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办团练组建湘军。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为清王朝出山了。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要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他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敏树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了，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以至于常常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他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朝廷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与之为伍，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也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从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这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过程。每当曾国藩自悟往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他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掳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了。
韩非子“寓言”中有“伏虎于匣”一节，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不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鼠，而是要让虎入牢笼，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伏老虎。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则毫无“自由”，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遇见圣明的君主尚保平安；如果遇见猜嫌之君，那脑袋不搬家也是最好的了。因此，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曾国藩临终前立下遗训：后世子孙可以不做官，但不可废耕读。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到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他对九弟曾国荃出处之疑的安排，更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朝廷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尤其处死李秀成后，“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离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镃货尽入之中”。同时，朝廷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浙江巡抚任。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陈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后来，曾国藩回顾当时的情景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为了开其心窍，在曾国荃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12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至大病一场。
曾国荃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致沅弟》的家书中说：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挺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真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同当地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能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地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朝廷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朝廷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脸面是长在脸皮上的，不可揭去，但可为世故所掩饰。曾国藩自信自己是个诚实的人，只是因为阅历世途很长，饱经世事变故，所以处世稍微掺杂些机权之术，把自己学坏了。实际上这些小伎俩，作用万不如人，只是招人笑话、叫人怀恨罢了，有什么益处呢！近日忧居期间猛然省悟，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归还我昔日笃实的本质和作用，恢复我固有的面目。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须将笃实的作风恢复，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呀！即使别人以机巧来，我仍以含浑对应，以诚实愚拙回报。久而久之，别人的机巧之意也会消失。如果勾心斗角，相迎相拒，那么，相互报复就会没完没了。
世故是个中性而含有机谋的词汇。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但又与世俗相接近。因为世故深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不具有开拓精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曾国藩厌弃世故，也为世故而吃了大亏。
曾国藩在这里讲到的“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同有”，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恐怕他所谓的“真面”仅随他的灵魂而去，但却警醒世人！
活出面子，乃高人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