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写上海民间文化之作：《长恨歌》
王安忆的《长恨歌》 1995年在《钟山》发表， 199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长恨歌》以四十年代“沪上淑媛”王琦瑶四十年来的爱情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她与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等四个男人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王安忆以其细腻的文笔描述了王琦瑶的一生，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代表着上海女人们的一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历史也就是上海的历史。
《长恨歌》小说共分为三部，第一部是写四十年代，小说开篇就用了上万字篇幅描述了主人公生活的上海城市的主要特征，勾画出一幅旧上海的轮廓和风貌，弄堂，鸽子，闺阁和流言，都成为了上海的注解和标签。王琦瑶就是这背景里的灵魂。在“上海小姐”的竞选中，十九岁的王琦瑶以“素淡的美，日常的美”赢得了“三小姐”的美誉，凭借着“上海小姐”的美貌她住进了权贵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成为一只“金丝雀”。然而李主任罹难了。第二部是写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王琦瑶、康明逊、萨沙、程先生，都是远离社会主流的人，他们还是过着旧的日子，在上海的遗梦中安于现状。只有王琦瑶少女时代的朋友蒋丽莉追赶着时代的步伐，与家庭决裂，申请入党，在现实中挣扎直至病死。对王琦瑶一直怀有诗意的爱和精神膜拜的程先生在 1966年自杀。第三部是写王琦瑶女儿薇薇的时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薇薇结婚去美国了。王琦瑶与二十六岁的老克腊畸恋，注定是一场怀旧的梦而已。最终王琦瑶难逃劫数，被图财害命的长脚掐死，“只有鸽子看见了。”小说以一句“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结尾，意味深长。
长篇小说《长恨歌》既没有《叔叔的故事》的叙述策略的游戏与反讽，也没有《纪实与虚构》中自传体的风格，它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小说世界，小说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如果说《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是对于小说形式的一种尝试与探索，《长恨歌》则是标志着王安忆已成大气，在长篇小说创作成熟的里程碑。
《长恨歌》集合了王安忆对于上海全部的认识和想象，在王安忆的笔下，以一个女人演绎一座城市，王琦瑶的历史就是上海四十多年的历史。有学者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对张爱玲都市民间视角的一种延续。
王安忆因此书还获得由《星州日报》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奖 2001年度“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美国文化评论家李欧梵在代表十八位评审的致辞中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 ”
二、上海弄堂女精灵
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就是上海故事英雄的“她们”中的一员。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代表着上海女人们的一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历史也就是作家眼里的上海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作者认为上海与女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上海为女性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女性是上海城市一道最耀眼的风景，女性和上海一样鲜活时尚，丰富多彩。王琦瑶带领读者走进了上海的民间形态，“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她似乎就是上海弄堂阶层的灵魂和精神的代言。
“王琦瑶总是闭花羞月的”“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王琦瑶是追随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结队的摩登”。四十年代十九岁的王琦瑶以其美貌赢得了上海小姐第三名，被权贵李主任看中而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浮华且是有实用作底的”。王琦瑶是务实的，一生都在做着浮华梦。李主任罹难，王琦瑶重回弄堂。“露水打湿了梧桐树，是王琦瑶的泪痕”，王琦瑶注定红颜薄命，命运坎坷，“这是长痛不息的王琦瑶”。程先生、康明逊、老克腊等是王琦瑶生命不同时期的男性过客，她谋生也谋爱，然而生不由己，不能如愿，爱也如镜中月水中花一般，王琦瑶追求了一生，到头来还是死于八十年代的阿飞之手，演绎了一曲永难平抚的“长恨歌”。
王琦瑶是上海民间形态的代表，是弄堂女性的精灵，是上海四十多年历史变迁的底色，是旧上海风情的影子，是作家追溯一个城市历史沉浮的动情想象与考古碎片复原。
三、缜密写实的叙事风格
王安忆创作《长恨歌》用了一年时间，这部小说是她比较满意的作品。它之所以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它成功地诠释了王琦瑶的上海“弄堂文化”，还因为它突出的艺术成就。
首先是写实风格。王安忆说：“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的情节经过严密推理。 ”
《长恨歌》写的是弄堂阶层的平常日子和细碎人生，从王琦瑶的人生历程可以反观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人生选择。整个故事没有大起大落，只有环环相扣的叙述。小说分为三部，是按照时间的推进，自然地铺陈。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王琦瑶的一生似水流淌，一切仿佛都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发展的结果。王琦瑶的一衣一食，一举一动，都写照了平凡的上海心，那是家常的，是务实的，是有着肌肤之亲的，是追慕繁华的不烦不躁，随遇而安。王安忆说：“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貌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长恨歌》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上海，其风格是细碎的平民化的，是沉静的写实化的。
其次是构思缜密。《长恨歌》的构思借鉴了说书人的全知视角，一方面活灵活现全知地叙述着王琦瑶的故事，一方面自如地穿梭于古今，使读者可进可出，联想历史，反思现实。比如《长恨歌》中的鸽子，从开头到结尾都有细致描写，“鸽子是这无神论城市里神一般的东西”，带着神性智慧的眼光贴近弄堂里世俗的人们，“这城市里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祸与福，都瞒不过它们的眼睛。当天空有鸽群惊飞而起，盘旋不去的时候，就是罪罚祸福发生的时候。 ”这就是贯穿小说全篇的眼光。这种前后呼应一以贯之的全知而非全能的视角构思，巧妙而缜密。
再次是语言细腻。《长恨歌》体现了女性作家叙述语言的细腻特点，整个小说笔法圆熟，既渗透深沉，又略带忧郁。通篇叙述的语言，无论是描写社会环境，还是刻画人物性格，均不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而是全部由叙述者叙述出来，叙述语言优雅而细腻，老到而深情。王安忆的叙述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娓娓道来，低回婉转，其语言的细腻，有时让人感到繁复和冗长，比如小说的开头部分，初读时一定要耐住性子，才能慢慢走进故事。不过，读进去的话，这种语言会给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受。特别是对于不是上海本土的读者，会渐渐地认为那就是旧上海的风貌与风格。这种华丽、细密、绵长的叙述风格，自始至终，实属不易，可见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与韧性。
四、精彩赏析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里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叉叉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散大网。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这是长篇小说《长恨歌》开篇第一章的开头“弄堂”部分的描写，王安忆用细细密密的笔法，洋洋洒洒的上万文字，为读者描绘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些上海城市的主要特征物，以图展现一幅旧上海的轮廓与风貌，为小说主人公王琦瑶这位“上海淑媛”提供隆重出场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作家眼里的上海是具有女性的阴柔气质的，这是对上海的注解，也是对上海弄堂的灵魂王琦瑶的诠释。王安忆笔下的旧上海就是通过王琦瑶们的浮华梦的沉浮而显现其完整性及其“可感可知”的。王琦瑶也是上海的标志和特征。小说的第一章，在写过“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之后，就是“王琦瑶”的特征描述。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琦瑶她们才得以体现的。但她们无法给予推动”，“她们无怨无艾地把时代精神披挂在身上，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的”。王安忆成功地由“弄堂”而转到“王琦瑶”，巧妙地给人物定了位，选了背景，着了色彩，把住了历史的脉搏，让读者嗅出了旧上海的味道，见识了旧上海的繁华。
附：相关评论
1.《长恨歌》的作者用自己独到的叙述方式，抒写了一位四十年代平民出身，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的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其间，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对于那些远离了时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妇女与弱者的深深的同情。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间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渐渐地浸润出了令人难以释怀的艺术的感染力。
吴秉杰：《〈长恨歌〉：流淌的生活长河》，载《人民日报》 2000年 11月 11日。
2.《长恨歌》对王琦瑶独特女性世界的书写，不仅没有以女性的生命尊严质问、颠覆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反是以女性风情的充分舒展，强化了女人是男性世界情色点缀的观念，加固了男权文化物化女性、奴化女性的观念。尽管就题材而言，《长恨歌》确实另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其间作家对世态人情的把握亦卓富才情，然而，它终不过是一个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本。
李玲：《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1期。
3.问：对于当今中国文坛上的几位著名女作家，您是如何评价的？答：有两位很出色的女作家当数王安忆和铁凝。大家可能是因为知道王安忆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才知道她很优秀，其实王安忆很早就很好，并且一直都很好。在中国当代文坛，单打独斗王安忆可能稍逊一筹，思想上不及韩少功的深度，语言上没有余华和莫言的个性化，但就综合实力，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在第一位的。她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相比之下，我认为铁凝属于那种很聪明、很有才气的女作家，由于身兼中国作协副主席、河北省作协主席，所以她的创作量要比王安忆少很多，在风格上也没有王的多变，但我认为铁凝是最纯粹的一个作家。
方方点评当代女作家：《铁凝最纯粹 王安忆数第一》，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 6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