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一正一反”的道理。想尽办法要控制冀中：从单纯军事占领和“讨伐”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进逼的所谓“总力战”；从简单的点、线封锁到点、线、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的“囚笼政策”，从分区进行粗放的“扫荡”，到逐块实施稳打稳扎的“蚕食”，残暴的法子用了，怀柔的法子也用了。雷电般的猛烈行动试过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机关算尽，心机费尽，仍没最终如愿。最后只好大动干戈，来了个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如同一位老人谈到的，“五一”大“扫荡”也是说明日本人没别的招了，只好最后来这么一下子。
冀中，当年日本军队的将官们，一想起这两个字，就头痛，就心
1938年到达冀中大清河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队痛。他们不明白在这铁路、公路交错，又屡经“讨伐”、“扫荡”的地方，怎么还能存在抗日力量，一想起来不能不头痛。他们很气恼粮食、棉花、人力等“帝国”急需的东西老是可望不可得，一想起来不能不心痛。何况，冀中的抗日力量还不断地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又使得日本人血流不畅、呼吸紧张，肌肉受损。看来，冀中对日本人的“健康”威胁真是太大了，无怪当年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干脆把冀中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么也不能容忍这块“癌”生长下去，又是“吃药”，又是“化疗”，都无成效，最后只得来个大“手术”。
杀气，是愈来愈重；危险，是愈来愈大。
魔鬼的脚步是怎样越来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泽东讲，那时日本人对抗日根据地并不重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部。日本人这时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区，日本人仅占据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对冀中广大乡村还暂且顾不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天。这一段时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37年11月，“我党我军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县城”，“冀中平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1938年秋，日军回师华北，至1939年春，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日本方面承认，当时，“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与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不过，这时日本人已意识到，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结束，正规战、阵地战告一段落，中国军队已“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情报部门在1938年11月18日编写的文件中指出：“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其实，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即已指出：“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不过，据日本方面战后的评论，这时，在华北日军高级将领中，对“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种认识，还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
1939年春，对冀中的“南号作战”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训令，强调翌年华北派遣军的任务是“应负责确保现在占据的华北地方的安定”，日华北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指示，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这就是方面军对完成任务的基本想法。”据此，日华北派遣军于1939年3月30日制定了《治安肃正纲要》，“这个纲要自昭和14至15年(1939～1940年)上半年之间，成了治安肃正行动的准则。”并于1939年4月30日召开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向第一线兵团作了指示和传达。”这个所谓《治安肃正纲要》的基本方针，据日方文献的记载，就是：“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所谓“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就是尽量多建据点，以控制更多的地盘；所谓“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就是经常从据点中伸出来，寻找抗日武装作战。
日本人这一套到处修建乌龟壳，并时不时伸出脖子咬人一口的把戏，看似厉害，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如敌人据点少，我军便活动自如；如敌人要做很多的据点，则据点愈多，兵力愈分散。”日本人既想撒开巴掌多占地方，又想握起拳头打击对方，实在是左右为难。诚如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所说：“敌人何曾不想使用充分的兵力与兵器以满足战术上的要求。可是在实战中，敌人的兵力不足，物力也不足，飞机、装甲部队的使用，也是有限的。”
在1939年春季，日军第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实施了针对冀中根据地的所谓“南号作战”，占去了冀中地区所有县城和部分乡镇，但并未达到控制冀中的目的。1939年3月，“南号作战”结束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秘密派遣江上利雄、佐佐木义武等“专家”，前往冀中地区，调查了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各项工作的现状，从当年的调查报告看，日本人认为“南号作战”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可以说很不理想。该报告称：“过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带，一般都说‘皇军的占领区仅是点和线’，但现在，线在延长，点在增加，单线发展成网状线，局部的各点扩大到全区，个别地方正在由点发展到面。”“但从全面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由于匪占地区范围较广，实际上即使在已经肃清的县份，我方威令也只能达到县城附近。”
该报告又具体以正定县为例，说：“全县的240个村庄中，能够执行县政威令的村庄，只不过94个，就连这94个村庄，在夜间也有很多靠不住的。”正定是平汉线上的县份，按说是日本人控制较严的地区，尚且如此，冀中腹地的“治安”状况可想而知。
“治安肃正”的成效如此之低，也实在是令日军方面感到无奈。当年沿平汉线部署的日军110师团一位作战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在报告中作出以下总结：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转移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双方作战，一方根本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另一方却可掌握详细的情报。作战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鉴于“治安肃正”作战效果不佳，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对《治安肃正纲要》评价颇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记载：“编制以上《治安肃正纲要》的基础，是满洲的经验和自去年以来华北占据地区的治安肃正成果。但当时方面军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不足，对中共军也未必重视。”
当年，日本人普遍存在着一种傲气，觉得国民党正规军都叫他们打败了，共产党、土八路算什么？因而对中共“认识不足”，“未必重视”是很普遍的。就连对中国有相当研究的冈村宁次，在那时也认为：“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是四亿中国民众，不是政府要人的意志，也不是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
冈村宁次这番话是1939年春天说的，那时他还是个中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正在华中前线与国民党军作战。还未直接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交道。故而还不懂得人民战争的厉害。
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们说，1939年前后，日本人还比较笨，打起仗来，还是正规战的一套，包围村庄，先放一通枪炮，等于报了信。留给日军的自然只能是一个空荡荡的村子。1938年底1939年初来到冀中的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曾在他的军事总结中谈到日军这一特点，他说：分进合击是敌人主要进攻战术，如敌进攻某地我军，往往从三四路以上，夜间出发，拂晓到达并开始攻击。
每路兵力无一定，一般的是五百余至千余。各路敌人均带充足的粮秣、弹药(多用大车或汽车)，有时附有装甲部队和飞机配合(战役进攻时或较大规模进攻袭击，并附有装甲部队和飞机)。不论何时，虽小至四五十名步兵行动，都附有炮兵及少数骑兵(侦察警戒)。进攻开始首先是炮兵射击，掩护步兵前进……
又是大车、汽车拖着弹药、补给，又是骑兵、炮兵，完全是一副正规战进攻的架式。这种打法，对死守阵地等着挨打的国民党军，还有些效力。对奉行“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的八路军可就完全失效了。
日本人也还不太懂得掩盖自己的作战企图，每次出发，都要在黑板上写通知。一位当年从事情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后期新安县城日军的情况，说：后来，敌人要情报员，为了更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派了两名忠实可靠的党员王林和赵德祥同志，到宪兵司令部情报股当情报员——打入了敌人内部。
敌人每次出发，值班员都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向那里出发”写在伙房的黑板上，王、赵两同志看后，立即把情报转告我们，而后把情报通知城外抗日政府和老乡们做好迎敌的准备。敌人到处扑空……时间长了，敌人多了心，不再在小黑板上写出发时间和讨伐去向了，改为夜间在城门后面写。就是这样，他们还是遮不住我们情报员的耳目。
然而，日本人是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在实战中，日军很快意识到现行作法的不足和缺陷。
1939年3月6日，日华北派遣军颁发的文件中提到：“用微弱的兵力而警备广大的地区；若是处于被动，就完全没有下手的余地，同时匪军是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
就是说，日军已意识到，到处安扎据点这种作法有缺陷。本来安扎据点的目的是控制地盘并主动出击。但不料人数稀少的部队反被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包围了，只求自保，不愿出战。其结果自然是对方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为此，日华北派遣军在尔后制订的《治安肃正纲要》中特别强调：分散配置采取的是最好的进攻态势，绝不是防守态势，……实质上，正是对潜入和蠢动在各分散配置地点中间的匪团，采取积极攻势的据点。如果分散配置按防守态势而配置的话，我兵力必致形成到处都是微弱的据点而成为敌人自由蠢动和各个袭击的目标。所以说那将是极其危险的配置，后果只会不利。
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则训示部下说：“只在白天以正规的行动，数纵队包围的战法，非常困难的，必须应用奇袭急袭的办法，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至于奇袭的方法，主要是迅速周密的计划，与秘密企图，利用夜间或雨天不良的气候，进入困难的地形，发挥迅速锐敏的机动，一举向目标急进；利用拂晓，黄昏，吃饭等敌人警戒疏忽时机，出其不意的攻击敌人，是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说，日军已注意到，用正规战的办法进攻八路军是行不通的，应采用新的战术，比如说偷袭。明的不行来暗的，白天不行晚上来。虽说在那时，日军实施偷袭战术还不太熟练，如周士第谈到的，“本来敌人的袭击，在平地比山地容易，且距离很近；可是我们在冀中平地中活动的部队，却没有遭受到敌人袭击的损失。自然敌人也对我军施行过袭击，但没有哪一次是成功的。有的是我军及时转移，敌人袭击落空；有的是我军早有准备，反给敌人以打击。”不过，这毕竟表明日本人已意识到“如果见到敌人不用新的智巧，仍照原来的老办法实行正面的攻击，没有奇巧特变，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险的。”
在1939年，特别是这一年的后半年，在华北的日军广泛开展研究游击战术，学习中国话的活动。如日军第32师团参谋长当山弘道大佐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杂人员，开始了学中国话的教育，经过督促，约半年才得实现，每周进行两次。”
1939年12月1日至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召开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者，有方面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各军、直辖各兵团及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首先讲话，“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次会议的最后结论是：“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予以这次规格并不高的情报会议很高的评价，认为“此次会议，认识到共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并且针对此种情况，具体地研究了有综合、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义的重要。”如果说，在1938年，华北日军在“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一点上还未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到1939年底，已吃够八路军游击战苦头的日本人，终于省悟到抗战最坚决的八路军，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务必除去而后快。
总之，在1939年，华北日军虽然还不太适应八路军的游击战，采取的战术也不那么对路，但活动比1938年要积极的多。以冀中为例，1939年春季，日军集中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扫荡”冀中，占据了所有县城和大的乡镇，安扎了许多据点。夏季，冀中遭受特大洪水，到处一片汪洋，日军无法下乡“扫荡”，遂四处掘堤，妄想借大水之力毁坏冀中军民的生存环境。9月洪水刚过，日军就组织了三次分区扫荡。第一次日军6000余人，扫荡大清河以北地区。
第二次日军1500多人，扫荡正定、新乐、无极、深泽等靠近平汉线的县份。第三次日军竟出动12000多人，合围冀中三个地区：从石家庄出动的敌人，“扫荡”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冀中腹心地区；从津浦沿线出动的敌人，“扫荡”河间、沧县、献县、交河一带靠近津浦线的县份；另有敌军6000多人，再次“扫荡”大清河以北新城、霸县、雄县永清、固安、安次等地。吕正操将军回忆说：“在1939一整年里，敌军对冀中平原的围攻与‘扫荡’，比任何地区都频繁。”
在1939年，年轻的冀中根据地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于1939年1月到达冀中。一二〇师在冀中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4月齐会一战，歼灭日军渡佳行联队700多人。给日本人一个狠狠的教训。大大减轻了冀中的压力。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一二〇师在冀中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打击了日军嚣张的气焰，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发展、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敌人除集中较大兵力进行‘扫荡’外，少量兵力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不过，冀中出现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贺将军此来，对北支那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确立永久之治安。”
正如吕正操将军所说的，冀中的名字，“是随着中日战争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1939年，冀中的名字，已在日本人的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极其深刻的印象。
至1939年底，敌人在冀中已修筑了177个据点，“在冀中的总兵力已达日军18300余，伪军13000余。”
1940年3月19日，日华北派遣军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会上，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多田骏中将首先讲了 话，他说：“实现肃正建设，其前途甚为遥远。尤其敌人积极强化地下组织，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要剿灭这种地下组织的势力，存在很大困难。在建设方面，也由于事变的长期化带来各种障碍，欲求速见成效，看来更为困难。此外，现阶段所采取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战法，对军队的教育训练产生不利的后果。针对上述问题，方面军根据过去一年的宝贵经验和治安建设的成效，决定了下期肃正建设的方针。”
多田骏这篇充满政治词汇的讲话，说来说去不外这么几个意思：一是共产党积极发展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武装，即所谓“积极强化地下组织”；二是“治安肃正”要速见成效，恐怕有困难；三是到处安扎据点的作法，应予检讨。那么，针对上述问题，根据过去一年的经验，华北日军在1940年又准备怎样去做呢？多田骏讲话之后，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布置了这一年“肃正建设”工作计划，并强调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有二：1、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2、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打通滏阳河及卫河水路。
根据该次会议精神制订的所谓实施“要领”中，再次强调：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为京汉、津浦两线之间，特别是冀中地区，要随着打通水路进行肃正讨伐。下记各兵团应以较大兵力使用于该地区：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第十二军。
为什么要把冀中列为“讨伐重点地区”呢，华北派遣军参谋副长平田正判少将解释说：“在计划中所指定的讨伐重点地区，是方面军从全局观点决定的……该地区接近京津，是华北的中枢，是匪团尤其是共产系匪团的根据地，目前治安肃正工作进行缓慢，治安状况极端不良。在下期必须清除祸根，取得治安肃正工作的实效。为此，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应在第十五混成旅团的协力之下，自4月上旬在方面军统制下，与有关兵团相配合，准备进行讨伐。”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940年华北日军“扫荡”的首要目标，就是冀中。3月23日，日华北派遣军又召集准备参加冀中作战的第27、11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官开会，具体进行了布置，并令各参战兵团分头准备作战。
1940年4月11日起，日军纠集日军3万余人，伪军6000余人，对冀中进行所谓“全面扫荡”。这是自冀中根据地建立以来，日伪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扫荡”。不过，那时日伪军的“扫荡”布置还不甚周密，目标也不太明确。说是“全面扫荡”，但实际上仍是分区合围四个地区：大清河北地区、唐河及潴龙河流域、子牙河流域和南边晋县、深泽、深县及沧石路以南地区。三四万人分成四摊，每一摊又分成若干路，每一路再分成若干股，在辽阔的冀中平原上一摆，也显不出多少人来，我军还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出击机会的。结果到5月底止，各路扫荡之敌都龟缩回穴，50天激烈的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其间，我军共与敌作战216次，毙伤日军4300多名，伪军350多名，俘获日军12名，伪军2250多名。
这一年6月，日军在冀南也进行了“扫荡”。参与此次作战的日军第12军作战主任参谋松田正雄大尉曾有如下一段回忆：作战期间，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确知各讨伐队的位置，即特殊情报也不能收效。我为了指导战斗，尽量以飞机进行侦察联络。但是，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像样的战果。
这段话，用来描述4月日军在冀中的“扫荡”，也是完全适用的。
日本人是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这次3万多人的大“扫荡”既然未果，日军方面肯定在策划新的阴谋。不过，5月底“扫荡”结束后不久，青纱帐就起来了，再加上又值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日军行动不便。冀中部队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又发起青纱帐战役，主动进攻驻河间、献县、青县、肃宁和博野等地的敌人，8月，作战146次，毙伤日军2200名，伪军420名，俘伪军500余名，光复据点15个。
8月20日，华北八路军突然发起“百团大战”，从8月20日至12月5日，历时3个半月，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正太路基本瘫痪，平汉、北宁、津浦铁路也遭破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方文献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加之“中共一向对其行动意图巧妙而严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日本人本来就兵员短缺，现在全线迎战，则更是狼狈不堪。
驻太原日第1军参谋朝枝繁村大尉回忆，当时日军竟狼狈到抽调军部卫兵充数的地步。他说：“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
抽调几十个兵是无济于事的，日军立即从各处紧急调兵，增援正太路方向。冀中、冀南的日军，被抽调5000多。这样一来，平原地区的压力是减轻了，可山区的压力却加大了。遵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冀中部队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战役，坚决要把敌军拖住，不能再让敌人从冀中调走一个兵。在20天的战斗中，共毙伤俘日伪军1512人，攻克据点29处。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局面，“另外，最主要的是有力地配合了整个华北战场的百团大战，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力量。”
10月底，日军在冀中实施报复性“扫荡”。这种临时抽调兵力缺乏周密计划的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抓住八路军的部队。
气得日军只得滥杀百姓泄愤。24日，日军在蠡县、安国、博野一带杀了1000多人，27日，日军又在赵晖、郭家庄一带杀了2000多人。这一年冬天，日军大肆“扫荡” 路西山区根据地，在冀中采取守势。只是集中力量抢修石德路(石家庄——德州)企图于11月下旬接轨通车。冀中部队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迟滞敌人修建石德路的计划，又发起冬季攻势。作战6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通车计划，并调动了石家庄之敌500余人东援。沉重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0年，华北日军虽然已把冀中列为本年度“讨伐重点地区”，但由于百团大战的打击，日军未能达到目的。
相反，冀中部队倒主动发起了三次攻势(百团大战、任河大和冬季攻势)。故而吕正操在谈到1940年的形势时，说：“1940年，敌人不断增兵，回师敌后。这一年，敌人对冀中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正因为“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冀中才有可能在这一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丰收。吕正操将军回忆说：“1940年的麦收，是抗战以来最好的麦收。”“1940年，冀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建党、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实行‘双十纲领’，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还有整党、党员登记，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这一年，对冀中来说，是抗战以来空前的胜利的一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指出：“假如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是以反‘扫荡’的胜利打破敌之确保占领地的企图的话，那么，这半年多，则是以主动的出击，严重打碎敌人‘迅速肃清平原’之计划。我们的力量，不但未被敌人摧毁，而是恰恰在紧张残酷的锻炼中，更显著的提高了。这就使得敌人不得不全部的来检查和考虑它过去对冀中区的一切方针与方法，而实行迫不得已的转换。”
相反，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一年，是十分痛苦难熬的一年。1940年，日伪军在冀中的兵力大约是40000左右。据这年7月的调查，其中日军17923人，伪军21080人。日军人数与1939年大体持平，伪军人数则有较大增长。全区据点约540个，“这些据点的分布，以十分区为最密，共有204个，占全冀中据点38%。”据点总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63个。
风水轮流转，如果说，1940年，是八路军十分得意的一年的话，1941年就倒过来了。“1941年是华北日本侵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
当年在华北前线的将帅们，都谈到1941年是个转折点：如当年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指出：“从1941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
吕正操将军也说，这一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程子华则指出：“今年(1941年)春季以来，敌人采取许多新的花样来‘扫荡’冀中”。
我们在冀中腹地深、武、饶、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也都说1941年是个“坎”：“37年日本人是打这过路，没怎么到乡下来。”
“38年日本人占了县城，可别的地方，还是咱们自个地国家。”
“39年光记得闹水了，日本人也没怎么来。”
“40年日本人倒是来得勤了，可咱们不是来了个 ‘百团大战’吗？把小日本给顶住了。”
1940年百团大战，消灭日军20000多人，刚刚打出一片晴朗的天空，怎么一下子又乌云密布了呢？八路军的将帅们对此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了解释。聂荣臻从全国抗战形势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确令日本人震惊。
日本政府的“要人”们震惊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贵族院、众议院的军事报告中曾说：“昭和15年度(1940年)敌人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是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在侵华之初，虽也在平型关等地连连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三万之众，掀不起多大的浪来。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日军的认识也逐步升级，1938年、1939年在日军文件中已屡屡提到“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一些所谓日方“有识之士”也频频指出要重视共产军。但这些意见，见诸文字的多，落实行动的少。在第一线与八路军交手的军官重视得多，后方的“大员”、“要人”们重视得少。
而经过百团大战的教训，日本朝野都看到了八路军不是区区三万之众，而是三十万甚至更多，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要论抗日，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也抵不上一支八路军。
日军华北派遣军的将领们震惊了。日方文献声称，“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并使治安肃正工作得到彻底改善。”为此，日华北派遣军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上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并将此列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另一面请求增兵华北。战后日方文献称：“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里为037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200个地点。方面军以此次百团大战为契机，强烈要求总军(日中国派遣军总部)增加兵力。”
此前，华北派遣军虽也多次要求增加兵力，但都没获批准。这一次事情却出乎意料地顺利。日华北派遣军是在1940年12月9日提出“需要给华北增加3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时间最少要两年”的请求，1941年2月14日，日中国派遣军即“决定从华中调出不到两个师团的兵力给华北。”具体地说，是日军第11军的第33师团(缺一个步兵联队)和第13军的第17师团。
日军华北派遣军基层的官兵也震惊了。在百团大战前，一般的日军士兵虽说也很害怕八路军的游击战，但心里并瞧不起这种“不道德”的偷袭战、伏击战。1940年前后在冀鲁边日军长田部队当上等兵的水野靖夫回忆说：在这里我愿附带地说一下，以往关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我的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关于他们的性质和本质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不同于土匪，是一种所谓的正规军，拥有一定的武器装备。作为日军的常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打法是：敌众我退，敌寡我进，抓住战机，全面出击。即便如此，我们也一直认为，在本质上和其他的马贼、土匪还是没有两样的。
“所谓的正规军”，可见那时在日本兵眼中，八路军不过是打着正规军的牌子，却是“马贼”、“土匪”的打法，“百团大战”后，日本兵才知道八路军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正规战，且士气高涨、战术灵活，作风顽强，比国民党军要强百倍，心中惧怕与日俱增。冀中作家刘流创作的小说《烈火金刚》中谈及，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日本兵已是十分害怕八路军，特别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战士，称之为“虎子地”。这是有历史根据的。
总之，确如聂荣臻所指出的，1940年“百团大战”，一方面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一方面也引起日方高度重视，从而进一步把进攻矛头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的根据地。结果1941年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如果说打击了敌人，振奋了精神，这是“百团大战”的积极方面的话，那么，暴露了实力，加大了压力，则是“百团大战”的消极一面了。在1940年，毛泽东大概看“百团大战”积极的一面多些，曾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到了后来，毛泽东大概又看“百团大战”消极一面多了一些。聂荣臻说：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彭德怀在前线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人在批斗彭德怀时，非要他承认“百团大战”是一大“罪状”。“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气得彭德怀一拳擂在桌子上，吼叫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灭了二万多日本兵。”
想当年，彭德怀真是置生死于度外。在“百团大战”后期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曾抵达距敌仅500米处观察敌情。当他足抵壕沿，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敌人阵地时，随军记者徐肖冰拍下了这一历史瞬间。不久前，著名作家权延赤曾采访了徐肖冰，徐肖冰说：你再看这幅照片。这是1940年彭总在关家垴指挥战斗。我的快门按下来时，正有两颗子弹从彭老总耳边擦过，可你看他的神态，有一点受惊的样子吗？你看他举着望远镜，一脚蹬在壕边的土块上，你仔细看，看清了吧？土块上有几个弹眼？少说四五个！子弹就往脚底下钻。子弹钻土是噗噗的声音，彭老总却毫不理会，我曾对警卫员说：“太危险了，你们快把他拉下来。”警卫员朝我翻一眼：“找挨骂呀！小心‘著’你！”彭德怀是湖南人，揍你说“著”你。警卫员学得活灵活现。
在我军元帅级将领中，像彭德怀这样跑到距敌500米处的，能有几人？可怎么一下子过去打的那些硬仗、恶仗，都成了罪状了呢？彭德怀对此怎么也想不明白。直至1970年彭德怀写所谓“交待材料”时，仍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恨。他写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了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说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牵强附会，说百团大战和1941年日本人增兵华北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倒还有些事实根据。用日本人的话说，正是“由于共军大规模的奇袭攻击，导致华北方面军更大规模的反击战，进而发展到消灭共军根据地的作战。”而为此则必须增加兵力。据日方文献记载，“在昭和15年(1940年)底的兵力密度，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的话，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
而据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第一科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1940年11月28日向东京的汇报：“目前占据的重要地区治安状况，可按蒙疆、长江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顺序排列，华北为最差。”“最差”的地方兵力反倒最少。1940年，华北日军仅9个师团及12个旅团，共25万人。且分布在数百上千个据点中，师团长在多数情况下，只掌握一个大队的预备兵力。当年日华北派遣军曾愤愤不平地提到：“华北是解决事变的重点方面，而兵力密度最小，是奇怪的现象。”日本方面的资料声称，“当时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按110师团的平均驻兵密度计算，大致在42078平方公里约驻一个师团，568平方公里约驻步兵一个中队。”42078平方公里是多大呢？今天北京市区加郊区县，不过17800平方公里。就是说，在差不多二个半北京这么大一块地方，才驻有一个师团的日本兵。568平方公里是多大呢？杭州市市区面积，不过430平方公里，就是说，在比杭州市区还大13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一块地盘，才驻有100多个日本兵。而“到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已增至3个军团，1个直辖兵团，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共32.5万余人，占侵华日军总数40%以上。”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大大增强了。这样一来，华北各根据地所承受的压力自然增大了。
彭德怀认为1941年困难局面的出现，与在这一年新上任的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45年2月，彭德怀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谈及冈村宁次时，曾记忆犹新地说：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其实，也不好说冈村宁次搞的这些“名堂”，“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像什么“三光”政策、“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蚕食”等，都是在冈村宁次来前就已出现。冈村宁次不过是总结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并把这一套东西加以发展，且执行起来更坚决、更细致罢了。同样的政策，由不同的人实施，会出现很不相同的结局。这一点，过去和现在并无什么两样。
比如说，“囚笼政策”，就不是冈村宁次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他的前任，1939年9月始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多田骏提出来的。而多田骏又是从他的前任杉山元的“点线”封锁方针得到启发，发展而来的。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八路军。多田骏上任后，就开始搞这套把戏，一时间给华北抗日军民带来很大困难，在便于敌人分割封锁的冀中平原地区，闹得尤其厉害。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以焦虑的心情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汇报说：“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其修法：“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程子华、孙志远十分急迫地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公路高出地面，便于敌人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敌人实施机动往返运动。本来，敌人高度分散兵力，大力发展据点，这里驻几百人，那里放几十人。往辽阔的大平原上一摆，成了一步死棋。而利用交通线把这些“点”都连成一气，就成了气候了。死棋也就变成了活棋。日本人是拼了命也想走活这步棋。
接到冀中的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心中焦虑，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他们看情报、看地图，经常研究到深夜。真是寝食不安啊！悬着白布门帘的作战室内，挂着整整占满一面墙的华北地图。图上铁路、公路交织连贯，如同一张巨形的网，正在向各根据地合拢。1940年2月朱德、彭德怀发电报给各部首长：“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含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并指示各部要对敌人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及组织情况等进行详细侦察。
据各地军事部门报告，敌人大肆扩展“点”、“线”、实施“囚笼”封锁的作法，确是不同以往，下了很大功夫：先说“点”，在冀中平原日本人建炮楼为据点，当时日军炮楼一般高三丈至三丈六，亦即10米左右。在冀中十分区，甚至有高达十丈，亦即30米左右的炮楼。10米，差不多有三层楼高；30米，则差不多有10层楼高。那时的农村还没什么污染，天高气爽，在这么高的炮楼上一站，四周方圆十余里的人员活动，一望无遗。炮楼的厚度“三尺至五尺，厚的，多外砖、内坯，但亦有混砖或砖灰砌成的。”不要说子弹、手榴弹，就是炸药，少了也无济于事，坚固异常。炮楼“周长为五丈六尺，大的有至八丈或十丈的。”就是说，炮楼里一般有近20平方米，大的达60多平方米的面积。
每个据点，都有这样的炮楼一个或两个以上。外头挖有两条大沟，“一般深丈余，宽两丈余，内沟距碉堡为40米，外沟距内沟约10米，一般无道口，用吊桥行走，内沟内沿上多修筑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有铁丝网。”
炮楼之间以及距炮楼十余丈远的平房(生活用房)，地下多有地道。“有的甚至与附近一、二里之坟地、森林挖有地道，以备我攻袭时，从地道下绕至我后路包围我或逃跑。”
一个据点，一般占地11亩。但大的，如博野县杜庄据点，竟占地72亩。要知道，一亩地是66667平方米，11亩差不多7千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大型商场。72亩，则有近5万平方米，地盘相当大了。再说“线”，日本人拼命修铁路、公路，浚通河流。并沿路挖沟，“铁路旁挖一至四条大沟，公路旁挖一至二条大沟，一般沟宽八尺至四丈，深八尺至三丈。”就是说，宽近3米，有的宽达十几米，深近3米，有的深达近10米。
沟里有的引来水灌上，有的则是挖出水来。这样的沟，边上没有炮楼，没人守着，年青小伙子也难翻过去。除了铁路、公路沿线挖沟外，有些地方平地也挖沟，以阻碍我方人员活动。
鬼子巡逻兵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很满意这种“点”、“线”封锁的办法，他说：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铁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汉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以与共军根据地相隔绝，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发电报，说：“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彭德怀非常着急，电报发出去没几天，他干脆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去一二九师师部，当面询求有无“有效之对策。”一二九师师部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谭村一家农舍内，那里是太行山深处，山高春迟，4月末仍是桃花盛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几个人，晚饭后一人拿把小椅子，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起来。
陈赓说：“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讲：“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刘伯承又讲起他说过多次的比喻：“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作个比喻来说，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刘伯承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这不就成了一个‘囚笼’吗？敌人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吕正操则介绍了敌人在冀中的动态，他说：在冀中，敌人“除利用原有公路、铁路、河川外，又大量修路、筑路、挖沟，特别是积极修筑蛛网形的公路。以县城为中心，修筑支线形的公路向四处放射；再围绕县城每隔数里，修筑环形公路一条，逐渐向外伸张，将全境笼罩。在这蛛网形道路网之下，使我部队一入地区，即被粘在网上，到处受敌人合击。安次、永清、霸县此种情况极为严重。日寇几乎把每一个村庄，都组织在道路网的交叉点上，配合由据点所组成的大网，互为表里，互相策应，企图使我部队困在此种地区以内，无法活动，更无立足之地。”
左权听过大家的议论，笑着说：“彭老总要我到这里来，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听了左权的话，大家的讨论更热烈了。都认为彭总的意见不错，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小打小闹不行，必须要大干一场。聂荣臻回忆说：“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左权回到八路军总部，汇报了情况，事情就大体定了下来，7月中，左权再次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左权的战役设想，欣表赞同。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8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等部队，进行了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破袭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聂荣臻回忆说：“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故而当时八路军总部颁布的指示说：“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成果而定。”因此，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百团大战”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正太路基本瘫痪，“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冀中等平原地区的公路也遭到破袭，弄得支离破碎。平汉线、津浦线也都数日无法通车。
1945年党的七大时，刘伯承也讲：“当时敌后的情况是所谓囚笼网的缩紧，不打不行。”
不过，我们对交通线破坏得越厉害，日本人就越认准交通线是他的命脉。日本人心里很明白：中国的百姓恨他们，所以不到处安据点不行，没有刺刀做后台，他们搞的那些什么维持会、新民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没有武力强迫着，一粒粮食、一寸布匹他也别想征上来。可日本人心里也清楚，不利用公路、铁路、水路及电线把这些散若繁星的据点连起来也不行。要不这儿几十人、那儿几百人，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收拾掉，只有用“线”把这些“点”连成一片，一处有警，四处驰援，这些点才能生存下去。刘伯承曾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看出这一点，并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说：“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了，那锁就没有用处了。”于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更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
热情，“近似疯狂”地修路、挖沟。以冀中为例，“仅1941年1月至4月，就在冀中增修公路250余公里，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3000公里，筑碉堡200余个，疏浚5大河流(永定、大清、子牙、运河、滏阳河)，并积极修挖沧石、津保运河，还导河水注入已‘蚕食’地区之县、区界封锁沟内，加强水陆封锁。”敌人的“囚笼政策”并没因“百团大战”的打击而缓和一步，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趋紧。
为了应付日益尖锐、复杂的交通战，1941年冀中军区成立了交通科。第一任交通科长李健回忆说：吕正操司令员把我叫到他那里，沙克参谋长也在场。吕司令员认真地对我说：“军区决定成立交通科，把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有、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公路、河流上的交通斗争统归交通科，由你负责。”他又说：“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是为了加强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有无线电通信联络，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与敌人在铁路、公路、水上进行交通斗争，还包括改造平原地形，限制敌人的交通。这个组织形式的改变，有利于司令部对敌全面交通斗争的组织领导，任务是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干好。”
李健听了刚说一句：“首长，我怕干不好。”吕正操司令员就接过话来说：“什么干好干不好呀，你们这些年轻参谋好像小马驹子，戴上套就能拉，没有什么干好干不好的。”然后，“没容我再说，沙克参谋长就向我交待如何充实人员，扩大业务范围的工作来了。”
等沙克参谋长交待完具体工作，吕正操司令员又强调说：“我们之所以成立交通科，这是战争逼出来的。对于冀中来说，战略上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交通战。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用两条腿和敌人的两条腿赛跑，不能和他们的大车、汽车轮子赛跑。如果敌人在冀中平原上修满了铁路、公路，那就等于为我们编织了蜘蛛网，我们如同昆虫，飞进去就出不来了。刘伯承师长说敌人的这种战术叫‘囚笼战术’，很有道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不能叫敌人囚住，而且要打破他们的‘笼子’，再给敌人编一个‘囚笼’，囚住他们。这个打破和编织‘囚笼’的工作，就是搞好我们的交通战，特别是改造好遍布平原的道沟，变平原为山地，筑起新的长城。因此交通战可以说是坚持冀中平原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接下来，吕司令员还交待了许多实施交通战时应注意的具体问题，最后，他微笑着对李健说：“我是不是讲的多了一点，主要是强调一下交通战的重要性。”
从上面李健的回忆看，至少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对敌人这一套“囚笼政策”(日本人自称为“新交通政策”)是相当明了，也相当重视的。可不知为什么，冀中部队在反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方面，似乎不那么得力。李健说：“今春(指1941年春——引者注)以来我在交通线上成绩不佳。”他说：从1941年1月至4月“这一时期，我部队多集中整训，破路仅及敌修的60%，平沟仅及敌挖的2.4%，拔碉仅及敌筑的13.3%。”未能予敌以应有的打击，也就未能阻止敌人以铁路、公路为依托，步步为营地向根据地腹心压缩。李健还强调说，从1941年头4个月敌军在冀中的活动看，敌人修路、挖沟，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今春以来敌军事扫荡，90%以上是为了掩护修路、挖沟、筑碉而进行的，”就是说，修路、挖沟以构成“囚笼”，已成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敌人吸取过去修路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那种先修路后护路的做法，变为现在的先护后修。顺序是扫荡、设据点、建碉楼、挖沟、修路基。”
从以上关于“囚笼政策”的回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是多田骏而非冈村宁次。这一政策从何时开始实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规推测，多田骏1939年9月上任后，总得有个把月时间熟悉情况、调配人员，研究对策，进行部署。那么，“囚笼政策”仅实行短短几个月，就令冀中地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应付。又实行了短短几个月，又令路西山区根据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团大战”后，多田骏变本加厉，加速推进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进，给各根据地造成新的压力。可见，多田骏的确也是个日军方面“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决非等闲之辈。不过，此人似乎时运不佳。1940年春“囚笼政策”刚刚“初见成效”，就被八路军一个“百团大战”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笼政策”刚刚有所推进，又很快调离，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
再说“治安强化”，情况与“囚笼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骏“首创”，冈村宁次“改进”的。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一共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是从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时正是多田骏在任，冈村宁次还未来。从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冈村宁次名下。
不过，细论起来，“治安强化”与“囚笼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囚笼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即已“出笼”，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之后的“新产品”；二是从内容上看，“囚笼政策”主要还是侧重于军事封锁，而“治安强化”则是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进逼手段。换句话说：“囚笼政策”是日本人迫于以往“扫荡”、“讨伐”无法奏效而被迫变换的手法，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深刻检讨”、“沉重反思”后主动实施的措施。现在回想起来，“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的反思和检讨，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他们不仅真正意识到华北“治安”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且还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他们不仅从所谓“华北治安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甚至还从整个侵华战争以至异民族入侵，征服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时局。当年，日本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日军作为异民族的军队，是否能够“较好地抓住中国民众的心理，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
据称，当年“对此，在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悲观的意见，主要是“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他们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且长于游击战，“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可除此之外似乎又别无良策。对“剿灭”八路军持悲观态度。
乐观的意见，主要是第一课(作战)参谋，他们认为“我方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敌方短处在于军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长起来。”如能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趁其萌芽时期对之进行扫荡，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稳定地坐镇华北，通过长期努力，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肃正建设，相信定能达到确保安定华北的目的。”
这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日方文献说，日华北派遣军最终“在这一方针上达到了思想的统一。”不过，这时所谓“乐观的意见”，与抗战初期那些乐观的见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再也不提“三个月灭亡中国”了，而是要“通过长期努力，”要打持久战了；二是再也不说仅靠武力就能征服中国了，而是要“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对此，我们可以从时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说：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为此，必须争取民心。民众向哪一方面靠拢，关键在于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换言之，亦即决定于军事力量的优越，治安的巩固，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安定的程度。因此，必须促进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工作，采取符合上述目标的各种措施，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
由于是与一亿民众建立新的组织，不论投入多大兵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著有成效。因此，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希望以三年计划，稳步取得成果。
从岛贯武治这段话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认为“短时间内著有成效”不可能，至少做三年打算；他还认为要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才可望奏效。
那么，日本人要通过长期努力，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来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日本人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剿灭”共产党，八路军，而“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可见，日本人是用心颇深，用意险恶的。从异民族征服中国的历史看，一开始往往都是血腥屠杀，武力镇压，像满清入关后是一路杀下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有名的大屠杀。而后，则是怀柔拉拢，分化打击。这样有打有拉、有硬有软，最终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蒙古骑兵横行中原、满清八旗入侵中华时，大江南北也曾到处燃起抵抗的火焰，可久而久之，这些反抗的烈火却越来越弱，最后无息无声。这里面的原由，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早有研究，当然懂得欲征服中国，必须一手刀把子，一手
软刀子。而且软刀子有时“杀死”的人比刀把子杀死的人更多。征服一个民族，最终是要从精神上予以征服。日军第110师团139联队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在1941年底的一次会议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再看看近代征服异民族和征服以后应如何统治的历史，就应该懂得，利用汉民族本身的力量来统治汉民族是如何的重要。”为此，日本人对国民党早就是又打又拉。这时日本人对共产党也玩起这一手。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跟老百姓虽然亲如一家，但仍可以找空子，没有矛盾不是还可以制造矛盾吗？共产党、八路军内部，老百姓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总的目的明确了，大体的原则也确定了，可应采取些什么具体措施呢？当年，日本人也是走了“群众路线”的。在《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中，日华北派遣军号召所属各部“破除陈规旧习”，“创造性地提高部队效率”，提出要“挖空心思”、“深刻思考”、“反复分析”、“刷新思想”、“以期尽快取得成果”。
大概就是日本人“挖空心思”、“反复分析”的结果吧，1941年的“扫荡”中，用冀中的老人们的话说，就是“日本人花招多。”什么稀奇古怪前所未有的事都出来了。——搜出躲藏在庄稼地里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日本兵还像个三孙子似的，把老人扶上牲口，送回村里；日本官则一个劲往吓得大哭的孩子嘴里塞糖块；平时村里死了人，还装模作样地去吊丧；知道谁家生活困难，还带着米面去“慰问”。
——驻冀中安国的日本兵出来“扫荡”时，带着篮球，
非叫当地老乡和他们一起打“友谊赛”。一辈子种地的农民哪会玩这个？不是接不住球，就是抱着球跑，气得日本兵直骂“八格亚鲁”。
——伪军也假装学八路军的作风，到驻防地后也打扫清洁，说话慢声细气。在平时驻防或出发时，也有什么“纪律检查小组”，挨门挨户问老乡：“丢东西了吗？”“有犯纪律的吗？”如查出违纪的，便当着老百姓的面予以处罚；还宣传：“治安军是真正老百姓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
——日本兵故意找老百姓的碴，而伪军则装作打抱不平的样子，打日本兵一顿，然后向老百姓说：“打他们没错，有事找我们”；伪军官兵在街上走时，日本兵像迎接天皇似的，远远的就行注目礼。
——强迫抗属给在外头从事抗日工作的家人写信，说如果你还不回家，日本人就要杀我们了。
——半夜里秘密跳进院子，在窗外偷听，如果屋里有很多人，或有说话的声音，那就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说的是什么，即便是男女在说情话，也要拉出来弄走。日本人管这叫“听房”。
——跟老乡说皇军“不打老百姓，专打八路军”，烧房是因为住过“匪军”，特别是“匪首”吕正操住过的房子一定要烧掉，别的房子不烧。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