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曾国藩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由于他出力平定太平天国，满清皇朝的命运得以延存。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明政治为己任，所以满清皇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同时他注意个人的道德文章修养，在立言、立德、立功上成就了“不朽”之业。
朝廷称他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晚清的官宦和士人也对他是一片赞美声。诸如“文正公盛烈伟绩冠一代”，“深造道德”，“仁爱备至，智勇兼全”，“器量恢宏，望而知其伟人”，“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之类的赞颂，可谓汗牛充栋。
不过，也有人骂他“好杀”、“虚伪”和“失德”。
骂他好杀，是因为曾国藩曾告诉他弟弟曾国荃、曾国葆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至于“虚伪”，那是他的知己好友、刑部员外郎、专爱面指人短的邵懿辰所指责的，还有知道曾国藩最深的左宗棠，也骂过他“专标一伪字”。
而所谓“失德”呢，抛开曾国藩在涟滨、岳麓两书院就读时期的好狎邪游，浪漫狂放，做什么赠伎春燕诗一类的少年风流罪过不算，在攻陷金陵、太平天国亡后，他踌躇满志，舞之蹈之，在这种欢欣得意的兴头上，他也有过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的记录。还有，咸丰皇帝死后，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还偷偷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
章太炎是晚清的一个激进代表，他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推崇曾国藩。除民族大义一点外，就连章太炎也称赞他“行事足惬人心”，共治伸张民权，“吏道为清”，是一个可以保存文化传统的人物。
梁启超以史学家的眼光也评论说：
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挽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积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态，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这些评价，当然不限于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一事上，更主要的是说他居高位而不危，屡遭猜疑而忠心不贰上。
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发出了那句：“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的长叹。当时的太平天国已开始走下坡路了，而曾国藩的声威，正如日中天，俩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用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到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大受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吹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缚送营，否则曾国荃就更不好下台了。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又以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为名，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狂，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曾国荃，字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朝廷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他下令裁去湘军。
虽然如此，朝廷对湘军将领们还是心存猜忌。因此，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有人向统领水军的彭玉麟进言说：“在同治五、六年间，因为湘军已多被资遣，你又辞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说你矫情，目中无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监视你的行动，时刻没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纰漏，便是‘小题大做’，会给你颜色看的，到那里，你再分辨，也是白搭，我劝你何妨现在‘为文训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君忧国，并无二心，不妨对朝廷多方颂德，自可买静求安，博取慈禧的欢心，减少不必要麻烦。”彭玉麟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很快立了刻石。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曾国藩也急切地抛出了他的《家书》，刊行世间，借以表明他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业修养，训子之家书，存于家祠宗庙即可，何必小题大做刊刻行世，岂不是沽名钓誉来自我标榜，与他平生的行为大相径庭？
先秦有养士之风，贵族、公子动辄有数以千计的门客，以应付各种事务。在曾国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薛福成说曾门幕府是“播种之区”，“从流之汇”，“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和谋士之间首先有合作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有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揽，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也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粗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以“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而后来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被统治者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迁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居无定所，衣食俱困，渴求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与之相识为幸，与之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听说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到他麾下，忠心为他效劳。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他功成名就，他也让这些人他也让这些人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这些人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一个湘军支派“曾湘军”为例。它连下安庆、江宁两座省城，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军中最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人的话，曾国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头和躯干，作战部队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仅靠头脑支配其每个行动，还要靠躯干供应其营养。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1860年6月～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1600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很难支撑下来，也就谈不上以获镇压太平军之功了。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他刊印《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也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十分丰厚。这些人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知府一级的也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1858年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了他的劝告，于是重返曾国藩的麾下。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升任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同曾国藩之间已是双峰对峙，高下难分了。试想，如果李鸿章不回头，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一个按察使的实缺也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有一点必须承认：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并非无条件的。那就是他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他，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屯兵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当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觉得丢了面子，决心离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官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令他对情急之中李元度施以援手而有“三不能忘”之说。不料后来曾国藩两次参劾他，冷热之间悬若霄壤。究其原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关于个人在集体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曾国藩也有他个人的见解。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欠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曾国藩与他的长期共处的幕僚们，经常以各种形式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他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重大。曾国藩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了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让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又如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品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因为他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后来，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事情也有另一方面，曾国藩因未采纳幕僚们的合理建议而导致失败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处理，大多数幕僚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直接对曾国藩提出尖锐批评，态度坚决，但他一意孤行，杀害无辜百姓以取悦洋人。其结果，“责问之书日数至”，全国一片声讨声，“汉奸”、“卖国贼”的徽号代替了“钟鼎世勋”。京师湖南同乡，将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官爵匾额”砸烂在地，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声望也毁于一旦。晚年的曾国藩，对未听幕僚劝阻颇为后悔，“深悟自疚”，“引为惭愧”。他在给曾国荃和曾国潢的信中说：“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心绪不免悒悒”，回到江宁仅一年多也就死去了。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因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他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之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也对他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然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处。这就像引水一样，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像是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幕速于此”。至于像李鸿章这样才思敏捷、善解人意的人，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也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