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虽然告一段落，媒体和民众关于外务省可能还存在其他贪污分子的疑虑却没有打消。反对党民主党抓住老百姓这一心理，在国会上提出了《机密费流用防治法》，但由于当时执政的自民党的反对未能获得通过。有舆论就认为，外务省像保密费一样脱离有效监管的资金，实际上是自民党为了维护其政权、换取议会正常运作的特殊资金一部分。外务省松尾克俊等人的腐败行为，只是冰山一角，贪污公款的行为很可能已经在外务省蔚然成风。事实再次证明了媒体的判断。为准备1995年APEC大阪峰会，外务省成立了会议准备事务局，松尾克俊也被抽调参加，他当时的同事“小林祐武”和主管上级“浅川明男”不久后都步松尾后尘因贪污问题落马。看来，贪污问题严重的部门，一查一窝、一串的道理，在日本同样是适用的。
2001年7月16日，45岁的外务省经济局科长助理小林祐武和38岁的事务官大隈勤因涉嫌诈骗被警方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租车公司的两个高级管理人员。8月，小林被外务省开除。2002年5月，小林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5年。警方查明，2000年日本冲绳举行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小林和大隈被抽调到“冲绳峰会准备事务局”担任会计，他们与租车公司管理人员合谋，以一当四，虚报外务省会议租车数量。“多出来”的现金打入租车公司账户后，租车公司再以代金券的形式返还给他。如此一来，租车公司增加了营业量和利润，小林二人获得了很容易就能折现的著名租车公司的代金券，从而实现“双赢”。通过这种方式，小林二人共贪污公款约1200万日元，其中的1000万日元归小林佑武，200万日元归大隈勤，这些代金券被卖掉后，小林将其用于购置高级衣物和吃喝享受上。
有意思的是，和不少国内的落马贪官一样，小林祐武也很不服气。他事后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根据他在书中的观点，“外务省还有很多人涉嫌贪污但最后却逃过了制裁”。他的这一观点是落马贪官乱咬人还是确有凭据，有兴趣又有一定日文基础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自己判断。
不管小林祐武是出于何种目的，但他在书中所下的判断却成为了事实。2001年7月末，警方又查出日本驻美国丹佛总领事“水谷周”存在冒领贪污行为，总额达8.1万美元，7月26日水谷被开除公职。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这个水谷周不仅贪，而且生性虚荣、待人刻薄。当时52岁的水谷周是日本首任驻丹佛总领事，1999年8月他到任不久就马上命令下属打报告请求批准修缮总领事馆的专项经费，外务省批了大约20万美元的预算。然而，通过虚报的方法，水谷周将其中约7万美元用来购买自己喜欢的抽象画和豪华家具。1999年12月，在有300多人参加的宴会上，水谷周竟然将贪污公款买来的抽象画四处展示，获得了众人交口称赞，他也感受到了极大满足。此后他经常举办小型的免费宴会，对于众人用在日本一般只用于首相和内阁大臣身上的“阁下、阁下殿”称呼自己也毫不在意。水谷是爽了，不过日本纳税人却“被买单”——这些私人性质的宴会最后都是由水谷申领公帑付账的。2000年6月，日本举行选举，丹佛总领事馆承担了海外日本人投票工作，并为此招聘了一个女性临时员工，外务省批的预算是每小时15美元的工资，水谷周连这点小钱也不放过，“15美元太高了，最多也就12美元吧”。如此一来，每月他又多贪污450美元，可以拿来买自己喜欢的红酒。就这样一个人，是怎么当上首任丹佛总领事的呢？更糟糕的是，事后调查表明，此事一年前已有内部举报。然而，外务省不但没有及时进行调查，反而掩盖事实，这也印证了此前舆论关于外务省内贪污是一种普遍行为的猜测。
7月30日，外务省以背信罪的名义，向东京地检“告发”水谷周。7月31日，日本首相小泉向外相田中真纪子下达指示，要求在近期内罢免外务省事务次官川岛裕、官房长官饭村丰以及国际协力事业团总裁斋藤邦彦、日本驻英国大使林贞行和日本驻美国大使柳井俊二（这三人曾先后担任外务省事务次官）。但是，这些举措并未平息日本各界对于外务省官员贪污腐败行为的怨气。火上浇油的是，最后检方却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理由如下：①水谷周已经返还了其贪污的款项；②水谷周本人已经充分反省；③嫌疑人已经被外务省开除，正在接受社会的制裁。
就在日本媒体和民众对检察机关如此高举轻打贪污嫌疑人水谷周深表不满时，外务省再爆贪污丑闻。2001年9月，56岁的外务省欧洲事务局西欧一课科长辅佐浅川明男因涉嫌在1995年大阪APEC峰会期间，与日本著名的新大谷（New Otani）饭店的经理齐藤升三合谋，虚报住宿费，冒领贪污4.23亿日元而被警方逮捕。在外务省筹备大阪峰会期间，浅川明男是峰会准备局的局长助理，松尾克俊和小林祐武是他的直接下属。这三个曾经共事，后又于同一年“落马”的贪官，也因此被部分日本网民骂为“外务省三恶”。让日本高层尴尬的是，在查办浅川明男案件的过程中，在新大谷酒店的账本上，发现了外务省其他部门也同样存在虚报住宿费，冒领贪污公款的问题，总数达到了1亿多日元，而这些钱都被外务省的官员用于私下聚餐、开年会等。根据《每日新闻》10月28日的报道，从新大谷饭店的问题出发，外务省据说就有200—300名官员被调查，可能面临训诫处分，就连一些已经退休的外务省官员也被要求退回公款，可见问题之严重。这还是捎带脚在一家酒店发现的数字，如果普查一遍全国所有曾参与外事接待的星级以上饭店，那可能查出来的就是天文数字了，日本外务省会不会全员下岗？外务省是这样，日本的其他中央部委又如何呢？
（4）地方政府普遍的贪污、挪用行为导致民众不满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不论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还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都被新闻媒体爆出存在较为普遍而严重的贪污、挪用公款问题。直至今日，如何有效防止贪污、挪用（裏金）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课题和市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2006年7月，就在笔者正在紧锣密鼓准备毕业答辩时，日本一个经济实力并不是非常强的岐阜县地方政府，被新闻媒体曝光从1992年间起通过冒领出差公务旅行补助等方式，贪污了16.97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2亿元左右），如果把同期银行利息计算在内，总金额将达19.2亿日元。某些市民团体的调查结论更让人吃惊——岐阜县政府公务员贪污、挪用公款的问题从1986年开始就存在了，总金额达81亿日元。这么大的一笔公款，主要竟然都用于供地方政府的官员集体外出吃喝，给员工发啤酒券等。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贪污有多么严重，一个岐阜县的公务员因为屡次超速驾驶，被岐阜县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个月、缓刑2年，他本人不服上诉至名古屋高等法院，结果终审败诉，他本人后也依法被开除（依据日本法律，有犯罪记录者不能担任公务员）。夸张的是，在被开除之前，这个通过冒领等方法制造出来的“小金库”竟然还帮他负担了两次审判的全部费用！由于缺乏相关的明确法律规定，号称“改革派”的前知事（知事是日本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梶原拓不但得以利用行政权力在1996年命令已经开始的针对这一贪污行为的调查停止下来，自己也从中捞取了大量的好处，他东京私人游玩时的酒店费用也都“公费报销”。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规模巨大的集体贪污行为，依然停留在“内部行政处理”的层面来解决，没有任何人被移交司法处理：岐阜县事后共因此事处分4379人，占到了全县公务员（政府机关和教育委员会）的56.7%（7721人），但多数是比较轻的处分，只有那些“消费”公款数额较大的公务员才处以“惩戒免职”（相当于我国的开除公职）处分。此外，还给予全县所有课长级以上的公务员减薪处分，给予课长辅佐等级别的官员“训告、严重注意”（相当于我国的严重警告）处分。时任知事古原罚扣半年工资，分管财政的副知事和出纳长被免职。更蹊跷的是，岐阜县裏金事件调查小组副组长、县总务部长“河野定”因不服自己将突然被调往边缘部门的决定，2006年11月12日在办公室上吊自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就曾经爆发过一轮地方政府贪污、挪用公款行为的丑闻。在媒体和民众的声讨声下，“官官接待”（类似于我国的公款招待问题）成为众矢之的，日本的地方政府也不敢再公开地浪费公帑，而通过所谓的“财技”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建立私下用于接待和改善福利的小金库。岐阜县也不例外，他们通过各种名目将钱拨付给县公务员工会，再由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单位把冒领的钱花出去，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么“精巧”的贪污设计最后还是被抓了出来。根据日本“全国市民监察员联络会议”（日文：全国市民オンブズマン联络会议）的民间组织1995—1997年的调查，日本25个都道府县的公务员以官官接待、虚报出差等手段贪污、挪用了约436.6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30.5亿元）的公款。这么大的一笔数额，笔者也没有见到有谁受到刑事处罚。九年过去，日本在法律应对措施上却仍然没有做出任何改进——由于刑法上面缺乏专门、独立的罪名，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在相关问题上非常消极，反而是一些市民团体主动拿起法律武器，通过“民告官”的方式，希望挥霍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客观地说，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反贪，成本高、取证难，其效果也大打折扣。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也正是因为媒体和市民团体被迫取代检察机关和会计检查厅等国家机关，挑起了“反贪污、挪用公款”行为的大旗，虽然影响了打击腐败行为的力度，但那些“草根组织”却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熟、理性、壮大起来，逐渐成为推动日本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确保政府运作更为公开、透明的主力军。1994年成立的日本“全国市民监察员联络会议”就是其中之一，市民监察员（ombudsman）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纠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非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而这个联络会议则是市民监督员们研讨、培训、交流经验的平台，下设“招标、串标制度改革分会”、“公共事业分会”、“外部监督调查班”、“议会改革分会”、“警察问题分会”、“政府信息公开情况判定委员会”等。成立十多年来，全国市民监察员联络会议在日本行政监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1995—1996年该联络会议进行了专门针对“官官接待、虚报出差费”的调查，1998年7月调查报告公布后，迫使日本国内25个都道府县的公务员“返还”了303.8722亿日元被贪污、挪用的公款。2004年该会又针对警察系统贪污、挪用公款的问题开展了一个“专项工作”，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共迫使7个道、县的警察返还了12.22亿日元的公款。从1997年2月开始，“全国市民监察员联络会议”每年公布一次“全国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度排名榜（日文：情報公開度ランキング）”。
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市民监察员联络会议等民间组织的不懈努力下，更多地方政府存在的贪污、挪用公款，决策不透明等问题不断曝光，反过来又促使地方政府在改革创新、制度建设方面持续跟进，从而形成了一波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浪潮。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大阪市。
2004年秋天，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声音（VOICE）》栏目中播放了大阪市政府公务员通过虚构事实、冒领加班补助的贪污、挪用情况。本来就已经因为前期司法机关和外务省的贪污丑闻而心生不满的市民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公务员贪污事件更是怒不可遏。节目播出后，大阪市有关方面反应不算慢，12月19日，市政府成立了所谓的“福利厚生制度等改革委员会”，说白了就是要研究如何加强和完善对公务员领取津补贴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减少公务员的灰色收入，防止公款使用“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
《声音》栏目的那期节目此后拿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奖，大阪市政府也变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舆论聚光灯的照射下，大阪市的很多问题都呈现在大众面前，例如，大阪市教育委员会与建筑商等合谋，以学校的“维护修缮费”的名义，先后贪污、挪用公款达12.25亿日元。此外，大阪市明明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欠了一屁股债，但市级公务员的待遇却在全国同类城市（政令指定都市）数一数二（有报道说排第一，也有报道说仅次于川崎市）。媒体进一步的讨论逐步把问题指向了大阪市的决策机制：常年以来主政的市长都从职业公务员中产生，有评论就讥讽到，大阪市真正的权力结构不是8层的市议会，而是市政府地下1层的公务员工会（组合）和5层的市长室，正因为如此，市政府干部的收入才会这么高，通过虚报骗取出差补助的贪污行为也没有人管。
如此一来，从公立医院的科长干到副市长（助役）再当选市长的关淳一顿感压力增大，为改变自己的负面形象，他虚心听取庆应大学教授上山信一等专业人士的意见，开始真刀真枪地力推改革。2005年4月1日，大阪市政府成立“市政改革本部”，4月27日，公布《市政改革本部的活动方针》。9月27日，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关淳一公布了自己新的施政纲领——《市政改革基本方针》，承诺将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冻结市政府公务员录用工作。关淳一真诚、公开的回应获得了市民的认可，在11月的市长选举中，他击败了日本民主党支持的候选人辻恵和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姫野。
2006年，再次当选的关淳一着手落实此前提出的行政体制改革。2月22日，大阪市公布了年度财政预算方案，力争实现5年内财政开支下降37%（2250亿日元中的832日元），这一切将主要通过防止贪污、提升政府运行效率，精简行政机构、裁汰冗员等方式来实现。3月1日，大阪市成立主要由“民间人士”组成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大阪市市政改革推进会议”，上山信一担任委员长。3月3日，大阪市政府宣布，将裁员1.25万人，这比“关淳一”此前承诺的裁减7000人的目标还多出了5500人。3月10日，大阪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市政改革室”，负责对口“大阪市市政改革推进会议”，协调落实相关改革意见和措施。
2006年4月底，被称为“同和对策事业事件”的贪污、挪用公款行为遭媒体曝光，此事件不断延烧，市长关淳一最后也被卷入旋涡。所谓“同和行政”，是日本为了弥补国内的“部落民”长期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而推出的一项政策。部落民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少数族群”，虽然也是大和族，不过社会阶级不同。部落民是过去封建时期贱民阶级的后代，主要从事“不洁”的工作，如殡仪业者、屠夫、乞丐、或皮革工人等，长期被排斥在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之外（这里的“士”指的是武士），聚居在官府指定的条件恶劣区域，身份、职业世袭，严禁与平民通婚。1871年部落民取得了名义上的合法平等身份，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依然存在。在日本很多地区，与部落民通婚，做同事、同学、邻居，甚至一起洗澡都被视为不祥。二战后，日本国内兴起了为部落民争取平等权利的“解放”运动。1969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同和对策事业特别措施法》，从兴建学校、医院、公共浴室等多方面改善部落民的待遇，原定实施10年，但后来执行了13年。1982年日本又通过了《地域改善对策特别措置法》，实际将“同和对策事业”作为“国策”延续下来，2002年“同和对策事业”才正式宣告结束。前前后后，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为此支出15兆日元。
“同和对策事业事件”，实际是媒体曝光的贪污、挪用或者地方政府不当发放相关补助的一系列丑闻。大阪市是“同和对策事业事件”的重灾区，该市“部落解放同盟飞鸟支部”的支部长小西邦彦实际是黑社会团体山口组的头目，这家伙打着“同和国策”的旗号，为自己和山口组从政府手中捞到了大量好处，仅政府交给“飞鸟会”专营的西中岛停车场，小西邦彦就将高达6亿日元的停车费偷偷据为己有。2006年5月8日，小西邦彦被逮捕，一审他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小西不服，在上诉过程中患肺癌去世。小西邦彦的事情出来后，大阪府、市两级政府更是被质疑为山口组头目小西的“盟友”，同和国策的形象和正当性遭到市民质疑。
2006年4月29日，媒体报道称，大阪市芦原医院提交书面报告，以经营困难为由，要求市政府免除对其的130亿日元左右债务，这笔钱是在“同和对策事业”的名义下“拨付”给这家医院的，因此也被归入了“同和对策事业事件”。调查表明，其中的46亿元无担保借款，是关淳一在担任环境保健局长和副市长期间亲自批准的。媒体调查还发现，2002—2004年间，该院曾以“工事补助金”等名义不当支出4.89亿日元，这些资金都没有正规的手续和单据，其中，能够查明去向的1.7亿日元，另有3.18亿日元没有人能说得清到底去了哪里。
要说关淳一在2004年以后的施政还是可圈可点的，根据2006年8月31日公布的2005年度市政府会计决算情况，他削减政府赤字的措施已经见到了成效，同比下降174亿日元，实现了二战后大阪市市级债务首次下降。在“全国市民监督员联络会议”2007年3月公布的第11次“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度排名榜”上，大阪从上次的第13名（共14个城市）一跃成为第3名（共15个城市）。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07年6月27日，大阪市政府公务员被查出存在大规模的学历造假行为，965名公职人员被处以停职1个月的“惩戒”处分。尽管关淳一做了很多事情，他的努力也得到一些市民的认同，但“公务员”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已然大跌，作为优秀公务员代表而当选市长的他又如何能够幸免呢？加上关淳一又牵涉“同和对策事业事件”中的芦原医院贪污、挪用公款丑闻，所以，在2007年年底的市长选举中，关淳一几乎毫无悬念地败北。他当时的对手是曾长期就职于“每日放送”电视台担任播音员的“平松邦夫”，这位候选人形象更为清新，虽然是无党派候选人，却得到民主党、社会党、国民新党的三党联合推荐。
平松邦夫当选市长后，一方面继续了关淳一部分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很多新的改革理念，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更加重视政府信息的公开和对政府预算的审核、审计力度。在他的推动下，大阪市率先将专家提出的“事业分类（日文：事业仕分け）”制度付诸实施。所谓“事业分类”制度，是指在制定预算计划时，对申请预算的项目，逐项进行审核，探讨是否有必要进行此项行政活动，如有必要，由谁来承担（官方承担还是民间承担？中央承担还是地方承担？）。在此基础上，将申请预算的行政行为确定为“不做”、“中央做”、“都道府县做”和“市町村做”等不同分类。通过“事业分类”制度，可以“砍”掉很多不必要的行政项目，从根本上实现行政开支的合理化。
2008年2月4日，大阪市东住吉区役所5600万日元的“小金库”被曝光后，市政府成立“裏金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本市公务员的贪污、挪用公款的行为开展全面的调查。根据调查组6月5日公布的最终调查报告，大阪市政府各局、署存在较为普遍的小金库问题，大阪市全市共发现被贪污、挪用的公款7.476亿日元。而且很多“小金库”没有必要的财物管理制度，建设局和8个区役所总额1940万日元的小金库都是在“一把锁加一本账”的“账房先生”模式下运行，这使得个人贪污非常容易。根据调查的结果，大阪市政府要求大量公务员、包括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还2.5697亿日元。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调查刚结束，大阪市浪速区役所等7个区役所又于同年8月被发现存在“裏金问题”，两个月后，98名公职人员受到行政处分。这一次的调查中，再次发现了部分公务员将“小金库”用于私人用途的情况，甚至发现有的“裏金”最后竟然变成了色 情场所“风俗店”的营业收入。面对如此公然而恶劣的贪污证据，大阪市政府最后却以“难以特定化”为由未深入进行调查，平松邦夫甚至还宣布，全市性的针对贪污、挪用公款行为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了。舆论一下子转过来，开始批评平松邦夫是一个绣花枕头，还不如前任市长关淳一在反贪腐方面坚决有力。在平松邦夫的任内，大阪市政府的行政透明化和公开化程度也确实有了极大的提升，所谓阳光之下无罪恶，什么事都要接受监督，公务员贪腐的难度自然就会大很多，平松“惩”腐或有瑕疵，“防”腐确有成就。
此后，大阪市依然断断续续被披露出不少贪腐行为，例如，2009年11月，大阪市水道局（主要管理自来水相关事务）的公务员被发现在就自来水工程招投标过程中收受了相关业者60万日元的贿赂。2010年1月21日，大阪市发现有超过300名公务员在申请通勤“交通补助”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使用从自己家到办公地点的月票，涉嫌多领或者冒领相关补助。12月，大阪市政府环境局河川事务所的内部人员举报，检举该事务所的公务员集体私分在清理河道时捡到的现金等财物，共有42人因此受到处分。
但是，大阪市的市政治理水平和行政透明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却是不争的事实。腐败丑闻经常见诸媒体的大阪，其实比此前报端罕见贪腐丑闻的大阪要廉洁、透明多了。这是监督力量强大的表现，更是政府行政公开、透明的结果。根据“全国市民监督员联络会议”2009年8月公布的“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度排名榜”中，大阪市的综合分数位列第一。大阪市的公务员数量，从2005年10月1日的4.7608万人，下降到2010年4月的3.9038万人。此外，2005—2010年末的五年间，大阪市成功削减债务3700多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80多亿），在日本经济不景气、大阪市政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这一削减主要还是通过压缩不必要的财政开支来实现的。从治理公务员裏金问题入手，进而对行政体制弊端进行反思和改革，并不仅止于大阪市，而是正成为席卷日本全国的一股浪潮。这也许就是负负得正，裏金问题所带来的“福音”吧。
由此可见，日本地方政府贪污、挪用公款的情况，确实还是比较普遍的，除了前文提到的岐阜县、大阪市，其他地方也有不少。例如，2010年神户市就发现市役所的公务员利用从商家手中获得的空白发票冒领公款，用于购买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用品，总额达2.1亿日元，当地政府为此一口气处分了789个人，但主要也是依据国家公务员法和地方公务员法进行的行政处分，没有人被移送司法处理。2008年名古屋市被披露存在以虚报临时雇佣工人数量等方式建立的“小金库”问题后，该市不但进行了内部调查，还成立“第三方独立调查委员会”，邀请名古屋大学教授市桥克哉出任委员长。根据内、外部调查报告，小金库的规模分别是1.6亿日元和2.1亿日元。“第三方调查委员会”的委员斋藤勉律师认为，调查发现很多贪污、挪用公款的做法经年累月，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组织行为。市桥教授事后面对媒体时，则对贪污、挪用公款处罚力度不够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那么，除了执法机关、中央和地方政府之外，日本的学校、自卫队等是不是也存在裏金问题呢？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媒体相关报道可能要少一些，但也肯定存在同样的情况。2008年，岐阜县县立卫生专门学校就被发现存在贪污、挪用公款建“小金库”的问题，时任岐阜县知事竟然莫名其妙地作出了不要求当事人退赔有关费用的决定，市民组织不服，提出诉讼，审判长出来调停，才以退赔部分经费告终。2011年7月，日本《朝日新闻》就披露，日本关东地区有超过60所大学存在与商家合谋，以购买实验器材、精密仪器的名义，冒领研究经费设立小金库。2003年、2004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先后有两名军官举报本单位存在以假出差方式冒领国家补助的情况，最后甚至闹到国会要专门讨论的地步。
总之，作为一个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注重法制建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反腐倡廉方面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执法侦查水平和国民守法意识方面。但是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整体架构上，日本似乎也充满“矛盾”：对行贿受贿行为严惩不贷，对贪污行为却“高抬贵手”、网开一面。要知道，日本经济目前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对具有普遍性的吞噬政府国库资金、使日本财政收入白白流失的贪污问题，竟然反应迟缓，甚至从法制层面迟迟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仅仅是由于发达的媒体、民间团体积极发挥作用，才使相关问题得到了部分的纠正，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日本较为普遍的贪污、挪用公款问题，与其法律上对贪污行为不如对贿赂问题那样重视的“瘸腿”制度设计缺陷是密不可分的。而检察机关、会计检查厅等内设反腐败机构在打击贪污行为上不够积极，则是这一制度缺陷的直接后果。之所以出现这一缺陷，首先是因为实施贪污行为的往往是整个公务员团队，日本国会和地方议会的议员在相关议题上更为“慎重”，担心得罪公务员工会导致选票流失。不论是自民党、民主党还是社会党，为了赢得议会选举，都和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地方的财源和选票的支持，党和派阀领袖也不会允许手下的议员在国会里面“放炮”，去得罪那些既得利益者。2006年岐阜县的集体贪污事件出来后，正值日本自民党总裁和未来首相的选战，急需“炮弹”来扩大自己知名度，使自己能够和其他候选人区分开来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谷垣祯一三个候选人，却不约而同地“漠视”了这一问题。
其次，则可以从日本人的社会心理上去理解这一现象。日本人有所谓“本音”和“建前”的概念，大致可以对等于中文中的“里”和“表”。“本音”是指一个人真实的想法，而“建前”则是指作为社会的一员应尽量克制、保留自己的真实意见，避免与他人产生摩擦和冲突。表里不一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是一个贬义词，但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完全的“表里如一”是不存在的。一个社会，只有表的行为，将会僵硬失去弹性，但如果只有里的行为，也将四分五裂，无法运转。在笔者看来，用“本音”和“建前”的概念也可以解释日本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职业观念，从而理解日本在反腐倡廉建设制度设计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
日本的政治家和公务员也是人，作为日本人，他们对廉耻和尊严同样是比较看重的，因此，在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廉洁、勤奋、诚实、正直甚至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完全迎合了社会对于公务员的想象和期待。而对于直接损害政治家和公务员“建前”形象的贿赂行为，日本人认为是无法接受的，打击起来当然也就不遗余力。但是，当一些不那么直接能为国民所感知，甚至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时候，一直绷着的神经可以稍微放松一些，这个时候的公务员，则变得有点贪婪、自私、斤斤计较甚至可以说是厚脸皮，此时的他们觉得设法找一些改善自身福利的门道，又有何不可呢？反正也没有人知道，还有利于调动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积极性。所以，当裏金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很多地方的行政官员都表现出一种吃惊和排斥，这明明就是自己内部那点事，为什么还要曝光于天下，接受制裁和处罚呢？一些地方在任的官员甚至公然表示，既然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私分），当然也就不具备可罚性。然而，随着媒体的曝光和国民的关注不断上升，这个过去属于可以“本音”领域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建前”的公共性问题，正在打击日本公务员的形象和声誉。下一步，日本应该会逐步加大对贪污、挪用公款行为的打击力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