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诺埃尔·多热鲁年纪已大，但搏斗仍很激烈。凶手扑向受害者，起先想掐死他。我发现从栅栏到墙壁的路上一直有搏斗的痕迹。只是到了后来，在搏斗的后期，凶手找到一个十字镐来打击诺埃尔·多热鲁。
凶手没有偷东西。我找到了叔叔的手表和钱袋，但背心被打开了，当然，在口袋的夹层中，什么也没有了。
这时候，我不再在围地里停留。在经过花园和客厅时，我将此事通知了年老的瓦朗蒂纳，将最近的邻居呼唤来，派一个小孩到市政厅去报案。我在几个带着绳子、梯子和风灯的人的陪伴下到那古老的墓地去。我们在黄昏时到达那里。
我亲自下到蓄水池中去，我这样做时情绪并不激动。虽然我害怕贝朗热尔会被投到蓄水池中，但我觉得这种罪行发生的概率很小。我没有想错，蓄水池有一道裂缝，那儿只有一滩腐水。我在石块间的烂泥里看到一些砖头、破的平底锅、一个瓶颈已打碎的空瓶，它的蓝颜色引起了我的注意，毫无疑问，这是从客厅的碗柜上偷走的那个瓶子。当我晚上把它带回客厅时，瓦朗蒂纳正式认定了它。
事情的经过可以假设是这样的：戴着夹鼻眼镜的人拿到瓶子后，就走到墓地去找放在那里的汽车。他在那贴着围地旧墙碎片的小教堂前停下，在这些碎片上涂上瓶子里装着的液体。接着，当我走近时，他把瓶子扔到蓄水池里。他没有时间细看我在十分钟后看到的幻象就跑了，他把汽车驶到围地的附近去接那杀死诺埃尔·多热鲁的凶手。
事实证明了我的设想，至少是部分设想。但贝朗热尔呢？她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她怎样了？
警察在围地开始调查，第二天我伴随着他们，由预审法官和两个公安人员继续进行。我们认为两个同谋者的汽车是前一天早上从巴黎开来的，在黑夜前就进入了围地。汽车来去都乘着两个人，他们的体貌特征应完全与两个同谋的特征相符。
一个特别偶然的发现对我们的调查非常有利。一个在布洛涅森林的河边公路上工作的划船者告诉我们，他曾看见我们向他询问的那辆汽车，停在紧邻他居住的房子的一间库房里，他还认得那戴夹鼻眼镜的人，说他是这里的一个房客。
他把地址给了我们。这是在巴蒂涅奥勒花园后面的一所像兵营的老楼房，那里聚居着许多房客。门卫听完我们描述的要寻找的人的样子后，就大声说：
“你们是指韦勒莫先生么，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对么？他居住在一个带有家具的房间里已有六个月了。但他只是偶尔睡在这里，他多数时间外出旅行。”
“昨夜他在这里睡么？”我问道。
“是的，昨夜他乘坐着他的汽车带着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先生一起回来，今早他们又走了。”
“坐着汽车么？”
“没有。汽车在库房里。”
“您有房间的钥匙么？”
“当然，是我打扫房间的。”
“请带我们去看看。”
这层楼共有三个小房间，两间卧室，一间饭厅。
门卫对我们说，韦勒莫先生每次离开都把东西全放在箱子里带走，不留下任何衣物或文件。
在几幅草图中，有一幅表现三只眼睛形象的图画钉在墙上。此图画得非常真确，只有亲眼看见过那神奇的幻象的人才能画出来。
“我们到车库去。”一位警官说。
为了打开这车库，我们请了一位锁匠来帮忙。在车库里，我们找到了一条围巾和染血的衣服，后来我们又找到另外两条围巾和三条头巾，它们已破烂、被绞坏。汽车的车牌不久前被拆下了。汽车的号码肯定是假的，是在旧号码上重涂上的。除了这些细节，没有发现其他特别异样的事物了。
我想方设法尽可能地简短概述调查的经过。这叙述不是情感的经历，而是犯罪的经过。三只眼睛的谜和对它的解答，就是唯一的目标和兴趣所在。但我们要达到目的，就应清楚地了解全部事件相互渗入的各个环节，无法把它们彼此分开。一方控制另一方，另一方又影响到引起它发生的一方。
这样，我不得不再次提到一个老问题。在这件事中，贝朗热尔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她现在怎样了？她在小教堂附近突然消失了。除了在这个地方之外，再看不到她的任何踪迹，任何标志。几个星期过去了，这难以解释的消失，使最宽容的人也觉得这少女的行为十分奇怪。
我是这样感觉到的，因此在作证的过程中我有力地肯定地说：
“她陷于埋伏中，被人绑架走了。”
“您这样证明这件事，”我得到的回答是，“又怎么解释她整个冬季与那个您称为戴夹鼻眼镜的人——就是说韦勒莫先生——的约会的原因呢？”
司法人员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这是一件不久前才被发现真正令人不安的事，而我对此事无法理解。在诺埃尔·多热鲁与袭击者搏斗时，当袭击者对他无能为力而跑开去拿十字镐时，诺埃尔·多热鲁终于有机会拿一块小石头在银幕下部写了几个字。
这些字写得不清楚，几乎看不出来，有些地方只是用石头刮下了石灰层，不过还是可以分辨出来：
B光线……BERGE
“B光线”这个词显然与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有关。叔叔在受到死亡威胁时，首先想到的是以最简短的形式提供一种情报以免他的奇特的发明被忘记了，可惜也是最含糊不清的形式。B光线……这个词对他是可以理解的，而对那些不知其所指的人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BERGE”这五个字母却正相反，对它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五个字母是贝尔热罗妮特的字首，是诺埃尔·多热鲁对他的教女的亲切的称呼。
“就算是这样吧！”我对那带我到银幕旁的预审法官大声说，“好吧，我附和您的解释，是有关贝朗热尔的。是这样，我叔叔想表达他的关切和最大的担心。在面对死亡的危险关头，他写出他教女的名字，担心着她，把她托付……”
“或者是控告她。”预审法官反驳说。
贝朗热尔被我叔叔控告！贝朗热尔会参加谋杀她的教父！我当时耸耸肩膀。但要我怎么解释呢？除了提出没有事实根据的与实事不相符合的抗议之外，我还有什么可说呢？
我只是提出异议说：
“我不清楚对她有什么利害关系！”
“很重大的利害关系：利用您告诉我的那个著名的秘密。”
“但她不知这秘密。”
“您知道什么呢？要是她和两个同谋采取同一步骤的话，她不会不知道的。诺埃尔·多热鲁给您寄去的原稿不见了：有谁比她更有机会盗窃它？不过，请注意，我不肯定什么。我只是怀疑，我只是在调查研究。”
但最仔细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贝朗热尔，她也成了两个同谋的受害者了么？
我们通知了她在图卢兹的父亲。马西涅克先生由于严重的流感已卧床两星期，他命人回了话，说等他身体好了就立即到巴黎来，但几年来他没有女儿的消息，他无法提供有关她的情况。
无论如何，像我所相信的那样她是被绑架了也好，或是像司法人员所怀疑的那样是躲藏起来了也好，然而一直无法寻到贝朗热尔。
当然，最初这不过是社会新闻而已。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诺埃尔·多热鲁的被杀，他的教女的被绑架——司法人员在我的请求下采用了这种说法，叔叔的稿子的被偷盗，他的化学公式的被盗窃，这一切，在开始时只是作为有组织的预谋和犯罪而令人关注。但过了不久，在我不得不公布情况之前，所有的报纸和公众的好奇就全导向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上。公众舆论开始为这件事激动起来，不久就由激动变为狂热。
虽然我答应过叔叔要小心谨慎，但是我不得不出来说话了。我得回答预审法官的审问，我得叙述、解释、提供细节、撰写报告，我得对错误的看法提出异议、修正，我得进行说明、分类等。总而言之，我把叔叔全部的话，全部的梦想，围地全部的奇迹，银幕全部的幻象，都对司法人员说了，附带也对贪婪的新闻记者说了。
一个星期后，除了特别有关贝朗热尔和我的事外，巴黎、法国、全世界都详细地知道了，人们立即很自然地称呼其为“三只眼睛之谜”的事。
讽刺、嘲笑、哄然大笑，这都是我碰到的。只有那些惊讶的见证过奇迹的人才能相信奇迹的存在。对于一个我认为没有理由能接受的现象，除了用奇迹解释外，怎能有别的说法？奇迹，埃迪特·卡韦勒的行刑！奇迹，两个飞行员之间的斗争的浮现！奇迹，诺埃尔·多热鲁的儿子被子弹打中的场面！奇迹，贝朗热尔在围地里跳舞、摔倒、晕倒的幻象！奇迹，特别是三只眼睛的显现，它们活着，看着，它们甚至是那些将出现在景象上的一些被宣布为神奇的表演者的人的眼睛。
然而，为我辩解的人一一出现。他们仔细了解我的过去，尊重我的见证的价值，即使有人控告我是一个常做噩梦的幻觉者或病人，他们还是承认我是诚实的。一些相信我的人组成一个组织开始斗争。啊！可怜的叔叔曾希望他的梯形实验室拥有巨大的广告力量，他的心愿被雷声般响亮嘈杂的广告所覆盖了。
这一切的嘈杂声中，有一个想法占据主要的地位，这种想法逐渐显现，归纳了许多互相通融的假设。我在报纸的一篇文章中抄下以下的一段文字：
无论怎样，无论我们对诺埃尔·多热鲁的所谓发明有什么看法，无论我们对维克托里安·博格朗先生的理智和精神的平衡的看法是怎样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当应召去认识真理。要是像韦勒莫和他的同谋者那样的两个强有力的人为了偷盗这一科学的秘密而联合起来，要是他们精明地执行了他们的阴谋，要是他们的成功超出一切希望，这肯定不是为了偷偷地享受他们这样做的成果，对么？
要是他们拿了诺埃尔·多热鲁的原稿和补充原稿的化学公式，这肯定是为了从中取得诺埃尔·多热鲁所期待的利润。要取得这些利润，首先要探索到秘密。为了探索这样的秘密，他们就得面向世界公开地行动。为此，不需要在法国的某个角落或其他地方去建立另项一事业，不需要这样，因为，无论如何，犯罪的招供将是一样的。因此，只要光明正大地厚颜无耻地在围地的梯形实验室中进行即可，因为在那里可以直接利用诺埃尔·多热鲁取得成功的最佳条件。
我们的结论是，在5月14日这决定的日子——离现在还有三个星期——我们将参加诺埃尔·多热鲁建立的梯形实验室的开幕礼。在这一特定时刻，有一个人将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面孔会显露出来。没有完成的阴谋将继续充分地展开和结束。这开幕典礼将在一个厉害人物的领导下进行，这人已经是、必将是秘密的主宰者，我们要承认……
这论证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一个发明要是不加以利用，它就不会带来利润，正如一件偷来的珠宝不偷偷出售，银钱不公开地流通一样。
在等待中时间消逝了，没有人从黑暗中走出来，两个同谋者也没有露出踪迹。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韦勒莫先生从事各种职业。巴黎的工业界人士提供了他确切的体貌特征，他曾为他们到外省去做生意。我们知道了他的许多事，但没有一件可以逮捕他。
对诺埃尔·多热鲁的文件的整理之事也没有取得一点进展。在这些文件里只找到一个用蜡封好的信封，上面没写地址。信打开后其内容使我惊讶不已。这是诺埃尔·多热鲁五年前写下的遗嘱，他把我选为他寓所的遗产继承人，而赠与他的干女儿贝朗热尔·马西涅克的是围地的地盘以及围地中所有的东西。
除了那些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文件外，叔叔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向我表达了一些相反的意图，我们还收集到一些与那著名秘密无关的不重要的笔记。因此，我们在纷繁的推测中迷失了方向，只能在黑暗中游荡。对于这黑暗，那些被请来检查银幕的宣过誓的化学家们也无能为力。那墙壁没有显现特别之处，那覆盖在墙上的石灰层也没有涂上那种特别的涂料，而这种涂料的化学公式正是构成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所在。
这些涂料没有涂在我曾看见，三只眼睛几何形象出现的墓地的古老小教堂的墙壁上么？的确，我们从那个地点取得的石灰块的表面上看到了不少东西，但用这些东西，我们无法让一种能够带来一点幻象的物质产生。显然是缺少有效的公式，毋庸置疑，也缺少了重要的成分，雨水或阳光已使它消失了。
到了四月底，人们再没有理由相信那将发生突变的预言了。公众的好奇心由于每次的失望而有增无减，每天都在期待中过去。诺埃尔·多热鲁的围地变成朝圣巡礼的地方，很多汽车和小轿车纷纷到来。大家在关闭的铁栅栏门前挤着，大家都想看那墙壁。我甚至接到向我建议用我认为合适的价钱收购围地的信件。
一天早上，年老的瓦朗蒂纳把一个男人带进客厅里，据他说是为重要的事而来的。我看到一个头发几近灰白的中等身材的人，他的脸孔本就宽而短，此时由于蓬乱的颊髯和持久的微笑而显得更宽了。从他那磨损了的衣服和穿旧了的鞋子并不能看出他很富有，但他立即表示出他是一个不在乎金钱的人。
“我有巨大的资本作后台，”甚至在对我说出他的名字前，他就神气、愉快地对我肯定地说，“我的计划已定好，现在只剩下我们同意了。”
“同意什么？”我问。
“就是我刚向您建议的生意。”
我冷淡地回答：
“先生，我很抱歉，我不做生意。”
“可惜！”他大声说，越来越高兴，嘴巴越来越张大。“可惜！我会很高兴和您合伙的。那我只好单独使用我对围地的权利，当然不会超越这权利的。”
“您对围地的权利？”我对他说的话感到惊愕。
“我的天，当然是，”他一边大笑一边说，“就是这句话。”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的确，这句话不大清楚。是这样！您想想看……您会理解的……您想想看，我继承了诺埃尔·多热鲁的遗产。”
我开始不耐烦了，我严厉地反驳他。
“先生，别再开玩笑了。除我之外，诺埃尔·多热鲁再没有别的亲属了。”
“我并不是以亲属的身份继承的。”
“那么是以什么身份？”
“以继承人的身份，就是这样……由诺埃尔·多热鲁提名指定的、合法的继承人，因此是受到法典、法律、许许多多的权力保护的。”
我感到有点困惑，思索了一会儿后，我对他说：
“诺埃尔·多热鲁留下了有利于您的遗嘱么？”
“他留下了。”
“给我看看。”
“没有必要给您看，因为您已看过了。”
“我已看过？”
“昨天。大概是在预审法官……或公证人手中……”
我非常生气。
“啊！是这样。但是，这遗嘱完全无效。我有叔叔的一封信……”
他打断了我的话。
“这封信不能使遗嘱无效，大家都会对您这样说的。”
“还有什么？”我大声说，“诺埃尔·多热鲁在承认这封信是有效的同时，只谈到寓所赠给我，围地赠给贝朗热尔。要是有人除我之外有继承权，那只能是贝朗热尔。”
“的确……的确……”那人毫不泄气地回答，“但是人们不知道贝朗热尔·马西涅克怎样了……假设她死了……”
他越说我越气愤。
“她没有死！她不可能死掉！”
“我们假定她活着，”他平静地说，“她可能是被绑架或躲藏起来了。不论怎样，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她还不是成年人，因为她还没有二十岁，因此她不能管理她的财产。从民法的观点看，她只能依靠她的自然代理人，她的监护人，目前就是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是谁？”我焦急地问。
“她的父亲就是我。”
他将头上的帽子脱下来作告辞状，鞠着躬说：
“就是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四十二岁，图卢兹人，酒类推销商。”
我感到强烈的震惊。突然之间，粗暴的事实显现在我面前。这个人，这个可疑的假惺惺的人居然是贝朗热尔的父亲。他是以两个同谋者的名义到来的，他为他们工作，以他的优势为他们效劳。
“她的父亲……”我低声说，“这怎么可能？您是她的父亲……”
“我的天，对，我就是少女的父亲。”他兴高采烈地回答，“这样，在十八个月中，我是诺埃尔·多热鲁遗产的受益者和有用益权的人。只有十八个月！您可以想象，我是如何着急要占有这土地，完成工程，准备好在各方面都配得上我的老朋友多热鲁的5月14日的开幕礼。”
我感到额上滴下了汗珠。他说出了预料中的话。他就是那个舆论早已宣告的人：在一定时刻，有一个人将从黑暗中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