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部描写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
《三里湾》是赵树理深入太行山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田，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之后创作出来的农村现实题材的问题小说。《三里湾》取材于 1951年太行山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地区， 1952年作者亲自参加了那里的并社、扩社工作。它是赵树理 1953年冬至 1955年春创作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 1955年 1至 4月号连载。曾被改编为电影《花好月圆》以及话剧、评剧等剧种。
小说共三十四章，“从旗杆院说起”，讲述了 1952年 9月一个月里发生在三里湾的围绕着扩社与开渠而展开的合作化运动。作品着重突出了两个家庭的鲜明对比：一是王金生的民主和睦的模范家庭；二是马多寿的保守落后的封建家庭，其中，又重点描写了村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中农马多寿的四儿子马有翼、村长范登高的女儿范灵芝三个年轻人的爱情婚姻变化等，其间还穿插了何科长巡查工作，党内对多留自留地的党员袁天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长范登高的斗争，马家大院家庭生活的分裂，最后是皆大欢喜：年轻人花好月圆，扩社开渠圆满成功。
《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同类题材小说的佼佼者，它的叙述方式以及被批评均对后来的农村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里湾》里的第十八章和第三十章是书中的精彩章节。第十八章“有没有面”，由马家婆媳的“有没有面”的是非之争引起分家之乱。所谓“两个黄蒸，汤面管饱”的趣剧促成了菊英的分家和马家成员的分别入社，表现了作者善于从家庭人伦关系变化的角度揭示农村社会变革的特点。小说的叙述焦点是“问题—家庭”，从“问题”切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广阔社会生活，通过家庭，主要是四个家庭的矛盾以及三组爱情婚姻的变化，体现了农村的新与变，让农村社会变革落到实处。第三十章“变糊涂为光荣”，通过落后人物被裹胁入社的过程也使我们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深刻触动，预示了改造农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揭示了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接受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艰难历程。
《三里湾》是一部先引起巨大轰动、获得高度赞扬，后又受到种种批评的重要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与其他同类题材相比，赵树理坚持的是乡土社会立场，柳青、周立波坚持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三位作家用各自不同的文学叙述解释了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创业史》、不同的是较少受当时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山乡巨变》《三里湾》
更多地站在乡土社会的自身的生活秩序内部来考察农村的情况，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变化与发展。《创业史》反复申述的一条真理，即梁生宝的一句口头禅：“有党的领导，咱怕啥？”而本色创作的赵树理笔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是依靠乡土社会的自身力量来完成的。写完《三里湾》之后的赵树理实际上已经陷入写作的困境，作品数量越来越少，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赵树理是我国当代第一位明确坚持乡土社会立场、坚持真实言说的文学作家。从李家庄的龙王庙到三理湾的旗杆院，赵树理用他一贯坚持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为我们解释了二十世纪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并思考了传统崩塌之后乡村生活秩序重构的问题。在《三里湾》中已经没有了 40年代《李家庄的变迁》铁琐式的阶级仇和民族恨，即使是对扩社开渠百般阻挠的马多寿，作者也未把他写成十足的坏人，而只是作出辛辣的善意的嘲讽。赵树理的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在新中国成立后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共生和对抗关系，无疑是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艺术经验。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赵树理。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经验对今天的文学发展仍有启示意义。
二、坚守乡土社会立场
《三里湾》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批评，它在《人民文学》连载时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后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印了 38万册。通过阅读《三里湾》的具体情节，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部小说是如何消解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
《三理湾》在当时受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两条道路的斗争写得尖锐剧烈、阵线分明。受到批评的原因，具体来说：
第一，《三里湾》没有按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生、发展、结局的过程作全景式描写，而是写秋收、扩社、整社、开渠在社内外、党内外、家庭内外和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中引起的矛盾，写人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
小说主要通过写四个家庭，即马多寿、范登高、王金生、袁天成四家三对年轻人的爱情婚姻矛盾，揭示了合作化过程中的人的精神面貌和关系的变化。王玉生与袁小俊离异、与范灵芝订婚，以及后来的袁小俊改嫁满喜，马有翼与王玉梅的结合，都是新社会的胜利与年青一代进步的体现。
第二，《三里湾》没有把农村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写得那么尖锐剧烈、营垒分明。作者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村的情况比较复杂。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矛盾，在一个家庭中，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常常呈现错综复杂的状态。比如：村里的王申老汉说他不愿意和大家搅在一块做活，村干部张永清说：“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主席的号召。要是不响应这个号召，就是想走蒋介石路线。”到了报名入社的时候，王申老汉还是报了，不过报过以后又向别人说：“我报名是我的自愿，你们可不要以为我的思想是张永清给打通了的！全社的人要都是他的话，我死也不入！我就要看他怎么把我和蒋介石那个王八蛋拉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赵树理笔下，农村并非营垒分明。作者对乡土社会自身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给予了充分重视与信任。
第三，《三里湾》发挥了作者善于从家庭人伦关系变化的角度表现农村变革的特长。菊英分家成为导致马家大院瓦解的第一根导火索；有翼入社加剧了马家的崩溃。有翼二哥马有福，在外工作，他把分到的十三亩地包括刀把上的三亩在内捐给公社，引起震动。小说也通过有福捐地表现了合作化运动的广阔背景和时代趋势。马多寿终于向村支书王金生表态：“我这个顽固老头儿的思想也打通了！我也要报名入社！”实际上是糊涂涂马多寿让大儿子铁算盘马有余算了一笔账：“要是入社的话，自己的养老地连有余的一份地，一共二十九亩，平均按两石产量计算，土地分红可得二十二石四斗；他和有余算一个半劳力，做三百个工，可得四十五石，共可得六十七石四斗。要是不入社的话，一共也不过收上五十八石粮，比入社要少得九石四斗；要是因为入社的关系能叫有翼不坚持分家，收入的粮食就更要多了。”马多寿说：“要光荣就更光荣些！入社！”马多寿可谓是三里湾合作化运动的一大突破。
其实马多寿等老一代农民的被动入社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以及迫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力量的推动。
第四，《三里湾》没有把农村的发展写成仅靠合作化来解决问题。通过王家老二王玉生改革工具等描写，强调了技术革新，强调了发展和提供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五，《三里湾》虽然以“大团圆”的方式作为结局，但没有把落后人物的入社写成是思想观念问题得到解决的结果，他们是被裹胁的，这预示了改造农民的长期性。这也正是作者的清醒之处。
第六，作者过分黏着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忽视了小说的本体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丰满厚实的人物性格的刻画。
《三里湾》达不到当时党关于农村的理论和政策的高度，达不到当时文学规范要求的高度，也达不到都是从党的合作化政策出发并从两条道路斗争的角度结构作品的《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的高度赞誉。对《三里湾》缺点的批评正体现了当时文学思潮对它的要求。
《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是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这三部作品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都是我们无法忽视和遗忘的文学遗产。
《创业史》第一部一出版就受到主流批评界的热情关注，“史诗”、“丰碑”之类的赞誉不断。但当主流意识形态不再是唯一的声音时，作品的文学价值便得到重新的审视与评价。
从描写内容而言，三部作品歌颂的都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太行山下解放区的模范村三里湾 1951年试办合作社， 1952年开始扩社与开渠，走农业合作化之路；终南山下的下堡村蛤蟆滩 1954年成立初级社；湖南山区清溪乡 1955年建立初级社。
《创业史》《山乡巨变》鲜明地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赞扬了在党的合作化政策正确指导下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三里湾》虽然也表现了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并不摆开阵势，旗鼓相当，营垒分明，而且它也未按照当时流行的政治理念来演绎故事，更多的是着眼于当时的现实，表现了某种独特的思考，比如注重从乡土社会生活秩序的内部来理解和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互助合作过程中应加入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技术革新，才能更好地吸引农民入社等等。赵树理坚守乡土社会的立场，柳青、周立波选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因此决定了其不同的命运。
从艺术的角度而言，三部作品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同一题材的故事中均表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合作化过程中农民微妙的心理变化等等。但是三部作品在艺术共性中也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艺术个性和风格。就叙事个性而言，三部作品分别表现出：“实化”、“史化”和“诗化”的不同审美倾向。当然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很有代表性的三种基本叙事模式。
《三里湾》是严格写实的作品，坚守乡土社会立场，不回避矛盾，不粉饰问题，显出了难能可贵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创业史》是追求史诗品格的作品，它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叙事中注重社会环境、矛盾冲突和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表现了厚重的“史化”特质。《山乡巨变》是诗情画意的抒情作品，其叙事的过程表现了鲜明的诗化社会生活的特色，它是以秉承沈从文“人情美、乡情美、自然美”的抒情笔调描写了当代农村的社会巨变。
三、精彩赏析
……登高说：“也好！有翼你就先谈谈！”有翼还没有开口，常有理向有翼说：“看见就说你看见来，没看见就说你没看见！不要有的也说，没的也道！”有翼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范登高说：“我没有看见！”满喜说：“咱们走过去，不是正碰上她端起锅来往外走吗？你真没有看见吗？”有翼支支吾吾地说：“我没有注意！”满喜说：“好！就算你没有看见！你晌午吃了几碗汤面？ ”有翼说：“两碗！”满喜说：“第二碗碗里有面没有？”有翼又向他妈看了一眼，支支吾吾地说：“面不多了！”满喜说：“不要说囫囵话！有没有一两面？”有翼又看了他妈一眼，满喜追着说：“我的先生！拿出你那青年团员的精神来说句公道话吧！有没有一两面？”有翼再不好意思支吾，只好照实说了个“没有”，大家又哄笑了一阵，满喜说：“这不是了吗？也不能说一点面也没有，横顺一样长那面条节节，每一碗总还有那么十来片，不用说一两，要够二钱也算我是瞎说！”大家又笑起来，常有理气得把头歪在一边，指着有翼骂：“你这小烧锅子给我过过秤？”登高说：“事实就是这样子了。现在可以休息一会，让我们委员们商量一下看怎样调解好。你们双方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也都在这时候考虑考虑，一会再提出来。”说了便和各委员们离开了座，往西边套间里去。满喜截住登高问：“没有我们证人的事了吧？”登高说：“没有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说着便都走进套间——村长办公室里去。
常有理觉着没有自己的便宜，拉了一下惹不起的衣裳角，和惹不起一同走出旗杆院回家去了。糊涂涂坐着没有动，拿出烟袋来抽旱烟。
一伙军属拉住菊英给她出主意，差不多一致主张菊英和他们分家。
……
这是《三里湾》精彩章节之一第十八章的“有没有面”里的一段。马家三儿子在外当兵，三儿媳菊英带着女儿玲玲与大家庭住在一起。菊英推磨磨面一天，早上喝稀粥，吃晌饭，婆婆常有理和大嫂惹不起只给娘俩面汤喝，不给汤面吃。菊英不甘受欺，到村子旗杆院找村干部说理。于是在村长范登高的主持下，展开了一场婆婆和大儿媳说有面，三儿媳说没有面的“有没有面”的“辩论”。在村子热心青年满喜和马家四儿子有翼的证实下，确实没有面。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菊英与马家大家的分离。
菊英分家是糊涂涂马多寿“马家大院”瓦解的导火索。在这个散发着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小农自私自利气息的马家里，渴望进步的成员受到压制。三儿媳菊英闹分家，四儿子“有翼闹革命”（小说第二十八章）都是因不堪忍受这个愚昧狭隘封建家庭的压抑与钳制而被迫引发的。村里的军属们支持菊英分家是农村妇女觉悟与坚强的表现。菊英与有翼各自带着自己的土地入了社。糊涂涂马多寿与常有理夫妇经过仔细盘算，最终“变糊涂为光荣”（小说第三十章）随小儿子马有翼裹胁入社。《三里湾》正是如此通过家庭人伦关系的变化表现了农村的变革。
《三里湾》第十八章共五千多字，是这部共三十章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章节，表面是关于“有没有面”婆婆妈妈的农村小事，实际上颇具生活气息，是人性的展示。
在生动诙谐的辩论中，小说里的人物性格纷纷“原形毕露”，足见赵树理对农村生活的细微体察和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的艺术功力。
附：相关评论
1.我从前没有写过农村生产，自他们这次试验取得肯定的成绩后，我便想写农业生产了，但是我在这次试验中仅仅参加了建设以前的一段，在脑子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只好等更多参加一些实际生活再动手，于是第二年便仍到一个原来试验的老社里去参加他们的生产、分配、并社、扩社等工作。 1953年冬天开始动笔写，中间又因事打断好几次，并且又参加了一些别处的社，到今年春天才写成《三理湾》这本书。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载《文艺报》，1955年第 19期。
2.《三里湾》书中所说的人，就是在这两条道路上一些有点代表性的人。我们说他们“摆开阵势”，说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像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叫人看出个彼此来。尽管是同在一块做活、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甚而是夫妇两口，在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也不一定同站在一方面。
赵树理：《与读者谈〈三里湾〉》，载《文艺报》，1962年第 10期。
3.
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作近来出现不少，《三里湾》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任何读者一上手就放不下，觉得非一口气读完不可。一部小说没有惊险的故事，没有紧张的场面，居然能这样的引人入胜，自不能不归于作者的艺术手腕。
傅雷：《谈〈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载《文艺月报》，1956年第 7期。
4.
抛开单一的政治文化视角，从日常生活的演绎里重读《三里湾》，就会发现一个国家、革命等宏大叙事所无法遮蔽的凡人琐事营构的真实空间。赵树理自觉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家的场景设置、日常生活的描写和爱情的生活化建构出合作化时期农村社会凡人琐事的真实世界。
王军宁：《凡人琐事里的真实世界——另一种视角中的〈三里湾〉》，载《名作欣赏》，2007年第 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