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阐述谭嗣同的思想轨迹时认为，谭嗣同“资性绝特，天资过人，于学无所不窥”，注重深研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以期明发真理、为己所用；难得的是，他能“以日新为宗旨”，时时注意考察新思想、接受新思想，而得以避免泥古不化；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善于吸取别人的教益，因此他的学问仿佛始终都在进步，形象地说来是，“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让人时有刮目、称奇之叹。
谭嗣同青少年时代主要致力于传统的国学，还非常喜好谈论中国古代兵法、兵家之学，颇有进取之心。可是自从他30岁之后，就基本放弃了这些传统的东西，用心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这时他还喜欢上了基督教（教宗），当他生平初次和梁启超相见时，他就表现得极推崇基督教的博爱思想，竟然对于佛教和孔子始终不置一词（漠视）。可是当他从梁启超那里听闻了康有为的新儒家思想的大义后，居然非常叹服，“既而闻（康）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后来他又听闻了佛家的“《华严》性海之说”，很受启发，“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又听闻了“（法）相宗识浪之说”，同样获益良多，“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等到他在金陵做官散居的一年中，“日夜冥搜孔佛之书”，还与金陵一位“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名叫杨文会的居士经常聚首在一起，“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
自此以后，谭嗣同在思想上即提升到一种全新的成熟境界。他的学术宗旨基本可见于《仁学》一书；而影响所及，在行事上他也更是当仁不让、勇毅可嘉。据说谭嗣同“持躬严整，面稜稜有秋肃之气”，也就是生平没有一样不良嗜好，为人严谨持重，颇具干练之才，只是可惜英年早逝，否则必当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谭嗣同没有子女（有一子早夭，他还曾著文反对纳妾并身体力行），他的妻子李闰也不落俗套，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还在谭嗣同的家乡浏阳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她和谭嗣同夫妻恩爱弥笃，谭嗣同不幸牺牲后，她曾作了一首七律《悼亡》来追念亡夫，其言辞未尝不令人痛断肝肠：“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戊戌变法乃是一场由文人组织发动、而牵涉国本的社会改革运动，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和中国社会现实的独特性、复杂性，反观维新派人士自身的不成熟性，就注定了改革运动的最后失败。这其中，不仅作为改革运动的主脑人物的光绪皇帝未得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即使作为维新思想的重要核心人物和变法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参与者的康有为，乃至包括谭嗣同、梁启超等诸辈，他们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也多是知之不深的，他们的传统文人情怀过重，以至对于西方（包括日本）的社会制度、思想学说，还只是停留在一个肤浅的理解程度上。尤其像谭嗣同，虽有一身傲骨、一腔报国的热血，到最后却只能选择一死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当然我们知道，谭嗣同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戊戌变法运动也只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之中的一个光辉的前奏，它的失败是惨痛的，然而它带给后人的思考却是深刻的。也由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谭嗣同的情愿一死是何其可贵，尤其在他自己也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他也就对于自己的以一死召唤来者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自觉性。
谭嗣同求仁而得仁，成就了“中国因变法而流血之第一人”的英名而光照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