敬佩和怀念。他们一无所有地走进了新社会—— 一个军队不干预政治、民主自由的新社会。
1783年11月2日的大陆军解散是历史上一个意义深远、耐人回味的时刻。刹那间权力的诱惑变得毫无意义了。
华盛顿时代的美国人民对民主国家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加深了美国政治的民主氛围，奠定了政治家尊重民主自由、主动移交权力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基础。即使是再不情愿离开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家，即使是大权在握的野心家，即使是曾经辉煌的政府机构，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或者丧失了自身的存在必要，都选择和平地离去。现在的美国社会中有四亿枪只，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治家煽动民众实现野心的情况；现代的美国出现过对选举过程的质疑以及极不情愿下台的政治家，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赖”在高位或依靠自己的权力“最后疯狂”的政治家。
这是美国政治相对“纯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高度制约的美国政治锻炼了政治家的妥协和平衡能力，现代政治是在妥协和平衡中不断前进的。政治实践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依据，为了尽可能成功和公平，参与各方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一整套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规则。这一规则也就成为各方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共同准则。“游戏规则”是不允许破坏的。美国浓厚的民主自由传统和前辈的良好实践使历届美国总统的头脑里都不存在“作弊”的想法。尼克松是一个特例——1974年8月8日晚尼克松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总统。他在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一直在重建美国社会对他的认同和谅解。从这点上来说，尼克松回归了美国政治的正常轨道，并为自己的一时“作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随着历史和政治实践的发展，美国游戏规则日趋复杂和细微化。如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既使国家机构的权力运行之间形成了职能上的对抗和排斥关系，也形成了政治实体职能上的依赖和协作关系。高度发达和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断扩展了政府职能，政府事务愈繁杂，政府职能愈重要，对政府部门的要求就愈高。现代社会中影响人们公平游戏的因素更加复杂了，而对这些复杂因素的分析却是异常的困难。
二、倚重智囊团队执政
面对政治现实的巨大压力，即使是谙熟政治的已故总统也不得不倚重智囊，团队执政。美国总统的执政团队容易培养出未来的美国总统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现象。
已故总统是在美国历史和全国选民的瞩目之下，是在自身权力受到限制和渗透的情况下开始四年或八年任期的；作为政治竞争的胜利者，他们对“祖宗家法”和内政外交了然于心。但是，即使是谙熟规则的已故总统，一旦成为游戏的主角，也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总统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政府的“代名词”。面对严重的权力制约和巨大的执政压力，已故总统不得不倚重智囊，实行团队执政。
除了扩大政府机构，鞭策公务员队伍提高素质外，美国总统越来越依赖自己挑选的政治团队。美国总统的政治团队包括内阁部长、隶属总统的专门机构首长、智库及咨询机构的智囊等；这群人组成了美国的最高统治层，承担了全部政策的调研、制订和协调工作，是总统的头脑。
内阁阁员进入最高决策层是各国的政治常态。联邦政府建立初期，内阁部门不过个位数，其中以国务院（主管外交）、财政部、陆军部最为重要。美国内阁现在增加到十四个部，以国务院（其首长国务卿在国际上享受准总理待遇）、国防部（二战后由陆军部、海军部合并而成，首长为国防部长）最为重要。内阁各部部长由总统提名，经国会通过后由总统任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事务既繁杂又专业，非一般政治人物所能胜任。已故美国总统一般提名著名学者、企业高层和其他声望卓著者入阁，不少内阁成员成为著名的政治人物。
非阁员顾问包括各专门委员的首长；一些临时委员会的首长也参与相关事务的决策。这些人主要集中在白宫和华盛顿，组成“总统行政办公室”。“国家安全顾问”是其中最著名的成员，他掌控着美国的外交事务，领导着一个庞大而强有力的安全顾问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任职其中；该小组是总统在外交、国家安全领域的主要咨询机构。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成为一个超级部门；各国首脑和全球外交界都注视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思想和言行。白宫的总统办公室还包括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等等。这些专门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都打了美国宪法的“擦边球”——这些委员会并没有宪法的明文支持，但是得到了美国总统的强力支持。总统之所以强硬设立这些机构，是因为这些机构所负责的政治事务不是引起广泛争论的政策难题，就是与总统的声誉、乃至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政治热点。在总统心目中，经济委员会的顾问甚至超过了财政部长。
美国社会存在浓厚的政治研究氛围，其中偏重决策、外交等实务研究的人才数不胜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教育机构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参考，其中的佼佼者常常成为总统的座上客。这些专家型智囊也常常被总统延揽入决策层，固定或临时地参与重大事务决策；他们构成了美国总统政治团队的第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体制外的专家学者相对于前两类成员，身份自由，进退自如，有时更能发挥巨大作用；他们与社会舆论联系紧密，在宣传观点、舆论影响方面作用重大。
非阁员顾问和体制外的智囊虽不是法律支持的正规部门首长，但现实政治的发展却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美国政府的决策，摄取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这并不是美国政治所特有，政府权力由正规部门向行政首脑的顾问机构和体制外人才转移是许多国家共有的趋势。随着社会发展，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相互交叉，界限越来越模糊。社会对政治的影响使得非政府机构和体制外智囊在美国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美国总统的执政团队容易培养出未来的美国总统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在已故37位总统中，有13位担任过副总统；有4位担任过国务卿（为避免重复，曾担任国务卿、后又担任副总统者不列入统计）；有3位担任过内阁部长（同上，曾担任内阁部长、后又担任更高职务者不列入统计）。
2、《美国总统档案》，张锦铁主编，九州图书出版社。
3、《美国总统全传》，李富民、李晓丽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倚重智囊、团队执政为美国政治平稳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而合理驾驭执政团队，促成团队效率最大化则是这一方略发挥效用的关键所在。
就任总统，尤其是经过政党轮替上台的总统，面临的紧要问题之一是挑选自己的执政团队。忠诚和专业素质是主要标准。总统在挑选最高顾问人选的时候，举贤不避亲，选择那些与自己执政思想相近，在相关领域地位突出的人。1982年，里根总统任命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领导跨党派委员会解决社会保障问题面临的危机就是其中的例子。
执政团队的流动性带动了美国社会的政治流动性。体制外自由的土壤为美国政府储存了大量政治人才，也接纳了大批体制内的退出者，两类成员的身份是互相渗透的。基辛格从哈佛大学、莱斯从斯坦福大学走入了白宫，成为了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离开白宫后，又成为1982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则进入了电视媒体。
美国总统尤其关注非阁员顾问人选的选择。这是由非内阁机构所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专业性和敏感性，以及顾问人员的特殊身份和可能作用决定的。从美国打开新中国外交大门的决策中，我们不难发现顾问团队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尼克松执政时期是美国内外交困的时期；为摆脱困境，尼克松不得不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寻求与新中国的正常对话。与新中国进行全面深入的对话，实现关系正常化，领导人的会面是难以避免的。但在西方阵营紧随美国对抗中国的情况下，要让公开叫嚣反共和封锁中国的美国政府突然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北京，这会让全世界陷入混乱。国内强大的反共反华势力很可能会埋葬刚开始第一次任期的尼克松政府。
尼克松团队选择了派人秘密访华，为双边关系正常化做铺垫的对策。选谁呢？这个人既要有能力、精通外交事务，又要有官方身份，且拥有相当的头衔。通常情况下，应当由副总统或国务卿担任这样的角色。考虑到副总统阿格纽疏于外交，政治观点摇摆不定；国务卿罗杰斯曝光率太高，难以远行；尼克松最后选择了团队中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一个既能干事，又有高级身份的人选。1971年7月9到11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特使秘密访华，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理论上，执政团队应该团结一致、荣辱与共。但是，与一切政治团队一样，美国的执政团队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些是因为成员之间的思想观点和背景差异造成的，有些则是结构性的。如在权力向非阁员顾问群体倾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内部矛盾，是困扰整个团队的最大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与国务院的职能存在很大的重合。如何调和内部矛盾，发挥团队的最佳效率是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尼克松政府在促成对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国务院这个宪法设置的部门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达杭州，美中双方就联合公报达成了一致。随行的国务卿罗杰斯和国务院官员并没有参与最后公报的起草。在拿到最后文本后，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加上非理性情绪的搅拌，连夜提出了数十处修改意见。在中美双方尴尬的沉默中，周恩来总理连夜拜会美国国务院一行，巧妙地化解了僵局。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美国最高团队内部的矛盾将始终伴随着总统的执政生涯。
总统处理执政团队内部关系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如何对待其中的野心家。这是困扰每位总统的现实问题。如前所述，后任总统参加前任总统的执政团队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年龄相差一个梯次的下属中不乏未来金字塔顶端的政治明星。如何处理自己与团队中野心勃勃的下属的关系，在选票决定命运的政治运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任命参议员萨蒙·蔡斯为财政部长。许多人反对这一任命，因为蔡斯虽然能干，但野心勃勃。他是林肯入主白宫的竞争者，认为自己比林肯要强得多，对林肯非常不满，并且一如既往地追求总统职位。
事实证明蔡斯是个十分出色的财政专家，对国家也做过很大的贡献。但他狂妄自大，在南北战争中甚至向林肯递交了辞呈，林肯冷静地回答说：“朋友们已经把文件交给我了，但我还没有阅读。朋友们把他们认为合适的内容讲给我听了，我也并不想询问更多的东西……。关于你是否能继续担任财政部长的问题，我只能以公众事业为出发点来考虑并做出判断。而从这一点来看，我还没发现有什么改变现状的必要。”
对蔡斯的举动，林肯评价道：“蔡斯总是站在反对派那边，想要向人们证明别人对他的不公正；而他却决不会不公正地对待别人。其实，通常他的工作完成得不错，起码比再换一个财政部长好。”
林肯总统为此提出了政治上有名的“马蝇理论”：“有一次，我和我的兄弟在肯塔基老家的一个农场犁玉米地，我赶马，他扶犁。这匹马很懒，但有一段时间它却在地里跑得飞快，连我这双长腿都差点跟不上。到了地头，我发现有一只很大的马蝇叮在它身上，我随手就把马蝇打落了。我兄弟问我为什么要打落它，我说我不忍心看着这匹马那样被咬。我兄弟说：‘唉呀，正是这家伙才使马跑得快嘛。’如果现在有一只叫‘总统欲’的马蝇正叮着蔡斯先生，那么只要它能使蔡斯和他的那个部不停地跑，我就不想去打落它。”正是林肯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使他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渡过国家的急流险滩。“马蝇理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倚重智囊、团队执政为美国政治平稳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而合理驾驭执政团队，促成团队效率最大化则是这一方略发挥效用的关键所在。
三、发展经济实力强国
已故总统都将发展经济、实力强国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美国从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前殖民地发展成为超级经济大国，历届总统的经济方略功不可没。
自1789年华盛顿就任总统到1989年里根总统卸任，整整二百年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历届美国总统都将发展经济、实力强国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因为它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自己的政治命运。在已故37位美国总统的共同努力下，美国从一个只存在少量手工业的农业主导型前殖民地发展成为拥有世界最先进、最发达产业与技术结构的后工业化国家，成为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头号经济强国。
当然，美国经济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尽管“发展经济，实力强国” 是历届总统共有的执政方略，但时代不同，总统们的经济政策也存在很大差异。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战争前，是美国的草创和初级发展阶段，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丰富的资源、广袤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残酷的黑人奴隶种植园制度是其重要特征。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提供、完善公平自由的经济环境，并大力开疆扩土，吸引移民，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华盛顿总统富有军事政治才能，却缺乏经济管理经验。他和开国的约翰·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面临着一个土地肥沃、人口稀少、主要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新国家；也正是这几位总统，奠定了美国前期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原则。这片土地上没有历史拘束，没有贵族，没有繁冗复杂的共同礼节，没有和邻国漫长争议的历史与领土问题，与自由主义相得益彰。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已故总统都遵循着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促进工业的迅猛发展。在短短的70年间，15位美国总统建立了完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农业、工业、商业和国际贸易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从19世纪20年代起，北部和中部各州开始了工业革命，并在5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1860年，仅北方工业生产就居世界第四位，总产值达18.8亿美元。
第二阶段：从林肯执政到威尔逊总统执政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12位总统将自由主义经济逐步推向高峰。南北战争的胜利，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比较彻底地埋葬了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重视重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开发，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本地特点的工业等措施，使得美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在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中，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现代经济形式和企业管理开始出现，资本与劳动力大量集中，使得美国总统纷纷调整经济战略。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三位总统执政时，美国在强化工业创新和垄断之后，开始了凭借国内的强大基础，输出资本，踏上了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参战前，美国作为欧洲各国的供应商，在贸易中大发横财；参战后，美国轻松取得战胜国地位，军工企业带动了工业的迅猛发展。到191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71亿美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到1919年，美国以125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40% ，并一举从债务国转化为债权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到1922年，美国的国民财富为3208亿美元，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和 1.
第三阶段：从哈定执政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经济向市场与宏观调控并重的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实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哈定、柯立芝、胡佛进一步巩固了一战的胜利成果，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私人垄断资本大为发展，创造了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1929年，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8.5% 2，奠定了美国经济世界第一的地位，将自由主义经济推上了顶峰。遗憾的是，三位总统都没有看到自由主义经济繁荣背后潜伏着的深刻矛盾和危机，爆发了惨烈的世界经济危机。
1933年执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肌体进行了“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推行“新政”，其核心是三个R：即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和救济（Relief）。
罗斯福从金融系统开始，雷厉风行地立法，加强宏观调整，修正了完全自由的美国经济传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拒绝了任何彻底的革命计划。为了永远地纠正我们经济制度中的严重缺点，我们依靠的是旧民主秩序的新应用。”罗斯福政府有计划地调整耕地，消耗商品，扩大公共需求，以工代赈；迅速而果断的新政使美国经济开始转机。新政实施后，失业人数比1933年初减少400万，提供了至少600万个工作岗位。1935年农民的全部现金收入从1932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近70亿美元。
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遏止了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在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的蔓延和扩展，调整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传统，确立了市场作用和宏观调控并重的新经济政策，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了之后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空前的。首先，二战使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与西方大国经济大幅衰退相反，美国工业在1946年增长了五成；美国在西方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战前的42%上升到53.4%，对外贸易份额也从13%提高到22%。其次，二战使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政策，走上了全球扩张的霸权主义道路；凭借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和掠夺，美国在世界上持续保持强势的经济地位。第三、二战使美国强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成为经济政策的普遍特点。
第四阶段：从杜鲁门执政到里根总统卸任，历任总统都精心维护市场和宏观调控并重的经济原则、规范和制度，美国经济比较平稳地转入和平经济，并保持了世界经济强国中的霸主地位。
1946年—1953年为调整发展时期，美国在二战期间获得的惊人利润，有力地促进了消费资料和汽车、钢铁等工业的发展。杜鲁门政府通过“马歇尔计划”，主动实施向欧洲进行资本扩张的“欧洲复兴方案”，不仅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也使美国顺利完成了由战时经济转入和平经济的轨道。
1954年—1969年，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艾森豪威尔执政反映了保守势力的回潮，他原本并不主张国家干预，但军备竞赛和扩大社会福利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反而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期，继续推行国家干预政策，扩大政府职能，增加福利开支。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有6年高于4%，工业生产增长率1965年达到9.9%，为和平时期之最。196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355亿美元，比1961年增加78.8% 1.
1971年—1980年为停滞膨胀阶段。尼克松政府声称要实现“没有战争的繁荣”，以解决失业、通胀和美元危机三大问题。他推行“分享岁入计划”和“家庭援助计划”，但成效并不显著。卡特的反通胀成效也不大。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伴而来，结束了美国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期。尽管如此，但无论工业比重还是劳动生产率，美国仍居世界第一。从1970年到198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807亿美元，增长了37.7%，世界近三分之一的粮食来自美国 2.
1981年—1989年为复苏和缓慢增长阶段。里根执政后，一方面为扩军备战，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另一方面，听任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共和党相信，“通货膨胀只有通过抑制财政支出与货币发行量以及大量减少对储蓄、投资与生产活动的管制性障碍才能加以控制”3.美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停滞膨胀”局面。自1983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到80年代末，创造了1700万个就业机会。198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2332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034美元4 ；始终保持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地位。
高度发达的美国经济不仅切实改善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工具。
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是社会问题迭出、腐败横行的时期。已故总统处理矿难、治理腐败的经验为后起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已故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不单是宏观决策和政策选择，还要处理一系列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正是借助对与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正确处理，才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美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不公正、收入差距悬殊、政治腐败、环境污染、精神文化空虚等。已故美国总统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美国和中国一样，煤炭资源丰富，煤炭产业阜集。同中国一样经历过外延式经济增长和粗放式生产经营的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出现了矿难高发现象。
1907年12月6日早上10点左右，位于西弗吉尼亚莫农加地区的美国联合煤炭公司属下的两个矿井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全面坍塌。当天登记在册的当班工人共有362人，另有为数不详的未登记在册的大批临时工，全部遇难。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当时的总人口还不到1亿人。这是美国历史记载的最为血腥、最为惨痛的矿难。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矿难每年致使近6%的矿工葬身井下，近6%的工友落下终身残疾，6%的从业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暂时性损害。产业工人在美国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转型过程中成为了社会的牺牲品。这一时期正好是老罗斯福总统执政下的经济飞速发展时期。
每一位资本家和美国政府都承认，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威胁行业；但是利润的驱动使他们对此故作不知。美国资本家假设矿工在完全知晓采煤危险的前提下自甘风险下井作业，双方严格按照契约行事。这种表面公平合理的说法是完全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无视工人客观窘境的卑鄙行为。无数美国煤炭工人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支撑了美国幼年时期的工业发展。
12月6日特大矿难后，法院判定矿主无错，并责备矿工自身缺乏预见和行为疏忽。
美国政府对矿难的纠正与防范是从修改法律开始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主持新政时期，大力推行法律改革。在他统治时期，美国侵权法发生了观念性的颠覆。出发点从维护资本家利益转移到保护个人利益；削减资方免责事由，大幅增加损害赔偿金，制定赔偿法等措施紧密跟进。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预防矿难的成功处理无疑是他执政生涯的亮点之一。二战后，美国矿难的发生逐步降低。1977年，美国进一步出台的专门法《联邦矿业安全和健康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会谨此宣告：煤矿业和其他矿业的优先考虑和第一要务必须是矿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美国政府宣称“矿工是最为珍贵的资源”，挽回了无数人心。
好的法律需要配套的执行制度。仅仅是制度改善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措施的紧密配合。美国政府通过的安全法规定：每一个矿场均设立安全监督委员会，国家派驻安全监察员进入委员会，并吸纳相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美国强大的工会组织对此大力配合。美国矿工联合会原本就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它就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度及生产安全环境等事宜与资方进行一系列谈判。1941年，1945年、1946年和1949年，矿工联合会多次发起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有力地提高了自身待遇。
强力执法加上全社会的责任感使得资本家对矿工的安全疏忽面临着被逐出矿区甚至倾家荡产的厄运。如今，美国的煤矿业已转变成所有行业中最令人羡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与零售业相当。2000年美国煤矿行业死于安全事故的只有40人，而其年产煤量与中国相当。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前期，已故总统的经济政策都忽视了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协调，到19世纪末期，腐败问题和国民经济一起飞速发展。贪污受贿、收取回扣、巧取豪夺、偷盗欺诈、内部人交易等形形色色的丑闻充斥报端。当时美国的政治状况与现在自己批判的一些腐败国家没有两样。
格兰特总统是南北战争的英雄，却在治理政治腐败方面遭遇了滑铁卢。格兰特执政期间（1868-1876）美国腐败指数近乎20世纪70年代的5倍。一些利欲熏心的政治家和官僚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前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直接或间接盗取国库的金额不少于3000万美元；许多酿酒商为偷税漏税大肆贿赂财政部官员，并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支付获取纳税凭证；格兰特政府财政部百余名官员因涉嫌受贿被定罪，酿成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威士忌酒帮事件。愈演愈烈的腐败还从政府扩展到司法系统。格兰特政府与Credit Mobilier公司签订修建铁路的合同总金额高达9400万美元，而实际花费仅为4400万美元。见不得人的赃款或回扣都进入了腐败官员们的腰包。资本家通过分发铁路股票疯狂贿赂国会议员，并成功地将司法部门的审查拒之门外。格兰特的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和此后当选为总统的加菲尔德等都牵涉其中。这场沸沸扬扬的丑闻最终不了了之。
马克·吐温记录了这个“镀金时代”：“当时一般人的特点是不顾一切和腐败，而改革者的特点则是孤立。政客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视同男子汉气概，而把政治中的‘好’人视为纵垮子弟，反常的怪人”。
民主国家腐败一旦猖獗，其危害举世无双，并且伪劣、顽固。它不是简单的官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是政府公职人员几乎完全从属于利益集团。政治成为替资本服务的工具。美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收买型腐败。资本家与利益集团收买候选人，政党则以利益分赃为诱引招揽选票，官僚为保住饭碗或扩大利益而介入其中，帮凶游刃其间。资本对政治权力的收买和控制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之所以成为被俘获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手中握有大量公共资源，公职人员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所有这些，都为商人集团掌控公职人员以牟取私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成为腐败的滥觞。
加菲尔德总统虽然没有向腐败挑战，但其短期执政反而成为美国反腐败的转折点。腐败的加菲尔德当选后明知“政党分肥”的腐败，却只能在分配文官职务时尽量照顾平衡，最终被不满者暗杀，成为政党腐败的牺牲品。他的死催生了《彭德尔顿法》，规定“文官在政治上必须采取中立态度，禁止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禁止进行金钱授受”。
随着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期的结束和经济危机中民众对利益集团的强烈谴责，美国的反腐败斗争得以逐步展开。新政时期的罗斯福和之后的历届总统都致力于推动法律的制定和政府内部的整肃，其措施与处理矿难相仿。完备的法律和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成为抑制腐败的主要手段。发展至今，各种遏制腐败的苛法和美国完善的公务员制度，使腐败风险无限、成本高昂。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和城市化进程的放缓，以及政府规模和实力的增强，美国的腐败回归到低水平线上。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各个领域互为协调、彼此补充，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国力护航强权外交
不同时期的外交策略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手段，但以强大的国力为支撑，实行强权外交，以确保美国的安全繁荣和霸权，成为已故总统外交政策的主线和特点。
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隔绝世界独立发展。存在国家间的往来，就必然产生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除印地安人等土著居民外，美国人民的绝大部分来自各国移民；在早期，主要是欧洲移民。正因为此，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不可能离开国家间的外交关系。选择怎样的外交方略促进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是任何美国总统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从1789年华盛顿执政到里根总统离任，美国在两个世纪里，从仅有十三个州的前殖民地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并始终保持无与伦比的霸主地位，已故总统的外交作用不容忽视。
已故总统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到后来的全球主义，尽管不同总统外交策略的重点和内容有所不同，但为确保美国的安全、繁荣和霸权，已故总统的外交方略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实行强权外交，不断扩张领土、扩大势力范围并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成为已故总统外交政策的主线和特点。
根据不同的特点和内容，已故总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华盛顿到格罗弗·克利夫兰第二次执政时期，是美国外交上的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和大陆扩张阶段。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虽然充满活力，但与欧洲相比还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为了确保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并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故总统都尽力避免卷入欧洲争端，推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所谓孤立主义是指美国针对欧洲所采取的避开欧洲纷争、不受欧洲控制的外交方针，其核心一是不卷入欧洲争端，确保新生共和国安全；二是独立发展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快速进行原始积累，不受欧洲控制和干扰。
门罗主义是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体现。随着国力的增长，杰斐逊总统于1800年提出，“我们共同的目的应该是从本半球排除一切影响”。门罗继承并发展了前辈的孤立主义思想，宣布了三项重要原则：1、今后任何欧洲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的国家作为将来的殖民对象；2、美国不干涉欧洲的现存殖民地和保护国；3、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这就是著名的《门罗宣言》，它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幌子下，把美洲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排斥欧洲列强。《门罗宣言》后来成为美国在美洲大陆进行疯狂扩张的理论依据，并被称为“门罗主义”。
已故总统早期采取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就北美范筹而言，对外扩张主义从独立战争胜利后就开始了。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几乎每任总统都选择和沿袭了扩张主义的外交策略。在扩张主义外交思想指导下，美国的大陆扩张经历了三个阶段：1、向北美地区扩张；2、向拉美扩张；3、向太平洋等地区扩张。通过一系列扩张活动，美国不仅从只有13州的小国一跃而成为西半球的泱泱大国，还奠定了美国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
第二阶段：从麦金利到塔夫脱，是已故总统外交政策的海外扩张阶段。通过发动美西战争、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已故总统从大陆扩张走向了海外扩张，从在美洲范围内扩张转向向亚太地区扩张，从孤立主义发展到参与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世界。
1896年，麦金利当选总统。在他的任期，开始大肆向海外扩张。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向海外扩张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实际控制了刚刚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古巴，正式确立了在美洲的霸主地位。接着，美国又通过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达到菲律宾。
为向中国扩张势力，麦金利主张一切列强在中国的“机会均等”，要求分享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即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为美国垄断资本向中国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两大洋已不足以使美国与世界隔绝，美国必须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演员。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策动巴拿马“革命”，使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取得控制巴拿马运河的权利。1904年12月，他发表了所谓的“罗斯福推论”，声称“西半球国家的罪行，可能要求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涉”，“美国不得不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他先后以武力干涉多米尼加、海地、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的内政至少达30次之多。
第三阶段：从威尔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已故总统外交策略彻底摆脱孤立主义、从威尔逊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的阶段。通过参加一战、二战，美国取得了世界范围的霸权地位。
1913年威尔逊当选总统后，开始尝试用美国模式改变世界，从着眼于充当西半球的霸主转而充当世界的霸主。一战爆发后，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两败俱伤，美国抓住机遇向德宣战，趁机筹划未来的世界。1918年，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提出诸如诉诸公理、民主、普遍和平、公开外交、民族自决、集体安全、自由贸易、建立世界组织来保证国际政治法制化等外交理念，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威尔逊“十四点”计划要“按照我们的心愿完成对世界地图的重新绘制”，这是美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公开表明将干预世界事务。
美国从美洲走向世界，必然与各国列强发生矛盾。为此，哈定政府邀请主要列强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并与列强签定了《五国海军公约》、《四国公约》和《九国公约》，按照美国意图确定了一战后的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新秩序。
随着国内和平主义运动的活跃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柯立芝和胡佛执政时期，美国的世界扩张政策有所缓和，孤立主义重新抬头。但欧洲局势的恶化，法西斯战争对美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威胁，使孤立主义受到严重打击。
1939年二战爆发，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认识到，美国有必要彻底摆脱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为美国的价值观而战和为保卫美国安全而战”。1941年12月，美国对日宣战。美国参战后，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成为协调反法西斯轴心国军事行动的主导力量。美国在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它所拥有的实力，使美国从西半球的霸主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走上了全球扩张的道路。
第四阶段：从杜鲁门执政到里根卸任，是已故总统外交策略从全球霸权扩张到冷战对抗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以全世界为目标，以世界重要战略地区为重点，以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为手段，力求保持世界的霸主地位。富兰克林·罗斯福本想在结盟的基础上，通过国际组织实现对世界的领导。但苏联在战争中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美国构筑的世界秩序严重受挫。随着战争的结束，美苏关系开始逆转，冷战爆发，世界形成两极格局。冷战使国家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全球霸权扩张中对抗苏联成为从杜鲁门到里根卸任时期已故总统外交政策的主线。
在确保霸权地位并对抗苏联的进程中，战后已故总统采取了系列外交策略。杜鲁门的“遏制战略”主张放弃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思想，对苏联采取强硬的遏制措施。以遏制苏联为中心的全球战略在冷战时期一直主导美国的外交。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解放战略”加深了世界范围内的核武器竞争，并使资本主义阵容和社会主义阵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采取的“和平战略”以更加灵活的形式继续推进冷战的“遏制政策”和全球扩张政策，使美国逐渐陷入内外交困时期。为缓和国内外局势，尼克松采取了缓和与均势战略，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缓和国际局势，调整国际关系，使美国在外交上取得了较大的主动权，但遏制和扩张战略仍在继续。福特和卡特基本上沿袭了尼克松的外交战略。里根执政后，放弃了前几任总统的缓和与均势战略，采取“以实力求和平”的强势外交策略，并在重振国威的基础上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最后迫使苏联走向解体，取得了冷战的最后胜利。
综观已故总统的外交方略可以清晰地发现，以强大的国力做后盾、实行扩张主义的强权外交是已故总统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强权外交与综合国力互为支撑、紧密相连。强大的国力确保强权外交政策得以实施，而通过强权外交对土地、资源和国际格局的控制又反过来促进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在建国初期，美国与欧洲相比比较弱小，便推行孤立主义，不卷入欧洲争端，一方面可以确保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快速进行原始积累，不受欧洲控制和干扰。
快速的原始积累使美国国力迅速增强，美国有条件在美洲扩张，便提出“门罗主义”，并逐步取得在美洲的霸权。但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力还不足以向海外扩张，孤立主义依然主导外交格局。
美国通过大陆扩张，进一步增强了实力。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军事力量明显增强，到1898年，美国陆军达到2.8万人，海军拥有9艘一级战列舰、2艘二级战列舰和2艘重装甲巡洋舰海。在这种实力支撑下，美国于1898年发动了向海外扩张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美西战争。美国从麦金利执政时期起，便逐渐超越孤立主义，开始向海外扩张。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美国国力进一步增长，便力图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演员。“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政策是这一时期美国依靠国力支持向外扩张的典型体现。
1913年威尔逊当选总统后，欧洲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之中。1914年一战爆发后，美国通过同交战国做生意，使经济和军事力量迅猛增长；到美国参战前的1917年4月，美国的总兵力达到13.31万人。美国开始尝试用美国模式改变世界，从着眼于充当西半球的霸主转而充当世界的霸主。一战后的1918年底，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71亿美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总兵力达到500万人，军事力量继续增强。到1919年，美国以125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40%；到1922年，美国的国民财富为3208亿美元，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和 。在综合国力的支撑下，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在美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公开表明将干预世界事务。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实施后，农民的全部现金收入从1932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1935年的近70亿美元，经济、军事力量在新政中由恢复而迅速增长。二战爆发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认识到，美国有条件也有必要彻底摆脱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为美国的价值观而战和为保卫美国安全而战”。1941年，美国的总兵力达到164.4万人，在交战国处于强势地位，于是，在同年12月对日宣战，成为协调反法西斯轴心国军事行动的主导力量。 二战结束后，美国工业在1946年增长了五成；美国在西方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战前的42%上升到53.4%，对外贸易份额也从13%提高到22%；总兵力达到1514万人1，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为美国推行霸权扩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后的强权外交无不以综合国力做后盾。从1970年到198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807亿美元，增长了37.7%，世界近三分之一的粮食来自美国。里根执政后，进一步将国防预算提高到2263亿美元，随后放弃了前几任总统的缓和与均势战略，采取“以实力求和平”的强势外交策略，并在重振国威的基础上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最后迫使苏联走向解体，取得了冷战的最后胜利。
美国外交历程存在着“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织、渗透和斗争。但美国的传统文化、霸权思想和辉煌成就使得扩张的、现实的外交策略成为已故总统的共同选择。
已故总统的扩张主义强权外交是为确保美国的安全、繁荣和世界霸权。确保安全与繁荣很好理解，而要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争夺并保持世界霸权，从而全面认识已故总统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则必须建立在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之上。根植于历史和现实的“选民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使得孤立主义、扩张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美国历任总统的外交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欧洲先民前来新大陆拓殖之初，就抱着上帝赋予的拯救和复兴世界的使命和理想，来开创全新的理想国度。作为上帝选择的崭新国家和上帝选民的思想成为人们开拓北美大陆的精神食粮，溶入美利坚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美国文化的灵魂。美国人因此自然推导出美国和美国人的优越地位。“美国是有别其他国家的，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美国例外论”则坚信美国是特殊国家，强调美国与众不同，是一个上帝赐予的特殊地方；同时，坚信美国拥有世界最好的制度和模式，应该成为他国的楷模，并赋有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这种自信、乐观的救世主情节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长期影响总统的外交政策 。
美国的不断壮大和辉煌成就强化了“选民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最终成为美国人特有的唯我独大的霸权思想和观念。
“选民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形成的传统文化、美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霸权思想，造成了已故总统外交政策中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消长。孤立主义的形成主要受美国历史的影响。一方面，独立的美国人民在饱受战争和殖民灾害之后，厌战情绪增长，渴望国家和平与安全；美国在地理上与欧洲相隔遥远，联系松散、交通不畅，物资、原料、市场自成一体，对欧洲没有依赖。另一方面，年轻的美国对复杂的欧洲事务经验不足；特别是，美国没有实力插足欧洲事务，不愿卷入欧洲纷争。随着美国的强大，拯救世界的情节使孤立主义难以为继，扩张主义日渐盛行。
理想主义渊源于早期的启蒙思想和“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念。在理想主义者看来，理性和良知不仅是美国立国的道义基础，也是全人类遵守的准则。他们厌恶欧洲外交的尔虞我诈和弱肉强食，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正义、是全世界的民主化和社会进步，主张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国际社会。
尽管美国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的国家，尽管孤立主义曾一度盛行，但实现自身安全、繁荣的现实需要和争夺世界霸权以“拯救世界”的精神冲动，使已故总统的外交方略更多地充满着扩张主义、现实主义和浓厚的强权色彩。理想主义、道德宣传在很多情况下成为美国总统推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幌子与工具。
开国总统华盛顿1793年发布的《中立宣言》和1796年发表的《告别词》标志着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出现。约翰·亚当斯早在独立战争期间的1776年就说：“我们应当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远离所有的欧洲政治和战争”；他支持华盛顿的孤立主义思想。
托马斯·杰斐逊则被许多学者视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先驱。“杰斐逊崇信自由，其理想社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具有适当外交政策的良好社会，他认为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应当是自由平等”1. 美国理想主义认为美国注定要完成伟大成就，美国政体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政体。正如杰斐逊所说：“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共和国，唯一的人权纪念碑，自由与自治政府神圣火焰的唯一看守人，如果今后世界其他地区接受她的有益影响，这一火焰就将在地球其他地区燃起。”
后来者分别发展了这两派外交思想。门罗总统在孤立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门罗主义，明确宣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插手西半球事务，也反对美国卷入欧洲事务。威尔逊总统声称：“美国的使命是要把美国的原则和制度扩展到整个世界。”“我的梦想是，当岁月流逝，世界越来越认识了美国。这个世界将转向美国寻求基于自由之上的道德鼓励，美国也就将在阳光下显露出来，它的旗帜就不仅是美国的旗帜，而是人类的旗帜了。”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7年4月威尔逊总统将美国带入一战，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明显改变。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虽然仍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却是扩张主义的典型体现。但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强迫威尔逊总统回到了老路。30年代世界两大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国际局势急剧紧张，美国孤立主义以中立政策表现出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思考比民众要深远得多，日本偷袭珍珠港为美国摆脱孤立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标志着扩张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是现实主义的必然选择。
在已故总统的外交政策中，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既有交织、渗透，也有不断的斗争；如前所述，扩张主义则伴随美国发展的整个历程。而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则更多地表现出相互间的渗透和统一。美国总统在高喊着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口号的同时，其实际举措则更多地满足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需求。“理想主义”旗帜在掩盖美国实现现实利益的幌子下，实现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统一。
肯尼迪总统在就职典礼上说：“为了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对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也正是他，下达了进军古巴，插手小亚细亚，与苏联针锋相对的命令。
综观已故总统的外交决策历程，尽管不同阶段的总统政策侧重不同，但凭借综合国力，不断保护和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实现美国自身的安全、繁荣并独霸世界，成为已故总统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市场正在不可逆转的萎缩，现实的强权外交依然是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主流；理想主义还将长期挂在总统嘴边，一如既往地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策略的幌子和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