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语录” 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 ——《韩非子》
“译文” 喜欢凭借自己的才智擅自更改法令，时常因私事而扰乱公务，法令朝三暮四屡次更改，国家有可能灭亡。
“说古论今” 国君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务必要坚持以法治国的原则。并且，法令一定要照顾大局，要有前瞻性，国君不应当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更改法令。
这是因为，法令应当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一经制定就应作为一国臣民的行为准则，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时候，法令如果经常变动，人们就会无所适从，并且对法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日后，有新的法令颁布，人们就会轻待它，
法令的效用就没有任何价值。 一个国家没有法令，就会陷入混乱。而一个国家的法令如果经常发生变动，也会破坏原来有序的秩序，出现混乱的局面，甚至有亡国的危险。 在我国历史上，宋代经济繁荣，但是军事上并不占优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政者没有保持政治的稳定，法令的严肃性得不到彰显。 最初，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社会逐步趋于稳定。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开始推行新法。但因为保守派的反对，以及新法本身存在着一些弊病，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到了宋哲宗时，高太后垂帘听政，宣布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结果，新旧法的反复更替使得百姓疲弊，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北宋开始走向衰败。 纵观北宋整个发展时期，法令始终处于变动中。客观地说，根据时代发展，进行必要的改革或改动，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不顾及社会发展需要，不照顾到老百姓的切身感受，而随意推行新法或恢复旧法，必然让民众苦不堪言。 治国也好，管理一个团队也罢，法令必须要有，但是要保持法令的稳定和威严，拒绝随意变动。对此，韩非子说过这样一段话：“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意思是，烹调小鱼却屡次翻动，那就会令其破碎不全；治理大国却屡次更改法令，那就会使百姓不看其苦。 由此不难看出，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利益作为维系大家关系的纽带，十分脆弱。如果最高领导人频繁更改法令，就会使大家无所适从，于是对领导人的威严产生质疑。这样一来，不仅使大家迷失方向，同时也动摇了上下级之间原本脆弱的联系，这必然会危及团队的安定团结。
“用人之道” 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国的大臣赵简子，让驾车能手王良，给最宠信的家童驾车去打猎。王良完全按照过去的规矩去赶车，结果整整一天这位家童连一只禽兽也没打到。于是，这位家童回来就向赵简子报告说：“谁说王良是最优秀的驭手呢？照今天的情况看，他实在是一个顶蹩脚的车夫。” 有人把这话偷偷地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去找这位家童，说是希望再为他驾一次车。这位家童开始不肯，经王良再三请求才勉强答应。这一次与上次大不相同，仅仅一个早晨就打到了好多猎物。家童很高兴，赶紧跑去又向赵简子汇报：“这回我明白了，王良确实是天下最好的车把式。” 后来，赵简子又让王良替这个家童赶车，王良拒绝了，说：“我替他按规矩驾驶车辆，这个人却射不到猎物，我不按规矩办，他却能打到禽兽。这说明他是个破坏规矩的小人，我不习惯给这样人赶车，让我辞去这个差事吧。” 其实，王良是一个好的驭手。他既能按规矩赶车，也能不按规矩赶车，但按照规矩驾车符合制度管理的大局。王良守规矩而不计小利，值得所有人学习。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法令和制度都应当具有稳定性。如果制度时常变更，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社会的稳定也就无从谈起了。领导人管理一个团队，也要明白：管人规矩不可随意更改。 规矩自古有之，存在于各行各业。管人也一样，像一场游戏，如果没有规则，就不好玩也不能玩了。领导人管理好部下，必须按照既有的规矩办事，也就是说要用制度说话。一旦领导人破坏了规矩，不但你的权威受损，也会丧失取舍的标准，在管人用人上乱了手脚。
那些卓越的领导人，都有按照制度办事的习惯。任何时候，他们都会遵照法
令行事，不破坏大的原则，只在火候、时机上坚持弹性。 所以，在任何一个企业当中，领导如果经常变动规章制度，就会使下属对自己当前所做的事产生质疑，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是否还可以这样去做，更谈不上制定长期的发展目标。这样的企业，必然难以培养出一个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团队。 由此看来，朝令夕改是管理者所应避免的，创建一个合理的、稳定的管理体系，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