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搜部特别是东京地检厅特搜部的成立与美军关系密切。1947年11月，为了调查所谓的日本军方及和军队关系密切的商人“隐藏战前军用物资案”，麦克·阿瑟主导在东京地方检察厅成了“隐退藏物资案件侦查部”，简称“隐退藏案件侦查部”，部长“田中万一”。组建时没有从原有的司法官员中招聘干部，而是以美国领事馆和盟军统帅部中的日籍员工（书记官等）为主。这些人接受专门训练后，获得了盟军统帅部GHQ的支持，在查获日方藏匿的军备物资和资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在盟军统帅部GHQ内部斗争中占据优势的民政局（GS）副局长查尔斯·凯迪斯也因此对东京地检特别搜查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据说，在昭和电工案后期，他力主由特搜部来侦办就是担心案件会“失控”。昭和电工案后，与GHQ参谋二部（G2）走得比较近的吉田茂组阁，东京地检特搜部一直对吉田的团队“紧盯不放”，吉田茂的几个“好学生”——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都先后成为他们侦查甚至是起诉的对象。直到今天，在日本，还有不少人认为东京地检厅特搜部与美国方面特别是中情局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在特搜部所侦破的案件中，反美政治家涉案的比例远远高于亲美政治家。
在东京地检厅特搜部历任34名部长中，后来成为日本总检察长的有4人，副总检察长（次长检事）的有4人，可以说，东京地检厅特搜部不愧是检察官“精英”中的“精英”了。有趣的是，在日本官僚中多数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大背景下，东京地检厅特搜部却是一个例外，时任东京地检检事正“马场义続”，次席检事田中万一、特搜部部长山本清二郎、特搜部主任检事河井信太郎等人都是私立的日本中央大学毕业的。据说后来还因为东京大学出身的毕业生不断增多，为争夺主导权，东京地检厅内部爆发了所谓的“中（央大学派）东（京大学派）战争”。
此外，日本检察官内部还有所谓“红砖派”与“现场派”的习惯性区分。所谓“红砖派”，是因为法务省旧址为红砖建筑，因此那些常年在法务省工作，后来转任检察官的就被称为“红砖派”。而那些从基层干起来的，多年在办案第一线磨炼的检察官则被称为“现场派”。关于检察系统内部的派阀区分及“恩爱情仇”及其在重要的反腐败案件中的影响，下文将在专门章节中详述。然而，由于取证困难、政治人物的抵制等原因，即使是被誉为最强“侦查机构”特搜部也经常面对“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几年前的一部香港电影《杀破狼》中，任达华饰演的资深警察陈国忠为了将洪金宝饰演的黑帮老大王宝绳之以法，不惜联合整个重案组同事删改作为关键证据的录像带，最后被另外的警员发现，没有成功。在电影中，黑帮老大的犯罪行为都呈现在镜头前，事实是很明晰的，警方伪造证据抓他在一般观众眼中，应该说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涉嫌贪腐的当事人是否真的作奸犯科，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无法确认，只能靠证据来还原。一旦允许侦查机关“制造”证据，则真相无法还原，当事人无法自辩，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为侦查机关一手“操控”。2009年，日本大阪地检特搜部在侦办“厚生劳动省村木厚子（女）局长”涉嫌伪造公文一案中，几乎所有的检方证人都在出庭时翻供。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特搜部的检察官们存在对证人逼供、诱供甚至篡改关键物证的问题，最后大阪地检特搜部部长大坪弘道、副部长佐贺元明均因涉嫌违法而被捕，成为了一个全民热议的大丑闻。如果说，昭和电工案是特搜部声名鹊起的起点，那么，村木厚子案就差点成为了特搜部身败名裂的终点，笔者因此将多花些笔墨详述此案，以便向各位尊敬的读者介绍日本国内对反腐机构及其权力行使的一些最新讨论。
事情还要从日本的残疾人福利政策说起。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测定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作为发达国家，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1976年，为鼓励残疾人团体的发展，让残疾人能够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日本规定所有的残疾人团体在寄送内部刊物给会员时享受“第三种邮政制度”，说白了，就是邮费可以打折扣，一般需要120日元一封的邮件，残疾人团体寄送内部刊物时仅需8日元，是正常标准的6.7%。残疾人团体均可享受这一优惠，获得日本厚生劳动省或者地方政府的证明文件即可。
然而，有不法分子却打起了钻政策空子发财的歪主意。2008年10月6日，《朝日新闻》刊登报道披露，有印刷公司利用第3种邮政制度大量印刷和邮送直接入户的商业广告。报道一出，日本的“邮政事业株式会社”用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对第三种邮政制度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并于12月24日向内阁总务大臣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承认确实存在报道披露的情况。
2009年2月26日，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逮捕了大阪当地广告企业“新生企业”公司的社长“宇添敏代”和原执行董事“阿部徹”。检方的前期调查查明，2006年4月至2008年10月，这两人涉嫌违反日本邮政法，以残障人士公益组织“白山会”的名义，大量寄送家电、印刷方面的商业广告，涉嫌偷逃应付邮资35.5亿日元。
如前所述，享受“第三种邮政制度”的政策优惠，必须事先获得厚生劳动省或者地方政府的资格认定证明。检方调查发现，“白山会”原名“凛之会”，其所持有的残障人士公益团体资格证明文件由厚生劳动省颁发，但该团体并不符合有关资质要求。那么，“凛之会”到底是如何拿到这份“资格认定书”的呢？敏感的检察官逐步将调查的焦点由广告公司转向了颁发资格证明文件的政府官员和政府机关，备受关注的“障害者邮资制度恶用事件”逐步由普通的诈骗案件演变成了一场“反腐风暴”。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整个案情全貌，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案件的几个主要当事人以及无争议的一些基本事实。
1.“凛之会”主要发起人河野克史。此人后来成为日本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的对象。河野曾多年从事媒体出版行业，早年事业有成，晚年生活逐步陷入贫困，60岁时他开始关注起残疾人保护事业来，这是因为河野的爱女是身患雷特综合征(Rett syndrome)的残疾人。据《朝日新闻》等媒体报道，河野克史确实非常热心参与到“日本雷特症患者协会”、“日本残疾人钢琴教师研究会”等公益团体的活动中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帮助这些团体联系活动赞助商、销售慈善活动的门票、寻找便宜的印刷厂印“会刊”等。例如，雷特症患儿由于常常会突然不自觉地发出声响而无法参加一般的交响音乐会。2000年，荷兰的一个交响乐团来日本开展慈善义演，在河野克史的奔走协调下，最终该乐团答应为这些雷特症患儿专门表演了一场。
然而，由于经济不景气，河野发现帮助残障人士公益团体募款越来越难，他觉得，如果能够成立一家自己主导的残疾人公益团体，可以有效解决财源问题。河野当时可算是一穷二白，但他仍然信心满满地对自己的朋友、“凛之会”的另一位发起人木村英雄表示，公益团体成立后，可以办一个会刊，拉一些广告，补贴公益团体的日常运转支出。为此，河野将有多年广告代理商从业经验的黑木洋一引进发起人团队，并在他的推荐下与广告代理商接触。这些人告诉河野，只要能够取得残障人士公益团体资格证明，用比市场价格便宜九成的价格向用户发放直接入户广告，就愿意和他签合同。全国性的残障人士公益团体资格证明由厚生劳动省颁发，地方性的则由地方政府颁发。按照这一规定“凛之会”应向东京都政府申请资格证明。河野与东京都厅有关方面联系后，完全不得要领，性急的他想起了有政界背景、善于与政府机关打交道的名誉会长仓泽邦夫。
2.“凛之会”名誉会长仓泽邦夫。仓泽邦夫，日本枥木县人，曾就读于贵族子弟云集的日本学习院中学、大学。当他还是在校生时，就在时任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的家里当“工读生”，类似于过去我国的书童。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经川岛介绍，仓泽邦夫进入东京电视台担任制作人。由于收入不高，12年后仓泽邦夫辞职并通过公开招考成为国会众议员石井一的私人秘书。1983年12月18日，石井一落选国会众议员，同年，他的弟弟石井一二当选国会参议员，仓泽邦夫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石井一二的私人秘书。又一个12年过去，石井一二为仓泽邦夫谋了一个好差使——参与名为“创树社”的出版社的管理。然而，在政界长袖善舞的仓泽并不是经营管理方面的好手，2002年，负债高达2亿日元的创树社倒闭。在此期间，仓泽经人介绍认识了河野，两人都曾给予过对方一些帮助，私交不错。接到邀请之初，仓泽其实并不太想参加凛之会。心直口快的河野就明确表示，您这就是一个名誉会长帮忙出个面而已，团队的经营管理我们来，仓泽才勉强答应。
身为“名誉会长”的仓泽接到河野的电话后，倒也雷厉风行。2004年2月25日，他走访了厚生劳动省障害保健福祉部企画课社会参加推进室的股长（日文：係長）村松义弘，后者表示针对残障人士公益团体的第三种邮政制度是有门槛限制的——“会员200人以上，每月会刊发行3次以上且发行量须超过500”。“凛之会”显然不符合条件，但为了方便一些小规模的残障公益组织，日本政府规定，只要他们加入非政府组织“障害者团体定期刑行物协会”（以下简称障定协），就可以联合使用一个刊号，享受相关的邮资优惠政策。
2004年3月，河野拜访了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的“障定协”，接待他的障定协事务局局长佐藤三郎拒绝了河野的入会申请，理由是“凛之会”的成员中残疾人太少，无法认定其为残障人公益组织。然而，2004年6月，在仓泽的运作下，“凛之会”还是获得了厚生劳动省颁发的残障人士公益团体资格证明。在这3个月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特搜部与其他当事人日后庭审中的争议主要围绕这一点。
获得资质证明后，“凛之会”将其提供给邮政部门，开始按照“第三种邮政制度”寄送含有广告的“会刊”，其广告收入也从每月30万日元逐步增加到100万日元。日子刚好过一点，“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的故事却也开始在这个小小的社团内上演。河野、黑木与仓泽和他招进团队的守田义国在广告收入分配上产生矛盾。最终，内斗严重的局面无法改变，河野克史负气离开了“凛之会”。
此后，守田义国将“凛之会”改名为“白山会”，打着残障人士公益团体“会刊”的名义，大量印制和邮送入户商业广告，直到2009年4月被警方逮捕。值得一提的是，仓泽邦夫是本案中唯一一个从头到尾承认利用政治家的影响力，与厚生省官员勾结伪造了证明文件的当事人。
3.厚生劳动省雇佣均等·儿童家庭局局长村木厚子。“凛之会”所获得的残障人士公益团体资格证明上盖的是村木厚子的印章，时任厚生劳动省障害保健福祉部企画课课长的她也因此成为检方重点调查对象。在厚生省被捕的有关官员中，村木厚子是唯一一个女性，也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坚称自己无罪的人。检方证据造假丑闻曝光，媒体密集报道村木成为事件中标志性的“受难者”。
作为一名能在日本当上部委司局长级干部的女性，村木厚子非常优秀，此前厚生劳动省内部就盛传她很有希望出任本省的事务次官（常务副部长），这是日本职业公务员能被提拔到的最高级别。甚至在村木厚子被逮捕后，时任劳动厚生省大臣的舛添要一在见记者时，不但没有按照常规向公众表示歉意，反而特意说明，村木厚子是厚生省的“希望之星”。如此公开力挺已经被检方逮捕的下属，在日本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一旦下属被判有罪，舛添要一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可能受影响。
要理解舛添要一的反常之举，还要从梳理村木厚子的职场表现入手。1955年出生于日本高知县高知市的她，从当地的土佐中学高中毕业后，上的是本地并不太知名的“高知大学”经济系。1978年大学毕业后她参加了国家公务员高级考试，成绩非常优异，以Ⅰ类公务员的身份进入厚生劳动省前身之一的劳动省。
村木厚子的这一成绩在当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方面，和我国的“国考”一样，日本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同样是很激烈的。即使在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适龄就业人口数量和比重大大下降的2008年，日本全国1545个国家公务员职位吸引了21200人前来报考，录取比例为13.71，与2004年之前我国司法考试的通过比例大致相当。另一方面，村木厚子毕业于并不知名的地方大学。一直以来，日本的高级公务员考试合格者以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全国性名校毕业生为主，1978年，高知大学毕业生中获得I类公务员资格的，仅村木一人。
作为一名女性，通过了国家公务员高级考试只算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986年日本制定出台《男女雇佣均等法》之前，女性在职场面临的差别待遇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村木上大学时，她所在的经济学系有90个学生，女生仅7人。而旧劳动省内部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不管每年招多少人，女性最多招一个。1986年《男女雇佣均等法》推出，劳动省才破例招了3名女性。然而，1978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村木却成功“打破”了这一惯例。劳动省人事部门在国家公务员高级考试第一次笔试成绩公布后就在征求意见基础上“内定”了当年拟招录的女性人选，不是村木。但远在高知的村木仍蒙在鼓里，国考最终成绩公布后，她跑到东京来参加面试，最终以优秀表现折服本打算只是走走过场的考官，当年劳动省招录了2名女性。
然而，按照特搜部侦查得出的初步结论，优秀的村木却涉嫌在“凛之会”获得残障人士公益团体证明文件的过程中为讨好上司而渎职！她在接到上司——厚生劳动省障害保健福祉部部长盐田幸雄的电话指示后，明知此事不合法，还是命令下属——社会参加推进室股长上村勉（村松义弘的继任者）照办。在获得了盐田和上村的有关证词后，2009年6月14日，大阪地检特搜部逮捕了村木厚子。被带离东京时，村木厚子的丈夫，与她同时进入厚生劳动省，时任总括审议官的村木太郎正在国外出差，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处于无人照顾的境地。被捕后，村木厚子坚称没有参与骗取国家邮费补贴，更没有捞取任何好处。为给她施压，留置期间检方一直将其单独关押在看守所特殊的房间——“摄像头屋（日文原文：カメラ屋）”中，这种房子不到4平米大，装有24小时监控摄像头，本是专门针对那些人身危害性特别大或者有自杀可能性的犯罪嫌疑人的。村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被检方留置5个月零10天才获准保释，54岁的她整整瘦了12斤。但村木没有承认检方的指控，即使检方向她说明盐田和上村已经招供，据说她还抓住这“难得的闲暇”读了150多本书。
而主办此案的大阪地方检察厅主任检察官前田恒彦，也是反贪系统很有前途的“希望之星”。1990年前田从广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先后任职于东京地检特搜部、大阪地检特搜部以及广岛、神户两地的检察机关。在认为村木厚子案基本证据材料已经齐备后，前田恒彦立马被东京地检特搜部“借调”去侦办日本政坛大佬小泽一郎原秘书“大久保隆规”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一案，而且专门负责最关键的当事人大久保隆规。
接手侦办此案时，前田和其他检察官认定，单凭河野克史等几个人折腾，怎么可能搞定这么大一件事呢？明明不符合规定，依然能够获得残障人士公益团体资格证明文件，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前田的主导下，所有参与侦办案件的特搜部检察官都将深挖幕后黑手作为下一步的主攻方向。2009年5月12日，大阪地检特搜部搜查了河野克史位于琦玉县的住宅。5月14日，河野向主办检察官“国井弘树”“承认”，为获得认证以便享受“第三种邮政制度”的资费优惠，他通过仓泽邦夫与国会众议员石井一接触，利用石井一的政治影响力，促使厚生劳动省官员村木厚子、上村勉等人共谋帮助自己伪造了证明文件。5月22日，河野克史再次在口供中表示，自己当面拜托“上村勉”行个方便时，上村一脸不甘的发牢骚“不得不按照上面的意思处理这些麻烦事”，言下之意这一切都是上司交办的，村木厚子参与此事的嫌疑更大了。5月26日，河野克史、上村勉被检方逮捕。
2009年6月2日，大阪地检特搜部传讯“凛之会”另一位重要发起人木村英雄。当晚，木村向主办检察官国井弘树“承认”，2004年2月25日自己曾与仓泽邦夫一起，去过议员会馆拜访石井一，请他帮助斡旋证明文件的审核发放一事。作为旁证，检方在仓泽邦夫的日记本当天（4月25日）的记录中发现了“1300 石井一バ一卜ル木村氏”的字样。6月3日，厚生劳动省障害保健福祉部原部长盐田幸雄在两份口供中承认，2004年2月下旬，曾接到时任民主党副代表、国会众议员石井一的电话，要求在颁发“凛之会”的残障人士资格认定证书一事上行个方便。自己随后指示村木厚子妥为处理。但之所以答应石井一的请托，不是因为收了好处，而是因为石井一人脉深厚，听说他与暴力团组织也有联系，得罪不起。而且，当时厚生省正在力推通过《障害者自主支援法》，作为执政党，自民党议员绝大多数会支持这一议案，但在野党却很可能联合杯葛。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为点小事得罪民主党副代表不明智。至此，检方所勾勒的整个事情的经过就很完整了，听上去也非常有说服力。新闻媒体对此事的跟踪报道也进一步佐证了检方关于厚生劳动省内部存在有组织的渎职、腐败行为的指控。例如，2009年9月19日，《朝日新闻》刊发的报道披露，社会福祉法人“全国精神障害者社会复归施设协会”以“调查研究费”的名义从厚生劳动省领取的补助中，有1800万日元被挪用于购买所谓的“厚劳族议员”的宴会券，或向与厚劳省有关的政治家和官僚赠送商品券等。盐田幸雄就曾接受过该协会赠与的商品券，但检方似乎并未深究此事。
2010年1月27日，就在这样一种看上去“一边倒”的形势下，大阪市地方裁判所开庭审理村木厚子一案。令39岁的检方公诉人白井智之没有想到的是，己方证人当庭集体翻供。
第一个是河野克史，他声言为能在保释金数额上让检方高抬贵手而被迫按照检察官林谷浩二的意思在并不属实的口供材料上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