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早年由于家庭和本人曾受尽贪官欺压，所以本能地对官员贪污贿赂就极为痛恨。明朝建立之后，他发誓要把自己的政权建成一个彻底没有贪贿的王朝。他从“宽民严官”的执政理念出发，一开始就对各级官员采取了高压态势，极尽整饬之能事，其手段几乎到了残酷的程度。这种高压态势一直延续了两任皇帝，再之后的皇帝们对贪贿惩治就有点儿忽松忽紧，贪官的数量也就与政策风向标相同步而忽多忽少。
这期间，有位叫刘观的明政府高官（相当于现监察部部长），屡次因贪贿坐罪，三起三落。几任皇帝对他的处理过程，基本上体现了明朝初年反贪污贿赂的轨迹。
在历史上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早期的官员有三个“最”：一是工资最低，二是权力最小，三是被杀最多。这是因为朱元璋从骨子里就十分轻视他们，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朱家王朝的打工者而已。既然是打工者，老板就与他们没有任何感情，对待他们就异常冷酷无情。
比如，朱元璋给府县一把手的工资，仅仅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府县其他开支，包括机关雇员工资、办公、办案、接待、车马、人情来往等一切日常开支，国家一概不管。逼得官员们只有靠贪污受贿来维持。那时的官员，凡是能维持机关正常运转，或者官做得比较风光的，几乎没有不是靠贪污受贿来维持资金来源的。
即使这样被人歧视，这样没有油水，甚至还有生命之虞，当时人们对当官仍然趋之若鹜，男儿们仍然认为这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削尖脑袋也要往官员队伍中挤。
就在朱元璋大杀贪官的1385年，保定府的雄县就有一个叫刘观的人，头悬梁锥刺股历经无数春夏寒暑，靠自己的本事考中了进士。虽然他就要走进血雨腥风充满险恶的官场，迎接他的必是吉凶难测，生死未卜。但消息传来刘观仍然喜不自胜，因为他盘算着，只要脱颖而出走进官场，自己就是人上人、佼佼者，其风光已经代替了风险。
皇榜题名之后，吏部将刘观派到山西太谷县做了个县丞（相当于副县长）。但刘观目标很高，不想在基层长干，便开始钻营活动，不到一年就跑关系活动到了中央机关，任了个监察御史，从此开始了他在监察部门工作的生涯。在这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这期间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心上进，直到1397年。
朱元璋便破格提拔他为左佥都御史（相当于现监察部副部长）。
史书上说，就在他当了左佥都御史以后，曾经因为出了事而被捕入狱，但并没有说是什么事。在反贪贿为朱元璋工作重心的时期，想必一个掌握官员生杀大权的高官，出事恐怕也与贪污受贿有关，不会是别的事。这是刘观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坐罪。
还是他的活动能量大，入狱时间不长，经他运作就被释放。释放后朱元璋任命他出任嘉兴知府。他是无论如何不愿当明朝的地方官，正不想去时，恰值他父亲去世，便以守丧为由辞官回了雄县老家。
他在雄县家乡闲置6年，明朝皇帝已经换了两茬，现在是成祖朱棣当政。
成祖朱棣有太祖朱元璋遗风，行事严苛，对腐败也毫不留情。书上说他常常“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违抗者即尽杀戮”。看来朱棣对贪官的处理不在朱元璋之下，也是够狠的。
已经在家闲得不耐烦的刘观，这时开始要求出来工作。经他的一番努力，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提拔他为云南按察使，还是他的老本行监察工作。但还未赴任出发，中央的任命又变了，改为户部右侍郎（相当于现财政部副部长）。工作了只一年，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又调任左副都御史，回到了他的原单位。
刘观复职后，一切得心应手，工作干得不错。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于是升刘观为礼部尚书，成了正部级。同年十二月，又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频繁换官，而且都是要职，可见他在朱棣皇帝心目中的分量。
但这时刘观有些飘飘然，对自己要求开始不够严格。受贿行私，搞特殊，讲排场，坐轿超标，各种问题开始暴露。监国的皇太子发现了他这些问题，对其进行批评。事情反映到朱棣那儿，朱棣按照“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当就给予折振”的原则，特地赐书诏谕皇太子，让他不要太认真，朱棣就这样把事情压下了。
也是为了保护他，朱棣有意先调他出中央机关一段时间。适逢永乐八年（1410年）凉州羌族叛乱，朱棣便任命费献为都督、刘观为参赞军事，前去率师征讨。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刘观骄傲自满，把征讨视同儿戏，严重失职。朱棣一气之下，将刘观一捋到底，调回朝廷当了个一般吏员。
这次挫折不小。刘观在这个小吏员的岗位上一过就是5年，一直熬到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朱棣才重新启用他，并提拔让他重新做了左副都御史。
刘观看来做监察工作是个行家里手，一回到任上就崭露头角。很快朱棣又提他为左都御史，成了这个监察部门的一把手。这期间他除去做好中央监察业务工作外，还多次奉命督办通浚河漕，巡抚各地考察官吏，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通过对刘观的态度，可见朱棣在反贪贿以及管理保护使用官员上，除去有峻刑厉法的一面之外，与朱元璋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已有所区别。不过也正是这一区别，为刘观以后的更严重的坐罪埋下了伏笔。
朱棣去世前后，明初紧绷的反腐败之弦已经开始松了下来。
继任朱棣皇位的是仁宗朱高炽。过去由于朱棣对刘观的重视，朱高炽即位后（公元1425年），也对刘观高看一眼，除去让他继续主管监察部门之外，还让他兼任太子的老师（太子少保），并破天荒地同时给他开了两份俸禄，这在明朝时绝无仅有，可见仁宗对其之厚。
如此风光地被重用，这时的刘观开始忘乎所以，并有了拨弄是非、随便整人的毛病。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当时的大理寺少卿（相当于现最高法院副院长）戈谦多次上书说事，仁宗嫌他说话啰唆不得要领感到厌烦，经常批评他。这本是一件小事，戈谦作为一个部门副职，一见皇帝就紧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作为监察部长和太子老师的刘观，竟然落井下石，趁机偷偷发动他的下属十四道监察御史上书说戈谦的坏话。
从这以后人们彻底看清了刘观的人品，机关干部们开始鄙视他，认为他做人有点儿不地道，大家心照不宣地有意躲避他。
朱高炽这个皇帝与父亲朱棣以及爷爷朱元璋大不一样，“性甚仁恕谦卑”。这还不算，本来自己本事不大，他还有意要对父亲和爷爷所实行的反贪腐的政策进行改革修正，想自己另搞一套。
刚即位，就对刘观说了一些谦虚的话：我当皇帝经验不足，你们都是咱国的大臣，如我处事有不正确的地方，你们就及时告诉我，我会及时改过的。
接着又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过来，对他们亮出了自己的执政态度：这几年国家法制开始乱了起来，官场纪律也有些松弛，这我是知道的。但现在有关部门报的所谓大案，都是舞文弄法妄加之罪。所以我考虑，今后凡是死刑，一定要再三斟酌，执法部门不能对此疏忽，也不能宁当酷吏还不感到惭愧。从今以后凡审重要犯人，你们三人必须一块儿审理定案，如发现冤情，不管多复杂都要认真复查。
接下来，朱高炽又召刘观、大理寺卿虞谦，对他们说，过去，你们执法部门都把诬陷人当做功劳，抓住政府工作人员们的一句话、一个字，就以诽谤论处，甚至弄得人家家破人亡，还不让人家申怨解辩。最近，这种风气又开始出现。你们想想，治理国家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害怕谁还敢说话？不能再动辄就说是诽谤了。政策进一步放宽。
杨士奇按照仁宗朱高炽的指示，立即拟好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说，今后凡是对官员贬谪、抄家、死刑，执法部门必须上报，如果多次上报都不能获准，你们就不能执行，这要成为定制。以后各执法机关一律不能再用鞭打的刑法，更不能用宫刑而让人绝后。除去谋反者之外，一律不能再牵连家人，另外凡是举报诽谤者一律不再立案。
仁宗彻底抛弃了朱元璋、朱棣所开创的反贪贿的格局。他对先辈们形成的对贪贿的高压态势开了减压的口子，官员队伍原有的紧张一下子松弛下来。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本人和家属子女也迅速蠢蠢欲动。整个官员队伍，尤其在政权高层官员心中，开始红尘万丈，言必以实惠说事，官商勾结，权钱共谋，奢靡消费之风迅速刮动。
正当官场风气按照仁宗的思路迅速恶化之时，只不到一年时间仁宗就去世了。
接下来即位的是宣宗朱瞻基。这个朱瞻基的性格比较复杂。
一方面他继承仁宗的路子，提倡以人为本，多有惠政。甚至，他经常批评监察部刘观，嫌他们上报案件过多、过滥。说对人要宽厚，能不立案的就不要立案。为此，监察部门每次上报案件都是一压再压，一减再减，一拖再拖。就这样，每次报案，刘观还特别紧张。报案时只要见宣宗不高兴，刘观就不敢把上报材料拿出来，扭头偷偷给他的随从说，赶紧告诉刑庭的人，这事先放放，下来再说吧。这案子很可能就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宣宗对贪官污吏，即使是公卿大臣，也敢于下手。也曾经处理过不少腐败官员，比如御史沈瑞接受贿赂案，宣宗说：“御史本是朝廷耳目，今受重赂，是耳目蔽矣。”把他谪戍辽东。工部尚书吴中私自把公家的木料、砖瓦赠送给别人盖房，也被下狱。他还责成各级官绅民等，大力推荐廉洁官员，然后给予重用，出任府、州职务。明史上许多有名的循吏清官就出在他这个阶段。
也就是在这期间，宣宗高调处理了刘观。
从仁宗开始的风行全国的公款吃喝玩乐之风，到宣宗时已经十分严重。那时候从京城到府县，各个饭店都人满为患，饭店门前官轿、官车云集。官员们天天大吃大喝，宴会聚乐，互相请客。大家都以奢侈相尚，饭局比规格、比档次，还让小姐作陪。不仅如此，监察部门也带头参与其中。
作为监察部门之长的刘观更是有请必到，还在饭局中多次接受贿赂。行贿之人送了礼下来就到处嚷嚷，别人听说后也就向刘观行贿办私事。这还不算，刘观的儿子刘辐，利用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公开索要贿赂，甚至包揽诉讼，大肆聚敛钱财。刘观对此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儿子胡作非为。
刘观的副手们以及其他官员，见头头都这样，索性也都贪污受贿放纵无所顾忌起来，高官子弟们也纷纷仿效刘观儿子的做法，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导致监察部门的风气严重恶化，给全国带了个很坏的头。
宣宗发现了这个问题。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六月，一天罢朝后，宣宗便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私下问他们，太祖那时候，朝臣们都谨慎清廉，克己自守，可现在的官员们却贪浊成风，这是什么原因呢？杨士奇回答道，太祖时是不错，成祖中期以前也不错，到成祖末期这种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如今更为严重。杨荣补充说道，成祖后期虽然有了贪浊之风，但也就是出了个贪官方宾（时任兵部尚书，恃宠贪恣），其他人的严重程度还没有超过方宾的，现在可就不一样喽。宣宗问道，今天谁是最严重的？杨荣回答说，刘观。宣宗闻之牙齿咬得咯咯响，立即问，谁可以代替刘观的职务？杨士奇、杨荣当即推荐了通政使顾佐。
宣宗于是将刘观外派去巡视河道，任用顾佐为监察部门首长。御史们见刘观被贬，不再怕他报复，便趁机纷纷上奏章弹劾刘观，并且涉及刘观之子刘辐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阅后大怒，于是下令：立即逮捕刘观父子！
逮捕后，宣宗拿出弹劾他们父子的奏章给他们看。刘观当即就上疏为自己辩解，不承认这些上告材料上说的事。宣宗更加恼怒，又把廷臣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全部搬出来，甩给他看。这些材料中有的枉法受贿金额达千金。刘观一看傻了眼，这才认罪。于是宣宗将他们父子下到锦衣卫狱中，决定次年再处以极刑。
杨士奇、杨荣请求免其一死。宣宗念其旧情，就将刘观的儿子刘辐发配辽东，命刘观随同前往，算是免了他的死罪。刘观后来病死在了辽东。
此事之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宣宗又命令掌政风的官员们考察奏免官吏中有贪污行为的人，该朝风气开始有些好转。宣宗感慨地说，幸亏那时罢免了刘观，要不这国家的风纪和法度不知要坏到什么程度呢。
但是到英宗之后，明朝贪贿之风又逐年抬头。到明朝中后期贪贿如潮涌而来，已经遍布明政权整个肌体的每一个细胞，直到无法收拾。
先前造物主眷顾大明初期政权，好不容易苦海挣扎登上了一叶没有贪贿的方舟，从朱高炽开始又糊糊涂涂跳回了大海，等到明末几位皇帝呛水再喊救命时，那方舟已经无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