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爱默生
演说者爱默生（1803～1882年）是美国著名作家、演说家，美国先验主义运动和文艺复兴的领袖人物。主要作品有《随笔》（二辑）、《自然》、《生活准则》、《代表人物》、《社会与孤独》等。后者是其12篇演说稿的结集，是其后期的代表性作品。爱默生的一生，其实就是演说的一生，他的许多著作是演说辞的结集。他的演说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思辨色彩和知识性相当突出，堪为楷模。1865年4月15日，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颁布《解放宣言》废除奴隶制、刚刚开始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时，被南方奴隶主指使的暴徒刺杀。消息传遍美国，成千上百万民众为林肯送殡。爱默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表了本篇演说。
“精彩演说辞”
当噩耗越过海洋，越过陆地，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我们相聚在灾难的阴影中，像预料之外的日食遮盖世界，它给整个文明世界的善良人心头蒙上了阴影。尽管人类历史如此漫长，悲剧如此多样，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人的逝世像这次一样对人类造成如此巨大的悲痛，或在宣布消息时引起人类如此巨大的哀伤。与其说这是由于现代艺术将各民族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倒不如说是因为当今与美国的名字和制度相联系的神秘希望和恐惧。在这个国家，上个星期六使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当他们对这一可怕打击冥思时，最初只是在内心最深处有所意识。也许，到了目前这一时刻，当这装有总统遗体的棺柩正在运回伊利诺斯家乡，沿途各州正在举行致哀活动，我们应该沉默，让时间的怒吼折磨我们。
然而，这最初的绝望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哀悼他。他曾是最活跃、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人。他的事业并没有毁掉。对他的工作的赞誉和喝彩谱成了一曲凯歌，即使人们的伤心泪水也不能淹没它。总统在我们面前是人民中的一员。他是地道的美国人，从未漂洋过海，从未被英国的偏秩或法国的放荡所侵蚀。就像橡树上的橡果，他是一个温和的、朴素的、土生土长的人，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哗众取宠。他生在肯塔基州，长在农场，曾是平底船员，在黑鹰战争时任船长，还当过乡村律师和伊利诺斯农村地区立法机构的代表——他的博大声誉就是建筑在如此谦卑的基础上。经过十分缓慢而愉快的准备阶段，他进入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大家都记得——那只不过是五六年前的事——他首次在芝加哥被提名时国民所表现出的惊讶和失望。西沃德先生当时声誉甚高，是东部各州的红人。当林肯这个新的、比较陌生的名字被宣布时（尽管有对此喝彩的报道），我们冷淡伤心地听取了结果。在这样令人忧虑的时刻，仅凭一个人在某个地区的名望就赋予如此重大的责任，似乎操之过急，人们议论的话题自然是政治不可知论。然而结果并不是这样。伊利诺斯和西部的人们对他赞不绝口，他们把这些看法与同事分享，使他们可以在各自家乡的选区证明自己的正确观点。这一切都不是操之过急，尽管他们还没意识到这个人的全部价值。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不寻常的运气。培根勋爵说过：“展示美德使人获得名望，隐藏自己的运气。”初次见面时，你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使人目眩的品格；但别人优越却并不能使他逊色。他的面孔和风度能消除怀疑，提高自信和确保善意。他是一个没有恶习的人。他责任感强，易于服从大局。他还是个农民称之为精明的人，非常善于盘算，为自己的意见作辩解，并公正坚定地说服对方。后来人们发现，他还是个伟大的演说者，而且具有惊人的工作才能，他工作起来轻松自如。工作好手本来十分少见，因为每个人都有某种毛病。而这个人却是从里到外都十分乐观，锲而不舍，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他本人也最热爱工作。他性格非常好，具有忍让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他根据请求者的愿望，和蔼可亲地、而不是神经过敏地对待无数来访者给他造成的折磨；而作为总统，他本来可以让别人做这些事情。在战争引起的许多悲剧中，他的好性格化为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每个人都会记得，他在怜惜一个种族时是如何愈来愈亲切小心地处理问题的。可怜的黑人在一次令人难忘的场合是这样谈论他的：“林肯先生无处不在。”
他的广泛良好的幽默感是这个聪明人的另一财富。他可以轻松自然地和别人进行诙谐的谈话，他十分擅长这样做，并从中得到乐趣。这使他可以不泄密，可以与社会各阶层人物接触，使即便是最严肃的决定也不那么锋芒毕露，以此掩盖他自己的目的，试探他的同事并本能地捕捉各种听众的情绪。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好性格对在令人忧虑和精疲力竭的危机中奋斗的人来说，是一种天然恢复剂，就像睡眠一样有效；也是一支预防针，防止操劳过度的大脑趋于烦恼或疯狂。他说过许多优秀格言，然而它们是以诙谐的方式表达的，最初决不会获得名声，而只是被视为笑话，直至后来这些格言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传诵，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时代的名言。我相信，如果此人是在印刷业不那么发达的时期执政，那么他可以靠他的寓言和格言在几年内就成为神话中的人物，像伊索、皮尔佩或七贤哲当中的一个。今后，他的信件、文件和演说中许多有分量有深度的段落必定会赢得盛誉，而现在，恰恰是因为刚刚运用了这些想法，它们反而显得默默无闻。多么意味深长的定义，多么完美的常识，多么远大的见识，而且在重大时刻，又表现出多么高尚、淳朴的人情味！
他担任总统是人类美德的胜利，是公众信心的胜利。这个中产阶级的国家终于有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总统。这是指他的风度，他的同情心，而不是他的权力，因为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掌握每天发生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发展，他对问题的理解也在加深。很少有人如此胜任。在惊恐与妒忌中间，在辩护人与当事人的一片喧闹声中，他以全部身心和诚实不懈地工作，努力弄清人民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确实有人受过公正的考验，那么他就是这个人。这样对他评价可以说没有任何夸张。进行抵制、诽谤和嘲笑的也大有人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已无国家机密可言：国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骚乱，必须给予十分的信任，不保留任何秘密。每道门都半开着，使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发生的事情。随后我们遇到了战争的旋风，那是怎样的一个时刻啊！这里没有政府官员，没有只适合好天气航行的水手；在旋风中，新的领航员被匆匆地安排到舵前。在四年内，在四个战争的年代中，他的坚韧、足智多谋和宽宏大量禁受了痛苦的考验，而且从未发现过不够格的现象。因此，通过他的勇气、公正、良好秉性、足智多谋和人道精神，他成为历史新纪元的一位英雄人物。他就是那一时代美国人民的真实历史。他一步一步地走在他们前面，和他们一起放慢脚步，一起加快步伐。他是这个大陆的真正代表，是十分热心公益的人。作为国家之父，2000万人的脉搏在他心中跳动，他们的思想通过他的喉舌得到明确表达。
亚当·斯密说，在霍布雷肯的英国国王和知名人士的画像中，斧子被刻在那些曾受劈砍之苦的人下面，这给画像增添了某种高贵的魅力。甚至在这场刚刚发生的悲剧中，谁又看不到暗杀的恐怖和毁坏是多么迅速地吞噬着受害者的光荣？比起在希望中生活，比起亲眼看着自己的官能衰退，比起目睹（也许甚至是他）众所周知的政治家的忘恩负义，比起看到小人得势，这种命运要愉快得多。他难道没有在生前遵守诺言吗？这是迄今一个人对他的同胞作出的最伟大的诺言——实际废除奴隶制。他看到田纳西、密苏里和马里兰解放了它们的奴隶。他看到萨凡纳、查尔斯顿和里士满投降；看到叛军的主力部队放下武器。他征服了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的公众舆论。在运气方面，只有华盛顿可以与他相比。如果再把事情铺开些，结果是他已经到达了终点。这个历史性的救助人不能再为我们服务了；叛乱已经到了该停止的地步；而下面所要做的工作需要独立的新人来承担——一种在战争的废墟上产生的新精神。同时，上帝为了向世人展示一个完美无缺的恩人，要让他以死亡而不是生存来更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正如柔顺和讨好的国王不是好国王一样，柔顺和讨好的民族也不是好民族。“国王的仁慈寓于正义和力量之中”。共和国的随和性格是一个危险的弱点，因此有必要让敌人施以暴行，迫使我们达到不寻常的坚定，以确保这一国家在以后得到拯救。
“演说辞欣赏”
爱默生这篇演说高度评价了林肯的一生，赞颂了其作为一个普通美国人的伟大之处，表达了对伟人死于非命的悲愤和哀思。
这篇演说辞在艺术上秉承了爱默生的一贯特色，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是它叙事、议论、抒情的完美结合。无疑，演说辞概括地叙述了林肯的一生，但这种叙述是极其概括的，以至于让人不易觉察，因为它不过是在为说理服务；说理又不在于论证某一种观点，而是要说明林肯作为普通美国人的伟大之处，这需要事实作证；无论是叙述还是论说，时时处处又都满含深情——事件是用满含深情的口吻叙述的，道理是用满含深情的口吻说明的，全篇情感深蕴，首尾贯通。事、理、情交融，使这篇演说辞独具特色。
作为悼念演说，深沉徐缓是普遍的，这篇演说辞也是如此。它句子偏长，语调舒徐，语气沉缓，创造出一部肃穆悲壮的氛围。这与当时全国的气氛协调，也与爱默生的风格吻合。这里的感情虽然不是激越跳动的，但其沉稳而近于理性、哀伤而近于悲愤，使它更显有力、厚重。
这篇演说辞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相当出色的。开头的出色在于营造了气氛，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而在这里，演说人的“道具”只是一个“噩耗”，而它所以成功，在于因借了当时全国的悲痛氛围——演说中这种因时因地的切入是十分有效的。另一点也能说明爱默生运用这一技巧的老到：演说辞全篇“林肯”二字只出现过一次，且仅仅是作为一个“名字”出现的，此外用了几次“总统”，而更多的则是一个代词“他”——爱默生深知，在当时当地，谁都明白“他”是谁。结尾的出色在于新意——他的死的意义和价值：“更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使“我们达到不寻常的坚定”，使“国家在以后得到拯救”，一般悼词中“化悲痛为力量”的意思其中尽有，语言却高妙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