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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还乡

初心

徐波记得那天是18号,距离发工资的时间还有两天。每个月的20号,工厂的不到400名员工就可以领到自己微薄的薪水。

开完会,厂里的一个领导突然说:“徐波,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小伙子的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是坏消息的前兆。在办公室里,他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只看到递过来的一张100元的罚单,让他签字。这个15岁的孩子用的是学校里的语言:“他说我上班不听话。”

徐波知道自己不是个好员工,就如同他知道自己在学校时不是一个好学生一样。他对工作的理解简直和课余的玩耍一样——工作七八分钟,就可以玩四五分钟。对于这样的员工,很多同事包括老板都不能认同。徐波承认别人都觉得他这个人是在混,还有人跟老板反映,说他没做什么事。他也知道工厂的情况并不算好。从2008年的11月份开始,工人开始渐渐感觉到,“没事做了”。开始的时候只是取消了加班,每天工作八小时,渐渐地连每天八小时的工作都难以保证了。“11月份我做了20天,放了10天假。其中六天时间就是打扫卫生,或者接受培训。”培训就像上课,“跟老师一样,讲课,然后还要背书和考试。发下卷子,写上名字,开始答题。一定要考到80分。考不到就把卷子拿过去抄一遍,下次再考”。

“我们主管也挺有趣,没事做了就考试,要不然就到工厂外面去拔草,或者到公园去玩一下,也算上班了。”当然,这样的上班只能拿到每天三块钱的工资。

公司要裁员的消息在员工们间流传。某一个部门的两个班要合成一个班,两个班原先有80多人,合成一个班之后,才需要30人;另外一个部门,之前超过200人,现在只需要100人多一点。很多工人选择主动离开,因为留下来没有事情做,当然也就赚不到钱。正常的情况下,一周工作六天,周日休息。如果周一到周六,中间有一天提前下班,公司就要倒扣八块钱的加班费。工人们只能在上班的时间里再通过加班来赚回这些钱。

这家名叫晋科电子的工厂历史并不长,位于东莞的塘厦镇。公开的资料说,这家小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从事电子产品来料加工,是一家典型的依靠订单生存的公司。出人意料的是,这家小公司一直顽强地挺立着,而其周边的工厂却难以为继,纷纷倒闭,以鞋厂和玩具厂居多。虽然没有直接的裁员,但是趋势已经明显。“开会时候领导说我们现在要保存实力。大家想要辞工走人也可以,想要留下来也行。”徐波说。

工厂没有订单的时候,徐波他们就只能放假。大部分时间徐波都会在自己工厂中的宿舍度过。他的宿舍里住着12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和他关系最好的是其中的四个男孩,都是“铁哥们”。他们在同一条生产线上,都上白班,只有在活儿多得实在赶不过来的时候,才会上夜班。宿舍里的其他人属于另外一个部门,大家相处融洽。只有那些人缘不好的人才生活得孤零零,“又爱干净,人品又好,住大宿舍会受到欢迎;如果宿舍整天没人扫地,脏衣服到处扔,就没有人愿意住进来”。

没有班可加,还老放假,所以他已经吃了很久的食堂。对于徐波和他的大多数哥们而言,只有实在没钱的时候才去吃食堂。饭里面都可以找到老鼠屎,菜都是用水煮的,不是炒的,放一点油,很少有人去吃。“因为天天放假,工资才发六七百,没办法,才去吃食堂。”他说,食堂的饭钱是每个月150元。如果不去食堂吃饭,可以去按照一天五块钱的标准把钱退回来,当然,“如果退不回来的话,就是你自己倒霉”。

这种生活让徐波打算辞工回家。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过自己在重庆开县的家了。他曾给在家的母亲打了电话,说自己打算辞掉工作。如同不愿意他离开家去深圳和东莞找工作一样,妈妈反对他辞工。不过,也像上次那样,母亲的意见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计划在年底的时候就离开这家工厂,回家住一段时间。

几天前陪着一个哥们去理发的时候,他没有忍受住诱惑,听从理发店店员卖力的推销,剪了一个非常时髦的发型。他想,自己的头发在家乡该会是多么标新立异:他并不浓密的头发被染成了黄色,而且颜色从发根开始深浅不同;染完之后,头发又被烫起,每一根头发都克服了引力向上竖起,蓬松着像一只刺猬。这花去了他100块钱,他倒并不心疼。因为蓬起的头发会让他的脸看上去英俊一些,让人不会再去注意他的眼睛太小,这双小眼睛在笑的时候几乎眯成了一条线。

不过面前这份罚单逼着他作出决定。要么签字,交钱,留下来;要么……

“我不签!”他决绝地说。对方惊呆了,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有些不敢相信。“我不会签。”徐波重复说,本来现在赚的就少,如果再罚去这100块,剩下的两三百块钱还能做什么?

“那你收拾东西走人吧。20号回来领工资。”

拿到钱的时候,徐波甚至有些欣喜。因为他工作了20天,其中正经上班没几天,还领到了400多块钱;还因为,他们忘了扣掉他的饭钱,如果扣掉食堂吃饭的150元,他可真不剩下什么钱了,买回家的车票还要350元呢!

背乡

他是在2007年11月份离开家的。那时候的他才14岁,但已经离开学校一年多了。

每个学校都会存在这样的学生:他们可能很聪明,但是成绩越来越差。这让他们的父母都很诧异。他们往往都坐在教室的后面几排——后来徐波承认说,这让他越来越没信心。他们上课的时候喜欢接老师的话茬、睡觉。他们习惯于逃学,跟同学吵架,也跟老师吵架。他们中间之一的徐波做得有点过分了些——他跟老师打架。

那天老师把包括徐波在内的四个男生叫到办公室训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什么都骂,骂着骂着老师和学生们厮打起来,徐波说他只是还了手。后来回忆的时候,徐波说:“老师真厉害,我们四个男生都打不过他。”厮打的人群被拉开之后,老师说,你们先回家反省一个星期吧。

一周之后,老师又说,你们把书都抱回家吧。最后的结果是两个学生被开除,其中包括徐波;另外两个学生,他们的家长找了人去跟老师说情。

“主要是老师的面子问题,当时,几个老师都看见了,太丢他面子了。”徐波总结说。

他又试了另一个学校,结果他在里面没有待足三天。第一天上课,他的班主任——也就是英语老师——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从别的学校转过来的,我也知道你原来读初二,现在降了一级读初一。”第二天,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你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和同学说话,不要影响老师讲课。临走的时候,老师终于说出了忍了半天的话,我知道你为什么被以前的学校开除了。第三天,英语老师去找了徐波的妈妈,说,让你孩子别读书了吧。教材才刚刚发下,喜欢徐波的小学老师专门打了电话给他的初中英语老师,希望讲讲情,可是没有用。后来徐波分析,一定是之前的老师跟他的新班主任说了什么。

“成绩这么差,读了还是一样的,还不如不读了,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他后来一直认为是自己不想再读书了,这样还可以省下一学期500多块的费用。爸爸妈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仅仅比他低一年级的妹妹身上。这让他有些嫉妒:“别人家是重男轻女,我们家是重女轻男。”他开始不怎么和父母讲话。有一次妈妈让他扫地,他扫完,妈妈说没扫干净,让他再扫。他认为这真是糟糕透了,为什么大家都看他不顺眼。

不过直到那时,徐波还没有感觉到生活的真正残酷。所有的不幸都还隐藏在某个角落没有被发现。尽管开县号称中国外出务工第一县,但是徐波的父母都没有出去打工。他们小时候的玩伴可没有这么幸福。在开县的一些学校,“留守儿童”的比率超过了80%。他的父亲在当地开了一家养猪场。能干的父亲是家里所有收入的来源,也让母亲不必出去工作。2002年,他们在开县陈家镇上的繁华地段买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出门就是市场,什么都能买到,生活很便利。如今这套房子的价钱也能卖到每平方米1000元。徐波离开学校之后,就开始在家里的猪场帮忙。当然,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街上和朋友闲逛,或者在两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度过。

灾难从疾病开始。首先是一种名叫“蓝耳病”的猪瘟。先是一头猪死去,接下来是一个猪圈的所有猪,然后,整个猪场的猪都病了。徐家把全部资产都投在了2005年开办的猪场上。第一年和第二年都还没有赚到什么钱,马上就要开始赚钱了,可是猪全都死了。

父亲开始酗酒。“养猪本来可以挣几百万,一下子全亏了,还倒欠人家的,他心情不好,就天天喝酒。”接下来发现患上了肝癌,是中期。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妈妈把父亲的遗像放在客厅的窗户下,相框里的父亲留着平头,有着和徐波一样的小眼睛。邻居们都说这家人真不幸,本来身体很好,200斤重的汉子呐。更不幸的是,过了半个月,徐波的伯伯也因为癌症病故了。

他第一次开始想要离开家乡了。没有人知道是因为悲伤,还是觉得自己应该为家庭分担责任。一直没有出去工作的妈妈开始在陈家镇上找了一个卖票的工作,出售从陈家镇到开县县城、万州区等地方的短途车票。徐波则总是对人说,我在家里玩得腻了,我要出去。只有在真正悲伤的时候,他才说,我知道我是个男子汉。

母亲一直觉得他年龄太小,可是她知道自己留不住他。她要工作,还要照顾女儿。在跟外婆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徐波的妹妹开始跟外婆闹别扭。“她好不乖。”外婆抱怨说。外婆宁愿到深圳去,因为外公在那里打工,她可以给他做饭,照顾他。只有在跟自己妈妈在一起时,女儿才乖乖听话。好在妈妈的两个姐妹也分别在深圳和东莞打工。这让她觉得儿子出去也不会没人照料,她让儿子跟着自己大姐的女儿从陈家车站坐车一起到深圳。

徐波在深圳跟大姨住了几天。他的外公和不需要照顾外孙女的外婆也到了深圳。外公和大姨在深圳做搬运工人。干活很累,但是有活的时候一天能赚300块,而且,干完就给钱。这事情他当然不能做。过了一阵子,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小姨从东莞打电话过来,让外甥到这边来试试。东莞也有很多开县的老乡,小姨托人把徐波介绍进了晋科电子。这边的工厂都喜欢招女工,男工基本上都得通过介绍才能进厂上班。为了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徐波还得借他正在上高一的表哥的身份证用。

去到那个厂,第一天就放假,主管对他说,休息一下,明天来上班,但接下来就没那么轻松了,第二天上了8个小时班,第三天也上了8个小时,第四天上了16个小时班。有时候连续10天都要加班到很晚。

最初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徐波开始感到厌倦。他开始想家:“家里至少可以看电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在东莞塘厦的生活简单枯燥。如果订单不多,不用加班,下班下得早,可以到镇上四处逛逛,或者找个网吧上网——可是东莞上网真贵,要一个小时四块钱,如果在深圳关外的黑网吧,只要一块钱就可以。这样晃到晚上10点,就回宿舍,看会儿小说,也可以听听歌。他花了800多元买的手机可以听MP3,包月上网后能在手机上看小说。

但天天就这样过,他觉得挺无聊的,“累的时候太累了,闲的时候又太闲了。有时候加班加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候放假,提前下班,下午两点就下班。”徐波跟自己的小姨抱怨说。可是小姨笑了笑:“那你还能找到什么事情做?”小姨已经在东莞生活了6年,两个孩子在开县,都交给了老人带,一个上小学六年级,一个上小学二年级。她在一家名叫宏业的鞋厂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可是这家鞋厂没能挺过冬天,倒闭了。

工作了一年多,徐波也没有攒下什么钱,基本上只够自己用。“跟朋友一起玩,几个人一起吃饭,有时候你请,有时候我请,一天几十块,或者买一点凉菜买一点酒,到宿舍喝一下,要几十块花销。”

回家

他在早上8点踏上了那辆从深圳开往开县陈家的长途汽车。这次他和自己的大姨一起返乡。

拿到钱之后,徐波从东莞到深圳去玩了一圈。他和他的朋友们通过QQ和手机短信联系。这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们情况也不太好。“他们有的已经回家了,有的打算过年时候再回来,回家的大部分人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又去了南方。可是过去又找不到工作,就天天玩,天天上网。我一上网就能碰到他们。”

只要车费不超过10块钱,徐波就会接受这些同学和朋友发出的邀请。过了不到两周,大姨说,自己80多岁的公公身体不好,要回家看看,于是就约了徐波买好车票,一同回家。车也是开县老乡开的。车上有吃的,不过又难吃又贵。而且他们乘坐的这辆车还不是卧铺车。车上只有49个座位,可是坐上去了56个人。于是只能将就一下,有些是三个人坐两个人位置。如果那些已经有了座位的人不高兴与别人分享,没有座位的人就只好坐到过道上。

车开到宜昌的时候,因为修路,原本的双行道变成了单行道,交通也被管制起来,结果这辆车在那里一等就等了两个小时。一路上还不断有交警来查车。第一次被查出超载的时候,司机赶忙给交警递过去一条香烟。可是警察看都没看又给丢了回来。“后来给了一些钱才让走。”就这样,一路上车被拦住检查了三次,一连罚了三次款,每次原因都不同。中间车还爆了一次胎。“一会儿检查,一会儿喊到了休息区,可以上厕所,一会儿喊吃饭了,一会儿又加水,有时候睡着睡着,车一转弯,撞了一下身边的人就醒了。”最后到了陈家长途汽车站,已经是2008年12月5日的早上7点,车开了将近一天一夜。

陈家车站就在陈家镇上。但车没到站,人就已经下得差不多了。司机要把自己的老乡们尽可能送到离家最近的地方。尽管这些人离家都有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对家乡沿途的家长里短仍知道得一清二楚。比如这个生产队有上百人,如今大概只有十几个人仍然生活在这里,因此大片的田地被抛荒;再比如,公路边的那栋三层的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的、看上去很是气派的房子,“是这家人在深圳通过偷抢盖起来的”;而另外那栋有着宽阔的卷闸门房子的人家以前在深圳打工,赚来了钱回家修了房子,然后回到开县养猪,可是这个人在养猪的同时也好赌,结果赔了钱,最后落到要把房子租给别人。开县是柑橘大县,也是劳工输出大县,赚了钱的人们首先想到要修房子,可是房子修好之后,大多没人住。

徐波只需要到站下车,车站到他镇上的家步行也就15分钟左右。并不宽阔的柏油路两边,早餐店已经开始营业。它们出售粥和面条。

这个小镇约有七万居民,镇政府的官员说,大概有两万人外出打工,不过截至2008年12月初,已经回来了四分之一。但这些数据并不准确,因为打工者中有太多的人像徐波的小姨一样,在工厂破产之后回家住了几天,然后马上又返回了东莞或者深圳。尽管在家里有吃的,住的也更宽敞,可是异乡也有他们留恋的东西。

“在东莞的时候,我穿两件衣服,在街上走,就会热得冒汗。”徐波指着现在自己身上穿的毛衣和厚外套笑。母亲急着要上班,妹妹要上学。他自己的房间凌乱,堆满东西,显然他不在的时间里,这里充当了储藏室。“我还是等我妈回来再收拾吧,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放哪里。”他皱皱眉。生活仍然没有教会他太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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