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副主编 李力安
一、中国有治史的优良传统
从司马迁编写《史记》开始有了国史，我们继承了这个治史的优良传统。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只是从二十四史加上清史和民国史排序下来的第二十七史，它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执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史。过去写的二十四史一直到明朝的历史都是封建社会的，甚至更早的还是奴隶社会的。到了清朝后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就是到了中华民国也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跟过去的历史不同的。我们虽然继承了过去治史的传统，但编史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
二、编写国史要有坚定明确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继承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愿望，数以千万计英雄烈士的鲜血英勇奋斗了28年建立起来的，不是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就能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有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写这个国史，不仅是要存史、资政、育人，而且要护国。如果这个历史写不好，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有可能被人污蔑、丑化。因此必须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写好新中国的历史，否则就会歪曲甚至否定新中国的真实历史。
三、《国史稿》分卷写是考虑我们是当代人治当代史
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昨天的事就成为历史，是不可能改变的。过去的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后朝编写前朝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当代人治当代史。历史上当代人治当代史非常困难，司马迁写的是他所处朝代的当代史，但由于写出来的历史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因此受到了宫刑。但是，我们的立场是人民的立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代表，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顾虑。有许多工程和任务还正在进行，没有完成；一切重大事情还要经过实践检验，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它好在哪里？错在哪里？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历史事件还要经过时间沉淀，才能真正认识，因此不能把昨天的事立即写到国史上去，只能写已经成熟的，我们认识清楚的，所以我们分卷写。比如说，过去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大跃进”中讲过“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都建立了人民公社。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后，发现人民公社这种形式不好，政社合一，全国一致，平均主义，不利于发展生产，不利于人民的利益，所以后来改变了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政权是政权，生产是生产。又比如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提出过“革命委员会”好，此后从省到基层一直到生产队，从党政机关一直到各个部门、学校、企业全部都是革命委员会。到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十几年实践的检验，证明革命委员会这种形式不好，不能采取这种形式，该是部就是部，该是党委就是党委，该是企业就是企业，该是学校就是学校，各个政权的部委及群众团体里面设党组。所以没有经过时间沉淀，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把毛泽东说的“人民公社好”、“革命委员会好”等内容写到国史里面去，这个国史就站不住脚，还得被改写。我们分卷写就是把已经成熟的先写进国史。我们党的历史也是这样写的。现在出版的党史还是叫第一卷的上册、下册，第二卷的上册、下册，当然以后肯定还有第三卷，要继续写下去。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们要一卷一卷地写下去，直至共产主义实现，党和国家作为历史阶段的产物自然消亡。
四、研究编撰国史要坚持科学的历史观
我们研究编撰国史是坚持唯物论的，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一切事情与事件的叙述评论都有可靠的材料，而且论从史出。不是靠我们少数人的脑子来主观判定对错，而是客观的。既不夸大我们的成绩，也不隐晦我们的缺点、失误或者错误。但是国史不是堆砌史料，更不是“豆腐账”。认为把所有材料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只要是曾经发生过的，就都记录上，这就是国史，不是这样的，这只能是史料。因此国史记述评论时，有主要的一方面，有不主要的一方面；一些历史事件和活动或者推动或者阻碍社会进步，或者有利或者损害广大人民利益；对于历史要分清什么是主流的一方面，什么是支流的一方面。写具体材料或评论某个事情时，应宜粗则粗，宜细则细，不能什么都写。写成绩不是为了夸耀我们自己有功劳，而是为了让读者领会我们取得成就的经验，让后来者接受这个经验，并结合新时期的实际情况，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工作搞得更好；写缺点错误是为了让后人接受所犯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损失的教训，今后不要重复。这就是常说的“资政育人”，让各级领导参考我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科学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
五、《国史稿》是在中央领导关怀支持下集体劳动的成果
20年来，这套五卷本的《国史稿》一直是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由原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同志主持的，当代所全体同志（包括正式出版前调入的新同志和调出的老同志）参与了这项工作。还有我们邀请参加讨论和提意见的所外几十位专家学者；还有被聘请参与统稿的北京大学的梁柱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新城同志；特别要提到的是按中央决定审读了两次的中央30个部委及第三次审读的18个部委和统计局的同志。最后由中央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论是在国内出版的，还是在国外出版的，真正用这么长的时间，看了这么多的档案材料，吸收了学术界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有这么多的人参加讨论审读，最后由党中央批准出版，这是唯一的一部。假如没有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要我们当代所自己请30个部委审读，根本做不到，想都不敢想。中央对《国史稿》十分重视，所以这部权威的《国史稿》是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数以百计的人集体劳动的成果。
六、存在的一些不足
我们采取并坚持集思广益、开放的思想和方法来编撰国史，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看中央机关的材料相对比较多，但收集研究地方的材料少一些；用档案材料是好的，但同各地方、各方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座谈少一些；写中央的会议、决定、指导思想较充分，但是写这些会议、决定、指导思想的贯彻实践情况少一些。存在这些不足的主要原因还是群众观点、深入基层以及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不够牢固，没有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我是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应承担主要责任，今后应加强基层调查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在研究和编撰《国史稿》的过程中也锻炼培养了不少干部，希望以后能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既出成果，也出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