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首相中，田中角荣肯定要算一个。他出身真正的寒门，小学文化，“农民工”起步，却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攀上日本政治的巅峰，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然而就在他达到人生最高峰后不久，却发生了著名的洛克希德案，这位传奇首相最终也因此案而拥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落幕。
一、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意识形态号召力下降
吉田茂内阁因为腐败丑闻倒台后，日本保守力量达成所谓的“保守和同”，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自民党，这两个党“共同的”创始人鸠山一郎上台执政。此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先后担任日本首相。
这几任首相中，石桥湛山是力主要尽快与新中国建交的，但由于他在参加母校早稻田大学的活动时着凉引发严重并发症，最后不得不因为身体原因主动辞去首相，也成为日本战后执政时间第二短的首相（63天）。否则石桥就有可能带领日本与中国建交，也轮不到田中角荣成为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日本首相。石桥曾于二战前就提出“小日本”的主张，反对日本军部的扩张侵略政策，明确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算是日本主流政界少有的对华言行较为一致的友好派。
岸信介则恰恰相反，这位前甲级战犯是一个坚定的亲美反华派（其外孙安倍晋三就继承了他很多的政治主张），在他执政期间，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几乎就是执政最主要的目的：1958年8月岸信介强行成立内阁宪法调查会，与进步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对抗；后来又通过在全日本推行针对学校老师的“勤务评定制度”和针对警务人员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分化、镇压反对修改宪法的进步群众。1959年，岸信介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强行与美方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回国后面对国内强大的反对声浪，岸信介依然坚持强硬立场，全日本当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美安保条约》运动。1960年6月15日，学生举行游行，冲击日本国会。在与警察的对抗中，年仅22岁的东京大学女学生、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桦美智子死亡，举国为之震惊。岸信介迫于压力，死撑了一个月后，在《日美安保条约》生效的7月15日辞职，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担心“即将来访的艾森豪威尔会遇到意外”。但是，客观地看，在岸信介执政期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只是由于制度安排不合理，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阶层对立非常严重。黑泽明的著名电影《天国与地狱》就部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关于吉田茂的“好学生”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有一部著名的日剧《官僚之夏》据说就是描写这两位的。池田和佐藤都继承了吉田茂的衣钵，重提“重经轻政”的国策。在他们执政期间，日本经济继续高速成长，1960年池田上台不久就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引入“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制度，提高健康保险（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在池田的领导下，日本国民收入实现了与经济发展同步的迅速增长，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减轻了对出口的依赖，国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而佐藤荣作则立足提升日本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提倡“自主创新、民族产业、自主发展、做强产业集群、做完整产业链”，大力发展本国优势产业、在计算机、汽车等当时的“朝阳产业”中扶植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的本国企业，改变日本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国际代工厂”地位。在这两位执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日本基本实现了经济转型升级，社会矛盾极大缓和的目标。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这两位官僚出身、都曾深陷造船业集体行贿案的日本首相，其个人能力、决策魄力和勤政刻苦以及政治手腕还是值得肯定的。佐藤荣作还成了日本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2798天，池田勇人执政4年得了喉癌，从政坛退下来后仅1年就去世了）。经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日本老百姓逐渐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社会问题，各种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有所减弱，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逐渐结束，国民“不关心政治”日益成为常态，再次发生类似反《日美安保条约》那样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基本上消失了。与此同时，日本国民参与选举投票的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二、用“金权（利益诱导型）政治”挑战“门第和出身”的田中角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位出身贫民、只有小学文化的政治家——田中角荣逐步成长起来，拥有了问鼎首相的实力。田中角荣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极富争议。1918年5月（大正7年），田中角荣出生在日本新潟县的二田村，是家中7个子女中唯一一个男孩。小时候患病烧坏了嗓子留下口吃的毛病，遭人耻笑。后通过苦练不但纠正了这一问题，还变成了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为日后发动选民、与对手辩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田中的经历应该比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要更为“草根”。小学读完就进入家乡的土木建设公司当了正儿八经的“建筑工人”，16岁那年一个人来到东京，进入“井上工业公司”成为了一个“外来民工”，田中还当过商店卸货的苦力。在此期间，田中角荣坚持晚上去私立中央工学校学习，最终拿到了土木科的毕业文凭。虽然后来关于“田中为了晚上学习不打瞌睡会拿锥子扎自己掌心”的说法可能有美化他的嫌疑，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是不用怀疑的，据说背辞典学英文的方法就是他发明的。
1937年，19岁的田中角荣辞掉工作“单飞创业”，开办了一家建筑事务所，对外承揽工程。刚开始的规模和北京现在满街都是，挂着“承接装修”门牌、台阶都用不同花色的瓷砖砌得五颜六色的小公司也差不了多少。在这个过程中，田中与建筑业内的一些较为有名的商人建立了联系，其公司发展还比较顺利。1938年，田中被征召入伍，在中国东北地区当了两年兵，后因身体出了问题被送回日本医治，1941年退伍。
1942年，田中角荣与年纪比自己大的寡居女子“花子”结婚。两人结婚时花子的父亲坂本木平已经去世，但坂本作为一个建筑行业资深业者，与日本内务省的高官关系密切。田中与花子结婚后，坂本家雄厚的财力和经年积累的社会关系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婚后不久，田中角荣成立田中土木建筑工业有限公司，靠着“工期短”、“收费低”和“与工人同甘共苦”的经营秘诀，一年后田中土木建筑工业有限公司就在国内行业排名中挤进了土建类的前50位。
二战结束后，虽然田中角荣在朝鲜的投资都随着日本的战败而付诸东流，但他在日本国内购置的房产却幸运地躲过了轰炸，并于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中大大升值，成为了田中东山再起的资本。就在田中的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他聘任的公司顾问之一，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国务大臣的大麻唯男找到他，请他赞助竞选资金。在获得田中慷慨的资助后，大麻唯男动员田中出马竞选国会议员，并表示会支持他。1946年，28岁的田中因为准备不足、缺乏经验而失败。但从小历经人间冷暖、性格倔强的田中角荣并不气馁，他认真总结自己第一次参选失败的教训，发现穿上西装，跑到衣着朴素、满身泥巴的农民中去宣传什么“建立民主国家”的政治主张，根本就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无法获得这些对大道理并不感兴趣的农民兄弟的支持。
很快，田中就有了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1947年4月25日，日本举行战后第二次大选，也是根据日本和平宪法举行的首次选举。这一次，田中角荣将选举活动“下沉”，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在选区——老家新潟县建立“临时竞选办公室”，雇了将近100个本乡本土的当地人作“秘书”，专门帮自己拉票。田中甚至还亲自拎着酒去各家各户串门，努力与选民建立“私人性质”的关系和亲近感。这样一种建立“私交”、满足合理利益诉求的竞选策略果然奏效，帮助他成功当选。田中角荣从此以后一直非常重视与新潟县的选民建立这种“私人关系和感情”，维系自己作为新潟老家“代言人”的形象。
当选议员后，田中角荣的从政生涯总体是比较顺利的。作为一名资本家出身的政治家，在片山哲任首相提出《临时煤矿管理法》、要将煤矿收归国有时，田中角荣自然站在了反对的一方。他和其他一些议员脱离民主党，组成所谓的“同志俱乐部”，不久，同志俱乐部与自由党合并，田中角荣正式归入吉田茂门下。
1948年10月，芦田均内阁因为昭和电工行贿案总辞职，吉田茂出任首相组阁。因为在“山崎猛逼宫事件”中保护“大将”吉田茂有功，当选议员仅一年半、年仅30岁的他被吉田茂破格提拔，担任日本法务省政务次官（相当于法务部的副部长），可谓一鸣惊人。
不久，田中角荣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危机。东京地方检察厅发现田中角荣涉嫌收受煤老板100万日元贿赂，并按其请托在国会讨论有利于煤矿职工的《临时煤矿管理法》时采取反对立场。田中被检方逮捕并告上法庭，他也被迫辞任国会议员。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他有罪，田中不服上诉，二审宣告其无罪。就在田中被拘留期间，因为和田中角荣有“私人感情”的新潟县选民们对其不离不弃，仍然将票投给了这个一审被判有罪的候选人。田中得票比1948年第一次当选的时候还多了3500张。初尝建立私人感情、利益关系好处的田中角荣，牢牢记住了家乡人对自己的“恩惠”和“忠诚”，对家乡来的“请愿团”几乎是有求必应。即使在当选首相后，他也坚持每天早起接见形形色色的“老乡”，倾听他们的诉求，命令自己100多个秘书记录下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拿着自己的名片去为他们推荐工作、协调解决困难……在他的“回报下”，新潟县拥有了两条直通东京的高速公路，还有一条高速铁路横穿全境，中央政府投入到新潟县的公共费用一度是日本最高的。
作为曾经的建筑商，田中角荣对于国土开发、住宅建设和交通路网建设方面的立法工作非常热心。其先后带头提议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电力发展促进法》和《公营住宅》、《耐火建筑促进法》、《道路法》、《关于道路整备费的财源等的临时措施法》、《日本道路公团法》、《高速汽车国道法》等法律。有人计算过，在担任议员的最初8年时间里，他参与提出的法案总共达到26项之多。终其一生，田中角荣亲自提出的法案共有46项，其中获得通过的33个。当被问及为何对立法如此有“兴趣”时，田中本人表示，这是为了“吸取各阶层国民的利益要求，并在将此充分过滤的基础上，找出全体国民的利益要求，并亲手通过立法，昭示政治和政策的方向”。
但也有人认为，田中角荣实际是通过行业立法搞“利益诱导型”政治，把那些支持自己的资本家的利益，以国民能够接收的方式加以包装并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作为“对价”，这些资本家向田中角荣“捐献”了大量的政治资金。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管理委员会原委员长奥田敬和认为，田中政治就是“圣诞老人式的政治”。连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1996年10月8日从新泻五区出马竞选议员时也公开表示：自己不会走父亲那种“利益诱导型”政治的道路。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利益诱导型”政治，既是“老家人选我，我就给老家修路修桥盖学校”的乡土主义，又包含有为某些行业代言（官商勾结）的味道。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整体趋向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田中角荣作为一位政治家，肯定要代表自己家乡的百姓（铁杆票箱）和那些建筑、交通行业的从业商人（政治献金来源），否则政治生命就危险了。类似的事情所有的日本政治家都在做，田中角荣是新潟县的，中曾根康弘是群马县的，竹下登是岛根县的，哪个县不曾得益于这些政治家，又不曾投桃报李地变成他们的铁杆票箱？之所以田中突出，只是因为他在这个方面做得比别人要更“直白”、更“大胆”一些。其实，田中之所以将“利益诱导型”政治玩到炉火纯青、前无古人，和他自己的出身、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是没有家族资源可以利用。日本政治世袭家族色彩浓厚，这个不用证明，看看日本首相和议员的结构就知道了。“一门俩首相”的，既有“父子俩”的福田赳夫和福田康夫，又有“祖孙俩”的鸠山一郎和鸠山由纪夫，还有“外祖孙俩”的吉田茂和麻生太郎、岸信介和安倍晋三。2008年麻生太郎当首相的时候，参众两院的世袭议员比例超过了43%，麻生内阁包括麻生太郎本人在内总共18人，非“世袭”的仅3人，世袭率竟然达到了83.33%。即使是随后在选举中打败自民党的领军人物鸠山由纪夫，本人也是世家出身，其祖父是自由党、民主党和自民党的创始人鸠山一郎，其父是著名政治家，其外祖父是知名轮胎企业普利司通的创始人。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战后民主化并不充分，导致那些战前的政治家和豪门出身的人在从政时拥有很多的优势。门生故旧等资源是田中角荣这样出身底层的政治家所难以企及的。二是没有战友资源可以利用。田中角荣从军时间很短，据说也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不可能像中曾根康弘靠“海军人脉”、岸信介靠“满洲人脉”那样组织起一帮支持自己的力量来。中曾根康弘自己就曾经吹嘘：“日本海军虽然因战败而解体，但战后各界的领导人中多是海军出身，昭和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1970—1980年左右），事务次官（各部副部长）会议的成员中，大概有50%的人曾经在海军服过两年役。我担任总理后……也都靠了各省厅服过两年现役的（海军）干部们的大力支持。”
三是没有同学资源可以利用。众所周知，东京大学在日本政界影响很大，号称“东大阀”。据统计，在1980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录取的1059名人员中，东京大学出身者为519名，接近总数的50％；在359名国会议员中，出身东京大学者为206名，占总数的53％。近年来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但是东大一枝独秀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2008年日本通过中央一级“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总共1303人，其中东大毕业生417人，比第二名京都大学的161人多了一倍多。岸信介就是东大的前身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田中角荣则不然，他是中央工学校的毕业生，而且还是读的该校夜校，估计在建筑工地打架招呼两个师兄弟没问题，但想在国会里面找一个同学，门儿也没有。
作为一个曾经的成功商人，毫无凭借的田中角荣，除了依靠手中的经济实力，还有其他脱颖而出的渠道吗？当他获得了成功以后，会不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吗？“利益诱导型”政治实在是体制安排下田中角荣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博出位的最佳选择吧。
三、青年阁员、能力出众、“政绩”斐然
从拘留所里面出来后，田中角荣又担任了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邮政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大藏大臣、自民党干事长、通产大臣等职务，其在筹措资金、制定选举策略，与选民打成一片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令党内大佬也另眼相看。
1957年，年仅39岁的田中角荣出任岸信介内阁的邮政大臣。日本的邮政大臣不仅管理邮政部门，还管着电视广播，算是实权部门。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部委‘一把手’”，田中角荣可算是锐意创新，敢做敢当。特别是在镇压工运方面，他一手硬一手软，获得了日本保守政治力量的好评：硬的一手，田中上任第一天就摘掉了邮政工会“全递”挂在邮政省门口的招牌，后来又处分了1/10的工会会员；软的一手，田中首开大臣亲自会见工会代表的先河，还自己动手给日本邮政系统全体员工写信做说服工作。“全递”在与田中角荣的较量中，基本可以说是完败。但另一方面田中角荣在任邮政大臣期间，也准确把握住时代潮流，一口气批准了43个电视台、站，对日本电视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池田内阁成立后，田中角荣不再担任内阁大臣职务，转而专心自民党党内事务，担任了自民党三巨头之一的“政务调查会长”。在此期间，田中角荣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医师协会威胁罢工事件。当时任日本医师协会会长的武见太郎本人是主治医师、社会知名人士，同吉田茂有姻亲关系，并与许多大政治家过往甚密。凭着这样一种背景，武见太郎经常越过主管省厅（厚生省）与执政的自民党直接交涉，厚生省的官僚为此对医师协会意见极大。田中角荣在这次交涉过程中，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将谈判一直持续到医师协会威胁罢工的前一天，最后关头田中才拿出自己拟订的方案替代了厚生省提出的方案，既没有激化与医师协会的矛盾，又成功地维护了自己在官僚心目中的形象。
1962年7月开始，田中角荣获任日本内阁中最重要部门之一——大藏省的“一把手”。作为一个高小毕业生，田中能不能镇住大藏省这帮高才生，并带领他们作出一番事业呢？当时的舆论普遍抱有疑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父亲鸠山威一郎那个时候就是大藏省的一名官僚，由于他家世比较好，又是东京大学前身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才生，所以一帮子东大毕业的大藏省官僚就经常去他家聚会喝酒。鸠山由纪夫的哥哥鸠山邦夫亲耳听到这些人议论：“他（角荣）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竟来做我们省的大臣，简直让人不能容忍！”然而没过几个月，这些人都成了角荣的“信徒”。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鸠山邦夫亲眼目睹这种变化，对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毕业后，家世渊源深厚的鸠山邦夫立志要成为田中角荣的秘书，经历了三个月的等待，田中角荣才答应了他的请求。
1962年9月，新任大藏省大臣的田中角荣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去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十七次年会，只有高小水平的他大着胆子用英文发表演讲，意想不到的是获得了满堂彩。田中角荣还苦学财政金融方面的知识，出众的记忆力使得他对于数字、人名、地名过目不忘。在与新闻记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这一特点为自己赢得了“推土机式的计算机”的称号，很快让那些名校毕业的下级心服口服。担任大藏省大臣的经历，对田中角荣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既使他具备了担任首相必需的经济金融知识，积累了更高的人望，同时也与那些真正掌控日本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关系。
在辅佐池田勇人、佐藤荣作执政期间，田中角荣继续采取强硬立场，做了几件让美国人和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叫好的事情。他先是利用自民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以不正常的手段搞突然袭击通过《日韩基本关系条约》，在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的情况下，单独与韩国签订协议建交，实现了美国加强东亚反 共力量，组织美日韩联盟的战略意图。1968年东大医学部学生罢课闹学潮事件发生后，田中积极推动国会通过强硬的《关于大学运营的历史措施法案》，规定“文部大臣在学 潮持续9个月以上的情况下，有权决定停止该校的教学和科研；如果关闭学校3个月之后学 潮仍不平息，将注销该校”。如这一法案通过，则那些积极投身学 潮的学生与其他不怎么热心政治，又继承日本传统文化“爱校如家”的学生势必对立起来，社会党、共产党等在野党明确反对这一旨在制造学生内部矛盾的法案，但自民党议员以起立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了法案。
在田中角荣担任干事长期间，自民党在国会先后搞了20次“单独表决”（其他党派和无所属议员全部退席表示抗议），其中众议院15次，参议院5次。日本舆论将此届国会称为“异常国会”。
就在田中角荣等人为首的自民党因为立场强硬保守而饱受反对党和舆论批评时，新一届的日本国会选举于1969年12月27日举行。为了在选举中获胜，田中角荣在政策上大做文章。自民党在《选举公约》中吸收了不少社会党人在经济、社会福利方面的主张，提出了稳定物价、减税等十大政纲，同时，佐藤荣作积极和美国交涉，争取尼克松总统发表了将于1972年归还冲绳的声明。由于选举日期正值新年临近，很多选民都忙着回家过年，此次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只有68.51%。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自民党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总议席超过了300席，是二战后最高的。反观最大的反对党社会党，其议席减少44席，仅占90席，连自民党的1/3都不到，说是彻底“惨败”也不过分。
这次大选的政治影响深远。由于其是发生在自民党“国会‘暴走’（胡来、独断专行）”，大搞独立表决背景下的，前期强硬的立场经受住了选举的考验，自民党政权的统治地位大大加强了。田中角荣等人也充分意识到，虽然在平息东大学潮运动过程中城市中一度舆情汹汹，但只要巩固住有明确利益诉求的“行业性组织”——农民、建筑业者等的支持，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威胁。田中角荣身体力行的“利益诱导型政治”恰恰是镇党之宝。而缺乏执政资源的社会党，由于无法通过投桃报李的方式巩固支持团体，其主张中很多“现实可行”的部分又不断被自民党“借鉴吸收”，逐渐在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社会贫富分化逐步缩小的背景下被边缘化，成为了一支牵制有余、夺取政权没戏的政治力量。日本共产党的日子就更难过一些，在1968年的学运开始时，由于受国际共运“中苏论战”的影响，日共高层没有坚定地和这些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学生站在一起，甚至还公开批评他们，结果拱手把运动的领导权让给了社会党，导致了自身支持力量的流失，这些学生领袖后来很多成为新闻记者，其中一些人甚至还因此对日本共产党始终抱有敌意。
不过，福兮祸所伏，物极必反。反对党被削弱、“利益诱导型政治”行之有效对自民党乃至对田中角荣本人而言当时虽然是好事，但也让田中角荣和以他为代表的自民党高层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埋下了田中本人受审获罪，自民党失去人心和政权的祸根。
1970年10月20日，佐藤荣作第四次当选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两人在自民党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有希望接替佐藤出任首相的政治家。佐藤荣作当时较为中意的实际上是福田赳夫，为防止田中进一步坐大干扰自己的意图，佐藤以地方选举失利为名，将田中从自民党干事长调整为通商产业大臣。1971年7月5日田中角荣上任时，日美纺织品摩擦正如火如荼，而两个月后就将召开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在田中之前，后来均出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和“宫泽喜一”先后出任通产相，他们俩为对美纺织品出口问题伤透了脑筋，但最后均未解决好这一复杂难题。日本舆论界干脆把通产大臣称为“纺织品大臣”。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美贸易争端日益激烈。图为时代周刊1971年、1987年两期反映这一主题的封面
田中角荣上任后，坚决贯彻自己的意图，认为日本在纺织品方面作出让步不可避免，应以此为谈判筹码说服美国“同意返还冲绳”，并放松对日本其他产品的进口限制。他拿出了大平正芳和宫泽喜一所没有的果敢手腕，仅用三个月就彻底解决了日美纺织品出口争端问题。虽然日本国内的纺织业者多有不满，但事后来看田中的策略有助于日本经济的转型升级——在附加值低的纺织品出口上貌似输了一着，却优化了其他行业的对美出口环境，缓和了日美贸易矛盾，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并没有预想的大。田中角荣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为自己加了一分。
总的来看，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田中角荣本人的阶级立场，他在担任大藏大臣、自民党干事长和通产大臣期间，所展现出的个人魅力和政治能力，都是可圈可点的。加上田中角荣善用“金权政治”，其派阀首领势力不断扩张，以至于到1972年佐藤派正式分裂为田中派和福田派时，前者拥有议员82人，后者仅22人，党内其他派阀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均倾向于支持田中。基于自己对自民党党内政治的理解，田中角荣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四分之一理论”，既只要掌握自民党政治力量的1/4，就大致可以在自民党内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果不其然，在后来举行的党内大选中，田中角荣尽管没有获得原派阀领袖佐藤荣作的支持，依然以绝对优势顺利当选。
四、得罪美国，媒体发难，田中下台
即将出任首相之前，田中角荣出版了《日本列岛改造论》，针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工业污染严重、城市交通拥堵、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提出，“必须坚决纠正（人口、资源）过分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把民族的有生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从而改变工业生产和人口布局，最大限度地消灭城乡、区域差别，“在整个日本，建立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希望的理想社会”。其核心就是要加大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投入，限制超大型城市的发展。
然而，田中角荣的好运气仿佛在他“登顶”日本政坛后就结束了。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国内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城市地价迅速上涨，田中角荣不但没有能够解决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城市环境恶化、居民住宅价格高企等民生问题反而更加严重。相比较与担任大臣期间的辉煌，田中角荣执政两年四个月的时间里面虽然也可以算是勤政，但是并无太突出政绩。反倒是在尼克松访华后，田中为避免日本在东亚被边缘化而加速推进中日建交，最终成为他担任首相期间屈指可数的政绩。
更要命的是，田中角荣还得罪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日本国内要求摆脱对美依赖，与美国“平等”的声音抬头。为解决石油危机带来的挑战，田中角荣推行独立的中东政策，与作为石油输出国的阿拉伯国家往来频繁。此举直接得罪了以色列，进而引发以色列全球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担心，背后也触犯了实行石油储备政策的美国石油商的利益。他们对尼克松政府施加影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日本时，明确要求田中放弃“资源外交政策”，没想到田中却反驳说，如果那样美国能够给日本足够的石油吗？！基辛格一时哑火，无言以对。不久，美国对田中角荣不满的传言充斥日本政界。反田中的政治势力不断聚集力量，执政仅两年的田中角荣面临从政以来的最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