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徐波记得那天是18号，距离发工资的时间还有两天。每个月的20号，工厂的不到400名员工就可以领到自己微薄的薪水。
开完会，厂里的一个领导突然说：“徐波，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小伙子的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是坏消息的前兆。在办公室里，他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只看到递过来的一张100元的罚单，让他签字。这个15岁的孩子用的是学校里的语言：“他说我上班不听话。”
徐波知道自己不是个好员工，就如同他知道自己在学校时不是一个好学生一样。他对工作的理解简直和课余的玩耍一样——工作七八分钟，就可以玩四五分钟。对于这样的员工，很多同事包括老板都不能认同。徐波承认别人都觉得他这个人是在混，还有人跟老板反映，说他没做什么事。他也知道工厂的情况并不算好。从2008年的11月份开始，工人开始渐渐感觉到，“没事做了”。开始的时候只是取消了加班，每天工作八小时，渐渐地连每天八小时的工作都难以保证了。“11月份我做了20天，放了10天假。其中六天时间就是打扫卫生，或者接受培训。”培训就像上课，“跟老师一样，讲课，然后还要背书和考试。发下卷子，写上名字，开始答题。一定要考到80分。考不到就把卷子拿过去抄一遍，下次再考”。
“我们主管也挺有趣，没事做了就考试，要不然就到工厂外面去拔草，或者到公园去玩一下，也算上班了。”当然，这样的上班只能拿到每天三块钱的工资。
公司要裁员的消息在员工们间流传。某一个部门的两个班要合成一个班，两个班原先有80多人，合成一个班之后，才需要30人；另外一个部门，之前超过200人，现在只需要100人多一点。很多工人选择主动离开，因为留下来没有事情做，当然也就赚不到钱。正常的情况下，一周工作六天，周日休息。如果周一到周六，中间有一天提前下班，公司就要倒扣八块钱的加班费。工人们只能在上班的时间里再通过加班来赚回这些钱。
这家名叫晋科电子的工厂历史并不长，位于东莞的塘厦镇。公开的资料说，这家小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从事电子产品来料加工，是一家典型的依靠订单生存的公司。出人意料的是，这家小公司一直顽强地挺立着，而其周边的工厂却难以为继，纷纷倒闭，以鞋厂和玩具厂居多。虽然没有直接的裁员，但是趋势已经明显。“开会时候领导说我们现在要保存实力。大家想要辞工走人也可以，想要留下来也行。”徐波说。
工厂没有订单的时候，徐波他们就只能放假。大部分时间徐波都会在自己工厂中的宿舍度过。他的宿舍里住着12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和他关系最好的是其中的四个男孩，都是“铁哥们”。他们在同一条生产线上，都上白班，只有在活儿多得实在赶不过来的时候，才会上夜班。宿舍里的其他人属于另外一个部门，大家相处融洽。只有那些人缘不好的人才生活得孤零零，“又爱干净，人品又好，住大宿舍会受到欢迎；如果宿舍整天没人扫地，脏衣服到处扔，就没有人愿意住进来”。
没有班可加，还老放假，所以他已经吃了很久的食堂。对于徐波和他的大多数哥们而言，只有实在没钱的时候才去吃食堂。饭里面都可以找到老鼠屎，菜都是用水煮的，不是炒的，放一点油，很少有人去吃。“因为天天放假，工资才发六七百，没办法，才去吃食堂。”他说，食堂的饭钱是每个月150元。如果不去食堂吃饭，可以去按照一天五块钱的标准把钱退回来，当然，“如果退不回来的话，就是你自己倒霉”。
这种生活让徐波打算辞工回家。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过自己在重庆开县的家了。他曾给在家的母亲打了电话，说自己打算辞掉工作。如同不愿意他离开家去深圳和东莞找工作一样，妈妈反对他辞工。不过，也像上次那样，母亲的意见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计划在年底的时候就离开这家工厂，回家住一段时间。
几天前陪着一个哥们去理发的时候，他没有忍受住诱惑，听从理发店店员卖力的推销，剪了一个非常时髦的发型。他想，自己的头发在家乡该会是多么标新立异：他并不浓密的头发被染成了黄色，而且颜色从发根开始深浅不同；染完之后，头发又被烫起，每一根头发都克服了引力向上竖起，蓬松着像一只刺猬。这花去了他100块钱，他倒并不心疼。因为蓬起的头发会让他的脸看上去英俊一些，让人不会再去注意他的眼睛太小，这双小眼睛在笑的时候几乎眯成了一条线。
不过面前这份罚单逼着他作出决定。要么签字，交钱，留下来；要么……
“我不签！”他决绝地说。对方惊呆了，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有些不敢相信。“我不会签。”徐波重复说，本来现在赚的就少，如果再罚去这100块，剩下的两三百块钱还能做什么？
“那你收拾东西走人吧。20号回来领工资。”
拿到钱的时候，徐波甚至有些欣喜。因为他工作了20天，其中正经上班没几天，还领到了400多块钱；还因为，他们忘了扣掉他的饭钱，如果扣掉食堂吃饭的150元，他可真不剩下什么钱了，买回家的车票还要350元呢！
背乡
他是在2007年11月份离开家的。那时候的他才14岁，但已经离开学校一年多了。
每个学校都会存在这样的学生：他们可能很聪明，但是成绩越来越差。这让他们的父母都很诧异。他们往往都坐在教室的后面几排——后来徐波承认说，这让他越来越没信心。他们上课的时候喜欢接老师的话茬、睡觉。他们习惯于逃学，跟同学吵架，也跟老师吵架。他们中间之一的徐波做得有点过分了些——他跟老师打架。
那天老师把包括徐波在内的四个男生叫到办公室训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什么都骂，骂着骂着老师和学生们厮打起来，徐波说他只是还了手。后来回忆的时候，徐波说：“老师真厉害，我们四个男生都打不过他。”厮打的人群被拉开之后，老师说，你们先回家反省一个星期吧。
一周之后，老师又说，你们把书都抱回家吧。最后的结果是两个学生被开除，其中包括徐波；另外两个学生，他们的家长找了人去跟老师说情。
“主要是老师的面子问题，当时，几个老师都看见了，太丢他面子了。”徐波总结说。
他又试了另一个学校，结果他在里面没有待足三天。第一天上课，他的班主任——也就是英语老师——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从别的学校转过来的，我也知道你原来读初二，现在降了一级读初一。”第二天，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你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和同学说话，不要影响老师讲课。临走的时候，老师终于说出了忍了半天的话，我知道你为什么被以前的学校开除了。第三天，英语老师去找了徐波的妈妈，说，让你孩子别读书了吧。教材才刚刚发下，喜欢徐波的小学老师专门打了电话给他的初中英语老师，希望讲讲情，可是没有用。后来徐波分析，一定是之前的老师跟他的新班主任说了什么。
“成绩这么差，读了还是一样的，还不如不读了，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他后来一直认为是自己不想再读书了，这样还可以省下一学期500多块的费用。爸爸妈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仅仅比他低一年级的妹妹身上。这让他有些嫉妒：“别人家是重男轻女，我们家是重女轻男。”他开始不怎么和父母讲话。有一次妈妈让他扫地，他扫完，妈妈说没扫干净，让他再扫。他认为这真是糟糕透了，为什么大家都看他不顺眼。
不过直到那时，徐波还没有感觉到生活的真正残酷。所有的不幸都还隐藏在某个角落没有被发现。尽管开县号称中国外出务工第一县，但是徐波的父母都没有出去打工。他们小时候的玩伴可没有这么幸福。在开县的一些学校，“留守儿童”的比率超过了80%。他的父亲在当地开了一家养猪场。能干的父亲是家里所有收入的来源，也让母亲不必出去工作。2002年，他们在开县陈家镇上的繁华地段买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出门就是市场，什么都能买到，生活很便利。如今这套房子的价钱也能卖到每平方米1000元。徐波离开学校之后，就开始在家里的猪场帮忙。当然，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街上和朋友闲逛，或者在两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度过。
灾难从疾病开始。首先是一种名叫“蓝耳病”的猪瘟。先是一头猪死去，接下来是一个猪圈的所有猪，然后，整个猪场的猪都病了。徐家把全部资产都投在了2005年开办的猪场上。第一年和第二年都还没有赚到什么钱，马上就要开始赚钱了，可是猪全都死了。
父亲开始酗酒。“养猪本来可以挣几百万，一下子全亏了，还倒欠人家的，他心情不好，就天天喝酒。”接下来发现患上了肝癌，是中期。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妈妈把父亲的遗像放在客厅的窗户下，相框里的父亲留着平头，有着和徐波一样的小眼睛。邻居们都说这家人真不幸，本来身体很好，200斤重的汉子呐。更不幸的是，过了半个月，徐波的伯伯也因为癌症病故了。
他第一次开始想要离开家乡了。没有人知道是因为悲伤，还是觉得自己应该为家庭分担责任。一直没有出去工作的妈妈开始在陈家镇上找了一个卖票的工作，出售从陈家镇到开县县城、万州区等地方的短途车票。徐波则总是对人说，我在家里玩得腻了，我要出去。只有在真正悲伤的时候，他才说，我知道我是个男子汉。
母亲一直觉得他年龄太小，可是她知道自己留不住他。她要工作，还要照顾女儿。在跟外婆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徐波的妹妹开始跟外婆闹别扭。“她好不乖。”外婆抱怨说。外婆宁愿到深圳去，因为外公在那里打工，她可以给他做饭，照顾他。只有在跟自己妈妈在一起时，女儿才乖乖听话。好在妈妈的两个姐妹也分别在深圳和东莞打工。这让她觉得儿子出去也不会没人照料，她让儿子跟着自己大姐的女儿从陈家车站坐车一起到深圳。
徐波在深圳跟大姨住了几天。他的外公和不需要照顾外孙女的外婆也到了深圳。外公和大姨在深圳做搬运工人。干活很累，但是有活的时候一天能赚300块，而且，干完就给钱。这事情他当然不能做。过了一阵子，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小姨从东莞打电话过来，让外甥到这边来试试。东莞也有很多开县的老乡，小姨托人把徐波介绍进了晋科电子。这边的工厂都喜欢招女工，男工基本上都得通过介绍才能进厂上班。为了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徐波还得借他正在上高一的表哥的身份证用。
去到那个厂，第一天就放假，主管对他说，休息一下，明天来上班，但接下来就没那么轻松了，第二天上了8个小时班，第三天也上了8个小时，第四天上了16个小时班。有时候连续10天都要加班到很晚。
最初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徐波开始感到厌倦。他开始想家：“家里至少可以看电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在东莞塘厦的生活简单枯燥。如果订单不多，不用加班，下班下得早，可以到镇上四处逛逛，或者找个网吧上网——可是东莞上网真贵，要一个小时四块钱，如果在深圳关外的黑网吧，只要一块钱就可以。这样晃到晚上10点，就回宿舍，看会儿小说，也可以听听歌。他花了800多元买的手机可以听MP3，包月上网后能在手机上看小说。
但天天就这样过，他觉得挺无聊的，“累的时候太累了，闲的时候又太闲了。有时候加班加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候放假，提前下班，下午两点就下班。”徐波跟自己的小姨抱怨说。可是小姨笑了笑：“那你还能找到什么事情做？”小姨已经在东莞生活了6年，两个孩子在开县，都交给了老人带，一个上小学六年级，一个上小学二年级。她在一家名叫宏业的鞋厂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可是这家鞋厂没能挺过冬天，倒闭了。
工作了一年多，徐波也没有攒下什么钱，基本上只够自己用。“跟朋友一起玩，几个人一起吃饭，有时候你请，有时候我请，一天几十块，或者买一点凉菜买一点酒，到宿舍喝一下，要几十块花销。”
回家
他在早上8点踏上了那辆从深圳开往开县陈家的长途汽车。这次他和自己的大姨一起返乡。
拿到钱之后，徐波从东莞到深圳去玩了一圈。他和他的朋友们通过QQ和手机短信联系。这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们情况也不太好。“他们有的已经回家了，有的打算过年时候再回来，回家的大部分人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又去了南方。可是过去又找不到工作，就天天玩，天天上网。我一上网就能碰到他们。”
只要车费不超过10块钱，徐波就会接受这些同学和朋友发出的邀请。过了不到两周，大姨说，自己80多岁的公公身体不好，要回家看看，于是就约了徐波买好车票，一同回家。车也是开县老乡开的。车上有吃的，不过又难吃又贵。而且他们乘坐的这辆车还不是卧铺车。车上只有49个座位，可是坐上去了56个人。于是只能将就一下，有些是三个人坐两个人位置。如果那些已经有了座位的人不高兴与别人分享，没有座位的人就只好坐到过道上。
车开到宜昌的时候，因为修路，原本的双行道变成了单行道，交通也被管制起来，结果这辆车在那里一等就等了两个小时。一路上还不断有交警来查车。第一次被查出超载的时候，司机赶忙给交警递过去一条香烟。可是警察看都没看又给丢了回来。“后来给了一些钱才让走。”就这样，一路上车被拦住检查了三次，一连罚了三次款，每次原因都不同。中间车还爆了一次胎。“一会儿检查，一会儿喊到了休息区，可以上厕所，一会儿喊吃饭了，一会儿又加水，有时候睡着睡着，车一转弯，撞了一下身边的人就醒了。”最后到了陈家长途汽车站，已经是2008年12月5日的早上7点，车开了将近一天一夜。
陈家车站就在陈家镇上。但车没到站，人就已经下得差不多了。司机要把自己的老乡们尽可能送到离家最近的地方。尽管这些人离家都有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对家乡沿途的家长里短仍知道得一清二楚。比如这个生产队有上百人，如今大概只有十几个人仍然生活在这里，因此大片的田地被抛荒；再比如，公路边的那栋三层的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的、看上去很是气派的房子，“是这家人在深圳通过偷抢盖起来的”；而另外那栋有着宽阔的卷闸门房子的人家以前在深圳打工，赚来了钱回家修了房子，然后回到开县养猪，可是这个人在养猪的同时也好赌，结果赔了钱，最后落到要把房子租给别人。开县是柑橘大县，也是劳工输出大县，赚了钱的人们首先想到要修房子，可是房子修好之后，大多没人住。
徐波只需要到站下车，车站到他镇上的家步行也就15分钟左右。并不宽阔的柏油路两边，早餐店已经开始营业。它们出售粥和面条。
这个小镇约有七万居民，镇政府的官员说，大概有两万人外出打工，不过截至2008年12月初，已经回来了四分之一。但这些数据并不准确，因为打工者中有太多的人像徐波的小姨一样，在工厂破产之后回家住了几天，然后马上又返回了东莞或者深圳。尽管在家里有吃的，住的也更宽敞，可是异乡也有他们留恋的东西。
“在东莞的时候，我穿两件衣服，在街上走，就会热得冒汗。”徐波指着现在自己身上穿的毛衣和厚外套笑。母亲急着要上班，妹妹要上学。他自己的房间凌乱，堆满东西，显然他不在的时间里，这里充当了储藏室。“我还是等我妈回来再收拾吧，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放哪里。”他皱皱眉。生活仍然没有教会他太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