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咬牙坚持着，国民党军队却坚持不下去了。
1943年5月，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河南的陵川地区叛变投敌。他们当了伪军，番号不变，只不过把“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换成了“和平建国军”，下辖第四十军、二十七军和新五军。
从1941年到1943年，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纷纷叛国投敌，这也是汪伪“和平军”高速扩张的时期。如果说1941年以前八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日军多伪军少，1941年、1942年间是鬼子汉奸各占一半，那么，1942年以后的伪军数量就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
从那以后，日军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到了1944年，冀鲁豫根据地当面的敌人，伪军居然是日军的十二倍！
国军变成了伪军，唯一不变的宗旨是“反共”。抗战期间，汪伪“和平军”加上“华北绥靖总署”的治安军，总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些伪军基本上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几乎把全部的力量都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沆瀣一气，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挑衅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6月，胡宗南部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这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恶化起来。6月底，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在李仙洲的指挥下，经冀鲁豫边区的单县、曹县，向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方向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已投靠日伪的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也向冀鲁豫根据地开来，军区立刻下达作战命令：“坚决阻击。截住庞炳勋，顶住李仙洲。”
骑兵团首先打击的是伪四十军三十九师，这是庞炳勋看家的老底子。
在战前的动员会上，领导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当了汉奸，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
7月2日，骑兵团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攻击三十九师特务营。
一大早，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列队，准备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打过来，惊慌之下，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四连追着敌人就杀进了村里，其他人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了进去。
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抡着马刀砍，把膀子都甩木了。伪军们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道路跑。刘春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胡同里的空间太小，战马转不开，骑兵容易吃亏。
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村子里面着火了。7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儿就火势冲天，还引起了爆炸。骑兵们守在村子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八路军战士不停地向伪军们喊话：“快缴枪！投降了就让你们出来。”“快点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在沙窝村，刘春雷再次负伤。不过，这次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战士都去救火。大刘正在一户人家的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的牲口棚子烧起来了。有个稀里糊涂的“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动静，厢房却被震垮了，把救火的人全埋在里面。刘春雷的肩膀和手脚都受了伤，被抬了出来。
伤员们在村外的空地上等担架。大刘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糊糊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那位回答说：“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呀！刘春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到底是他被烧糊涂了还是我糊涂了？
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了起来——敢情这位是三十九师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三十九师虽然当了伪军，穿的还是原来西北军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
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大刘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并且还说他当初打台儿庄战役，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春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没多久，担架队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一家伙把刘春雷从坡顶甩到沟底。脑袋摔破了，轻伤变成了重伤。卫生员赶紧跑过来抢救，后勤队队长也气得直骂。
原来，这两个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可搬运的战利品又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候，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捡衣物、粮秣之类的战利品，算是物质鼓励。
地方不同，担架员的性格也不大一样。河北人爱面子，一般先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搞个评比，戴上大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的；山东老乡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老百姓会过日子，看到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农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当然，凡事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躺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不过也总有手脚笨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也没捡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
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没事干，就漫山遍野去捡东西。有个姓傅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情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傅老头选了个洗脸盆子，满意极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两百斤电线到部队来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不要命的。
部队上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如实写，因为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需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手榴弹和子弹也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说到底，咱们八路军总不好意思让民兵同志白帮忙吧。
沙窝战斗后，骑兵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况玉纯政委的带领下配合四分区部队打焦虎集，歼灭了伪二十七军杜淑的独一旅；另一部分由曾玉良团长率领，参加“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些战斗，刘春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七团团长和十一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鲁西南战役已接近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的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
上级决定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五分区游击支队（王道平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游击支队有四百人左右，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游击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觉得后张楼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决定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据点。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骑兵们冲到跟前才发现，地埂上长满了十多厘米高的红柳茬子，像刀子一样插在地上，乘马根本无法接近。
两个连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
敌人关上了寨门，据点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像墙一样陡。三连的战士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游击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三连冲进据点占住两个角，就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守住院子作困兽之斗。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像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
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赵指导员捡起来准备扔回去，可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接着，敌人又投来几颗手榴弹，曾玉良团长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游击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部队立刻撤退，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做好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年仅二十九岁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
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1944年，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才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
19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在会上，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随后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原一连长万怀臣升任副团长。
过了不久，刘春雷送一批纸张到滑县去。当时，四分区的《先锋报》报社在滑县，各种宣传材料也在这里印刷，所以缴获了油墨纸张都往这里送。地方干部很热情，把刘春雷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这儿是个财主大院，有汽油发电机，还有电灯，亮堂堂的，把大刘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家财主可不简单，两个少爷聂真、聂元昂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他俩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的名气好像更大一些。
晚上，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赵紫阳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并立刻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
的确，孙步月的罪行使沙区人民愤恨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后张楼一仗也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打了“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障碍地所阻绝；二、战斗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从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
刘春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沙窝战斗中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游击支队，后来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四团，1945年在收复菏泽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在1943年，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说是八路军，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部队，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账了。
土八路是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也不指望蒋介石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进行无谓的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作战，而土八路则经常需要分散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地方部队就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痛，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了。
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经常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就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虽然一般都攻克不了，但只要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行了；民兵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儿也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老百姓就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以前的破袭骚扰转为了拔点攻坚战，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能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电影里的董存瑞打阻击，能把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1944年，骑兵团配合十一分区在湖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电话机跑过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噼噼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
其次，土八路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连通讯员都转迷糊了，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吗？”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团这边来了都不知道……不要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炼，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打游击的时间长了，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
举典型说：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可正规战是要长途行军的，走远了就散架，掉队的、走错地方的特别多。并且，这些土八路报告个时间也经常是“晌午”、“下午”的说个大概，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也缺手表。
二是爱瞎咋呼，乱报告情况。一看见汽车就喊鬼子来了，既弄不清敌人的来路，也不侦察其种类和数量，瞎估计，“三百”、“五百”地乱说。有一次，新四路（这是一支受共产党改编的地方武装）和敌军接触，刚一交火，迎面飞过来一炮，就咋呼说“敌人有炮队，是大部队”，立马就撤退，结果战斗伤亡才三人，匆忙过河却淹死二十多个。由于情况来得太突然，牵动得军区机关都准备转移，紧急派骑兵团驰援阻击，才发现那不过是从浚县出来的一个“清乡”分队。所谓“炮队”也只是几个掷弹筒而已，被骑兵们几马刀就砍回家了。
对上级乱咋呼，对友邻却不联络。比如，本来协同作战中二梯队应该主动保持与一梯队的联系，特别是夜间作战更要缩短距离，因为二梯队不是预备队，要把握时机、扩大战果。可经常是，老八路攻坚，好不容易冲上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19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村子里本来有一个连队协助防守，可他们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趁机跑过去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在沟里动弹不了。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满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儿上风口一会儿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游击队的战士，“噼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伪军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游击队送去，当做给他们的战利品。他们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这几个小子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
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老八路总是自豪地说：“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有个现象，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的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捡“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捡到一个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他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像骑兵团这样的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19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五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守着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还要等到1946年大练兵以后，这之前的正规化水平都不高。
别的不说，抗日战争，好多人都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大家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像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到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像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像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19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
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