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朝末年，农民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覆灭。又经过持续5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取得天下，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王朝。汉承秦制，继续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加上秦末的连年混战，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封建朝廷财金匮乏，人民群众更是困苦不堪。西汉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统治者积极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企图“借秦为喻”调整统治政策，这就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汉初总结秦亡的教训，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繁苛徭赋，二是严刑酷法。以此为镜鉴，汉朝前期的几代皇帝，秉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贯彻轻徭薄赋、明法宽刑政策，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汉文帝刘恒做得尤为突出，因而成为西汉“文景之治”的开拓者。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第四子，生于刘邦称帝的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生母薄太后，为人谨敬，与吕后相安无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恒被封为代王。代为汉初封国，都城先在代县（今河北蔚县），后迁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刘恒做代王达17年之久。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大封吕氏兄弟及其子侄为王，形成取代刘氏天下之势。公元前180年吕后逝世，诸吕阴谋发动叛乱，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大将军灌婴联合诛灭诸吕，拥戴刘恒进长安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至公元前157年逝世。他继续执行汉初轻徭薄赋、明法宽刑的政策，进一步纠正秦政之弊，安定人心，发展生产，使社会经济逐步繁荣。刘恒死后，其儿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刘恒、刘启两朝近40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历史，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即位以后，便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谋士贾谊上《论积贮疏》，建议朝廷“为富安天下”，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朝廷能劝百姓勤于“务本”（重视农业），好吃懒做的游民也都参加农业生产，人人自食其力，天下自然太平。刘恒十分赞赏贾谊的意见，便在当年下诏劝农，并恢复周朝建立而后长久废弃的“籍田”制度，春天“躬耕以劝百姓”（《汉书·食货志》），鼓励农民勤于耕耘，不违农时，后来这项制度坚持下来，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恒继续执行轻徭薄赋政策，并扩大其范围。在他即位以前，朝廷已将秦时的“泰半之赋”，减为什伍税一，农民负担相对减轻。秦朝滥用民力的弊政有所纠正，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为一个月，生产时间有所增加。刘恒即位后，继续减赋。公元前178年，他下诏免除天下田赋之半，即三十税一；公元前177年，又下诏免除晋阳（今山西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百姓田赋三年；公元前168年，规定只收当年天下田赋的一半；公元前167年，再次下诏，“除民田之租税”，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后10年。文帝又将口赋（人头税）由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仅为原来的二分之一。在徭役方面，他将成年男子一年服役一个月，减为“三年而一事”，削减三分之二。文帝的轻徭薄赋，与农民起义高潮中的无徭无赋相比，只是新王朝对农民的一种“让步”策略，但纠正了旧王朝的繁苛赋役制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农民能从中得到某些现实利益，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在废除苛法严刑方面，汉初诸帝也作出了很大努力。早在公元前206年刘邦占领咸阳时，就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以争取民心的归附。汉兴以后，刘邦为了剪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三章之法不能应付当时的严重形势，便让相国萧何收集整理秦法，制定《九章律》，恢复了秦时的许多苛法。惠帝、吕后执政的16年中，由于大局已经基本稳定，先后采取过一些省刑除苛的措施，如颁行赎罪令，废除三族罪、妖言令，判处重要罪犯，不再株连父族、母族、妻族，说错话也不再当作“妖言”治罪。史称“天下安然，刑罚罕用”。
文帝刘恒即位的当年十二月，即召集大臣商议进一步明法宽刑问题。《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当时君臣的一段对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这样的：文帝说：“法令是治政的依据，目的是用来制止强暴，引导人民归向善良。如今犯罪的人既已依法论处，却还要叫他们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连坐，一起抓来治罪，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希望你们议论一下。”有关的大臣都说：“老百姓不能约束自己，所以制定法令来管理他们。实行连坐，将无罪的亲属跟犯人一起收捕治罪，目的在于牵制他们的心理，使其不敢轻易犯法。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照旧不变的好。”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忠厚老实，处罚得当，百姓才甘心服从。管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这是官吏的职责。如果不能引导他们向善，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加罪他们，便会促使他们干凶暴之事，又怎能禁止人们犯罪呢？我看不出这种法令有何好处，请你们再慎重考虑。”由于文帝的坚持，众大臣只好改口说；“皇帝将大恩大德施加天下百姓，功德之厚，非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们请求颁布诏书，废除连坐法令。”文帝明令废除族诛法、连坐法以后，于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又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他认为古代圣君明主治理天下，专设“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进谏的臣民。如果设立诽谤妖言之罪，臣民不敢畅所欲言，君主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不能招贤任能，所以这种法令应予废除。他甚至认为老百姓诅咒皇帝，也不过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不能以诽谤朝廷治罪，并明确表示“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纪》），这实际上就是给人民以一定的言论自由。
文帝治国10余年后，还宣布废除了肉刑，事情是从一个小女子上书而决定的。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给人治病，病人服药后几天去世，淳于公被控为庸医害命，朝廷下令将他逮捕，押解长安。他有女五人，没有儿子，临行时叹气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伤心哭泣，跟随其父至长安，要上殿求见汉文帝。不得求见，只好上书给汉文帝说：父亲当官的时候，齐国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奉公，现今犯了法，受刑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悲伤人死了之后不可复生，受了刑罚的身体不再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做不到了。小女子愿没入官府做奴婢，以赎父亲受刑之罪，使父亲得以改过自新。上书送到刘恒手里，他颇受感动，说：“……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氏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记·孝文本纪》）
遵照文帝的旨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议定律令，罪当黥（脸上刺字），改为男的筑城，女的舂米，罪当劓（割鼻子），改为笞三百；罪当刖（斩左、右脚趾），改为笞五百。其实笞刑也是一种肉刑，用竹鞭抽打三百或五百次，也使人大多致死或致残，所以《汉书·刑法志》说：“外有减轻刑罚之名，内实杀人。”不过，文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强调“以德化民”，在统治实践中采取一些明法宽刑措施，慎用死刑，废除族诛、连坐之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文帝在位期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对封建生产关系作局部调整；又明法宽刑，对封建上层建筑进行一些刷新。他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与周边少数民族友好相处，因而使天下安宁，黎民乐业。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乃父制定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曾这样描述过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情况：“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西汉“文景之治”的这一派升平景象，是与文帝刘恒的贤能和进取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