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寻求是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动机之一，跨国公司将东道国的研发资源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中来，在全球范围内最优化配置；同时，跨国公司也将自己的资源输入东道国，弥补东道国某些资源的不足，达到互利互惠的附带效果。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实现了全球研发资源的重新组合。研发资金不再仅仅投向本国，也开始源源不断流向公司研发机构或分支机构所在的东道国；研发人才的流动也不仅仅表现为人才向发达国家跨国流动，也因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本土化使东道国人才发生就地转移。
7.3.1 研发资金流
资金流可以从资金分布的时间、空间范围上来考察，时间层次上的资金流是指“各经济主体的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量的扩张，成为资金的纵向流动，即资金循环”；空间联系上的资金流是指“一定时间内资金在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转移和组合过程，成为资金的横向流动，即资金融通”。在此，我们所说的资金流是空间联系上的资金横向流动。
就全球范围而言，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研发资金流动的载体。据《IEEE Spectrum》杂志最新调查，2004年，全球100家顶尖的跨国公司在研发投入2360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微软公司研发经费预算69亿美元，同比增长10%；英特尔公司研发预算48亿美元，同比增长9%。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全球拓展必然使这些研发资金流入其研发活动所在地，在全球视野中进行资金分配。研发资金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的流动，连接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活动，因网络结构的空间传输效应实现跨国公司研发经费的全球配置。
2000年，欧洲国家跨国公司在美分支机构共投入研发经费186亿美元，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分支机构共投入研发经费28亿美元，加拿大跨国公司在美分支机构共投入研发经费37亿美元，而同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总支出约为198亿美元，美国在欧洲的分支机构研发投入为129亿美元，在日本的分支机构研发投入为37亿美元，在加拿大的分支机构研发投入为19亿美元，另外也有部分资金流向中东、南美、非洲。新加坡、以色列、爱尔兰和中国等新兴的市场也日渐成为吸引美国子公司研发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新兴市场在2000年都吸引了美国500百万美元以上的研发投资，这一水平比1994年有相当大的提高。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相对序列上的变化是巨大的，暗示了全球研发资金的流向在贸易领域之外开始有了选择性的分散。例如，2000年新加坡、以色列、爱尔兰、中国台湾、韩国的美国子公司，在计算机、电子产品生产领域总共投入了12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占美国该领域海外研发支出总额（49亿美元）的25%。而在墨西哥和巴西的美国子公司研发投资总共为555百万美元，其中1/3用于交通运输设备的研发。
在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推动下，很多国家的研发资金并不单单依靠本国投入，外国研发投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既是对外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吸收海外研发资金最多的国家，海外研发投入比重占本国研发总经费的10%；英国、加拿大、荷兰、奥地利、俄罗斯等国家的外国研发投入比重也在10%以上；巴西、中国、以色列、墨西哥、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吸引了相当比重的外国研发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本国研发资金充裕的国家或地区，外资研发比重相对较低，但是本国研发活动萎缩的国家（尤其是非洲的一些国家）却几乎是依靠外国研发资金支撑研发活动，比如，乌干达90.3%的研发资金都是外资，马达加斯加89.7%的研发资金都是外国流入的，而巴拿马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64%。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的研发资金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研发经费的资金缺口。据报道，多家大型外资企业在京研发机构的投资已达10亿多元，相当于2002年北京市财政投入科技研发资金的总和。
7.3.2 研发人才流
人才流是指人才寻求与生产资料更合理的配置，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职业以及不同的就业区域之间的迁移或流动。研发人才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的流动，可以实现人力资源和其他研发物质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完成科研成果的最大化产出。跨国公司在科技人才国际流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研发人才在企业内和企业间均能发生流动，在空间层面既可以表现为跨国迁徙，也可以表现为就地转移。
研发人才的跨国迁徙多是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少量下行流动大多由于跨国公司出于在东道国研发活动的需要向当地派驻本国研发人员管理或主持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匮乏是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欧盟的一项报告指出，欧盟国家的失业率虽然高达10%左右，但专业人才却严重供不应求，西欧地区2000年仅信息技术人才就缺员123万，2001年这一缺口达到156万，2002年刷新到174万。2000年德国的计算机和电信部门有7.5万个岗位空缺，法国信息产业方面缺少1万名工程师，英国2000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达24万人，而其国内每年只能培养1.6万人。据2000年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统计，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年的缺口为45万，预计到2006年这一数字将扩大为67万，而其本国培养能力只能满足总需求的1/3.日本信息工程方面的熟练技术人员缺口也高达20万。为了满足自己对高技术人才的需要，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国家财力、财团资本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诱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资源向发达国家流动。日本、英国近年来都放宽了向引进信息技术等人才发放绿卡的限制，2003年英国开始推行“高技术移民计划”；法国从2000年开始的五年内发放了2万张信息技术人才入境的绿卡签证；对移民一向保守的德国也于2000年开始实施“绿卡工程”，专门开设了网络征才热线。据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在全美从事科学和工程项目工作的人员中有72%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仅在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已超过10万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资源研究部（NSF/SRS）统计数据库（SESTAT）显示，中国是美国雇用的外国出生的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最多的6个东方国家之一。1988～1996年期间，48%的中国留美博士生在获得学位时就已经在美国找到工作，30%以上的中国博士毕业生接受了公司资助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做博士后研究，约有17%的中国理科与工科博士毕业生接受了雇佣在美国从事除博士后以外的其他工作。美国公司提供给这些中国博士毕业生的工作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工程（1138人）、物理学（491人）和数学（400人）。这些工作多数属于研发范畴，主要是在工业领域。依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有关科学家与工程师的SESTAT数据库提供的补充数据，1997年在美国就业的1060万具有理科或工科学位的劳动力中，有10.4万人填报出生在中国，占1%左右。在这10.4万人中，就业于企业和工业领域工作的接近67%，其中来自中国的理科与工科博士学位持有者中，一半就业于工业界。印度也是研发人才的主要流出国家之一。印度大学每年有61000名计算机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而美国每年仅有30000人完成相同学业，再有，印度每年有215000名其他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毕业后由于工资收入等原因即刻转入计算机工程行业，或者进入年入校生达20万人的私立软件培训学院。还有部分印度工人在受聘于诸如Wipro和Satyam等公司后，接受公司内部培训。这部分大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流动性大，愿意在印度或海外任何地方找到自己的职位。根据最近对H-1B签证（美国为外国高技术工人临时赴美工作所签发的一种签证）的调查，印度获得这一签证的人从1989年起稳步上升，到1994年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1996年人数是1994年的2倍，1999年更是达到了5倍。1999年印度人占签证总人数的近一半（47%），达55047人，1989年到1999年间共计19.5万人。
跨国公司也以优厚的工资待遇、住房、出国旅游和培训为诱饵，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在国内“出国”，成为外国公司的本土雇员。事实上，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机构进行研发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当地廉价优质的研发人力资源，从而弥补其本国研发人才的不足，并降低研发成本。就我国而言，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的研发机构正在以每年不低于200家的速度迅猛增长，研发人才的就地转移将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例如，朗讯麾下的贝尔实验室拥有科研人员500多人，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达96%；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名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IBM公司中国研究中心的6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种研发人才的就地转移从另一方面上刺激了知识技术和管理理念的传播，也有利于人才自身素质的提高，为东道国培养和锻炼了人才。
近年来，研发人才也出现由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回流的态势。美国《纽约时报》2000年底一篇长篇报道援引美国移民局、教育部、国务院等方面的资料指出，单单在2000年，由美国回流的中国留学生及学者总数，即多达15000人。许多已进入美国主要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宁愿放弃高薪工作回国，理由是：中国内地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美国奈特—里德报的一篇特稿认为这波人才大流动和跨国企业在中国内地深化扎根有密切关系，它创造出专业人才的高度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向其他部门扩散，许多人有了创业的机会。而研发人才的就地回流也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走出国门得以发端，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大量科技人才，其中包括那些海外人才成为人才流出国企业的一大竞争优势。例如，我国不少高新技术公司如大唐电信、海尔等，已经利用中国留学生这一科技人力资源，在美国设立了研发机构，从而加速了企业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拓宽了海外市场，发展壮大了企业。
7.3.3 信息资源流
信息资源的流动既包括信息网络资源的共享也包括隐性未明知识的传递。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建立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东道国必须拥有开放便捷的信息基础设施，以便于获取信息网络资源，并以最快速度和母国总部以及其他各国各地分支机构交换信息，因此，世界各国间互联网流量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跨国公司信息资源的全球分布状况。另外，越是持续和大量创新的公司，雇佣的职员越多，要求的技能水平越高，偿付的薪水也相应越多，并且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工作前景（OECD，1996b）。而劳动力在这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之间流动，与创新网络中的非正式联系共同构成了传递未明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最有力机制，包含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熟练工人以及商务管理人员在内的人员流动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信息的交换。而这些信息和知识都或多或少为跨国公司的研发创新提供了创意或是启迪。
进入21世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从传统的物质产品转向信息化、无形化和连续化的创新能力。网络环境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信息资源、丰富多变的企业间协作、需求足够大的市场环境，让企业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过程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全社会的平均生产率更有把握地快速提高，这是基于人们知识创造的必然结果。网络环境提供了一个信息场，这是企业从事任何活动（包括技术创新）的背景。在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活动中，特别需要强调大量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收集科学技术的信息，进行企业产品和工艺的研发，改变生产流程，缩短新产品的开发周期。目前，世界500强企业都十分重视以信息网络技术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和波音公司纷纷投身网络经济。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研究报告显示，财富500强企业中，信息技术投资超过生产设备投资的企业达65%，而企业网络投资的回报率则高达10倍以上。同时，运用网络和信息手段有助于跨国公司研发部门之间以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销售部门相互联系和有机协作，实现企业内部的信息沟通，形成内部的高度整合，使研发管理方式更为高效、协调和及时。另外，跨国公司内部以及跨国公司之间还可以借助信息网络系统为研发人员提供协同工作环境，从而改进工作效率、实现虚拟研发合作。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流网络结构实际上类似于电磁场的作用，它由网络中的所有结点与结点联系共同决定，具体的一簇信息在场中的运动模式由信息与信息流网络结构的相互作用决定，信息在网络结构中经历的轨迹被称之为信息流。通过信息网络，跨国公司对信息的收集、加工、输出的速度全面提高，网络所含有的信息量也大大增加，公司间的联系也因而变得更加紧密。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可以看作是从外界环境收集信息、创造信息与输出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创造也同时完成。信息基础设施越好的国家集聚的跨国公司研发活动越多，需要的信息资源和产生的信息交换也相应越多。因为信息的流动而使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存在的区域彼此联系，信息资源的流入和流出构成了研发活动频繁区域空间层面的关联，信息流量越大，空间关联度越高，反之则低。从互联网的信息流向来看，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信息交流仍然在美欧之间和美日之间，美国在全球信息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而全球的通信量分布也是同样的表现。借助信息通信网络，跨国公司之间的资源共享和研发合作得以更好的开展，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公司的研发机构发生链接，从而也推动了这些区域之间的信息资源流动。致力于研发合作的网络也因而出现，比如Innocentive。Innocentive作为第一家专为全球研发机构创建的采用激励机制的科研网络，在全球范围内为各大公司与学术界之间搭建了知识沟通的桥梁。在Innocentive建立之前，全球各公司只能依靠其自身的学术资源解决各自的研发问题。然而，没有一家公司拥有超过1%的全球研发资源。而凭借Innocentive网络，这些公司就可以获得遍布世界数以万计的科研精英为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种产品的推出可能需要12～15年的时间以及大约8亿美元的预算，而Innocentive能够使企业在不显著增加研发费用的前提下加速产品面市。Innocentive帮助各公司将研发课题公布给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同时确保这些公司的机密信息和知识产权利益不受损害，从而通过汇集全球研发力量，为这些公司提供了提高研发潜力的机会。
跨国网络结构是有助于知识流动的新型组织形式，可以使知识能够在相对水平（而不是等级）和较少人为边界障碍的组织中比较自由地流动。比如，向有活力的节点（部门、子公司）充分授权，调动各节点经理人员的企业家精神，把激励建立在所在公司乃至整个网络贡献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社会化方式，促进开放式的沟通和非正式关系的建立，有意培育有利于知识流动的非正式群体网络。Gupta认为，正式的整合机制，如区位联络、跨单元委员会、一体化角色等，高密度的跨边界沟通，子公司经理人的组织社会化程度等因素，对知识在网络内部的流动会产生人为的影响。另外，信息资源的流动还在研发人才的流动中体现出来。在普特南《让民主运作》著作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即民众交往网络（networks of civic engagement）。普特南认为，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民众交往网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硅谷的信息交流网络，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思路（ideas），思路则来自于人们之间通过互相交流而产生的思想碰撞，这种交流不限于本企业之间，而且通过各种俱乐部和酒吧等公共交往场所覆盖了整个硅谷地区。同时，硅谷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如20世纪70年代硅谷电子公司平均每年雇员的变动率为35%，小公司这一数字高达59%，20世纪70年代以后，硅谷地区仍然保持着劳动力高度流动的特点，硅谷劳动力频繁流动带来的结果是建立和加强了覆盖整个硅谷地区信息交流的网络，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扩散。硅谷地区人才的高度流动不仅局限在美国国内，而且几乎遍及世界。例如从硅谷回国发展的中国、印度、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研发人才，将硅谷的人际信息网络拓展到了东南亚，像班加罗尔和新竹的科技园区与硅谷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信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