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新城
从彭真的一段话说起
苏联解体后不久，1994年1月，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提出，要认真总结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他说：
我在医院考虑一个问题，即需要好好研究苏联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两国的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
进入社会主义怎么走？苏联搞了七十年又变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了。怎么搞法？毛主席讲了一些，我们也讲了一些，还没想清楚。从毛主席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对此，马克思没有讲很多，写《哥达纲领批判》是被迫的，到现在还是个纲领。列宁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很短。我们的《两论》提出对斯大林的功过要三七开。这是公道的。现在看，我们评论的正确性越来越清楚。苏联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现在搞的，实质上还是赫鲁晓夫所主张的那一套，不过是恶性发展罢了。
列宁主义倒不了，斯大林七成还是七成。
彭真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重要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关键是怎么变、朝什么方向变？如果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引导社会主义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那么即使发生一些摇摆，出现一些失误，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总是可以纠正的，不会垮台，因为总的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如果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那就同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了，如果这样，共产党必然要变质、垮台，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彭真这一论断，高屋建瓴，不去纠缠种种细节，而是从历史发展趋势上分析问题，给人以启迪。
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前途与思潮的较量。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另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换个名称，叫作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停留在原地、保持原状，不发生变化，那是做不到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等，就是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拉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去。这些思潮的说法不一样，词藻不断翻新，但政治目的是一样的，无非是：政治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实行多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经济上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求让资产阶级思想占据指导地位。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轮番进攻面前，如果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在实践中自发地往资本主义化方向走。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
事情正如彭真分析的那样。我们把我国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同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情况作一比较吧。那时中苏两国都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都需要改革。相对来说，我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比苏联更为严重一些。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国国内问题成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众多，矛盾尖锐。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些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而苏联存在的问题则要轻得多。经济虽然增长速度下降，但每年仍增长5%—6%，工资定期增加，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政局比较稳定。但随后两国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改革：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进行改革，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红旗依然屹立在东方。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引着世界人民的目光。而苏联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把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奋斗目标，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进行改革，短短六年时间，就把党和国家引上歧途，最后在敌对势力的进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落得个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
两国发展情况的比较，可以看到，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决定性的问题。方向、路线错了，一切皆错。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困难和矛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必须在探索中前进，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错误。怎么搞社会主义，我们探索了六十年，取得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老实说，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人的认识总是不可能同客观世界完全一致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运动来说，人们的认识只能尽可能地反映它，而很难穷尽它。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发展，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充满矛盾，也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客观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犯一些错误总是难免的。要想找到一种完美无缺、一点毛病都没有的社会主义模式，恐怕是空想。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摇摆，会出现各种困难和问题，关键在于，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坚持正确的方向，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矛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即使犯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带全局性的错误，我们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如果方向错了，路线错了，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矛盾会越积累越多，由量的积累演变为质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垮台的。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党员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抓住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这是一件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
具体说来，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中，我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该考虑哪些问题呢？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再存在了，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矛盾也消失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是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可能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了。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违反辩证法的，然而却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持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缺乏应有的警惕。
毛泽东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他赞成列宁的提法：“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态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一样罢了。社会主义社会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存在敌我矛盾。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好，资本主义复辟仍然是有可能的。苏联出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本身就是国内外阶级矛盾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按照赫鲁晓夫这条路线走下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他深切地感到了这种危险，明确地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对此，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是不理解的，甚至加以嘲笑。然而过了五十年左右时间，随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发展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苏联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很快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而言中。苏东剧变以后，人们恐怕很难否认社会主义国家里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吧！而我们党正是由于广泛地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才能够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像雪崩那样一个一个接连倒下去的巨大冲击面前，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得社会主义红旗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的积极成果。
谈到毛泽东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得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而理所当然地要予以否定。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同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因此就怀疑毛泽东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的正确性。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错在哪里？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详细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三条：一是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并把这一指导思想错误地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是富有远见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薄一波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事实证明，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里客观上存在着敌对势力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阶级斗争尽管已不是主要矛盾，但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动乱，推翻社会主义政权。近年来出现的《零八宪章》这一类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纲领，就是一个证明。第二，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发生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局面，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意识形态上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种态势客观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许只有到了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拥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时，这种危险才会从根本上消除。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形势，我们在十年论战中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正确的。
科学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
大家知道，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指出，这个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它所涉及的问题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后来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全面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批评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成为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重视斯大林问题呢？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斯大林的某些决策曾经伤害过我们党，为什么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我们还要挺身而出，来捍卫斯大林呢？
这是因为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段历史的评价。在列宁逝世以后的30年时间里，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确的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我们党强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党完全撇开了历史上个别事件的恩恩怨怨，而是从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
如果把事情放到国际背景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完全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的。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后果，在当时就已经显示出来了：由于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一时间世界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匈牙利事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把否定斯大林作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突破口，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告别过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这次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了：政局急剧动荡，苏维埃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迅速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最后以苏共被解散、苏联被解体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而告终。
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段历史表明，如何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确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原则问题，当时我们党和毛泽东抓住斯大林问题同赫鲁晓夫展开辩论，并不是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空话，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一句名言：“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要否定这个政权的历史，把它妖魔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丑化这个国家的领袖是最便捷的途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是深谙此道的。在我国，敌对势力千方百计诬蔑、攻击毛泽东，也是这种手法的表现。他们反对毛泽东，并不仅仅是反对他个人，而是反对他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以便转而“向英美学习”，“回到人类文明的正道”，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党是成熟的政党，一眼就看穿了这种图谋。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针对国内出现的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把这一点写进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从根本上粉碎了敌对势力的阴谋，保证了我国政局的稳定，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创造了政治前提。这是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如果当时我们让这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泛滥开来，势必造成思想混乱、政局动荡，社会主义道路无法坚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更是无从谈起！
意识形态领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核心是政权问题。敌对势力要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必须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要夺取政权，必须先做意识形态工作。道理很简单，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党内以及整个社会有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统一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那么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的。只有把思想搞乱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党内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那么党组织也就瘫痪了，丧失了战斗力，这样敌对势力就可以顺利地夺取政权。所以，意识形态领域是共产党同敌对势力斗争的前哨阵地，也是敌对势力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突破口。毛泽东指出：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苏东剧变的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存在一种倾向，即只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仿佛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无产阶级政权就自然而然地巩固了。毫无疑问，经济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把经济搞好了，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才会拥护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的基础。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仅仅把经济搞上去是不够的。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到七十年时间里，在发展经济的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从一个工农业生产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连一贯反共的撒切尔夫人也是承认的。然而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短短六年时间里突然崩溃，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江泽民在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指出，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抛弃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使得党失去了理想、信念。思想混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了顶点。所以叶利钦一声令下，解散苏共，苏共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最近，习近平同志更是明确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
总结历史经验，中央多次强调，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在苏联的演变过程中，敌对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可以概括如下：核心是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突破口是丑化和诬蔑党的领袖，方法是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过渡，逐步诱导群众。
让我们看一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吧！当时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之谜》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起，在苏联的不少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歪曲和污蔑苏联历史的逆流，“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利加乔夫的这一描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的舆论状况。
苏联政局剧变过程中，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制造的舆论的核心内容是，全盘否定甚至攻击污蔑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他们说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非但毫无成就可言，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七十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诸如此类的谬论，俯拾即是。总之，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
敌对势力全盘否定和攻击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舆论，公开地提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把共产党排挤出政治舞台”，甚至要求“审判共产党”、取缔共产党；公开要求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利用这种舆论瓦解与敌对势力作斗争的力量，使共产党员都成了是犯错误组织、甚至犯罪组织的一员，抬不起头来；他们利用这种舆论把社会主义搞臭，社会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任。这种舆论一旦成为主流，敌对势力对党和社会主义发起的进攻，变成了一件伸张正义、理所当然的事了，同时使得正直的人们难以挺身而出起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当戈尔巴乔夫等宣布解散共产党、解散苏联时，在苏联全境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更不用说有力的反抗了。这对具有90年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对具有70年历史的世界强国的苏联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了解了当时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状况时，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把做意识形态的工作，放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第一条。
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谬论，为什么却能在苏联社会上逐渐地成为主流思想、左右了整个舆论呢？这是苏共中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这为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放手反共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他主张的多元论，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却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曾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敌对势力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从未提出异议；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张对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却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开会讨论要求人人表态，又是组织写批评文章进行反击，又是查背景力图揪出后台。用利加乔夫的话来说，这是思维的“双重标准”：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捍卫社会主义的反驳文章，则进行追查，予以围剿。其实，这并不会使人迷惑不解，而正好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最好注解。
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很难避免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关键是如何对待这种思潮，是坚决制止和斗争，还是任其泛滥。苏联的教训是当敌对势力散布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时，共产党不仅不与之进行斗争，反而为了标榜“民主”、“自由”而予以鼓励，甚至沆瀣一气，于是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被妖魔化了，群众对党失去了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从而为制造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动乱创造了条件。苏联的剧变从反面证明，我们党强调全党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要警惕党的领导层出问题，
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毛泽东在批判赫鲁晓夫的错误时，看到了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他把警惕党内尤其是领导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险，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了出来。1965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一切都变了，整个国家会改变颜色。所以，他特别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他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该具备的条件。尽管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一思想不能不说是很有预见的。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问题就出在领导集团，尤其是第一把手戈尔巴乔夫身上。由于戈尔巴乔夫集团积极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与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以所谓的“民主派”为代表的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搞垮了，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我们不来全面地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戈尔巴乔夫在其中起了极其恶劣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招认，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说，“我只有身居高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一直爬到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的位子。苏联解体，他离开了苏联总统的职位，“上百的记者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在他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瓦解，资本主义迅速复辟，那就毫不奇怪了。了解了这种背景，西方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终身目的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很难免的。这是因为，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存在着产生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土壤和条件，而戈尔巴乔夫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列宁说过：“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也应该这样看待。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内部条件。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们不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带来的后果仅仅看作是他一个人的作用，而应该把它放到国际国内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加以观察，这样才能触及事情的本质，才能真正从“戈尔巴乔夫现象”中吸取教训。
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看，防止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混进领导岗位，保证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改变颜色的关键。为了做到这一点，决定性的事情是要培养和选择接班人。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他是从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高度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四化”标准，最重要的是“革命化”，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是邓小平同志说的，领导班子“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一旦发现接班人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坚决调整，绝不姑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党两任总书记接连栽跟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谈到培养接班人的教训时，再一次阐述了这一点。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就着手选拔接班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正是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问题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一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苏联的演变以及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充分证明，必须警惕领导层出修正主义，同时注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保证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样才能使得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
这个问题可以不讲，事实上，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讲了这个问题。
必须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还需要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探讨这些问题。他在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也有严重的失误，导致人为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进行分析，既要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引以为戒，又要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我们不来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只是想指出一点：苏联演变证明了毛泽东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是有极大的预见性的。
我们看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那一段历史吧。那时，苏联的政局犹如万花筒一般，变化无常，政治性事件层出不穷，今天这里罢工，明天那里罢课，时不时又爆发流血冲突。政治组织不断产生，宣言满天飞，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在纷繁复杂的局面面前，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其实列宁早在1914年就对分析复杂的政治事件谈到一个方法论性质的意见，他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再三告诫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长达近40年时间里，由于苏联共产党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从根本上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这就看不清楚问题的实质了，也找不到对付复杂局面的正确方法。
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沆瀣一气，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整个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
苏联演变的过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第一回合，敌对势力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第二回合，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同共产党相抗衡，敌对势力得寸进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党，实行多党制；第三回合，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敌对势力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败之机，解散苏共，肢解苏联。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疆域内成为现实。
回顾苏联演变的过程，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他们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苏联共产党在否定阶级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却是不断妥协，直至让出政权、自动解散。这一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这一论断，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内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然而我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而苏东剧变则用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多么具有预见性。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估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科学的论断。苏联的悲剧恰恰是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来处理客观上存在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结果丢失了政权，落得个亡党亡国的悲惨下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区分开来。“纲”是指党的中心工作。毫无疑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党的工作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然而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有关的政治生活现象。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敏感性，他们对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有着十分明确而清醒的认识。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的大使马特洛克写的一本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就是一个证明。这位曾经亲身经历并大力促成苏联解体的外交大使有一段十分精彩而又令人深省的论述，他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他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抽掉了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连西方都可以认可的那种社会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一当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马特洛克就放心了，他看到戈尔巴乔夫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预感到苏联很快就会变成“别样的社会”，即美国也可以认可的社会，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已经证明，马特洛克这种看法和预感的理论逻辑是正确的。显然，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的认识，远比我们队伍中熟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往往忘却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人，要深刻得多。
苏联是我国的一面镜子。如果说在50年代初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正面的镜子的话，那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演变，则是一面反面的镜子。殷鉴不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远未结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远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苏联演变的实际，重温毛泽东有关苏联问题的一系列思想是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这些思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灿烂的真理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