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诞生是人类从蒙昧、野蛮时代走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中华民族早在5000年前就进入文明社会，汉字的早早诞生功不可没。
关于汉字的起源，众说不一。大致有如下几种：
结绳说
结绳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也有“接绳而治”的说法。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周易》注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西南边陲云南还有结绳记事的情况存在。显然，结绳还不是古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文字，它并没有记录语言。不过，结绳无疑是汉字诞生之前的一种替代记事方法。
契刻说
这是与结绳说相提并论的传说，也是古代广泛地使用过的方法，即“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契”。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记号，即是契刻。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
关于古代契刻的情况，《列子·说符》记载有：有个宋国人，在路上拾到一个别人遗失的“契”，回到家中便把契藏了起来，并偷偷地数契上刻的齿数，以为这些齿数代表的钱数不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对邻居说：“我很快就要发财了。”这段故事说明古代的契上刻的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
仓颉造字说
仓颉造字关于仓颉造字的说法影响最大，古代典籍有很多记载。《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讲：“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鲧作城。”《荀子·解蔽》有：“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又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应，故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简化文字，命用小篆编写识字课本，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西汉时改为隶书，合为一本，仍称为《仓颉篇》。
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有四只眼睛，他看见地上的兽蹄、鸟爪的痕迹，猎人根据这些痕迹告诉他是什么兽、什么鸟留下的，仓颉受到启发，想到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就都能认识了。于是仓颉开始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到了汉代，仓颉被神话，《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为，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争着去做赚钱的商人，辛苦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给他们救急；而鬼也怕变机灵了的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但仓颉造字说是到战国末期才有的，那时人们并不太相信，所以《易》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的。“后世圣人”可能是许多人，因为文字不太可能是一人独创出来的。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系统的文字，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不断创造、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各朝代都有新字，后一朝代的字数要比前一朝代的字数有所增多，就足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氢、氧、氟、氮、钨、硅”等字，就是近代才产生的。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近于神话，但合理的地方在于，这就是文字从日、月等图画中来，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画文字，也可说是象形文字。同时，把史官和整理汉字联系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汉字由原始文字发展至成熟文字的过程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巫和史，大概起过重要的作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显然与巫、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河图洛书与八卦说
这种传说认为文字是神的恩赐，可能是独立发展的文字所共有的说法。相传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始祖伏羲即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卦，创始了炎黄文化。因此，古时常把龙马、神龟与图、书结合一起的图画来象征我们文化的古老源头。“河出图、洛出书”只是初民的神话，它可能反映文字或先于文字的某种符号最先发生在河洛一带，但并不反映文字的真实起源。后世宣扬的文字神赐说，则是为了增加文字的神秘性。
但“八卦说”后来仍有人加以发挥，八卦是用做吉凶占卜的一种特殊符号，具体是指《易经》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由整线“—”（代表阳）和中断线“——”（代表阴）组成。每两卦相互对立，其中，阴阳的对立是根本。宋朝的郑樵在《通志·六书略·论便从（纵）》中说：“文字便从不便衡（横）。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从。”按郑樵的说法，由于八卦符号的纵横变化，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汉字。这种看法很难令人相信。有限的卦爻符号，不管是八卦，还是八八六十四卦，是难以演化出众多的原始汉字的。不过，我们不能排除汉字构形与八卦爻象在文化方面的某些联系。
随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这种看法虽然也还不是定论，但比以上的传说要科学了许多，使人们看到了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的曙光，最终的解决还得寄希望于有更多的出土资料和更多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