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于“官商勾结”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其占据优势的信息情报出版领域尚且如此，在利库路特还是新手的房地产领域就更加明显了。江副浩正算过一笔账，虽然利库路特在传统主业信息情报出版领域发展势头非常好，然而，想赚100亿日元怎么也需要好几年时间。但房地产领域就不一样了，只要能在黄金地段盖起大楼出手，地价的涨幅往往超过整个大厦的所有成本，而且赚的都是“快钱”！当然，江副浩正也深知，房地产开发领域强手如云，要想分一杯羹，只能利用自己目前的“身份”，获得超额的“政策扶持”，才能站住脚。
以当时利库路特全力以赴的“安比高原开发计划”为例，安比高原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岩手县，自然景色十分优美，春秋可以赏美景，夏天可以避暑休假，冬天可以滑雪泡温泉。1967年，日本政府在东海道新干线取得成功以后，开始着手兴建山阳新干线（1975年全线通车），1970年进一步决定将这条新干线向北延伸。如此一来，从东京到安比高原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其地价也必然上涨。看到这一商机的众多建筑商蜂拥而至。在近20家参与竞标的公司中，具有深厚政府背景的丸红公司本来独占鳌头，但1976年洛克希德案中丸红公司遭遇重创，不得不退出相关项目。此后接手的，就是利库路特集团。
1977年，利库路特公司高调出手，买下了负债累累的“岩手县观光宾馆”。该宾馆当时被称为岩手县的“迎宾馆”，1970年日本天皇出席在岩手县举办的“全国体育运动会”时就住在这个宾馆里。为了改善宾馆营业状况，江副浩正将自己的爱将——原本负责《住宅信息大全》的高塚猛调来任总经理。帮地方政府接过一个烫手山芋后，利库路特获得了他们的信任。1980年10月，利库路特公司出资48%与“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岩手县地方政府、岩手银行等合资成立了“安比综合开发株式会社”，由江副浩正任总裁。
安比综合开发株式会社推出的第一期开发计划规划开发面积3500公顷，规划土地内没有居民，不面临拆迁难题。然而，东北农政局、林野厅等部门却以环保理由反对这一规划，导致有关开发工作进展不顺利。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江副浩正等人将岩手县知事千田正、农林水产省大臣加藤六月作为公关目标，先后以个人和公司的名义两次向千田正的后援会捐款150万日元，又让加藤六月分别以小女儿和秘书的名义总共购买1.2万股公司“内部股”。送上了这两份大礼后，中央和地方两位政界要人“鼎力支持”“安比高原开发计划”，利库路特公司也把握了安比高原开发的主导权。
屡屡获得的成功进一步“鼓励”江副浩正越走越远。1985年4月1日，作为中曾根康弘内阁经济改革方案重要内容之一，日本政府对巨型国营企业“日本电信电话公社”进行了民营化改革，将其更名为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但这一改革并不彻底，政府依然占股1/3，而且NTT还一如既往地垄断着全国的电话电报和国内外通讯业务，控制着所有国家级的超大型电子计算机系统。江副浩正认为，要想在信息时代保持利库路特公司在信息情报领域的优势地位，必须建立以大型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收集、分类和检索系统。由于NTT当时垄断了这一块的业务，江副浩正又将“公关”目标对准了NTT的“一把手”真藤恒。1985年8月和9月，江副两次与真藤见面，要求他给予关照。真藤随即指示其亲信式场英和长谷川寿彦在转售高速数据线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等方面向利库路特公司提供方便。根据利库路特原资深员工藤原和博的陈述，当时利库路特从NTT“批发”买入高速数据线路，再以较高的价格“零售”给小公司和个人用户，两者价差能够达到5倍之多。为感谢这几位的帮助，利库路特也向他们提供了购买“内部股”的机会。NTT那么多高管，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获得购买利库路特“内部股”的机会呢？给谁不给谁购买“内部股”的机会，还是要看谁曾经“帮助”过自己，看谁的权力可以折现吧。这也再一次表明，前面提到过关于“购买内部股只是正常市场投资行为”的说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如何处理与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企业管理者都会面临的问题，哪怕是一个无证经营的路边小贩，面对迎面而来的城管执法人员，也会面临是抄起东西跑路，还是掏出一包烟、上去套套老乡关系，争取更为柔性的执法等不同选择。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后面的这种选择并不难理解。然而，与政府有关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是一个优良的企业所必需的“立身之本”，但不应该是“制胜之道”。当一个企业管理者过分看重政府关系，甚至将与政府官员的“个人”关系看做企业的最重要的“财富”，寄希望于靠“优良的政府资源和人脉关系”来战胜竞争对手时，就走火入魔、误入歧途了。江副浩正靠在创新领域中的锐意进取成就了一番事业，后期却“转型”进入政府管制无处不在的房地产业，大搞“官商勾结”，最终锒铛入狱，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对于仍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而言，江副浩正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借鉴。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企业，是靠与政府的特殊关照获得人们的尊敬的。尽管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影响很大，保持和政府部门、官员的良好私交颇有裨益，但如果变成江副浩正那样，只怕从天才到魔鬼，也就一步之遥，企业也不可能基业长青。我们可以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辛酸和无奈，但同样相信个人仍有选择的自由，与权力走得太近甚至寄望于靠官商勾结做大做强，终究必成水中月、镜中花。而如果社会上大量的企业家都眼巴巴地盯着政府中的高官，希望靠和他们建立人脉来做大做强企业，那么这个社会是极不正常的，不但不可能诞生什么伟大的企业家，其资源配给也必然是扭曲、没有效率的，整个民族的经济活力和未来前景，都是令人忧虑的。当然，实现这一点，仅仅依靠企业家的自觉是不够的，归根结底，仍与政府角色转变是否到位，市场环境是否有利于企业公平开展竞争有关。要真正从源头铲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就必须切实地推进相关改革。
七、利库路特案的政治影响
利库路特案与洛克希德案，到底哪个政治影响更大？这个问题还真的很难回答。洛克希德案是日本二战后唯一前首相被判有罪的反腐败案。而利库路特案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自民党的整个执政团队，包括其第二、第三梯队的政治精英，结果导致自民党二战后第一次失去执政地位，其影响更加深远。
竹下登是一个特别会“做人”的政治家。还在任岛根县议员的时代，他就明确提出要把“出风头的事情让给别人，自己专心培养人脉关系”。这位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政治家的突出特点就是“语言明确，意思暧昧”，这种语言风格突出地体现了竹下本人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所谓“语言明确”，就是指他讲话时一向使用和蔼可亲的语言，绝对不刺伤对方；所谓“意思暧昧”，即无论什么人要想征求竹下的意见，他几乎从不明确回答。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解释竹下的立场，谁都觉得他肯定是支持自己的！
在从政的路上，佐藤荣作是竹下的恩师，不但多方提携，在其从政前期向他提供竞选资金，而且还点拨他如何培养自己的人脉关系。据说佐藤曾经告诫竹下登“你不是公立大学的高材生，作为一个私立大学的毕业生，必须要把政府官员中所有的校友名字和辈分记牢才行”。佐藤的意思是在日本政府内高级官僚多出身东京大学，竹下你不是东大（东大是公立大学）毕业生，而是早稻田大学（早大是私立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必须要和所有早大毕业的校友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只有这样，在人脉方面才不会输给那些东大毕业的政治家。竹下登也真的听了进去，以早稻田大学同学会(稻门会)为基础，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圈子。
比田中角荣更高明的是，竹下登将收取政治献金这件事“规范化”、“制度化”了。从担任佐藤荣作内阁官房副长官时开始，他就开始向每个加入自己政治后援团的公司每月收取1万日元，这个数字看上去不起眼，但积沙成塔、滴水成河，经过20年的经营，到创政会成立时，已有超过4000个公司加入了竹下的后援团，每年可募得资金4.8亿日元。
在田中角荣、福田赳夫为首相位置而争斗正酣时，竹下登虽然内心倾向于佐藤荣作属意的福田赳夫，但鉴于田中角荣势力太大，他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机会主义策略。田中角荣对此心里有数，也因此对竹下登并不真正信任。当田中角荣深陷洛克希德危机时，竹下登表面上依然兢兢业业支持田中角荣，背地里却不停地做工作。最终成功自立门户分裂田中派（详见洛克希德案）。此后，竹下登开始展现其长袖善舞的政治才能，在自民党内脱颖而出，战胜安倍晋太郎和宫泽喜一荣登日本首相宝座。
与田中角荣的强人政治不同，竹下登奉行的是团队领导，将自民党内较有影响力的小泽一郎、梶山静六、桥本龙太郎、羽田孜、小渊惠三、渡部恒三、奥田敬和7人团结在自己的身边，时称“竹下七奉行”。这七个人加上与竹下登关系较为密切的金丸信，以及因为实力增长较快而被团结进来的野中广务等人构成了竹下登执政时的核心团队。由于能够较好地团结党内不同派系的力量，日本舆论当时普遍认为，虽然竹下登没有田中角荣的个人魅力和强势，但其政权完全有可能持续两个选举周期以上。
竹下登本人也对此信心满满，没有想到执政时间不长就发生了利库路特案，打乱了竹下登的全部部署和安排。他辞职后，自民党内部陷入混乱中，难以选出一个各派都能接受的首相。党内大佬曾“公推”比较清廉的政治家——自民党时任总务会长伊东正义出任首相。但伊东作为著名的政坛硬汉提出，接任首相可以，前提是所有与利库路特丑闻有牵连的阁员都必须引咎辞职，起用清廉能干的年轻人，取消派阀，以全党一致的强烈危机感进行彻底的改革。对于这样的提议，自民党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他本人就深陷利库路特案，一旦大规模改革，失去政治庇护的中曾根康弘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作为替代方案，竹下登被迫将与中曾根康弘关系非常密切又没有涉案的原外相宇野宗佑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实际上是“报恩”。因为当年也是中曾根康弘放弃安倍晋太郎、宫泽喜——指定自己当接班人的。这位经常自称是中曾根“大弟子”的宇野被确定为接班人后，自民党内不同政治势力虽有不同意见，但是短时间内也提不出更加合适的人选，只能接受。
1989年6月2日，宇野宗佑走马上任，他在日本众参两院发表施政纲领时表示，将针对现行的日本政治进行改革，重建日本人的伦理道德。铲除金权政治产生的土壤，全面更新自民党的形象，使国民充分信任现行政治体制。与此相配套，宇野宣布，将在新内阁中起用一批年轻人，改变过去选任首相本派人士做官房长官的做法，任命安倍派的盐川为官房长官，努力给人以务实和清新的印象。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发表施政纲领的当天，东京《每日周刊》就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有关宇野涉嫌包养情妇的报道：一个现年40岁的神乐坂原艺妓揭露，1985年至1986年间，宇野同她“相好”过5个月，为此共支付了300万日元。时隔不久，6月12日《新潮周刊》杂志又爆出另一新闻：在与神乐坂艺妓相好之前，宇野和原赤坂艺妓波津子曾保持了10年之久的暧昧关系，为此，宇野每月支付10万日元的包养费。此后，《新潮周刊》又“乘胜追击”，披露了宇野首相前秘书口述实录称，宇野从1962年到1972年间与银座一间酒吧的女老板来往密切并导致后者怀孕，宇野只得支付了一大笔钱，让这位美丽的女老板堕胎。接着，东京小报又传出消息，说66岁的宇野竟与一个16岁的雏妓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在这些真假难辨的“桃色丑闻”面前，原本以清廉著称的宇野宗佑竟然一声不吭、无以自辩，暴露出了“传闻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实情，自民党的声誉在利库路特案后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进一步下滑。
1989年7月23日，在三年举行一次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一败涂地。日本各大媒体的评论都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日本现行选举制度规定参议院议员每3年改选一半，那么自民党将彻底成为参议院的少数派。这一规定本意是防止日本保守右翼政治家轻而易举取得议会多数并修改和平宪法的规定，本来是自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没想到这一次却成了自民党的救命稻草。选举第二天，宇野就宣布对选举惨败“负有全部责任”，辞职下台，从而成为二战后自民党另一位“短命”的首相。
在自民党外部危机进一步深化的同时，其内部也加剧分化。竹下登的核心团队因利库路特案而分裂——小泽一郎、羽田孜、渡部恒三、奥田敬和与依然坚定支持竹下登的梶山静六、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野中广务因立场不同而关系迅速恶化，创政会也逐步为“经世会”所取代。1992年，经世会会长金丸信因涉嫌收受东京佐川急便公司原总裁渡边广康5亿日元现金未及时申报而被以逃税罪起诉。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金丸信不得不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因为他是和小泽联手并着力扶持小泽的“党内老人”，他的“倒台”，使“金（丸信）竹（下登）小（泽一郎）”的政治平衡失去了支撑点，也给小泽的前途蒙上了阴影。为求自保，小泽与羽田孜、奥田敬和等人共同成立“21世纪改革论坛”，并将形象比较好的羽田孜推为派系首领。12月，竹下派正式分裂为小渊惠三为会长的小渊派和由羽田孜、小泽一郎等组成的羽田派。
1993年6月18日，日本在野三党联合提出对宫泽喜一内阁不信任案，以羽田派为首的39位自民党议员“反水”投了赞成票，导致宫泽喜一内阁辞职。6月23日，小泽一郎、羽田孜、渡部恒三、奥田敬和等“经世会八干部”决意脱离自民党，拥护细川护熙于1994年成立了八党联合政府，这也是自民党建党38年来第一次失去政权。利库路特案的发生打破了自民党既有的权力格局，田中角荣、竹下登、金丸信等能镇得住的派阀领袖相继因为腐败丑闻而隐退，结果导致党内加剧分化，最终大分裂，也可以说为今天日本民主党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然而，利库路特案最大的政治影响还是严重伤害了民众对于政党和政治家的信任和信心，动摇了自民党的执政之基。在宇野辞职后，为挽回自民党的声誉，1989年下半年，自民党议员在临时国会上反戈一击，抛出了“弹子机业集体贿赂案”，试图将国民质疑的焦点引向最大在野党社会党。据自民党议员披露，1986年众参两院同日举行选举时，由“弹子机”业主组成的全国游技业组合联合会（简称“全游联”）向8名社会党议员赠送了350万日元现金。土井就任社会党委员长时，“全游联”以买宴会券的方式捐款450万日元。由于弹子机业带有赌博性质，行业形象不佳，接受该行业大量现金“贿赂”的社会党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公明党、民社党、共产党等纷纷对之口诛笔伐，新闻媒体也连续推出多篇重磅深度报道。
公众怀疑，1984年，当日本国会试图审议通过“风俗营业法修正案”赋予警察进入“弹子店”检查账目的权力时，社会党议员在“全游联”授意下，对该法案采取了集体抵制立场，使得最终通过的法案中，删掉了“允许警察进入‘弹子店’进行检查”的条款。另外，为防止偷漏税，1988年下半年日本警察厅曾力推“弹子店”业卡片化，即玩“弹子机”的顾客须事先买卡片公司出售的卡片。这样“弹子机”店无法隐瞒收支的真实情况，又是社会党多次给警察厅及有关部门施压，最终使这一政策胎死腹中。
以上情况的披露，使在参院选举刚获大胜而踌躇满志的社会党挨了当头一棒。自民党立即乘胜追击，摆出一副“反腐英雄”的面目表示要代表国民彻底追究此事，试图以此挽回失去的民心和党的声誉。然而，令自民党高层始料未及的是，《每日新闻》不久刊发了“弹子机业界”1984年至1988年向政界提供资金的一览表，4年间政界曾接受高达1.5亿日元的弹子机业界捐款，接受政治捐款最多的竟然是自民党，共计有84人接受了1.1665亿日元，占弹子游戏行业捐款的80％。社会党、公明党等在野党也好不到哪里去，调查结果表明，除共产党以外的各党共109位政治家接受了政治捐款。面对如此令人尴尬的局面，自民党、社会党各党只好一起和稀泥，以没有证据表明是行贿受贿为名将所有调查叫停。
自民党原本使的是围魏救赵之计，没想到最后却引火烧身，自身声誉进一步下降，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腐败现实认识更为透彻，对自民党的金钱政治更加深恶痛绝。自民党随后于1993年失去执掌了38年的政权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