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跨国公司研发区位决策活动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和重复性，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选择的倾向性和共同点进行抽象、描述及规范可以归纳出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模式。每一种区位模式都是跨国公司结合自身发展的战略要求，对东道国种种区位因素对比取舍的结果，代表着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决策过程中相对关键的决定性力量。因此，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区位模式的构建必须由首位区位因素和最显著的区位因素所决定。降低成本和利益最大化始终是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根本目的，在前述区位因素中，法律政策环境与地缘文化要素虽然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一定正向影响，但是不足以成为首要区位因素和决定性力量，因此本研究将之归为外部影响因素，不作为区位模式类型；同时，鉴于集聚规模因素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而将其纳入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区位模式的分析框架，从而将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模式归纳为以下六种：生产支撑模式、市场寻求模式、资源导向模式、技术提升模式、行业引聚模式、全球战略模式。
5.2.1 生产支撑模式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生产支撑型区位模式是指跨国公司以生产支撑为主导取向的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决定模式，亦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研发活动和设立研发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出于支撑当地生产的战略动机，立足于为当地的生产活动提供技术支持或服务，这种区位模式多表现为与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重合。一般来说，跨国公司海外生产的最初阶段，研发业务多数是属于生产性工厂的内部职能部门，没有新产品开发的职责，仅为当地的生产提供技术性指导，解决具体技术问题，并改进生产工艺，但随着海外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将迫使独立的研发机构移转到当地，进行一些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开发，致力于产品本地化改造和针对当地市场的技术创新。因此，跨国公司生产支撑型的研发投资区位大体上重叠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比如，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据统计，我国居世界第一的产品已经有数百种，贸易份额或市场占有率占世界第一位的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2004年6月索尼爱立信在确立中国为其全球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将全球研发基地设在中国，索尼爱立信全球研发中心（中国）是由索尼爱立信中国研发中心升级而成，该研发中心将会立足全球市场进行产品研发，并进行3G方面的准备。目前，该研发中心已经在为索尼爱立信全球产品进行外观设计、手机软件测试等工作。同时，为中国移动定制专门手机的工作也将由新研发中心来承担。
者，而丰田的海外研发机构区位呈现出明显的跟随生产密集区域布局的特点，除日本本土的5家研发中心外，丰田在亚太地区有3家技术中心，分别在中国、泰国和澳大利亚；在北美有2家技术中心，分别位于美国的东西两岸；在欧洲有3家技术中心，其中TMEM技术中心分设在比利时、英国和德国，丰田欧洲设计开发中心位于法国，丰田赛车中心位于德国。
5.2.2 市场寻求模式
市场寻求型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区位模式中，跨国公司在当地进行研发投资的首要动因是为了保持并拓展市场份额。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发展潜力与跨国公司的利润息息相关，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市场容量非常重视，如果东道国可以提供较大的市场需求，跨国公司则会相应的提高投资、扩大生产，并设立研发机构，开发符合当地市场的产品，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保障。跨国公司在市场规模较大、市场特殊性明显的国家建立研发机构，可以直接了解当地市场的需求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相关产品，以支持其产品的先进性和技术行业的垄断地位，占领更多市场份额，并拓展当地市场甚至世界市场。特别是那些进入当地时间较长、业务量较大的跨国公司，为配合本地生产和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急需建立各自的研发机构。例如，近几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网民数量每年成倍增长，预计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对这个充满诱惑力的市场，各大跨国公司都“垂涎三尺”。朗讯公司将在上海和北京设立贝尔实验室瞄准就是中国的通信网络市场。2000年3月，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和联想集团在北京联合宣布，成立国内第一家合资信息家电产品（Information Appliance，IA）实验室——“联想—美国半联合实验室”，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总裁布莱恩·赫拉先生在致辞中毫不掩饰地说：“我相信，中国将成为新世纪技术应用潮流的领导者，同时也将成为信息电器的最大市场，我们对与联想一起拓展中国信息电器市场充满信心。”在食品饮料工业，新口味配方研制以及快速推向市场的能力直接决定着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偏好，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多样化产品开发成为占领市场的关键，因此，可口可乐公司2001年在中国组建了亚太区研发总部和检测中心，以平均每年233个新配方的速度将各种产品输送到亚太地区的各个市场，在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占有率达到50%以上，在非酒精饮料市场的占有率也在10%以上。
5.2.3 资源导向模式
资源导向的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区位模式是指跨国公司因在母国面临研发人力紧张、研发成本高昂，或是因国内研发设施不足、规模过小，而走出国门，在研发资源丰富尤其是研发人才富集且低廉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研发活动，利用当地的科技基础设施，从而实现研发资源的全球共享，降低研发成本。研发资源可以分为研发人力资源和研发基础设施两类，其中，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研发活动多是重于对其研发基础设施的利用，而在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资选择则是基于充足、高质、廉价的研发人力资源的寻求。欧洲一些小国的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高，且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科技设施先进、研究成果充裕，在当地建立研发机构不仅可以利用东道国的大型科研设施，而且能够分享仅对本国研发机构开放的基础研究成果。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印度等地的研发投资区位选择与当地的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有很大关系，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主任王文汉曾大发感慨：“英特尔在中国设立的软件实验室，是英特尔在亚洲最大规模的软件研究机构，百余位工程师中有70人为硕士、15人为博士，其余15人为学士，全是中国本土的软件人才。”不仅IBM，微软、英特尔、思科等跨国企业早已对中国的优秀人才“垂涎欲滴”，甚至来自印度的软件公司也把目光投向了我国。而印度依靠其低成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备受瞩目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区位。
5.2.4 技术提升模式
跨国公司以技术提升为目的做出的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决策，同时包含了技术跟踪和技术获取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跟踪同行技术，以求改进优化；其二是搜寻他国技术，以求创新创造。不管是技术跟踪还是技术获取，均立意于自身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和技术竞争优势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统归为技术提升区位模式。这种区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并发展，起因于跨国公司对监控和学习全球新趋势与多重搜寻技术投入资源的需求日渐强烈。知识的扩散在某种范围内受到地理范围的限制，因此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置研发机构即使为了克服地理边界而进行的技术搜寻行为（Jaffe、Trajtenberg、Henderson，1993；Keller，2002），从而实现先进知识和技术通过海外研发分支机构向母国的流动。美国就是一个跨国公司因技术搜寻而在当地大量投资设立研发机构的典型国家（Zedtwitz and Gassman，2002；Serapio and Dalton，1999）。例如，外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投资的首要动机就是接近知识库和大量可获得的技能，来自技术水平千差万别的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在那里建立研发机构，以利用知识环境，提升技术能力（Saxenian，1994；Best，2000）。Griffth、Harrison和Reenen（2004）利用专利数据研究发现，对英国跨国公司来说，在美国设立海外研发机构进行技术搜寻比依靠美国本土研发的知识扩散获益要大，并通过对生产力产出的观测得到证据。技术提升型的研发区位集中在世界性的科技发达地区，绝大多数位于发达国家，因此基于技术搜寻和技术提升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多是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平行流”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上行流”，其流向均是世界技术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硅谷地区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计算机及软件、半导体和生物技术，因而吸引了这些行业的大量研究实验室集聚于此。这类全球技术领先区位还有美国麻省波士顿地区、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园区等技术开发中心以及日本东京（电子技术）和德国莱茵河—美茵河区域（化工行业）、英国爱丁堡（生物技术）等欧洲其他国家的生物医药、计算机和办公自动化行业技术中心等。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最具活力的生物技术工业基地，位于剑桥的桑格研究院（Sanger Instituite）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技术研发中心之一，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沃泰克斯（Vertex）资助了格兰素史克（GlaxoSmithKine）药物研究机构，在牛津（Oxford）、剑桥（Cambridge）设立了研发机构；马瑟诸塞（Massachusetts）公司在夏沃西儿（Haverhill）经营着欧洲最大的生物技术制造工厂；瑞典把高达6.5%的GDP投入到科学研发上，在生物学研究方面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高地之势，在创造力国家的排名中（2004年“全球最具创造力的国家”排名榜，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发布）位居第一，其技术高地效应也吸引不少跨国公司尤其是欧盟内部国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落户。后发展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研发投资多表现出技术搜寻的特征，韩国在美国的研发机构集中在半导体、计算机和其他电子工业上，多位于硅谷地区；土耳其的Protekila公司在英国贝尔法斯特（Belfast）设立了研发中心，从事智能卡技术的专门研究。
5.2.5 行业引聚模式
行业引聚模式是基于跨国公司研发区位选择对产业基础和同行集聚的要求提出的，这种区位模式的决定过程中，东道国的同类产业的发展基础和实力以及同行竞争对手入驻的数量被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竞争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产业竞争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的差距，认为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正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可以说，某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优势产业之所以领先于竞争对手是因为该国家或区域可以提供适合于该产业发展的环境和生存的土壤。大多数OECD国家的集群研究都认定成功的产业集群在那些拥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这些集群代表了国家的产业优势以及全球同行业公司的集聚规模。
选择同一产业优势明显的国家或区域建立研发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该产业的坚实基础、集群效应和密切的产业关联，享受当地完善的产业服务以及为推进这一产业提供的优良环境。一般而言，如果东道国优势产业是知识密集或技术密集性的产业，且具有相当的产业集聚规模，则更容易吸引跨国公司进驻开展海外研发活动，对从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导向目录中可以看出适于研发投资的国家均拥有较大科技含量的制造业产业部门，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居多，还包括汽车产业、计算机产业和仪器设备制造等。比如，英国的制药工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是世界药品主要的出口国和药品研发重要中心，许多世界顶级的制药集团，诸如辉瑞（Pfizer）、诺华（Novartis）、伊丽—里利（Eli Lilly）、莫克（Merck）等，均在英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美国的西尼克斯欧洲公司（Scynexis Europe）在伦敦—剑桥生命科学走廊中部的菲尔德商务研究科技园开设了一家高度自动化的药物发明研发中心；世界上最早的汽车产业集群产生于美国底特律，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集团全部聚集于此，汽车产量约占美国的25%，日本汽车公司也纷纷在这里设置生产机构和研发中心；印度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IT产业已具有一定优势，软件产业集群已然成形，而中国台湾在信息半导体等领域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规模，因此这两地也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入驻。另外，一些跨国企业会关注同业竞争对手是否入驻，以此来决定自己的研发投资取向，一方面是为了节约考察当地市场和资源状况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和竞争对手的进行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的需要。如果东道国存在两个或多个技术能力相当的同业跨国公司或国内企业，则在战略竞争和集聚效应的作用下，跨国公司会争相在东道国设立研发机构。Doh等（2002）将跨国公司竞争要素作为东道国影响外资研发的四大区位环境因素之一，指出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研发机构是对竞争对手研发机构迁入的回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技术中心的研发投资表现出明显的跟随先行者导向（follow-the-leader orientation）（Dalton and Serapio，1999），即跨国公司在决定投资或考虑投资的过程中会受到先行者选择的影响，例如微软就宣称其选择印度海德拉巴作为开发中心的设立位置是从其他几个美国软件公司那里产生的兴趣。在我国，这一现象也非常明显，例如1993年摩托罗拉在中国设立第一家研发中心之后，诺基亚、西门子、松下、索尼—爱立信、飞利浦、NEC等移动通信企业纷纷跟进。
5.2.6 全球战略模式
全球战略是指跨国公司从全球角度出发，合理安排有限资源，抓住全球性机遇，进行全球性选择和部署，确定全球性战略目标。决策者不受民族、国家的限制，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取得最佳的长期总体效益。换言之，它是跨国公司在变动的国际经营环境中，为求得长期生存和发展而作出的总体的长远谋略，而不是孤立地考虑一个国家的市场和资源。全球战略要求在多国基础上取得最大经济收益，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国际业务活动中一时一地的损失。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战略是跨国公司大发展阶段的产物。随着在母国以及海外研究开发机构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便逐步将全球的研究开发网络整合起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下，管理研究开发网络的趋势是全球性协调，而不是地区性管理。因此全球战略区位模式主要关心的是长远业务发展空间的拓展，其区位主要选址在全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国家或地区，以抢占全球市场和技术的制高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地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世界三极区域，发达国家市场的日渐饱和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飞速崛起，使发达国家捕捉到了新的全球战略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以色列、中国和中国台湾、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进驻。进入21世纪之后，不少跨国公司开始对其分散在东道国内的多个研发机构进行整合，提升功能，扩大业务范围，企图打造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研发基地。这种趋势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朗。1999年摩托罗拉整合其在中国各地的18个研究机构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其使命是通过技术开发及创新，保证摩托罗拉在中国的长期成功，目前该研究院是在华跨国公司中最大的研发机构，在中国拥有19家研发中心和1600名研发人员，具有向全球提供从系统集成到芯片研制，以及应用开发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的优势与实力，成为摩托罗拉持续保持在世界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的动力源泉。2001年10月，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建立使阿尔卡特成为第一家在中国把所有业务整合到单一公司内的国际电信供应商，阿尔卡特承诺将把新的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建成其亚太区业务中心，并将阿尔卡特中国区业务与其合并，使其成为阿尔卡特的世界主要研发中心之一。2001年11月1日，微软公司宣布将1998年在北京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该院是微软公司在海外开设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也是亚洲地区唯一的基础研究机构。这一战略投资显示了微软公司对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巨大信心。2002年5月，爱立信中国研发总院在北京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行，对爱立信分布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和项目资源进行了全面有效的整合，形成了面向全球及中国国内市场的研发战略平台，在爱立信全球研发网络中起着核心地位的作用。据爱立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思文凯介绍，“在爱立信全球发展进程中，中国充当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不仅是爱立信最重要的一个市场，更是爱立信全球的供应中枢和研发基地”。2003年9月，NEC中国研究院成立，这是NEC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的第四个同级别研究机构，完善了NEC研究院在世界的布局，作为NEC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NEC中国研究院将在资源、技术和成果方面与NEC的其他研究机构展开充分合作，同年“NEC移动终端开发中心”投入运营，中国国内的5个研究所的规模也得到扩大。
5.3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与区域创新环境优化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选择与区域创新环境优化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选择来说，研发创新环境良好的区域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研发资源、技术、文化、网络的汇集，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本地的研发创新环境，进而再更多地吸引外资研发，实现跨国公司研发集聚的循环累积效应。在当今社会，作为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核心组成部分的研发资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跨国公司的研发全球化促进了技术、专利等知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纷纷采取对策，以充分吸纳世界范围内的研发资源，而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入驻则也会优化东道国或地区的研发创新环境，对当地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5.3.1 集聚科技资源
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使得研发资源的全球流动加快，促进了包括研发资金、研发人才在内的科技资源在东道国的进一步集聚。研发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的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进入会带进相当分量的研发资金投入，壮大东道国的研发资金实力。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2000年爱尔兰来自外国分支机构的研发资金始终占整个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60%以上，加拿大、英国、西班牙也保持在30%左右，而瑞典企业研发投入的外资比例在从1998年的17.5%猛增到1999年的34.1%，德国、法国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9%（1999年）、16.4%（1998年）和14.4%（1999年）。而且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进入通常会引致母国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并成为国内企业的防御性研发投入的催化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企业研发力量不足的缺陷，成为东道国研发活动中重要的资金来源。比如，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在新加坡研发总投资中始终占较大的比例（Amsden，Tschang等，2001），而中国台湾1996年总计1385.68亿元（新台币）的研发经费中，民间投资合计796.94亿元，而来自岛外机构的投入为2.76亿元，占民间投资的0.35%。另外，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也带动了科技人才的全球流动，研发密集区域可以吸引大批的世界顶级和优秀人才汇聚，例如美国硅谷地区外国出生的工作人员在1/3以上，尤其是吸引了众多的亚裔移民工程师和科学家，以至于当地人将硅谷戏称为“IC”（Indian and Chinese）谷，世界技术人才高地效应十分明显。而随着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逐渐增多，将会创造大量的高薪工作岗位，不仅有助于稳定本土科技人才，而且可以吸引海外高级技术人才回流。例如，2002年戴尔电脑决定扩充在中国台湾的研发中心的力量，计划2003年将人员增加到上百人，2004年达到130人。同样，惠普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台湾设立研发机构也将在台湾招聘大量的科技人员。
5.3.2 提升创新能力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促进了先进技术、劳动技能、组织管理技巧等在东道国国内的扩散，促进了东道国的科研活动，进而有利于东道国形成自己的研究与开发能力。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最主要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它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将先进技术引入东道国。跨国公司的地方研发活动，将加速先进技术向研发机构所在地的转移，提升当地的技术水平。例如，1996年在新加坡成立的Oculex亚洲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其基础研究由美国的总部担任，在东道国的研发机构主要任务是将母公司技术应用于在新加坡的生产（Amsden，Tschang等，2001）。另外，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研发活动可以促进当地与国外知识高地建立联系，而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地方科研部门、高等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助于技术信息、专门知识和人员在各部门间的流动，加速知识传播。这一点在印度软件产业中最为突出。由于软件行业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大多与美国的信息知识高地硅谷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在印度的研发机构无疑会带来硅谷的信息。同时，跨国公司内部人员在印度和硅谷的研发机构之间的流动，也有助于印度与硅谷之间建立联系，促进知识从硅谷向印度的流动，提高印度的软件业水平。同时，地方企业可以从跨国公司研发活动中学习到研发管理技术和经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科研管理水平。而区域内各种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创新环境的形成和改善，并建立学习型区域，促使东道国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5.3.3 带动行业发展
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跨国公司投资研发活动不可能将所有的收益都收归己有，研发活动的效益会通过产业内溢出、产业间溢出产生溢出效应，刺激和带动相关行业和部门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活动始终集中于与时代同步的高新技术领域，促进了东道国新兴工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极大地推动了东道国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进而有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技术人员在跨国公司当地研发机构和当地企业之间的流动，也加速了知识的流动与扩散，有助于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新加坡家电、电子信息产品、生命科学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不俗表现，与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研发活动不无关系（Amsden，Tschang等，2001）。而中国台湾鼓励企业从事产品价值链的高端研发活动，吸引研发活动在台湾的集聚，希望以此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促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向印度的扩散，加强了国外先进技术与印度本土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加快了印度高技术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最集中的信息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94～1999年，印度信息产业部门的年增长率超过40%。
5.3.4 塑造创新文化
文化对整个区域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研发创新领域，区域研发创新环境的优化尤其需要鲜明独特的激励性文化的生成。文化氛围是否适合创新或者是否促进创新显得非常重要。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在东道国或东道区域的落户可以通过多国籍人员的交流，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刺激东道地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形成有利于研发活动的大氛围和大环境，进而发展成为地方独有的竞争优势。政府部门为了满足跨国公司研发的需要，也会通过法规制度的完善、研发设施的建设、生活环境的优化等措施，引发全社会对区域创新的重视，建立适于开展研发活动的整体环境和文化氛围。一般情况下，越具有创新激励文化的国家越容易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不少文献将硅谷的成功归功于硅谷文化，认为以“创新（innovation）、创业（entrepreneur）、新事物（Next Big Thing）”为核心词汇的硅谷文化造就了硅谷神话。硅谷文化的形成，不但因为硅谷本身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和创业意识，更是因为硅谷集中了全世界的精英人才和全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研发力量，开放性和包容性使硅谷文化更具有融合力和渗透力，正是这种独特的硅谷文化鼓励着一代代的硅谷人不断地探索高新技术。
5.4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成长的空间力量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发展立足于全球研发地理格局，在此指的是所有跨国公司全部研发活动总和与研发资源流动的空间表现，并不受公司国别限制和行业限制。从最初各自为政的跨国公司国内研发到如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联，从单个公司的封闭研究和发展到全球一体化的研发协同，全球层面上的跨国公司研发网络逐渐萌芽、成长、完善，最终走向成熟。从公司个体而言，同生产和销售体系相比，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体系尚处于发展的初期，建立起真正完整意义全球研发体系的跨国公司并不多，但是作为研发全球化的地理空间表现，不可能仅仅依据某几个公司的研发网络空间结构，必须从所有跨国公司跨国界研发活动来着眼。
5.4.1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空间扩散和集聚
从地理角度来看，扩散（diffusion）是一种创新（innovation）进行空间传播或转移的过程，这种创新可能是一种观念、技术、时尚或其他人类文化特征等。最早对扩散现象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是被誉为第四代区位论大师的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哈格斯特朗（T。H gerstrand），他于1953年发表的“Spatial Diffusion as an Innovation Process”奠定了空间扩散理论的基础，之后一大批美英区位论学者对之又作了深入研究，并将之广泛应用于农业技术推广、市场研究、城市体系及政治和文化地理研究之中。
位势是对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空间扩散影响最大的因素，研发活动密集的区域在研发资源、技术信息、创新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其他区域，因此会产生“位势差”，并由此形成研发活动的空间扩散。位势差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空间扩散可以从外移式扩散和内聚式扩散两个角度分析。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由高位势区向低位势区的外移式扩散，即创新源地的跨国公司出于服务于市场或生产、利用东道国研发资源的目的将研发机构外移至东道国家或地区，这一过程中附带着创新能力和技术的扩散。因为研发活动的开展本质上需要相应的基础，对接受区域的技术水平、经济状况、环境条件都有一定的要求，呈现出由高位势区向中位势区再向低位势区的等级扩散特征，与创新源区位势相差不大的最先可能接受地，空间分布具有不连续性，在宏观上将表现为以等级扩散为主的空间成长过程。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由低位势区向高位势区的内聚式扩散，即创新源地外的跨国公司为追求与创新源的地理临近性、掌握技术发展最新动态、获得技术溢出效应而在创新源地设立研发机构，目的在于跨越技术差距，实现技术跨越。这是由于信息场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因而距创新源地较近的地区比较容易先获得有关的信息及技术，距离远的地区则较为困难，这一现象被称为近邻效应（neighbourhood effect）。
因此，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过程出现空间扩散和空间集聚并存的特征。从宏观范围来看，跨国公司由母国单点研发转向全球散点研发的空间扩散现象非常普遍，从微观尺度来看，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分散化不但继续强化了全球研发节点的集聚效应和位势能，同时也正在促使新的全球研发密集区域的形成。
5.4.2 跨国公司研发节点区域的成长过程
假设在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最开始阶段，母国之外有多个新区位（没有任何海外研发活动进入的区位）可供选择，那么每个单位都将选择一个区位条件优越、获利可能最高的区位作为海外研发活动的地点。跨国公司对区位条件的判断来自对FDI规模、市场容量、研发资源、产业基础、运作成本、法律政策以及社会稳定性等各个方面的考察，通过一系列汇总、分析、决策，选定海外研发活动的进行地点。一旦选定区位就难以搬迁，因此，跨国公司在进行最初的海外研发区位选择的时候要付出很多精力和信息成本。拥有优越区位条件的区域并不具唯一性，可供选择的海外新区位中，区位条件可能有着较高的类似性，这使得最早进行海外研发投资的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始终是由地理禀赋决定的企业对各个区位的相互独立的偏好。这一阶段，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所能获得的利益只与区域禀赋和自身的偏好有关，而与别的企业在该区位的存在与否无关。
区位条件优越的地点不仅仅吸引一个或几个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入驻，多个同一行业甚至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在通过种种比较之后可能都会发现该新区位的优势，因此会有一个接一个的跨国公司选择该地建立研发机构，这时区域禀赋和企业偏好所起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但是先进入企业给后来的企业提供了决策参考，产生了一定带动效应，在这一区位衍生新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概率很大。这种衍生过程是一种很特殊的随机过程，其一般表述为：每次在N个类型（如N个区位）中有一个类型会增加一个单位（如一个企业），每个类型每次有机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概率正好等于每个类型已有的单位数目占所有类型总单位数目的比例。在概率论中这种随机过程称为标准波利亚过程（standard Polya process）。
随着该区位聚集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不断增多，集聚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彻底取代区域自身的禀赋条件和企业自身的区位选择偏好，成为吸纳新进研发单位的首要因素。这时，该区位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密集区域，即使其最初吸引研发投资的某些区位条件优势已经丧失，例如研发人力不足、商务成本升高等，但是由于工业的集中和企业的群集而产生的经济利益仍会持续引入新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这是因为企业群集的地域能够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更深度的劳动力市场和更为专业化的法律和金融服务，企业之间有更多的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而也加快了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等等。循环累积效应将使该区位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研发的全球热点区域，这里的研发活动和创新活力高度依赖于本地关系，无法被其他区域创造或者模仿，是有黏结性的高度地域化区位（Markusen，1996）。各种流量被聚集在这一区域之后，彼此相互作用，达到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高的整合效果，并被充分吸收，然后再通过扩散流的形式向外进行辐射，这样该区域输入和输出的流量都非常频繁，形成全球研发网络的节点区位。
5.4.3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的地域化与国际流
全球经济正在形成一种互动的系统，它是由流动经济和地域经济而构成的。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区域的开发，使过去只在某些地方才存在的特殊资源可以在全球流动和全球支配。虽然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将使地理意义上的区位和区域概念失去存在的价值，但是事实证明地理空间作为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体，不但不可能被抽象的“流”空间全面替代，反而在各种“流”的区域交换和汇聚过程中强化了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域发展不再仅取决于本身的地理差异、要素禀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区域的全球空间关联，即全球“流”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作为区域发展的要素日趋重要。
1997年斯多波（Storper）提出了“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和“国际流”（international flow）的概念，根据他的著作可以将地域化定义为经济活动对本地关系的依赖程度，而国际流则可以认为是生产要素在国际上流动的程度。本书认为这两个概念同样适用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作为全球研发网络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同时受到地域化力量和国际流力量的共同作用。但是，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调整和影响研发要素的空间流动与联系方式。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在扩散中集聚的空间表现，跨国公司研发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在空间上也会出全球扩散和再聚集的态势，空间扩散的同时在某一区位上出现空间聚集，形成所谓的“光滑空间上的黏结地点”（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Cantwell、Iammarino和Noonan，1999），这些黏结地点既是跨国公司研发资源全球流动的产物，又是区位环境优势吸引的结果。其形成过程就是地域化和国际流两种力量的配合、互动、平衡过程。
地域化力量代表的是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区位仍然受到地方经济基础和制度文化背景的影响，是一种空间内聚力，它们就像“粘胶”一样，改变或影响着研发要素的全球分布。地域化越高的区域其经济活动对当地的依赖程度就越高，黏结性就越强，反之则低和弱。而国际流则代表各种研发要素跨时空流动的力量，是一种空间通达力，全球化和开放性以及交通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跨国战略技术联盟的构建、非正式交流网络的形成可以促使生产要素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在所有区位自由地布局，国际流越频繁，区域发展的开放度就越高，研发要素的可获性和研发成果的外溢性就越强。全球性流动的研发要素在一些基础较好的高地域化地区黏结起来，集聚而成为全球研发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而在一些地方基础较差，或制度环境僵化的地区，则无法生成和吸引研发要素的国际流动，脱离于全球研发网络之外。地域化和国际流作用的结果使地理上的全球研发网络最终形成，具有高度黏结性的地域化促使研发网络节点区位的形成，而研发要素的国际流动则搭建了全球研发网络的联结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