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西北军旧军人张之江首倡，后在辛亥元老李烈钧的帮助下，又联合了蔡元培、于右任、钮永建、戴传贤、冯玉祥、何应钦、林森等12人作为发起人，经蒋介石同意，才成立了“国术研究馆”，归国民政府直接领导。
传统武术自两宋以来，一直沦为民间的习练项目，至明清时更甚。它无法与科考项目“弓刀石马步箭”相匹敌，也遭到重视军事技术的将领们的排斥，将其列为“初学入艺之门”，认为不过是“活动手足、贯勤肢体”而已，反不如“一打一刺”的简单棍法在军中受到重视。
当清初江湖社会逐渐形成时，传统武术以其门派林立、各成体系，以及传承中的封建宗法制度等特点，很快便融入了江湖，并在秘密结社及保镖护院、教场卖艺等行当中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从此，传统武术难登大雅之堂，被人称为“玩意儿”，习武人也被称为“练把式的”。似乎也有例外，被习武人津津乐道的是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有武师演武献寿，如李尧臣先生曾演练八仙庆寿剑；还有20世纪20年代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堂会，也曾邀请民间武师献武，李尧臣先生以及先师吴斌楼都在被邀之列。然而这两例不过是在冷兵器结束时代，武术娱乐功能凸显的个例。并不能说明民间武术地位已得到提升，民间武术已摆脱了“玩意儿”的境地。究其原因，是传统武术从来没有得到过官方的重视和领导。
这种现象得以改善，源自民国初叶（十六年）中央国术馆的成立。
（一）旧中国中央国术馆的贡献
关于旧中国中央国术馆的详情，有很多资料、书籍、文章可供参考，不容笔者赘述。笔者只强调几个事实，对中央国术馆做个剖析。
中央国术馆的官办性质
我们都知道，中央国术馆的前身是中央国术研究馆，成立于1927年。是西北军旧军人张之江首倡的。他认为“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将其由民间推向上层”。但他的这个远见卓识并不为当时主管负责人所认可。当他以“国术研究馆”这种学术教育机构向教育部申请备案时，遭到了拒绝。教育部认为武术是“旧玩意，早被淘汰，不能纳入教育系统，一定要提倡，也只能属民众团体”。
后在辛亥元老李烈钧的帮助下，又联合了蔡元培、于右任、钮永建、戴传贤、冯玉祥、何应钦、林森等12人作为发起人，经蒋介石同意，才成立了“国术研究馆”，归国民政府直接领导。
1927年3月1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41期刊载第174号令，是批准成立的公文，确定其全称为“国民政府直属国立南京中央国术研究馆”。简称“央馆”。3月24日，在南京内桥金陵大舞台召开成立大会。最初选址是租借南京韩家巷基督教会的几间房，后迁往南京西华门头条巷6号一幢二层老式洋房。1928年6月更名为“中央国术馆”，成为民国时期主管国术的中央行政机构之一。由此确定了中央国术馆的官办性质：国民政府直属，财政部国库拨发经费，由政府要员担任领导人。
在其组织大纲中规定“省、市国术馆正馆长应推各省、市政府主席、市长兼任，或由省、市政府及董事会推荐资望相当者充之”。曾担任过各省市国术馆馆长的要员有：
北平特别市国术馆，由历任北平特别市长兼任馆长，如王敬三（1930—1932）周大文（1932—1933）袁良（1933—1935）等。副馆长则一直由武术家许禹生担任。
上海市国术馆担任过馆长的曾有张岳军、吴铁城等。
还如，刘湘、刘文辉曾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国术馆馆长；马良、韩复榘曾担任过山东省国术馆馆长；鲁涤平曾担任过浙江省国术馆馆长；何键曾担任过湖南省国术馆馆长；邵力子曾担任过甘肃省国术馆馆长；商震、许兰洲曾担任河北省国术馆馆长；白崇禧曾担任过广西国术馆馆长；钮永建、顾祝同曾担任过江苏省国术馆馆长；吴国桢、贺耀祖、杨森等先后担任过重庆市国术馆馆长……
且看这些正馆长，哪个不是民国赫赫有名的军政大员（有的还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哪个手中不是握有极大的权力？且不论这些正馆长是否真的热爱武术，是否真心扶持武术，只说他们肯于接受正馆长这一职务，便足以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对武术的重视。在国民政府统一要求下，他们就是违心也要做出扶持武术的样子来，也要按时拨放经费，也要过问国术馆的发展状况，从而在社会上造成影响——武术已从民间步入殿堂。将武术改称国术，纳入国粹范畴，与中医（国医）、国画、京剧（国剧）并列为四大国粹，从而大大提高了武术的社会地位和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中央国术馆的积极作用
武术在民间，走的是口传心授的传承路线。如何传习，传习得好坏，全看师父的本领高低和表达能力的强弱。这样的传承方式，没个三年五载，学者恐怕连门都入不了。中央国术馆要将其“由民间推向上层”，焉能还延用民间的传习方式？
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先进的体育运动教育与竞赛形式已经传入中国，并已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中央国术馆积极吸纳这些先进的东西，用以改造民间武术的落后状态。
首先，体现在师资的培训上。他们认识到让武术走上殿堂，需要有大量的师资，让武术得到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所以在学制上，设置了教授班，为自己培养师资。初期的教授班当年入学当年毕业任教。当然学员多是已有武功在身的人，来源于自行招生和各省市保送。1929年教授班定学制为两年，1930年又改为三年。此外，设置了师范班，专为中小学培养师资。设置青年班、少年班，这是从青少年抓起。还有练习班，不收学费，专为面向大众，培养大众的习武兴趣。
那时的中央国术馆也想到了要在大中小学普及武术。1933年年底，当时的教育部曾发函给中央国术馆，请协助编写初中、高中、大学三级武术教材。当时姜容樵先生负责国术馆的教材编辑委员会，在1934年1月3日的会议上，议定先编初中、高中两级教材。初中教材包括五行拳、弹腿、劈挂刀、三才剑。高中教材包括八极拳、八卦掌、梅花刀、昆吾剑。武术开始走向中小学。
其次，体现在科目的设置上。中央国术馆的科目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包括党义（国民党党义教材）、国文、地理、历史、算数、国术源流、国术学、生理学、军事学、音乐。
术科有腿法、拳术、器械科、竞技科、选修科、特别科、军事科。这七门学科中，包含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查拳、新武术拳脚科、练步拳、杂拳、行拳、掇脚（戳脚）、劈挂拳等等，以及刀、枪、剑、棍、鞭等长短器械，气功、红砂手、铁砂掌等功法，还有散打、摔跤、拳击、日本劈刺术等搏击项目。可谓突出专业，博采众长。
第三，体现在组织机构上。中央国术馆的初期结构还不成熟，除理事会、理事长、正副馆长和顾问外，下设少林门和武当门。少林门门长王子平，科长马英图、马裕甫，教授少林拳、八极拳、弹腿、查拳、劈挂拳等。武当门门长高振东，科长柳印虎，教授八卦掌、太极拳、形意拳等。
这种设置沿袭了武术在民间的状态，也将江湖习气、门户之见带进中央国术馆。果不其然，1928年年底，少林武当门户大战，王子平与高振东手搏，马裕甫、柳印虎比试竹剑，结果造成李景林、王子平离职。
1929年，中央国术馆及时改组，组织机构为理事会、监事会、正副馆长、顾问。下设教育处、编审处、总务处。一应设置，俨然西式学堂。从组织机构上，杜绝了民间武术不良风气的侵袭，使其逐步摆脱“玩意儿”束缚，树立“国粹”的形象。
第四，体现在中央国术馆做了几件堪称中国武术发展史上里程碑的事。其一是制定了中国武术史上开天辟地的条例法规。如《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省市国术馆组织大纲》、《县国术馆组织大纲》、《国术国考条例》。依据《组织大纲》，国民政府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的国术馆。至1933年，全国省市、县建立国术馆三百余个，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为解决武术界一盘散沙的现状，为整合纷繁复杂的各派武术奠定了基础。其二是组织全国性武术比赛。中央国术馆主持了第一届（1928年）、第二届（1933年）两届全国国术国考，也就是全国性武术运动会，这也是首开先河的。1929年，由中央国术馆倡议，在杭州举办全国性质的国术游艺大会，则可说是千古一会。中央国术馆从竞赛中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完善竞赛规则，为民间武术的运动化，打开一片新天地。其三是让武术走出国门。除了众所周知的派中国武术代表团出席1936年柏林奥运会之外，还曾多次派团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访问，让世界认识中华武术。其四是编写了大量的教材，使武术教学完全摆脱口传心授的模式。使武术理论得以探讨、研究和发展。
中央国术馆编辑出版专业书籍《写真太师虎尾鞭》、《达摩剑》、《三十二势长拳》、《石头拳秘诀》、《查拳图说》、《青萍剑图说》等，出版《国术旬刊》、《国术周刊》等杂志，向大众宣传武术，介绍武术。这些书籍和刊物皆成为现代武人写作的样本。其阐述套路动作要领的方式，至今未见有人跳出其窠臼。
中央国术馆的表率作用，使各省市国术馆纷纷效法。各地国术馆也编写了大量的武术教材、武术资料，这为十分缺乏文字档案的中华武术充实了许多可供参考、研究的资料文献。
不能全盘肯定国术馆
旧中国的国术馆，由于它官办性质所决定，必然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成为反动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
《国术周刊》第99期《国术与体育论》一文中披露：蒋介石“在讨灭赤匪羽檄频驰的时候，曾表一道通电：……仰各该省于训练民团干部之际，将国术一项，列为主要术科……此外亦宜妥设国术训练机关”。当时各地军阀积极利用武术反共。如当时的湖南军阀何键说“国术军事化，就是绝对的服从命令，忍苦耐劳，也可说不讲理由的服从。……普及各县国术馆，借便训练社会壮丁”。
武术被用来训练反动军队和地方民团。国术馆的毕业生绝大部分输送到国民党的军政警宪中充任下级军官或武术教官（也有少数人投身到人民阵营或在民间从使武术教学），这是它的培养目标。而在日寇入侵的大是大非面前，曾任过中央国术馆教务处长、山东国术馆馆长的马良，曾在中央国术馆主办的国考、上海国术馆主办的国术考试以及1929年杭州国术游艺大会上均任裁判的褚民谊，先后投敌，沦为汉奸，被人称为“南谊北马”。这进一步说明中央国术馆政治上的失败，是中央国术馆的耻辱。
中央国术馆的成立虽努力改变武术被视为“民间杂耍卖艺”的社会偏见，但未能改变武术界的封建思想观念和封建组织形式。民间武术依然在宗派、保守的基点上发展着。
当时，“一般习国术专业的人，不曰某派嫡传，即曰某名师子孙，大有身外无人，兴怃一世之慨”。“为教师者，品格混杂，一般无鉴别之明。多人云亦云，以奇说怪诞相尚，而教师以神秘自居，以招牌兜揽主顾”。民间武术的江湖气使反动统治阶级有可能利用武术来聚众结社，保镖护院，看守财产，镇压民众，霸占一方。充斥于民间武术界的封建思想，封建宗法制度，神乎其神的奇谈怪论，反科学的训练方法没有得到解决。
中央国术馆及地方国术馆对当时民间武术界的现状，是听之任之的，对民间武术界的陈规陋习，不良风气，也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对旧中国的国术馆系统应当有个正确认识。我们不能抹杀中央国术馆在提升武术文化层次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不能把这种作用无限夸大，更不能无视中央国术馆在政治上反动的一面，不能忽视中央国术馆未能改变民国时期民间武术现状的事实。
旧中国中央国术馆使武术从民间走入殿堂功不可没，但作用有限，影响有限，成效更有限。
（二）武术真正从民间步入殿堂
武术真正从民间步入殿堂，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提高了武术运动的地位，提高了武术人的地位。
打一解放起，国家体委就设立了专门的武术管理机构，以后又成立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管理部门。中国武术协会和各省市武术协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武术运动的领导、管理和扶持。国家和地方武术研究院的成立，加大了对武术运动研究的力度。中央和地方的体育大学都设有武术系。普通大学也大多开有武术课。体育专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武术书籍。武术杂志的鼎盛时期在全国有十几家，并于20世纪80年代创造出数百万读者的辉煌。自20世纪50年代起，几乎年年举办各类武术运动会、武术观摩交流大会，80年代后举办了全国武术锦标赛、亚洲武术锦标赛、世界武术锦标赛、国际武术邀请赛。专业武术运动队成绩斐然，为新中国培养出一大批武术人才，为演艺界输送了大批动作演员……这都是武术从民间步入殿堂的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世界认识了中国武术，接受了中国武术。亚洲武术联合会、欧洲武术联合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成立，说明中国武术已然自立于世界体育运动之林。
然而，凡事物都有两面性，凡矛盾都会互相转化。如果武术从“民间玩意儿”步入体育殿堂，地位提高了，品位提高了，却离滋养它的民间土壤越来越远了，这恐怕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吧。事实却真的正在向人们担心的方向发展着。
随着中国武术逐渐风靡世界，武术似乎有了新的分类法，叫做竞技武术、传统武术、散打。竞技武术专指武术竞赛的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这种套路内容统一、结构统一、动作统一、风格统一，技巧性高、艺术性强，便于裁判按照统一规则评分。散打则吸收了许多外国搏击运动的竞赛原则和规则。运动员要赤脚、戴拳套，有时还要戴头盔。评判中的点数计分、禁打部位的严格规定，在体现激烈竞争的前提下，保证了运动员的安全，这无疑是应当肯定的。竞技武术和散打已成为世界级比赛的项目，可说真正步入殿堂了。可与此同时，传统武术则被认为在技击上“不能打”，在技巧性和艺术性上不高，在门派种类上过于繁杂，不利于普及。传统武术还是个“土玩意儿”，还是难登大雅之堂，几乎被某些人士嗤之以鼻了。近20年更是日渐式微。
竞技武术成了阳春白雪。一般业余习武者几乎没有了学会练好的可能。而竞技武术风格单一，缺少传统武术风格多样特点鲜明的魅力。散打虽然保留了武术踢打摔拿的技术，但它给人总的印象更像是改良了的国外搏击术，让业余习练者在公园广场赤脚练习，自然是困难重重，因为它已经是体育馆里的项目了，已经离开了黄土地。
真正留在民间的依然是那些土生土长流传了至少几百年的“土玩意儿”——传统武术。而传统武术在当今汹涌澎湃的文化大潮中已经渐渐边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色彩纷呈的传统武术称霸赛场、独领风骚的场面不见了。如今，习练传统武术的人越来越少，掌握传统武术精髓的人越来越少，传统武术的丰富内容传下来的也会越来越少，那就不能排除自生自灭的危险。再不引起重视，或许会像京剧、昆曲一样需要“拯救、振兴、弘扬”了。
竞技武术是从传统武术中化生出来的，散打也是从传统武术中化生出来的，离开传统武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传统武术在民间有着丰厚的基础，可是从传统武术中化生出来的竞技武术和散打登上了体育殿堂，为什么母体传统武术在步入殿堂三四十年后又重新回到民间了呢？为什么从中化生出来的竞技武术和散打难以在民间普及扎根呢？为什么不能让传统武术的地位既得到提高又保留其扎根民间普及大众的优越性呢？不是提高应在普及的基础上吗？没有普及哪来的提高呢？这些问题本人都无法回答，只是感到武术从民间步入殿堂依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