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邓小平开始参与主持中央工作，中央的人事政策已逐步重视选贤任能，“文革”虽然还没有正式结束，但是人心思定，盲从错误口号的人少了，在工业管理部门工作中，“文革”的不良影响被逐步加以清理，工作环境开始趋于理性正常。1975年初夏，轻工业部通知我从广西返回北京，听候另行安排工作，那时第一、第二轻工业部与纺织工业部合并为新的轻工业部，部长是原纺织部部长钱之光，办公地点集中在东长安街较小的原纺织部大楼（原轻工业部大楼已由水利部接管）。此时各大工业部开始逐步充实行业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轻工业部在轻工局下设立了造纸处，它的职权与具体业务范围比文革前的纸局小了许多，只有十多名干部挤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接待众多地方和企业来部联系有关造纸的人，显得相当忙乱，急需要进一步变革。
回到轻工业部以后，根据部人事司郭昭辉司长的建议，我选择进入当时正在积极扩充发展的轻工部科学研究院，这个院负责领导多个轻工专业研究所。到研究院报到后，主持业务工作的副院长葛春霖告诉我，院本部人员不多，除了逐步加强对院属各研究所的管理工作，院部当前主要开展轻工各产业的环保保护研究。造纸是轻工环保的重点领域，让我考虑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我很明白，作为造纸工程师，造纸环保研究就是我的工作重点。我首先需要对水污染较严重的制浆造纸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防治对策与关键技术。
重点关注制浆蒸煮废液的回收利用与处理
制浆造纸厂的水污染有75%来源于制浆蒸煮废液，其中有机质和钠盐含量很高，若不首先解决废液的回收利用，既浪费资源，又难于对废水进行经济有效的污染治理。在这方面，碱法制浆蒸煮废液（即黑液）是造纸界熟知并且普遍采用的碱回收技术，即采取对黑液浓缩、燃烧与苛化的方法回收蒸煮用碱，把有机质转化为能源。在中国，当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大量碱法制浆厂主要以麦草为原料，生产规模普遍过小，它们的处理技术比木材原料难度大，因此投资多，效果差，这个问题明显体现在河南中牟造纸厂，它是我国当时唯一采用了碱回收车间生产碱法麦草浆的造纸厂。
我经初步考察并向轻工业部报告了对该厂基本生产情况后，轻工业部组织了国内专家到现场研究改进办法，并给予技术和适当经济物资支持，结果在稳定运行和提高效率方面都改进不大，减污和降低成本效果有限。大家的结论是，这种小型草浆厂在采用适应大型木浆厂的技术中存在较多的技术和经济难题，在有研究突破之前，中牟造纸厂碱回收不能成为众多小草浆厂推广的减污样板。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水污染负荷比较大，年产量在2万吨以上的9家亚硫酸盐法造纸厂，它们的水污染负荷较集中。这些厂1家在天津，2家在广东，6家在东北，我对它们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也比较熟悉。于是首先对这9家企业的制浆蒸煮废液的综合利用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然后向上级递交了一份系统的调研报告。这些厂中有7家对亚硫酸蒸煮废液（简称红液）进行了局部利用，在这方面有些宝贵经验。由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又有科研资金上的困难，副产品市场开拓不够，红液的综合利用率不高，大部分红液仍就直接对外排放，污染江河水域。
将工作重点放在东北
在几个亚硫酸盐法制浆厂中，东北新建的扎兰屯还有富裕制浆造纸厂是国内设计新建的亚硫酸镁法木浆厂，他们采用对红液进行高浓度提取，采用浓缩燃烧的酸回收技术，回收化学品与能源，通过较有效的生产过程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既降低资源消耗又解决对排放水体的污染。这种方法与碱法制浆的黑液碱回收类似，是解决红液污染问题的重要技术。因此，我用了大量时间在扎兰屯造纸厂参加酸回收系统的试车与改进工作。此厂酸回收中需要的两种设备（耐酸红液提取和蒸发浓缩）都从国外进口，但是燃烧及制酸设备则是国内初次设计制造。试运行一年以后，扎兰屯进口蒸发系统情况很不正常，我发现问题原因在于安装错误，解决之后运行效果完全达到设计要求。
国内设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喷射式红液燃烧炉不能正常燃烧，虽经设计院、造纸研究所、天津轻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多方技术力量共同研究和多次改进试验，仍是费工耗时，未能突破这一喷射燃烧技术。当时国外技术刊物对流化床燃烧炉新技术介绍较多，在研究是否可用流化床炉取代喷射炉燃烧红液时，吉林石岘造纸厂的张家禄总工程师建议利用该厂废弃的硫铁矿燃烧炉改造为流化床燃烧炉，对燃烧红液进行生产性中间试验，考察流化床炉替代喷射炉燃烧红液的可行性，并摸索确定有关设计与运行参数。轻工业部科研院为此设立了与石岘厂流化床红液燃烧炉中试的合作科研项目，由我具体负责，并给我配备了一位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作助手。中试在1977年初取得较圆满成果。1975到1976年期间，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北，很少在北京目睹这些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