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1937年冬天日军曾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人们都知道，这次屠杀的人数高达30万以上，而且由于日军持续不绝的烧杀淫掠，南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人们都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6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歪曲，力图把这次大屠杀说成是子虚乌有。而中外主持正义的人士，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侵略者无耻谎言的揭露与驳斥。
但是并非人人都知道，在日军占领南京这些空前黑暗痛苦的岁月里，救济城内20余万难民的艰巨任务，主要是由一个仅有20多人组成的外籍人士小团体毅然承担，而这个小团体的头头竟然是一个德国的纳粹。
此人就是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以后改称国际救济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1937年11月至1938年12月）拉贝（John H。D。Rabe）。他是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南京代表，德国国社党南京小组组长，千真万确的纳粹分子。国际委员会的美英人士推他当主席，当然有利用其国籍以应付日军当局的用意，但拉贝在主席任内尽心尽力从事难民救援工作，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结论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其中包括德国驻华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国际委员会的大量档案及其主要成员的信函日记，还有从南京逃出的不少难民的口碑或文字记述。
1938年1月15日，德国驻华使馆政治秘书罗森向本国外交部报告：“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凌辱和强奸妇女及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树立了耻辱的纪念碑。仅在所谓安全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发现数百起被野蛮强奸的不容反驳的证据。……这个委员会向日本当局发出的一系列信件，确实包括令人震惊的材料。”
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难民区主任费吴生（George A。Fitch，美国人），在一封秘密送出的长信中指出：“我们委员会中三位德国朋友（指拉贝、克罗格、史波林――引者）赢得了赞赏和好感。他们曾是力量的高层次――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怎样才能坚持下去。”我的老师贝德士（国际委员会的主要骨干之一）也曾在1月10日秘密送出一封长信，极力称赞说：“国际委员会的援助很得力，其事迹堪称奇迹。三个德国人干得很出色。为了同他们保持伙伴关系，我几乎愿意佩带纳粹徽章。”终生服膺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贝德士，自然不会当真去加入纳粹；但纳粹徽章当时却真有点管用，拉贝曾多次挥舞纳粹袖章把意欲奸淫或抢劫的日本兵赶走。
一个西方纳粹分子，他的国家和领袖以后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残酷屠杀400万无辜难民，而他本人此时却在南京扮演了难民守护者的角色；难以令人置信，然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人类社会没有任何堪称纯之又纯的群体，好的群体中难免有害群之马，坏的群体中也未尝没有善类混迹其间。就是从某一个人来说，好人并非都是绝对的好，坏人也不一定都是绝对的坏。正如佛家所言，阿赖耶识本来就伏藏着善与恶两类种子，章太炎则把此义发挥成为：“种子不能有善而无恶，故现行亦不能有善而无恶。”（《俱分进化论》）战争本来是残酷的，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征服者更易于把平素隐藏着的兽性与各种卑劣情欲宣泄无遗。而征服者的血腥罪行除了进一步增强受害者的愤怒与反抗以外，也往往会激发受害者和本来与受害者无关的众多人们的相互同情与怜悯之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京国际委员会与日本占领军之间的交锋，就是人性与兽性之争的曲折表现。拉贝拒绝德国使馆撤退的劝告，在很长的时间里留下来与其他欧美人士一起从事难民救援工作；善的种子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在困难的时候遗弃中国难民。甚至在日本外交官和军官中间，类似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他们暗中默默地为国际委员会提供若干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人性（善的种子）尚未完全泯灭。
1949年以后，特别是中美关系严重恶化以后，国内史书在陈述南京大屠杀史实时，往往只字不提国际委员会的正义行动，仿佛它根本未曾存在。少数有关史书偶尔提到国际委员会，却又把它说成与日本占领军狼狈为奸，连曾受前中国政府明令褒奖的贝德士，也被描绘成助纣为虐的伪善者。这大概是由于他的国籍和传教士身份引起了新的麻烦。
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无意忽略历史复杂性的事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在政治挂帅的那些年月，喜怒无常的政治家和摒弃理性的政治运动，往往使尊重历史复杂性的史学家深受灾殃，也难怪有些学者至今还心有余悸。最近，我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不少正面介绍拉贝的文章，内心感到一种无名的喜悦。并非由于是对拉贝情有独钟，更不是由于我较早肯定了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的拉贝而沾沾自喜，只不过是感到社会毕竟是进步了，学者享有较多的宽容所以才能发出由衷之言。或许可以说，承认历史的复杂性，也是社会与史学进步的标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