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战国秦汉时期的长期酝酿演变，道教楼观派终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于终南山古楼观。作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宗教团体，楼观派真正创始于梁湛在魏晋之际师事郑法师于楼观，依托尹轨之名撰《楼观先师本起内传》，使楼观道史“别为一传”。梁湛之后，北方高道云集楼观，使楼观成为当时北方道教的重镇，楼观派成为北方道教的大宗。特别是北周武帝年间，救命建通道观，精选北方名僧、高道、宿儒120人居于京师，命楼观道士严达、王延为通道观主，于通道观校定道书，纂《三洞珠囊》藏于观中。由此进一步确立了楼观派在北方道教中的主导地位。道教楼观派的正式形成及楼观道的可信历史，亦应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 道教楼观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楼观派作为道教的一个支派，与道教的产生具有大体相同的时代背景，但又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动荡的政治局势，是道教楼观派产生的根本原因。
东汉王朝自顺帝之后，政治腐败，后党和宦官集团交替专政，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酿成了东汉末年的多次农民起义，其中尤以黄巾起义规模最大，扩及的范围最广。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又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争雄的大分裂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争频繁，南北政权的更替就像走马灯一样迅速短暂。每一次政权更替，总是伴随着一场残酷的大屠杀。在这种政治局势下，不仅广大的下层民众生活困苦之极，就是上层的贵族官僚也感到恐慌不安。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夺取政权完全靠政治阴谋、宫延政变和暴力厮杀来实现，无论是在朝掌权的新贵还是被赶下台的旧党，全都是双手血污，遍体鳞伤。所谓“魏晋之世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面对这种现实，人们都深感人生无常，祸福无门，对社会人生充满了迷惘、恐惧和绝望。人穷则呼天，世乱则言鬼，道教和佛教之所以能在汉魏之际产生和流传，正是当时混乱动荡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楼观内传》卷二所记载的楼观道士，大都是关陇、山西、河南等籍人士，这一带在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北方政治斗争的中心，是历次战争的主要战场，东汉、曹魏、西晋、北朝各代政权的国都大都建立于秦、晋、豫三省。处于这种政治斗争、军事争夺中心地带的士大夫和下层民众，当他们被现实生活逼得无路可走，感到厌世、绝望之时，必然会将终南山的深谷幽岩作为避乱世的安身之地。
《二》社会文化思湘中的神学化倾向，是道教楼观派产生的思想根源。
如前所述，战国至秦汉时期，道家思想曾经历了一个从老庄哲理、黄老政教之术到黄老道、方仙道的神学化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的神学思想又与当时的玄学思潮相结合，借清谈老庄的玄学形式而流行。《楼观内传》卷二所记载的魏晋南北朝楼观道士，一方面日诵五千文，将老庄道论作为根本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将老子、关尹神化，借老子、关尹传道授经的典故和西游化胡的神话，来提高楼观道在道教各派中的地位，并且以药物、符咒作为道士修炼长生、救世济人的主要方法。楼观派的这种修炼方式，同魏晋道教的基本走向是一致的。
（三）早期道教地域性支派的纷纷出现和南北道教的差异对道教楼观派的形成和发展有最为直接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中国道教是在大体相同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大体相同的宗旨和教义，但若具体分析，道教却并不是在同一个地区经由同一个途径产生的，而是由不同的地域经由不同的途径产生的。具有教团性质的早期道教支派在汉魏之际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太平道，一个是五斗米道。《三国志 ·张鲁传》注引《典略》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4.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or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张角拒鹿人（今河北晋宁县西南），太平道的活动范围虽一度遍及青、徐、幽、冀、衰、豫、荆、扬八州之地，但其中心地带则是北方的冀州（今河北中南部）、东郡（今河南a阳）、颖州（今河南禹县）、南阳（今属河南）一带。而五斗米道最初活动的地区则在汉中、巴蜀一带。《三国志·张鲁传》载：“张鲁，字公琪，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鹊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以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又云张鲁曾为益州（今四川广汉）司马，因袭杀张修部众，“鲁家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可见早期五斗米道的根据地在南方的汉中、巴蜀。因为太平道在黄巾起义中曾被起义农民军借用，所以当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太平道也随之被取缔。五斗米道的命运不同，张鲁投降曹操后，拜镇南将军，封间中候，大部分五斗米道徒也随张鲁北迁，另一部分道徒仍留在南方活动。为了避免当权者的疑忌，南北方的五斗米道逐渐弃其旧名而改称天师道，其宗教组织形式、教团成员、教义科仪也随之改变。
在五斗米道逐步改为天师道的过程中，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曾起了重大作用，而南北道教的地域性差异也由此更显明。葛、寇、陆、陶对五斗米道的整顿和改革，既有共同一面，又有不少具体差异。就共性一面而言，他们都是为了使道教的组织更严密、经戒科仪更具体、神仙谱系更完备、修炼方法更丰富，并且都注意缓解道教同当时政权的矛盾。就差异一面而言，主要表现为地域性特色更为突出。葛洪，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于江南望族，是金丹道的主要奠基人。陆修静，亦江南望族之裔，南朝宋文帝时隐居庐山。明帝召至京师。他以“祖述三张（陵、衡、鲁），弘衍二葛（玄、洪）”为宗旨，“总括三洞”，广泛搜集上清、灵宝、三皇等系统的经籍，汇归一流，集前代经戒科仪之大成。陶弘景是陆修静的再传弟子，是道教茅山系（上清派）的真正创始人，他所撰写的《真灵位业图》为天师道提供了最完备的神仙谱系，其重视诵经、清修的修炼方法在天师道中也具有独特的地位。以上以“三张、二葛”开其端，以陆修静、陶弘景总其成的道教谱系都发生于江南，后世习称为南天师道。
当陆修静在南方“祖述三张、弘衍二葛”，将五斗米道改造为天师道的同时，北魏高道寇谦之在北方也进行了一场重大的宗教改革，将迁于北方的五斗米道改造为北天师道。寇谦之在整顿、改革早期道教时，表现了异于葛、陆、陶的明显差异。首先，他明确提出了“除去三张伪法”的口号，自称他的经戒和夭师之位都是太卜所赐、老君玄孙李谱文面授，表现了与三张、葛陆的南天师道别为一宗、另树一帜的趋向。其次，他提出了道教修炼应“专以礼度为首”的原则，主张道教的科仪经戒“大自与世礼相准”，使道教与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化、世俗化倾向。再次，在整顿道教组织、改革早期教义过程中，寇谦之对以“三张”为标志的五斗米道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改造，他公开反对南天师道“父死子系”的道职世袭制度，提出了“诸道官祭酒可简贤授明”“唯贤是授”的原则；废除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认为五斗米道“妄传陵（指张陵）身受黄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寇谦之的上述宗教改革，中心目的当然是为了缓解道教同当时政权及世俗社会的尖锐矛盾，但在客观上却使南北道教的差异更为显明。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地区性道教支派的纷纷出现，为道教楼观派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寇谦之在北方所进行的道教改革，使南北道教的地域差异更趋显明，也对楼观派的别树一帜、自为一宗以最直接的影响。寇谦之所创立的新天师道（或称北天师道）在北魏时由于政权的支持而盛行于北方，但北魏灭亡后也随之销声匿迹。北魏以后，楼观派逐步兴盛壮大，代替了新天师道的地位而成为北方道教的最大一宗。由于北魏曾一度统一北方，大同和洛阳先后为其国都，秦陇晋冀豫是其中心地带，因此，楼观派的产生和兴盛，其早期教义受北天师道影响也最大。魏晋隋唐以迄明清，楼观道内的道职从无父子相继之一例，重视宗教道地域差异更趋显明，影响。寇谦之所创立政权的支持而盛行于以后，楼观派逐步兴道教的最大一宗。由国都，秦陇晋冀豫是其早期教义受北天师德而轻视黄白烧炼，房中术在楼观道内一直受到轻视和排斥，在这些特征中都可以找到寇谦之的影响。
二 北方高道云集楼观
道教楼观派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起魏元帝咸熙初（264年）梁湛事郑法师于楼观，下至北周武帝年间（561-579年）通道观的建置，前后约经历300余年。这一时期的楼观著名道士初见于韦节所撰之《楼观内传》卷二，（韦节生平见于尹文操所撰之《楼观内传》卷三）现存于赵道一编撰的《仙鉴》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朱象先所撰录之《碑记》，并散见于《云岌七签》、《混元圣记》、《高道传》和《紫云衍庆集》，《广弘明集》对北周间楼观事迹特别是通道观的建置过程有较具体的记载，（魏书》《晋书》、《周书》、《隋书》、《长安志》和《陕西通志》等对这一时期的楼观事迹和人物也有涉及。现谨参照以上资料，综合比较，选择取舍，略予耙梳，述魏晋南北朝间楼观道士及其事迹于后。
（一）楼观派的创始—梁湛、王嘉、孙彻、马俭
梁湛之名虽不见于道书以外的其他史籍，但其所撰的《本起内传》曾被后世反复称引、续作和广泛引用。梁湛之弟子王嘉《晋书 ·艺术列传》有其传，所述生平事迹与《楼观内传》王嘉传基本相同。据此，应相信梁堪、王嘉史有其人，确为魏晋间楼观道士。
据《楼观内传》载，梁湛，字考成，京兆扶风人。魏元帝咸熙初，梁湛师事郑法师于楼观，履道有年，时年17岁。他早年博通经史，善阴阳占候之术，志向高邀，慕神仙之道。胜仁而和，人皆乐之。晋惠帝永兴二年，老君命太和真人尹轨降于楼观梁湛之室，乃尽以弟子之礼师事之。一月之后，尹轨授以《日月黄华上经》、水石丹法、炼气隐形之术，并授《楼观先师本起内传》。梁湛依法修炼，精勤不懈，三年丹成，身轻如羽，颜如婴儿，由此钦奉之人日多。梁湛厌其纷扰，乃深人终南幽岩，独守寂静。东晋元帝大兴二年（319年），于终南山南峰白日升天。梁湛是见于载籍的第一位楼观道士，他托名尹轨所撰之《楼观本起内传》，使楼观道史“别为一传”，是楼观道士自创一派、自立一宗的主要标志。因此，梁湛应是道教楼观派的真正开创者。郑法师事迹未见于其他道书，大体可信其为魏晋间楼观道士。
据《晋书》王嘉传及《楼观内传》王嘉传载，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其人滑稽诙谐，形貌丑陋，外若不足，而聪慧内明。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自隐于东阳谷，凿岩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师事楼观道士梁湛，结庵庐而居。后来其门人闻而复随之至，王嘉又迁居于倒兽山。符坚闻其名，累征之而不出，公侯以下咸亲参渴，好尚之士莫不师宗之。他神明洞彻，事多先见，人问以当世之事，随问而答，好为譬喻，状似戏谑，而事过皆验，人皆以为神明。于是诸国竞以礼聘，四方咨访者不绝。符坚将南征，遣使问之，嘉答臼：“金坚火强”，再不出一言。符坚不明其意，又遗使问国运如何，嘉答日：“未殃”。第二年，符坚90万大军果然败于准南a水，坚逃回关中，为姚lz所杀。这一年为癸未年，所谓未年有祸殃也。姚袭人长安，逼王嘉随之，每有事则浩之。姚某与符登相持争天下，间王嘉他能否取得天下，王嘉日：“略得之。”袭大怒，遂斩王嘉，时年87岁。符登闻之，设坛吊祭，赠以太师。或云王嘉被杀之日，人有于陇上见之。“其所造有《牵三歌徽》，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今世”指唐代其书尚流行于社会。韦节于北周帝天和四年解化，由此可以推测，唐房玄龄撰（晋书·王嘉传》在韦节之后，故《晋书》所述王嘉生平事迹或即取材于韦节《王嘉传》。而《晋书》记载王嘉著作唐世犹存，足证王嘉其人其事之不诬也。
孙彻，字仲宣，乡里不详。前赵光初中（318-329年），时年十八，隐居终南山师事王嘉，先生与之出处，时人皆呼王嘉为炼师，孙彻为小炼师。后王嘉迁去倒兽山，孙彻仍继续于楼观居止修炼。彻为人纳于言而敏于行，外视若愚而中养素，机智不张，惟事韬晦，人莫能测之。人有所问，不以言语告之，但示以颜色，使人悟其吉凶。终日合目端坐，人有侮之者，亦不怒，谦柔以待之，使其自悔悟。其弟子马俭曾修召神御鬼之术，人多来求之，孙彻诫之曰：“夫法术滋广，风声外扇，擅能引暄，翻累明真。”这种轻法术、重内修的观点对楼观道深有影响。前秦建元八年（372年）解化，时年70余岁。孙彻之弟子马俭、再传弟子尹通都是楼观派的重要传人，对楼观派在北朝的兴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故北朝楼观道士对孙彻屡有称引。
马俭，字元约，京兆扶风人。年十六即博通经史，兼长风骚文词。前秦甘露年间（359-364年），披度人道，时年十八，隶籍楼观，师事真人孙彻。彻授之以《道德经》、《灵宝经》及五符真文、三皇内文。马俭善法术，精于遁甲占候、草木方药、断谷、行气导引，能召神幼鬼，制御群邪，无施不验。姚裴闻而奇之，遣使往召。其师孙彻诫之，以为法术非修道之本，名声外扬容易招祸。马俭大悟，称疾不出，从此志道益坚，专修道德，远近之士纷纷集于门下。北魏太武帝大延五年（439年）羽化返真，时年98岁。临终诫其弟子尹通F！：“吾平生所修所感，当秘之勿泄也。”
（二）北方高道云集楼观。楼观派初步形式—尹通、尹法兴、牛文侯、王道义、毋始光
从北魏太武帝到西魏的100多年间，北方高道尹通、尹法兴、牛文侯、王道义、毋始光等数十人云集楼观，他们一方面道术相忘，共畅玄旨，一方面又大修观宇，广购道书，因而使楼观道风广被，朝野钦奉，终于使道教楼观派基本形成，成为北方道教的最大一宗。
尹通，字灵鉴，传说为尹轨之后裔。幼从儒学，经史子集之书无不博览。然而每于读书之余，感叹人生如万物幻化，生死无常，因而真心向道。因钦慕高祖尹轨之仙风遗德，不畏战乱，于26岁时冒惊险而至楼观，师事马俭法师，时在北魏太武帝始光初年（424年）。尹通对其师服事精勤，多年无少怠懈。好服黄精、雄黄、天门冬等药，积数十年，形体清爽，性亦倍加敏慧，每以草木药方为人疗疾，无不效验。时武帝好道，钦敬尹通之名，常遣使者以香烛之礼助其建斋行道。由此四方高人胜士至楼观求玄间道，朝野绪绅请渴不绝，车骑填门，冠盖溢路。当此之时，又有尹通之侄尹法兴、陇西牛文侯、姑射山王道义等40余人纷纷自远方而来，共居楼观，’使楼观规模极一时之盛，仙风广被北方。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尹通解化，年101岁。
牛文侯，陇西人。自幼性识颖悟。博通经史，学洞古今，尤深于老庄之旨，至于天文地理，无所不综。善诲人，每因人性情之异而教之，或导以忠孝，或戒以罪福，或禁以符录，皆能使人化恶为善。人有贫困急难则密济以财物，不留姓名，不图人报。北魏末与尹通、王道义等同居楼观，共畅玄旨。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39年）解化，时年82岁。牛文侯有高弟二人：王道义和毋始光。
王道义，并州（治所在今山西晋阳，汉武帝时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人。早年博览群书，兼通纬候。后闻终南山有尹喜修道之所，遂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率门弟子七人自姑射山（在今山西临汾西，《隋书·地理志》载：“临汾有姑射山”。郝m行《山海经笺疏》载：“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来楼观，师事牛文侯先生，其时楼观修道之人日众，王道义乃率楼观道众及工役之人约百余人大兴土木之工，修建观宇。当时秦始皇所建老子殿尚称宏丽，未有改作，此外一切殿宇庙坛，全部予以重修，使之一皆鼎新。工役结束后，又以观中所余资财命门人广为购集真经万余卷，珍藏观中。这是楼观派创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举，为后世楼观道精研道书、完善楼观道的教义和经戒科仪奠定了基础。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508--511年）王道义先生返真。牛文侯的另一弟子毋始光，《仙鉴》无传，《碑记》所录甚为简略，略谓：毋始光法师，猜氏（古地名。西汉时始置为县，治所在今山西临猜县）人。幼通坟籍，旁求象纬。且乃高蹈物外，来居楼观，师事牛文侯先生。先生为之讲解五千言要旨，谓常道无形无象，不见不闻，唯默识者可以得之。毋始光一闻之下，释然通悟，口诵身行，于是理符事顺，执古道以御今，无往不达，生卒年不详。
（三）陈宝炽离弟辈出，王延、严达主持通道观—陈宝炽、王延、严达、李顺兴、侯楷、于章和“田谷十老”
陈宝炽及其弟子王延、严达、李顺兴、侯楷，再传弟子于章，皆北朝末期北方道教之高士，北周武帝诏王延人京师长安校定道书，救置通道观，命王延、严达主其事，诏选楼观高道十人为通道观学士，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观道发展史已经进人高潮。
陈宝炽，时人号为贞it（或名正a）先生，颖川（秦始皇始置颖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县，东魏时移治所于颖阴，即今河南许昌市）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隶籍楼观，师事王道义法师，时年21岁。道义法师羽化后，游华阴遇陆景真人，遂受秘法，复归楼观。宝炽为人抱负弘阔，人莫能测，修持道法，每有奇验。善驯虎，常有白虎绕其左右，导从往来。人人观或有恶意者，其白虎则怒触观中槐树，使恶人惊逃。西魏文帝闻其异，招至便殿，间以驯虎之术，宝炽乃以驯虎之术喻治国化民之道曰：“抚我则厚，虎犹民也；虐我则怨，民犹虎也，何术之有？”意思是君民关系犹如人虎关系，治民犹如驯虎，君主若以安抚教化的态度待民，民众就会对君主寄以厚望而归顺，相反，若以暴虐之政待民，民众就会像猛虎那样怨恨发怒，引起天下大乱。文帝对宝炽的对答极为满意，当时的太师安定公及朝士大夫皆从而师事之。大统十五年（549年）三月十七日，宝炽法师谓门人曰：“吾昨梦仙官召，不果久留。来何为欣，去何为枪，生死道一，梦觉理均，尔等体之，无或悲矣！”言讫奄然而化，年七十有六。文帝诏溢为贞a先生。楼观之左今有古槐树，人号为老虎木，传说即宝炽先生时之遗物也。
王延，字子玄，京兆扶风人。年才9岁即好道，于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人道于楼观，师事贞鳃先生，与李顺兴相友善，时年18岁。后复游华山，师事华山云台观焦旷真人。据《仙苑编珠》卷下引《楼观传》，及《西岳华山志》载，焦旷字大度，本为茅山道士，北周武帝钦敬其道，乃拜为帝师，于华山起造白云宫，太平宫，于华山谷口置云台观，安置焦旷真人。王延人华山后，与焦真人同居石室，餐松饮泉，绝粒幽处，希求真道。北周武帝闻王延之名，特遣使召之。焦旷真人对王延说：“世道陵夷，伫君拯援，可应诏出以弘大道教，吾自此逝矣。”王延来至都中，日久请还华山，武帝乃诏命修建其所居观宇。此后武帝因沙门泛滥，诏令澄汰，又牵连于道教，但因素重王延，仰其道德，复诏延至京，探问道要，并“诏云台观精选道士八人，与延共弘玄旨，又救置通道观，令延校三洞经录，藏于观内。延作《三洞珠囊》七卷，凡经传疏论八千三十卷，奏贮于通道观。至隋文禅位，置玄都观，以延为观主。”（见（云岌七签》卷95《尸解》）隋文帝开皇六年，以宝车迎王延至大兴殿，帝亲自斋戒问道，并亲受智慧大戒，于是授延以道门威仪之职，号威仪法师，当时之公卿大夫如苏威、杨素等皆北面执弟子礼。仁寿四年（604年）委化于长安玄都观，临
终前对其嫡亲弟子日：“道应帝王，吾宗不渭。何归休乎！”反映了他想离开京都，返居深山，弘扬道教的强烈心愿。王延对中国道教和楼观道的最大贡献是校定道书，这是道教史上汇编道书为藏的最早尝试。他所编的（三洞珠囊》七卷今虽佚亡，但《道藏尊经历代纲目》著录云：“后周法师王延&；lt；珠囊经目》藏经八千三十卷”，与《云岌七签》和（仙鉴》所述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证明王延校定道书，汇编《三洞珠囊》七卷的事迹是真实可靠的，它对唐宋元明汇编《道藏》之事必然会发生重大影响。
李顺兴，京兆（治所在今西安市）人。幼年好道，11岁即隶道士籍于楼观，师事贞ft先生陈宝炽，与王延相友善。常诵大洞经，勤久不息。宝炽乃为之立坛授五千文和《黄庭经》，顺兴虔诚诵修。后人深山遇三大仙人，顺兴问之以形神同举、白日升天之法，仙人授之以真经三卷及炼丹脱胎之法，顺兴依法勤修，六年不懈，年十七而道已成，分形藏影，变化莫测，时人称为李圣师。西魏文帝闻其名而召之，使其赴汤蹈火，分身出游，皆有奇验，于是朝野钦信。大统六年（540年）托疾而化，时年仅36岁。
侯楷，字法先，京兆人。14岁即精修老庄之学，志趣高妙，独立超俗。北魏宣武帝正始中（504一507年）人道于楼观，师事陈宝炽先生，时年19岁。侯楷侍奉师席30年，精勤不懈，法师为之授玄文秘诀，因此师徒相得，共修道要，曾就修道之士是否必须离家人山进行了深人论辩。法师尝教诲侯楷云；“汝虽秉心励节，于道不懈，苟非栖隐山林，未易有得也。”认为离家人山是修道的必要条件。侯楷对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林？”认为道就在自己心中，只要诚心向道，在家亦可修炼，不r一定非人山林不可。法师复对曰：“吾亦知道无不在，然人间修之，时亦有得。但古来仙者，多托岩0，成真之后，出而同尘。？？汝今景慕希夷，人山乃其宜也。”坚持只有隐居山林幽岩之中，才能达到证真成仙的高深境界。但侯楷又提出了离家人山同世俗伦理的矛盾，怀疑“人山虽可存真，然远违几席，宁追科律之责耶？”认为人山修炼虽可以得道，但却远离父母不能尽到孝养的伦理责任，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其实是佛教的出家制度及道教的离家住观制度同中国古代世俗伦理的一个共同矛盾，也是儒家借以责难宗教的主要论据。对于这个矛盾，佛道二家虽一再予以调和缓解，但其实无法彻底解决。因此，陈宝炽也只能劝导侯楷说：“道非知之难，行之难也。果能始卒无替，道在中矣。”陈宝炽、侯楷师徒的这一次论辨，是楼观道史中有关道教离家住观制度最早出现的史料，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陈法师羽化后，侯楷乃深人寒谷、结庵而居，其地有清泉环绕，三松覆被，乃名之为兰松观。其门人后亦追往集之，木食涧饮，道术相忘，怡然有巢许之风。侯楷常以经录符咒为人驱邪镇鬼，治病疗疾，多有效验。后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解化，年86岁。
侯楷之弟子于章，字长文，扶风人。年七岁即喜《道德经》，父母从其所好，遂令他受业于侯师门下，西魏文帝大统九年度为道士。于章侍奉师门14年，勤苦不怠，法师感其诚，为之开解三洞众经要法，其平生道术尽予相付，于章乃精严其事，诵修不懈。后周武帝建立通道观，令精选楼观高道10人人观，于章亦获人选。至周静帝时，卜居于楼观西岭下，食气服药，修飞章吞符之法。隋文帝开皇十七年，遇皇化丈人、太极真公，得受六十甲子、五帝五岳符印136种，及天地源流、置坛法式等，于章一一记之，撰为（起序》。隋扬帝大业十年（614年）羽化，年八十二。
在陈宝炽所传楼观高士中，王延、严达、李顺兴、侯偕是最突出的四位。王延、李顺兴、侯楷已述之于前，次述严达于后。
严达，一字道通，扶风人。自幼即有方外之志，常以花果献于道祖诸像前。北魏孝武帝永兴年间人道时，年二十。楼观侯楷法师见而器之，常于斋真之暇，为严达讲授大经，于是学穷经籍，玄学淹博，为当世之士兵所重。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72-577年），诏王延、严达于便殿。当时武帝已下令沙汰释门僧人、并下公卿议减省道观道士。帝以严达为当世高道，乃问之曰：“道与释孰优？”严达对日：“主优而客劣。”帝复问：“主客奚辨？”严日：“释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帝又难之日：“客既西归，主无送耶？”意思是今日国家既已沙汰佛门，道教岂可独存。严达对曰：“客归则有益胡士，主在则无损中华。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意思是佛教原来就是西方（此处指印度和西域）土地上所产生的宗教，它东传中华后对当地的作用自然不及道教作用之优越，因而予以沙汰是应当的。道教本来就是中华产生的宗教，何必因沙汰佛教而波及到道教呢？严达实际上是建议北周去佛而存道。周武帝虽赞赏严达言辞机敏，理不能屈，但为了平息尖锐的佛道之争，仍然下令在沙汰佛门的同时对道观数目予以减省。出于对严达、王延等高道的敬重，武帝“特为法师建通道观于田谷之左，复选楼观之士十人，稗共弘真教。”于是严达“遂与王延、苏道标、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乐、于长文（即于章）、张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术相忘，同乎出处，世号田谷十老。”隋文帝开皇年间，对佛道二教兼予优礼，诏命严达重修楼观殿宇，度道士满120员，场帝大业五年（609年）三月十七日，在周法师鼓琴声中欣然返真，终年91岁。
北朝末期的楼观道士，除上述诸人外，见于各种道书的还有尹起、张法乐、张通等。尹起、张通事迹，《仙鉴》和《碑记》俱无传，其事附见于《仙鉴》卷三十“张法乐传”。据该传记载，道士张法乐，南阳人（今属河南）。幼而学道，性悦泉石。才及成童之年，就托迹楼观，师事尹起法师。法师以其道业精勤，遂为之立坛盟誓，尽付道要。后乃隐居于耿谷之左。谢绝人事，日诵五千文，炼形养气，抱一守真，乐道忘怀者凡三十年。修道既久，灵慧自通，其所居洞庵云绕霞集，时人号之为云居观。西魏废帝三年（553年）三月，对弟子张通臼：“我虽幽感，奈功德未就？？当委形厚土二百余年”，乃凭几而化。由此可见尹起、张法乐、张通师徒同陈宝炽、王延、严达是大体同时居于楼观的道士，只是传承关系不同而已。
（四）韦节续撰《楼观内传》（卷二），使魏晋南北朝楼观道史历历可考
魏晋南北朝间楼观派的历史，俱见于韦节续撰的《楼观先生本行内传》（卷二）。据朱象先《碑记》节录，《楼观内传》卷二记载共十人：梁湛、王嘉、孙彻、马俭、尹通、王道义、毋始光、陈宝炽、李顺兴和张法乐。王延、侯楷、严达、于章等人虽主要活动于南北朝时期。但其卒年均在韦节卒年之后，故不在卷二所传十人之内，其生平事迹见于尹文操续撰之《楼观内传》卷三。对韦节其人，理应在此予以叙述。
韦节字处玄，号精思法师，时人呼为关西夫子，京兆杜陵（西汉宣帝时始置杜陵县，治所在今西安东南）人。其家本为名族，藏书甚富，达万余卷。韦节自幼好古书，经传诸子无不通览，旁通占候之术。他少年有名，据说14岁时即被北魏孝武帝选为东宫侍书，孝明帝即位后出守鲁郡。孝庄帝时，因闻A山有隐真道士赵静通，求为阳夏太守。赴任不久，即人A山礼渴赵法师，辞官人道，法师授以三洞经文秘诀。后赵法师云游泰山，韦节乃隐居于华山。饵服黄精、白术、丹药，修三一、雌一、八道九真之术，诵读《黄庭内景经》、《智慧消魔经》，时人号为华阳子。韦节一生长于著述，撰有《三洞仪序》、《妙真经注》、《西升经注》及老子、庄子、列子、周易、论语、中庸、孝经注论百余卷，当世之士乃称他为关西夫子。因读《楼观本起内传》，遂生续作之志，乃集梁湛之后魏晋南北朝间楼观道士10人生平事迹，续撰为《楼观先生本行内传》，即后世流传的《楼观内传》卷二。周武帝闻其名，尝亲幸其观，设坛受灵宝五符真文。因韦节撰有《精思法》，武帝乃赐号日精思法师。时有南陈使者周洪正出使北周，因素钦韦法师之名，欲当面礼渴问道，武帝乃召韦节至京，命座演教，韦节与之论天人之理，内圣外王之道，剖析精微，周洪正闻而叹曰：“此三界杰人，非止二国之可仰而己！’帝乃复赐号曰玄中大法师。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年）寂然解化，时年73岁。综观韦节一生著述，其思想儒道兼综，理通天人，对唐宋以后楼观道有重大影响，其《楼观内传》卷二更是魏晋南北朝间楼观道史的系统著作。
综合以上所述，魏晋南北朝间见于载籍的楼观道士共计28人，其中《楼观内传》有传者16人，附见于他人传记者12人。上述28人的生卒年（或生活年代）及师承传授关系大都比较明确。兹据此列魏晋南北朝楼观道士生卒年及传授表于此：
郑法师：魏晋间楼观道士。
梁 湛：？-319年，师郑法师。
王 嘉：约307-393年，师梁湛。
孙 彻：约300-372，师王嘉。
马 俭：342-439，师孙彻。
尹 通：399-499，师马俭。
牛文侯：458-539，师尹通。
王道义：？一约510，师尹通。
尹法兴：与牛文侯、王道义大体同时，尹通之侄。
毋始光：？，师牛文侯。
陈宝炽：479-549，师王道义与华阴陆景。
李顺兴：505-540，师陈宝炽。
侯楷：488-573，师陈宝炽。
王 延：520504，师陈宝炽。
严 达：515509，师侯楷。
于 章：53351，4，师侯楷。
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张法成、史道乐、伏道崇、苏道标。与王延、严达、于章大体同时，总称田谷十老。
尹 起：北朝晚期。
张法乐：约500-553，师尹起。
张 通：张法乐弟子。
游法师：隋唐道士巨国珍之师（见《仙鉴》卷三十巨国珍传。）
韦节：497-569，师禽山赵静通。（因撰（楼观内传》卷二而被列人楼观道史）
三 通道观考
通道观的建立及王延、严达主持通道观，对北朝时期的楼观道实为一大盛事，它集中反映了楼观在北朝道教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关于通道观的地址、成员和性质，当时的道经、佛典记载已很不一致，至今仍有不少异说，因此，有必要对此予以专门考辨。
第一，通遒观的地址
关于通道观的地址，古代史料已有两种记载。
《碑记》和《仙鉴》记载通道观的地址在楼观。《碑记》严达传记载周武帝于建德年间，召严达于便殿，问以佛道二教的主客、优劣之辨，严达以主优客劣、去佛存道答对，“特命于田谷旧隐（按指严达在楼观的隐修旧居）建通道观，并选高道十人以居之，故世号田谷十老。”《仙鉴》严达传亦云武帝在沙汰释门、减省道观时，出于素日对严达的敬重，“特为法师建通道观于田谷之左，复选楼观之士十人”居于其中。《碑记》和《仙鉴》的这种记载都本于《楼观内传》，据此可知通道观建于楼观的田谷之左，其地曾为严达隐修之处，这种观点是以《楼观内传》为根据的。清毕沉《关中胜迹图志·名山》载：“田谷在周至县东南只十五里闻仙谷之东。”今日田谷内仍存有“十老洞”旧址。从楼观说经台东行四里有田谷口，由田谷口人山南行五里有板庙，由板庙前行六里就是“十老洞”遗址。今日当地山人尚能述说数十年前洞中塑有十老像，昔日洞中香火供奉年年不绝。这些现象说明，王延、严达等田谷十老在后世楼观道士及当地民众的心目中是很受敬重的。
《混元圣纪》、《云岌七签》和《长安志》均记载通道观的地址在长安。据《混元圣纪》卷八载，周武帝诏除佛教、大减道观之后，一日“忽见黄衣使者自空持玉版丹书下降”，谴责武帝废a“大道经教”是“自绝于天”。“帝惊惧累日，乃复建通道观于都城（按：即长安），命严达主之”。该书还征引武帝诏书云：“今可立通道观于都城”。《云岌七签》卷八十五王延传云武帝下诏澄汰佛道后，因“素重于延，仰其道德，又召至京，探其道要。？？又救置通道观，令延校三洞经图，藏于观内”。前文言召王延至京，后文称将王延所校道书藏于通道观内，则通道观应在京内。宋敏求《长安志》卷九云：“玄都观，隋开皇二年自长安故城徙通道观于此，改名玄都。”明确记载隋代玄都观（在大兴城南崇业坊）是由前代的通道观迁址改名而兴建的，通道观旧址在“长安故城”。以上三种史料皆记载北周所建通道观地址在长安。
上述两类史料对通道观地址的记载从表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但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况，其实并不矛盾。
综观以上史料，我们认为，武帝初建通道观，其地址应在长安城内。因为长安为北周京城，当时周武帝既已召王延、严达至京问道，校定道书，因此设通道观安置王延、严达，自然会就近取便，以在京内为宜，舍近求远于理不通。但是，由于通道观的两位主持者王延、严达终究系楼观道士，通道观学士中的io人为楼观的“田谷十老”，因此，通道观成立后，不少道法活动自然会经常在楼观举行。在这种情况下，楼观道士把楼观或田谷径直称作通道观也在情理之中。为了便于活动，武帝下令增建严达的田谷旧居或楼观殿宇，以楼观作为长安通道观的别址，亦习称为通道观，也是完全可能的。《楼观内传》严达传记载楼观（田谷）建有通道观，绝不可能毫无根据。总之，通道观初建于长安，长安是其主体部分，楼观建有通道观别址，日常活动可能经常在楼观进行。
第二，通道观的成员和性质
出于各种原因，古人多认为通道观的成员为道士，性质为道观。首先，通道观定名为“观”，人们易于望文生意，断定为道观。其次，出于扬道抑佛的心理，道书也乐于称通道观为道观。再次，由于周武帝虽下诏同时沙汰释门、减少道观，但终究有偏袒道教的倾向，不少高僧对周武帝心存怨恨，所以也竟然将通道观视为道观。唐释道宣在《广弘明集》中的“叙周武帝更兴道法事”及“叙任道林辩佛道事”两条中。认为周武帝救置通道观，“所学者唯是老、庄，好设虚谈”，“并选李门人（按指修老庄之学的道士）有名当世者？？名通道观学士”。即认为通道观学士都是老子门人，所学全是老庄之书。汤用彤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四章中首先对通道观的成员和性质予以考辨，力证南北朝至隋唐佛典所述通道观事，多出于对武帝毁佛之不满，故其记载常常片面失实。他认为：“通道观之设，所以谋大道之统一，息争端之迭起。”“道宜《广弘明集》指周武帝立通道观为复兴道教，非是。”此论深得武帝设通道观的本意，也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日本学者洼德忠在《道教史》一书中提出，通道观实际上是周武帝设立的“国立宗教研究所”，是宗教学术研究机构，并非道观。此说也颇具新意。但该书说通道观中并“无一名道士”，未免持论过当，不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通道观的设立过程、成员及其性质，《周书》、《隋书》、《资治通鉴》、《广弘明集》及《续高僧传》等书中均有涉及。现谨据以上史料，述通道观的设立过程、成员、性质于次。
周武帝设立通道观，实际上是沙汰佛道二教后的一种善后措施。通道观的120名学士中，史有记载的儒、道、佛三家均有，故非道观。佛道之争，在北朝自北魏以后就屡有发生，愈演愈烈。周武帝即位后，政治上最重儒术，宗教政策方面以兼礼佛道、先道后佛为基本方针。但由于佛道之争由来已久，无法避免，周武帝从天和年间到建德年间曾七次下令三教辩其主客优劣，以定异同先后。时有蜀郡公卫元篙和道士张宾屡次奏言上书。谓中国自古本无浮屠而国常安，齐梁以后浮图盛而国运衰，建议尊儒道而废佛法。针对卫元春和张宾的言论，沙门高僧慧远、道安、任道林等也纷纷著书或上表，力斥道教经论之伪妄，对卫、张予以猛烈攻击，甚至在上书中触及武帝本人，语涉不敬。周武帝一怒之下，乃于建德三年五月下救并断佛道二教，令沙门与道士并皆还俗为民。（以上见《周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一七一）同年六月，复下令救置通道观，其诏文曰：“至道弘深，混成无纪，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愈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经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录，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并宜弘阐，一以贯之。”（见《广弘明集》叙周武帝更兴道法事）诏书认为，至道本来只有一个，儒、道、佛各派都是从至道中分化出来的。建立通道观的目的是为了对三教“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使三家会归一体，息止争端，以便同时发挥它们教化百姓、辅助国政的作用。正是从这种目的出发，通道观成员并非纯为道士，而是儒、道、佛三家中的名士兼而有之。据《广弘明集》记载，通道观“于时员置百二十人，监护吏力各有差。并选择李门人有名当世者，着衣冠笛履，名通道观学士。有前沙门京兆樊普旷者，澎淳诱诡，调笑动人，帝颇重之，召人通道”。可见《广弘明集》也承认通道观学士中有“沙门”僧人参加。该书又云，当通道观成立后，当时高僧任道林曾上表周武帝，表云：“邺城（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义学沙门十人并聪敏高明者，请预通道观。”任道林自已就向武帝推荐了十名沙门义学名士加入通道观。“上（按指武帝）览表即日：卿人通道观大好”，劝任道林本人也入通道观。除沙门义学僧人外，一些儒学高士也被选为通道观学士。《隋书》卷五十一长孙炽传载，长孙炽祖父、父亲在北魏、北周皆官至刺史，封侯爵。炽自幼聪敏，广涉群书，兼长武艺。“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观学士。炽应其选，与英俊并游，通涉弥博。建德二年，授雍州仓城令，寻转周至令。”后官至大都督，可见通道观学士中有的人原为儒者，选人通道观后又可调出复任文武职官。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设置通道观是周武帝澄汰佛道二教后安置高道、名僧的一种善后措施。它的主持者和绝大多数成员是道士，但也有不少沙门义学僧人和儒学英俊。它的基本性质是国家宗教研究机构，目的是研究儒、道、佛三家的教义及其相互关系，为北周政权提供如何对待儒、道、佛的思想原则。但由于周武帝有尚道法、好玄言的倾向，楼观高道严达、王延又任通道观的主持，因此，通道观的设立在客观上的确有利于道教，大大提高了楼观派在北朝道教中的地位。
X X浓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楼观派的形成时期，梁湛撰《楼观本起内传》反映了楼观道士在道教早期诸派中已有自立一派、独树一帜的自觉意识，使楼观道史从此开始“别为一传”。北方高道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纷纷云集楼观，使楼观派的教团组织迅速形成、壮大。通道观的建立，王延、严达主持其事，田谷十老进人通道观，确立了楼观派在北方道教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楼观派成为中国道教在北方的大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