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全国各地的反清活动此起彼伏，抢掠肆里，杀焚官署的事变层出不穷。面对如此局面，朝廷与地方政府已经束手无策，时势出英才，曾国藩便被推上历史舞台，肩负起挽救清廷江山的使命。
曾国藩回乡办团练，大力惩肃地方社会治安；于其成效显著之余，又招来多方非议。曾国藩办团练，要依重土豪劣绅，这些人平时横行乡里，组起团练后更是擅行生杀之权。曾国藩在《致徐王山太守书》中写道：
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乡里者，重则处以斩袅，轻亦立毙杖下……
凡被他认为是残害乡里者，一律处死。曾国藩人格中的多面性，至此已充分体现出来。他待人处世以儒家的“仁爱”为本，谦恭有加。而一经理事办案，则极力倡导法家的“严刑峻法”，有过之无不及。人类社会，本来就有情、理之分。情为私己之事，为人性之属，理为公众之事，为社会之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即有自我的属性，又有社会的属性。对前者待以仁爱，人性得以升华，对后者施以法治，事理得以昌明。曾国藩处身治事的态度经纬分明，正是他建功立业的基础。
曾国藩看不惯地方官员怠惰的办事作风，认为世风的败坏与官府的宽容姑息有关，为扭转局势，他一方面大开杀戒，将缉获的“乱党”“盗匪”一概格杀勿论，先斩后奏，一面上奏朝廷，大力参劾各色败吏，言辞弥坚。湖南境内，一片萧杀之气，乱匪自然少了许多，谩言却多了起来。曾国藩并没有畏葸不前，他似乎非常清楚，在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所谓“矫枉，过正”是也。在古代圣贤中，老子的思想最近天机，最为辩证，最切根本，可谓诸续之端。常说曾国藩善举众家之长，仅是就其言行而论，如探其综理，似与老庄思想最相帖服。
曾国藩执法“壹意残忍”，深受世人抨击，名声重创，负上了“曾剃头”的诨号。不过，朝廷见他肯为本朝卖命，权且把他当做以汉治汉的工具。不断托以重任，其他人也就无可奈何。于是或避之如疾，或趋之若鹜，尽显各自本色。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对弟弟谈起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性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样的过失，那么百病丛生，将不可救药。
接着他举了实例：
近日来圣上对他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了不明事理的作法。马上派人到三省密秘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不称职的人。
曾国藩务政虽以法家思想为佐，但并不完全拘泥其中。与愚腐之辈不同的地方，他善于因人因事制宜，于遵循封建纲纪的大前提下，多有创建之举；体现出处事不乱，敢做敢为的风格。
先秦法家韩非认为，仁政或暴政都于国不利，“仁暴者，皆亡国者也”。他又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什么是法，他解释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裁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他主张立法应以老百姓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凭据。“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尽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尽民不尽贤。”
法家的主张虽然有道理，但终未能昌行天下，其中原因自会让人回味无穷。中国号称有五千年历史，可是始终没有形成可以世代相承的法典。当朝皇帝的圣谕便是国家的最高法令。可皇帝也常犯普通人的毛病，出尔反尔，言不由衷，这便给官宦们留下了擅权越职的缝隙。普通老百姓，要么因循陈规陋习做出无奈状，要么不安现状，铤而走险，最终落个匪寇之名，遗臭乡里。遇上贤明的皇帝，则会出现国泰民安之象，遇上昏庸的皇帝，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更是常有的事情。国家的安危仅系于一人之言，如此政体，即使偶尔出现“中兴之治”，也决难长盛不衰。民疲惫于不善，国老衰于多事，浩浩几千年，除了一堆腐气冲天的“文化遗产”，似无他物可作谈资。传统文化与专制政体相互益彰，最终还是把中国带进了不可逾越的死胡同。
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也实属媚皇之举，是站在皇权的立场上说话，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法规。皇上身为天子，为所欲为惯了，体会不到法规之重要。由中国传统文化滋生出来的官宦阶层，以投机奉迎巧取豪夺为能事。更不愿奉公守法，因而法治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触，没有滋生土壤。尽查中国历代施行变法者，他们虽然不图私己之利，志在图强民富，但有几人能完其身首而终者，据台湾学者李辉称从古至今仅有二人。
曾国藩执政，其实也无法可循，他所凭据的，一是对皇上忠孝的“良知”，一是缘自其学养的直觉。他认为只要可以维护传统文化，可以挽救朝廷的江山，怎样有效就怎样做。平心而论，他确实做出了一些成效，使气数将尽的清王朝又苟延了数十年。他的作为是功是过不能简单定论，但就其才具而言，实为堪用之人。闲来有人说道，曾国藩是稀有栋梁之材，要是他处在20世纪初叶，头脑里装备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国断然不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蒋介石也很难把辛亥革命的果实劫为己有。蒋介石如果听到这番话，难免要冒一身冷汗，庆幸不曾和曾老爷子打上照面，却不知孙中山听了这番话，将会作何感想。说这番话的先生真会贻笑大方。
曾国藩的思想，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在打理实务方面虽然没有墨守成规，但他做人的宗旨始终未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局限，他最终不过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当然也不能和民族革命家们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