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感到奇怪，你与郑君里有什么关系？但确实有过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郑君里曾想与我合作拍摄以太平天国为主题的故事片，并要我学习写电影的文学剧本。
1959年秋天，我刚从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回校不久，正好赶上庆祝建国10周年的电影展。看了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以后感受颇深，连夜写了一篇题为《傲霜花艳岭南枝》的影评寄给《人民日报》。原本没有指望一定发表，无非是自我抒发内心的激情而已。但《人民日报》的文艺版编辑却很重视，很快就全文刊登，郑君里也很欣赏，随即把它收入《林则徐――从文学剧本到电影》一书。这对荒疏学业已一年多的我，当然是一种鼓励；但还说不上是喜出望外，因为我早在学生时代已曾发表过两三篇影评。真正使我感到意外的倒是很快就收到郑君里的来信，除夸奖我的影评外，特别对其中提到的文艺真实如何与历史真实结合问题感到兴趣，嘱我继续认真研究。以后通信不断，多半是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我希望他在《林则徐》之后，继续拍太平天国的影片，他则深感剧本的重要与佳作的难得。来信说，你既研究太平天国史，对电影又感兴趣，何不试试自己写电影文学剧本。甚至他去布拉格参加影展前夕还给我来信，叮嘱我抓紧写作。
记得是在1960年春天，上海海燕电影厂第三创作集体给我来信，正式约请编写太平天国文学剧本。那时我正年轻，精力旺盛且又兴趣广泛，便答应下来，华师历史系也很支持。事非经过不知难。我虽发表过几篇影评，对别人的作品说三道四，但轮到自己动手却不知如何下笔才好。太平天国的史实虽然很熟，也发表过几篇论文，但与编写电影剧本毕竟相距甚远。临时抱佛脚读了几本夏衍等人的电影理论著作，又苦思冥想构筑故事梗概。由于居住条件较差，女儿才一岁多，还请有保姆，只有躲到东湖边利用石桌石凳写作，好在非常革命化的人民很少逛公园，倒也毫无干扰，清静之极。当时大跃进“多快好省”的风气仍有影响，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就写完初稿。刻印出来竟有厚厚一本，不过纸张已很缺乏，连送请海燕厂审阅也是用的再生纸，而且背面已印有其他讲义之类，因此字迹相当模糊，我不知第三创作集体有关人员是怎样耐心看完这部稿子的，但他们看得确实很认真，也很客气。他们认为有修改的基础，有文学美如散文诗，有些场面很有气魄，但缺乏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也缺少更深层内心活动的发掘。他们建议进一步根据电影艺术的特点加以修改，我不知道他们是认真还是客套，但很快就奉命全力筹备196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而且对辛亥革命研究的痴迷愈陷愈深，实在没有余暇和心情继续编写电影剧本。此后便结束了自己的电影制作梦，同时与郑君里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但郑君里始终是我最推崇的少数当代大导演之一。我喜欢他的导演风格如行云流水，诗意盎然，正如古人所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郑君里的艺术魅力早已超越技艺层面，进入意境与哲理，堪称炉火纯青。郑君里的成功不仅在于经验丰富，而且在于文化底蕴的深厚，他用电影语言表达的意境，很多来自古典诗词的启迪，与现今某些影视片之充满粗俗感官刺激不可同日而语。也只有这样的大导演，才能统驭赵丹、项□等一批声誉既隆又有独自风格的名演员，珠联璧合，相互默契，使编、导、演、摄融为一体。一代风流，盛况不再。
1964年以后我即处于挨批境地，与外界基本隔绝。“文革”期间又成为重点批斗对象，对外地师友情况更不清楚。直到“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偶然在报上看到君里夫人写的悼亡文章，才知道他很早就被迫害致死。我很为之悲愤而又惋惜，以他那样的鼎盛年华，本来还可以创作更多的精品流传于世，但却不幸断送于奸邪之手！同时我又深感愧疚。他给我的那些信，字迹娟秀，毫无涂改，清新流畅，应该妥善保存。但我却在面临抄家威胁时，与其他颇有收藏价值的“四旧”一并烧掉了。我很想写信慰问郑夫人，但又不知如何说起；拖延至今，大约郑夫人也不再可能看到我这篇短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