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两脸，上面能写着什么？
总的说来，曾国藩面具的总特色是两个绝妙的字：一个是写在左脸上的“伪”字，一个是写在右脸上的“变”字。伪中有变，变中有伪，真伪结合，变化多端，却功成名就，此为曾国藩带面具的最佳效应。因此，他说：“左右两脸，绝不忘形”，是至理名言。
在权力的争夺中，官僚们往往不择手段，勾心斗角，互相排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明智者都会尽量掩饰自己的本性，甚至不惜去迎合有权势者。因为，如果任意表现出去，就容易为对方乘虚而入，甚至抓住把柄，说不定因而失势，招致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面具的效用自然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这便是千千万万面具所组的“伪”字诀。
曾国藩在“伪”字而言最关键即戴面具送面子。官场中人对面子无论如何都能达成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官场纵横，面子是肯定要用的，但须巧送、智送。这里面有曾氏面具的学问与艺术。譬如，高抬贵手，网开一面；给人面子，嘴上留德；不揭人短；避敌锋芒，求同存异，柔化面子；目中有人，正眼看人，都有面子；把握人情，善解人意，暗送面子；顺水推舟，人前卖好，巧送面子……总而言之，送面子是一种复杂而难以掌握的关于“伪”的艺术，既要达到人前卖好，人后得乖的既定目的，又要维护别人与自己的面子，的确需要巧妙的策略、逼真的面具。
而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明白立身首要在于“变通”二字。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审时度势，看清形势，才能把握机先，从而智珠在握，成竹在胸，驾轻就熟而得心应手地驾驭瞬息万变的动态世界。
“变通”也是曾氏面具的核心所在，变则通，变则活，变则灵，只有精通应变之计，娴熟变通之谋，遇事才不至于束手无策，陷入困境。古人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应因时而动，相机而变；或以不变应万变；或以万变应千变；或敌不变我先变；或明不变而暗变；或见微知著，随机应变……总而言之，应变之计在于情急智生，在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抛砖引玉，美人计，苦肉计……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实在不行还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生生不息，层出不穷。
曾氏面具中深蕴变术思想，所以，曾国藩无论在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在刀光血影的军事搏杀中，他都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这的确是他至关重要的防身绝技。
人生变幻莫常，何以从喜誉恶毁间获得变法是一机巧。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问者焉。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并守之。天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如此做来，即获变法。
人生时常是变幻莫测的，如何从喜誉恶毁之间寻求一种变法，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点看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不关己，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这样做了，就会获得变法。
曾氏“道义之交”邵懿辰公然面责其“慢”（傲慢），“自是”与“伪”——“谓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也”。近人章炳麟更痛骂他为“民贼”，章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反资，亟功名（好名）善变人（虚伪）也”。
曾国藩一生险道纵横，丘壑遍布。但他智术高超，总戴着一副面具与人周旋，你说他像甲，他却又像乙；你说他似A，他却又像B；你说他高耸入云，他却又脚踩大地。他信仰“惟变而生”之理，总是让别人看不清自己的面孔为做人最高境界。他认为：大喜大悲，都是可以的，但绝不要在脸上露出蛛丝马迹。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看透乱世人心之混杂，尤其是相互猜忌、攻击棒杀，更是令人咄咄不安。其实他不“伪”，也不尚“虚”，可是乱世使然，他只能在一个自造的“面具”里躲避各种矛盾的纠缠，不可不谓高手生存之术。曾国藩不想欺人，欲做实人，可怕反而被欺，故只能以面具，不为人欺也。曾国藩生性硬朗，不论什么厚脸皮、薄脸皮、善脸皮、恶脸皮，一概加以重新打量，终于成为重臣，实属他忠勤于“面具”的结果。曾氏面具的技巧性很强，凡人所不能及也。他终生想作《面经》，可谓人生处世哲学的一大昭示。
没有面子，难以争世，在保护脸面的前提下，做出一番大事业，切记要不露声色，这才是曾国藩心目中的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