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集聚在小东营五号大公馆装扮成办喜事的人们，大约有130余人，臂缠白布，在黄兴的率领下，突然扑攻近在咫尺的两广总督府。
这个时候，总督府的人们正在吃晚饭，纷纷丢掉碗筷四下逃跑。守卫总督府东、西两个辕门的一个连士兵，突然遭到袭击，措手不及，持枪值班排长和八名士兵被革命党炸弹炸死。革命党“选锋”冲入总督府内，总督府内大堂和二堂之间有两扇漆成黑色的木质大门，内勤卫兵一听到外面有枪声，立即将大门关上。革命党“选锋”一边乱枪射击，一边攻门。
由于没有重型武器攻门，导致攻门攻了好一段时间才攻破。“选锋”们一拥而入，里面没有一个清军士兵，搜遍整个总督府，不见张鸣岐的影子。但花厅的衣架上挂着几件大衣，桌子上摆着几只碗，水烟管还有热气。说明张鸣岐一定是刚刚逃出去。
原来张鸣岐闻到枪声之后，知道大事不好，立即转身越墙逃出总督府，直奔附近水师衙门向水师提督李准那儿求救去了。张鸣岐虽然独自逃出去了，但他的家人来不及逃走，老父张步堂和一妻一妾躲在屋子的一角瑟瑟发抖，黄兴说：“不干你们的事，不必害怕。”
黄兴见搜不出张鸣岐，一怒之下便放火焚烧总督府，总督府顿时火光冲天，随后黄兴率革命“选锋”从总督府内冲杀出来，正巧碰上赶来援救总督府的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选锋”林时爽冲上前去大声高呼：“我们都是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我们汉人江山，不用打！不用打！”话音刚落，一排子弹飞来，林文、林尹民、刘元栋当场中弹身亡；黄兴右手受伤，被打断两根手指，鲜血直流。
李准调来巡防营援军及时在总督府东、西两个辕门外架起机关枪，等待革命党“选锋”从里面冲出来扫射。连绵的机关枪声就像迅猛的狮子，张开血盆大口，革命党“选锋”冲出来一个就死掉一个。一连被打死二三十人之后，未冲出来的革命党“选锋”纷纷退回总督府内部，各自跳墙逃出总督府，未能逃脱的少数革命党人纷纷被捕。黄兴忍着伤痛，乘黑夜把从总督府内幸运逃脱出来的队伍分为三路，一路进攻督练公所，一路进攻小北门，一路进攻南大门。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与巡防军展开遭遇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溃败，喻培伦被俘牺牲。攻小北门的一路也遭遇到前一路同样的状况，革命党“选锋”被捕失败。黄兴自己所率领的一路进攻南大门，战斗到了最后，只剩下黄兴一人，身边其余人全被打散。黄兴躲进街边的一家米店，才幸免于难。
幸免于难的黄兴在米店里脱下血衣，换上便服，出城后奔向城郊外的一个起义秘密联络点。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叫许宗汉的中年寡妇的帮助。这位中年寡妇温存地帮他包扎伤口，并机智地把他隐藏起来。两三天后，黄兴跟这个中年寡妇假扮成夫妻，一路躲过重重的审查，乘船安全抵达香港。以后，黄兴发现自己越来越舍不得这位温存的中年寡妇，一有机会就跟她在一起，最终弄假成真，结成正式的夫妻。
起义失败后，广州城戒备森严，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到了5月1日，对城外开了半个城门让人进出。有一个叫潘达微的革命党人，他的父亲潘文卿是清朝武官，他以《平民报》记者的身份，得以从南门进城。这天早晨，当潘达微从南门入城后，就打听到消息，革命党死难者遗体已陆续被移到了省咨议局门前的那块空旷地上。当他赶到现场，看见血肉模糊的尸体分成几堆并排在地上，折臂断腕，惨不忍睹。广东天气炎热，尸体已经腐烂，发出令人作呕的尸臭。潘达微看到这种情形，悲痛万分，欲哭无泪，赶紧离开了现场。他打听到负责处理尸体的广州慈善堂准备把革命党的尸体埋葬到臭岗去。
臭岗是广州城郊一个专门用于埋葬犯人的地方。那里历年来埋葬的犯人，尸体上只盖一点浮土，几乎等同暴尸，因而臭气远播，过路人不得不掩鼻而过，故名臭岗。要将革命党人的尸体埋进这样一个地方，潘达微十分愤怒，便去诘问慈善堂。慈善堂只是唯官命办事，怕惹祸上身，也帮不了他。潘达微便去找他父亲的世交、广州著名的豪绅江孔殷。江孔殷跟广东水师李准、两广总督张鸣岐都有交往，他愿意出面担保，慈善堂才答应让潘达微把革命党人的尸体迁出去另寻地方埋葬。于是，潘达微自己出了一大笔钱，买下沙河路旁边一个叫红花岗的地方，把革命党人的七十二具尸体迁到这里来安葬。
安葬完尸体的第二天，潘达微就在《平民报》上发表《咨议局前新鬼路，黄花岗上党人碑》一文，记录了烈士收葬的消息。此后，红花岗就以黄花岗之名传遍天下，潘达微也因收葬七十二烈士而留名于世。
两广总督张鸣岐鉴于革命党攻入总督府后，并没杀害他的家人，也鉴于革命党的气势虽一时挫败，但并不等于以后不会卷土重来。张鸣岐打算笼络人心，并不对革命党人斩尽杀绝，还将其中被捕的一部分革命党人释放，以缓和广州的形势。他的这种做法，无形中也给他以后留下了一条出路。
当时广州很多人都认为革命党领袖黄兴战死了，但黄兴还是在许宗汉的帮助下逃到了香港。黄兴在香港见到赵声，两人抱头痛哭，都晕了过去。起义发生之后，赵声紧急带着三百余人从香港赶来广州，可惜还是迟了一天，失败已无法挽回了。作为起义军的总指挥，赵声没能亲身参与这场战斗，感到悲愤欲绝，再加上长时间的劳累，很快病倒了。
在病中，赵声的眼前老是浮现出那些刚刚死去的死难者的身影，他不能忘掉他们的音容笑貌……喻培伦，这个革命党内名震天下的“炸弹大王”，由公子哥儿转化而来的铁血革命分子，假如他不死，他可以制造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炸弹，可以让更多的人学习他，把他的炸弹技术发扬光大。假使将来他不再制造炸弹，但这个人学什么成什么，无论做哪一行，都可以成为哪一行的精英。他的死是革命党内无可挽回的损失！林觉民，福建福州人，性格刚直。这年春天刚刚从日本赶来香港参加起义，黄兴见林觉民前来，高兴地说：“你来，天助我也，运筹帷幄，不可一日无君！”他跟他的妻子恩爱缠绵，每次离别都涕泪涟涟。而这一次，他的妻子是再也见不着他了。他给妻子写在白手帕上的最后绝笔书是“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令人每读一次，都泪如雨下。方声洞，福建福州人，跟林觉民是同乡，跟喻培伦是校友，同是日本千叶医学校的高材生。他跟他的哥哥、姐姐、嫂嫂、妻子全家加入同盟会，在日本留学生界一时传为美谈。林时爽，跟林觉民、方声洞都是福建福州的老乡，为人豪爽侠气，大家都称他为“林大将军”，他是福建同盟会的主盟人。没有他，福建的革命党就不可能这么生机勃勃。他的祖父林鸿年，是曾经的朝廷状元，父亲是举人。出身很好的他天生一双特异的“狮子眼”，写得一手好字，又会作诗。有一首《秋声》这样写道：“落叶闻归雁，江帆起暮鸭；秋风千万户，不见汉人家；我亦伤心者，登临夕照斜；何堪更啄血，堕作自由花。”多好的诗啊！庞雄，广东吴川人，是黄兴的贴身秘书，替黄兴管理重要的机密文件，起义军里很多外地人来到广东，不懂广东话，办事很不方便，都靠他来充当翻译。他是革命党人在广东跟本地人沟通的桥梁。饶国梁，四川大足人，十二三岁就能作诗文，曾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1908年跟黄兴认识，黄兴自己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这年春天才应黄兴之邀来广东参加起义，是黄兴这次起义重要的军事助手。李文甫，广东本地人，多才多艺，工书善画，长相很好，黄兴一辈子就只称他为美男子，他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国日报》的总经理……赵声越想越感到痛不欲生，越是痛不欲生，病情越是加重。半个月后，赵声就在悲痛中死去了。
赵声，字伯先，江苏镇江人，是宋高宗赵构第十四皇子的后裔。赵声的父亲赵蓉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地方绅士。赵声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长相健壮，14岁就因打抱不平被称为豪侠少年，17岁因考中秀才而闻名乡里，乡民和亲友前来贺喜，赵声却不以为然，笑着说：“大丈夫当为国家出力，一个小小的秀才何足挂齿！”年轻气傲的赵声只要一出声，往往能语惊四座。后来，赵声从江南陆军学堂毕业，曾到日本考察军事，后担任过南京新军第三十二标标统，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教务处处长）。在黄埔小学堂期间，因与学堂总办（校长）韦汝聪不和，在校务会议上大骂韦汝聪，使韦下不了台，结果闹到新军督办公署，督办公署只好把他改调任广东新军第二标标统。
由于赵声长相魁梧，声音洪亮，眉宇间有一股威严之相，接触较浅的人们可能认为他只是一介武夫。赵声曾经写有这么一篇类似民间小调的长篇革命宣传品《保国歌》：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保国歌；
中国汉人之中国，民族由来最众多。
堂堂始祖是黄帝，四万万人皆苗裔。
嫡亲同胞好弟兄，保此江山真壮丽。
可怜同种自摧残，遂使满洲来入关。
古来天下无难事，人若有心可立志。
你们牢牢记在心，浩然之气回天志。
仔细听我保国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取彼民贼驱异类，光复皇汉笑呵呵！
赵声能文能武，文武全才，是个豪迈的诗人。他写的诗多不胫而走，口头流传。1905年，暗杀志士吴樾北上刺杀朝廷出洋五大臣，震惊中外。临行前，赵声跟他在酒楼把酒告别。两人慷慨悲歌，赵声挥笔写了四首诗赠给吴樾。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
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赵声是革命党在军界的最早领袖。赵声当初跟郭人漳等清军将领一起，在黄兴的主盟下加入同盟会，后来郭人漳背叛了革命，赵声的地位更加凸显。革命党在军队的活动几乎就是从他开始。他是新军高级军官，但是生活俭朴，对部属亲如兄弟，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每月领得薪水，常拿去接济家中有困难的士兵，在士兵中广受崇敬和爱戴。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以后革命党在新军里面蓬蓬勃勃的发展。
郭人漳背叛革命以后，在两广总督张人骏面前密告赵声暗通革命党。两江总督也来密电给张人骏说：“声才堪大用，顾志弗可测，毋养虎肘腋，致自贻患。”张人骏于是于1909年削去赵声的兵权。从此，赵声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10年广州起义就是他的部下军官倪映典发动的，当时倪映典推赵声为起义总指挥，倪映典自任副总指挥。但事起仓促，倪映典不幸中弹牺牲。赵声当时也在广州城内，不得不仓促逃到香港。
这次赵声的去世，无疑是革命党人最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黄兴为之悲痛欲绝。他与胡汉民代表同盟会作告南洋同志书，并写信给孙中山说：“以伯先平日之豪雄，不获杀国仇而死，乃死于无常之剧痫，可谓死非其所。广州义举，尽丧我良士，今又失我大将，我同胞闻之，悲慨愤激，况若弟等目击者伤心狂愤。”黄兴打算亲自带着炸弹去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准备与李准同归于尽。
孙中山在美洲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和赵声去世的消息，捶胸痛哭，失声大呼：“吾党精华，付之一炬！”以后，孙中山在很多场合，很多次面对他的同志们，都语重心长地说：“革命尚未成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了许多先烈的牺牲精神，决不可因为革命上多少有了一点进步，便以为有功可守，停顿不进。革命者只有终生努力，终生奋斗，不能有一丝苟安或自私自利的心；不管是在做事或读书，都要保持勿失革命的精神，如此，虽然后死，才有以对诸先烈！”这个说法几乎伴随了他的后半生，直到他1925年逝世，逝世前留的遗嘱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