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所有已形成的宗教，最初都是根据群众对某一人的信仰创立的。他们不但相信这人是不辞劳苦地为他们谋幸福的贤人，而且认为他是上帝恩准其以超自然的方式宣布神旨的圣者。由此，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必然的推论说：当掌管宗教之人的智慧、诚笃或仁爱受到怀疑时，或是不能显示任何可能的神启的征象时，他们想要维持的宗教便也必然会见疑于人；如果不用世俗的武力威摄，便会遭到反对和抛弃。
——霍布斯
（一）魅力、功修和传承
目前，关于西道堂宗教领袖的研究，多集中于马启西。但很少人将其历任教长视为其精神谱系的历史过程来看待，以致学者们只是看到马启西的开创之功，而没有注意到宗教领袖们的行迹在西道堂历史实践中的变迁。同时，他们也忽视了历史变迁中，其宗教领袖世系之内，稳定延续的传统。本书试图将历任教长视为一个精神谱系来考察，侧重探究历任宗教领袖在集体认同表达中的地位和影响。简单来说，既往研究中虽然看到了它是一个凝聚力比较强的宗教群体，但是对其内在凝聚力和教长之间的关系缺乏认识和分析。
在兰州，向敏承喜介绍自己的研究计划时，我对其集体凝聚力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在言谈中，我将这单纯归因为其教生集体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这一认识当即遭到了敏承喜委婉地质疑，他严肃认真地说：“哎呀，提到我们西道堂的凝聚力，不仅仅是信仰虔诚的问题，我看哈吉老人家的人格魅力和能力，可能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和他看法一致，1994年至1995年，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考察团对敏教长作了如下的评价：“敏生光教长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宗教领袖，西道堂的凝聚力与敏教长的长期扎实工作密切相关。敏教长根据国家的要求，引导大家识大体、顾大局，不怨天尤人，向前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很高的觉悟和高尚的人格。”淤可见，作为一个宗教群体，其内在的凝聚力并非仅仅是外部压力所致，也不只是单纯信仰的作用，宗教领袖的人格魅力和能力，对群体凝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外界将西道堂的领袖称为教长，而历史上马启西等都是称为教长。第一次调查时，对于这个问题，敏承喜纠正我的认识时说：“现在，我们这里不称为教长，而是称哈吉老人家。”关于宗教领袖魅力和能力，马忠维先生说：“崇拜只有一个安拉，顿亚上要有一个引领者，按哈迪斯来引导，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了，引导者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有人对引领者持批判态度，真主造化了玄灵，引领者有学问，有品德，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做出重大决策。领袖人物是大家的模范。西道堂五代领袖都是一个精神——头巾、太斯必哈、拐杖、《古兰经》。而且老人家经常将收到的海地耶给贫困学生，对教生一视同仁，很有人格魅力。宗教操守上，教长一般是鸡鸣起床，在家中参加劳动，自己洗衣服，善待来客。我们到教长家中时，教长总到门口迎接，亲自给我们倒水，拿水果，让座，十分谦和。”
在赶赴临潭时，小敏说：“我们敏教长就是和一般人不同，人家自幼就表现出有奇异的才能。”到了临潭旧城，敏玮琦先生的谈话证实了小敏的说法在西道堂中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敏玮琦说：“西道堂凝聚力强，老人家有魅力，提倡教育，提倡民族素质。我们的敏教长自幼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当年马明仁教长在的时候，就很看重他，而且在启西中学读书搞演讲时，人家可以很流利地发表演讲，出口成章，语惊四座。他个人的修养很好。1958年，敏志道老人家无常之时，他还在兰州经学院读书呢，打电报叫他回来后，就将教权转交了。”
显然，在西道堂人眼中，作为一个宗教群体的领袖，是有着和一般人不同的魅力。这种魅力不仅是天赋的，也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大家公认的。小敏还和我说过，敏教长信仰虔诚，勤于五功。当时，我想起那日拜见敏教长时，他在开会，时逢迪盖尔时间，他出了会议室，我赶紧迎上去，向他道“色俩目”，他行色匆匆地对我说：“你等我一会，做完礼拜，我和你谈。”于是，在其礼拜结束之后，我们才开始谈话。
在调查中，我听到很多关于敏教长魅力的描述和赞美。马忠维先生说：“哈吉老人家中阿兼通的学识，是西北社会中无可比拟的。你想，办这么大规模的尔麦里，谁有能力请到这些这么多重要的中央级学者，谁有能力在学术讨论会上与专家交流，谁有能力在讲台上给大学生讲课和演讲，基本上没有！哈吉老人家确实有高瞻远瞩的能力，西道堂平反后，在哈吉老人家引领下，最先将西大寺恢复起来的，也最先走上发展商业的道路，使教门得以重新建立起来。”他还举了几个事件，如：老人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临潭，他曾经将回族小学生召集到一起，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老人家一开口就出乎大家意料，面对一群来自不同教派的孩子，他竟然开口就满怀激情地说：“我的穆斯林多斯达尼们。”他将一群孩子称为穆斯林兄弟是令人吃惊的。”对于此事，马忠维先生说：“我当时就在边上，听老人家这么一说，也感到十分震惊。”再有，就是在合作，有一年古尔邦节，哈吉老人家通知一个开饭店的教生，约请在合作读书的回族学生聚会，给每人下了30元的海地耶，鼓励大家努力学习，为回回民族争光。当时，一个穆夫提的学生激动地对哈吉老人家说：“我代替我的阿爷（老人家）向您道声色俩目。”现在看守总堂的穆爷也说：“我们敏教长对人真的很好，尤其爱护穷人，看见人家没有吃的，孩子读书没有钱，都给帮助，从来不嫌贫爱富，并不因为你有钱而高看你，也不因为你穷而远离你。”在专门为我召开的座谈会上，马德元说：“老人家没有什么特殊权力，一心为公，给子女没有什么遗留，只是致力于把教门的事情办好，两袖清风，没有私心。”
在西道堂人以及对敏教长处境有深层理解的人多认为，他是一个知识完备、智慧超群、德行高尚、大公无私、信仰虔诚、殚于五功的，具有至善至圣之魅力和勘为世范的人。然而，如果将现任教长和其以前历任教长的行迹联系起来，就会看出，现任教长的人格魅力，其实应该是其宗教领袖世系中的宗教精神和道德谱系的延续。
从马启西说起，他的知识和品德都曾经得到其老师，一个临潭地方汉族名儒的褒扬，而且在宗教功修上，讲学多年中，他始终坚持五功和静修，甚至，在回避教争远行中亚时，依然坚持静修。此外，他的魅力还在其宗教理念的吸引力上。在早期追随者中，我们不仅看到有回民跟从，也有汉族人追随。从新疆回来之后，其宗教身份的合法性也在当地相应地获得认可，甚至连反对他的马安良，也延聘其去讲学。回来之后，他竟然可以为已逝的反对者游坟。因此，在思想和行迹中，他具有至圣的魅力，不仅得到汉族人的认可，也得到西道堂全体和其他教派部分人的认可。
从西道堂的内部文献看，其第二、三、四任的教长也都是德行完备，功修完善的人。比如，文献称：
先生（丁全功）之行事，异乎常人，临难而不辞，遇困而独当，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粗衣单食，从不计较。先生常曰：“做今世而为后世，双全也。修后世而无今世，折本也。”先生的言行，不独为众生所钦羡，亦为道祖所器重，而默许以真传。……先生居京申冤，长达二年多月，除涉足于诉讼外，即致心思于五功，虔诚赞念，谨守常斋。先生于至难中求至美，于至苦中求至真，故得真主的厚偿，而达至人之境地，这就是先生被称呼“光阴”高品的由来。
对于马明仁，众教生尊称之曰“光阴”。于先生聪颖超人，慧眼独到，体高全端，英明见于五官，容光焕发，庄威充乎周身，体有异香，胸部生肉玑，状如念珠，奇异罕见。语言动静，毫里不存我见，喜怒无私，动定有节。先生学兼内外，品重至人，遭乱世而处非常，以不变应万变。
先生在京，虽涉足于诉讼，却以“五功”为怀，念在无时，不间于呼吸，礼在守中，而拜澈于“夜功”。先生之道，到此全矣，先生之品，于此定矣！
对于敏志道众教生尊称之曰“大钦差”。
先生性温和，资聪颖，智秉上德，学兼内外，常悦之下，不见其笑，极怒之中，不寓其暴，存诚执敬，克己容物，无私行，行必为公，无私求，求必为众，先生常以圣人的担待、威仪、廉洁三事来勖勉众生。然先生一身行径，早已具备了这种高贵的品德。先生当乱世，处于非常时期，以天赋之才能，应世难之浩劫，几遇挫折，终未能屈先生之身，夺先生之志，先生振中兴继往开来之大业，仍于世难中，应付裕如。……居京二年，除周旋于诉讼外，即致心力于拜功，终以一诚感主，无奇不显，无所不有，先生曾言曰：“北京之事大矣，化三年之功，犹不能道其万一，后之人，若能服膺至圣“登霄”事，当有所凭证，可以解虑。”……先生虽处牢监，祸迫眉睫，然而心游物外，顺主命而泰然，心向主以至诚，故无所不安，无处不乐。囚禁二年余，常与化隆乡老论经讲道，探讨《古兰经》、圣训精义，笑容自在，乐乎其中。
先生以“顺随”二字训诲教生，但先生却已达超乎人而守之、遵之，尽心力于斯矣！
在西道堂内部的文献表述中，这三任教长都有尊号，丁全功和马明仁都被称为“光阴”，敏志道被称为“大钦差”，这反映了西道堂内部对宗教领袖魅力、德行和宗教功修的肯定和赞誉。而且，从其内部文献的表述中，在德行上，这三任教长都是近乎全美的境界，都十分重视宗教功课，并通过自身的实践，来实现宗教和道德上的完美。
这种具体实践似乎开始于马启西殉难之后。丁全功、马明仁和敏志道等人上京诉讼之时，经过两次喊冤，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便开始由告状转向宗教功干，从赞念、拜主、静修和长期闭斋等功课上，将这一冤案诉之于至尊、至大、唯一的安拉。从民国四年农历五月一日起，他们开始做起五功的细微功夫，主要功课是高声赞念则克勒，即清真言。其中最为艰巨的是长期闭斋，从全天闭斋到三天的斋戒，又从三日到一周开一次斋，这种闭斋功课自五月一日起，到七月二十日，才告一段落，整整八十七天。他们以这种闭斋的功课，饿其体，困其身，养性忍心，以至诚之心，求得安拉的感动和佑助。根据随同赴京伸冤的敏海峰的手抄本记载：
五月一日黎明，敏公（志道）立起高声朗诵虎土拜（主的晓谕词）。丁公（全功）命海峰取得店主的同意，打扫南房搬居，开始闭常斋，不复生火。五月二日，丁、敏、马三公和敏海峰、马英忠五人高声赞念则克勒，汗流浃背。五月七日，赞念则克勒，昼夜饭水未进口，海峰、英忠力竭精疲，三公始终如一，如是闭斋赞念达二十一天，从未间断。八月一日，马公晓谕大家开斋，时米面告罄，由海峰向店主借米少许，并命他燃锅水，马公亲手下米于锅中，并诵知感主恩，俄而饭熟，众饱尚余。八月二日，丁、马、敏三公着袍。备鲜果（假制）、茶点、过尔麦里（赞念），名曰赴主的宴会。八月十五日，三公备鲜果，赴天坛聚会大念则克勒，并以阿语互相交谈。八月十六日起，仍闭常斋，念则克勒。九月三日，通宵未眠，作斋课，名为炕征，征者，行斋之全功，以效穆圣之壕堑。九月八日，乃炕征最后一晚，丁公鸡鸣即起立，高念邦克（祝平安词），念毕后持杖，跃窗而出，马、敏二功随之而出，海峰、英忠出门追赶，先是三公齐集街头，辱骂当道，同声高呼：“昌明正学，靖除异端。天拿恶人，地要开口。”后又五人狂奔余街市，大闹总统府，直冲诉政厅，被卫兵将敏公捆绑于大树，公不屈，唯念清真言。九月九日早，三公又奔向诉政厅，被引入招待室，官府来人几次安慰，并说：“你们的案子，实在冤枉，当派员查办。”丁公回答：“马安良的钱多势大，买倒官门，我的冤案已决定不控于人世，已告知于上天了。”至晚，几十名军警，护送至原店，并在门口站岗，丁公不许，即使之回去。夜半丁公跃起赞念。声泪俱下，唯以至诚之心，知感真主。
这次诉讼中功修实践中，他们不仅仅只是遵行五功，而是大大增加了副功内容。这种功修，虽然是在失去地方和国家权力支持下，无助的表现。对于副功的重视，显然是苏非主义特征。像高声念则克勒，闭常斋、静修等，都有很强的苏非主义倾向。这不只在他们的行为中得到体现，在马明仁遗留的歌词中也有所表达。在诉讼失败的归途中，马明仁以民歌的调子，给前来迎接的教生谱述了几首歌词。过岷县分水岭时，教生丁正源等前来迎接，他命令丁正源歌一词，歌曰：
胡麻撒在鸟地里，我把性命靠给你，看你怎么料理呢？
马公对：
胡麻撒在川心上，三十三里都串上，串不上的也孽障（可怜）。
油籽开花黄如金，我说好话你不听，放过南水就是冰。
青山绿水人间多，难得清泉来解渴，认识原从心中来，看你自己怎么做？
千言万语道尽了，我把实心费够了，再拿实心没有了。
丁正源慷慨激昂地表示心意，歌道：
踏进菜籽地，哪怕穿黄衣，粉身碎骨也愿意。
马明仁回到道堂后，遗传道歌六首：
其一：西域源头注中原，四海黎民沾恩典。百恩时时在眼前，千古事情只一缘。
其二：我给好人把心宽，给他恶人莫言传。过一关又一关，烧炼还是头一件。烧炼里面又颠悬，颠悬过了受恩典。念真言，记心间，一步登天也不难。
其三：续续续，割不断，今后二世他当先。三仙商议除茅庐，实留顽童接灵伞。接续者，数尽还，立站里，念真言。阿丹立赞主，太阳出东边。
其四：厨房女儿莫闲站，打柴担水不算难。此地不许闲聊事，改过重新记真言。
其五：续续续，天下明，眼看到此要跟随。劝人更改行好事，改换世界已临近。
其六：续光光，续万千，继往开来后接先。金光普照暖大地，五族共和沾恩典。
这些歌词不仅道出马明仁注重五功的思想，也显示了在此基础之上，他对教门进一步开拓的抱负。
结合第二部分对马启西宗教理念来源的澄清，就其身后的历任教长行迹看来，都是一直秉承苏非主义的教仪。同时，在宗教领袖身上延续的道德传统，基本上体现在其道统上的传贤制度中。这种制度并不完全是依靠众人的推选，而教长的口唤也有一定的暗示作用。如，“民国三年五月十九日，道祖殉难前夕，特遣先生（丁全功）往卓尼自置的仓科林，砍伐木料。道祖曾谕教生曰：‘我的古碗失了，我的古咂壶在仓科林。’”其后的马明仁和敏志道，在西道堂内部都是被认为是众人推选的。而关于现任教长的继任，在目前的口传中，被认为是1958年敏志道老人家归真时转交的。可见，在宗教领袖继承上，西道堂并不是单纯推行民主推选制度。在历史上，民主推选和老人家的口唤都曾经是继任的依据。可是，一旦新领袖的产生，在教生面前就会具有相应的权威和尊严，并获得大家的尊重和顺从。就我在田野中接触的口传内容看，现任教长显然得到教生极大的尊重和敬畏。
（二）社会实践传统的延续
当然，从西道堂的历史发展看，历任教长的能力和魅力不仅仅体现对宗教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在社会实践中，还有对传统的延续和开拓。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这给西道堂教生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同时加强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及使西道堂在逆境中，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发展。
马启西初创西道堂时，曾经将教生捐献的财物集中起来，发展藏汉之间的贸易，并发展农业、林业等。其后，丁全功主要是继承马启西的发展思路和实践。但是，由于丁全功遇难，振兴西道堂的任务，就留给了后继任者马明仁和敏志道。
丁全功罹难后，马明仁正式接任教长，开始重振教务，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修建清真西大寺，扭转濒临危亡的局面，逐步走向振兴繁荣之路。三十年来，他不但使道祖创建的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而且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在任三十年间，是西道堂走向兴旺发展的时期。
对于西道堂的发展来说，马明仁的功绩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是发展具有规模的集体经济。1919年以来，他着手重振农、牧业等各项经济实业。为了积累必不可少的资本，首先抽调了一批务农人员转入到商业活动中。
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发展扩建的商队共计有14个，驮牛达到一千余头，骑马一百多匹，拥有资金约达银元十余万，分别涉足到四川的阿坝、色儿他、甘孜、康定；青海的玉树、果洛、吉儿甸、同德、三哦罗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等地区。淤这些商队扩建后，西道堂的坐商共计十五个，总计固定流动资金值银元20余万元。
于除了以上行商和坐商外，还有与外界集资合营的生意，如与本地区汉民所开的万镒恒、陕西的恒顺昌、山西的永德全等商号，以及和北京的尹哲臣联营开商号，其联营生意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民国十八年地方事变前，西道堂的经济发展，已逐步雄厚，资金总额已达银元200余万。
盂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又增加了张家口商栈一处。行商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了7个商队。连原有的商队，共有20个商队，总共有驮牛1700多头，骑马200余匹，流动资金达银元16万余。当时扩充的骆驼60峰，专往绥远、包头等处经商。截至民国三十五年（1947年），马明仁教长去世时，西道堂的商业，仍持续发展，拥有雄厚实力。1938年，西北日报记者王恰民来临潭时，为西道堂商号以“临潭天兴隆号”六字冠首写下了一副对联：“临门万里齐天寿，潭水千秋永注财，天马云龙开骏业，兴邦裕国展宏图，隆吞燕赵齐秦富，号召东西南北人。”由这副对联，可以想见当时西道堂经济之兴旺发达。
马明仁去世前，西道堂已经建立了十三个乡庄，淤农业人口大约有700多人。耕地7711.82亩，其土地来源，主要是教生原有的祖业加入集体生活后划归集体的。各农庄农作物的收入，除了每年留足本农庄供给外，剩余收入悉数归西道堂总体经济核算，各个农庄每年不足的口粮，亦由西道堂总收入中供应，各个农庄在财务方面的开支，均从西道堂掌管经济的总经理手中领取。
随着商业的发展，牛的需要也逐年增加，因此，它开始发展畜牧业，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但由于缺乏草山，牧业发展有困难，只得通过关系，付出了一定代价后，在夏河的买务，碌曲的拉仁关和卓尼的什路，建立了三个牧场。
马启西建立西道堂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即购置了仓科林一处，其后，马明仁时期，林盘增加到十三处，总面积约数万顷于，另有小型林场三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兰州开设西北木厂一处，在临洮设有分站。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西道堂在根据集体生活的需要，开创了多种经济渠道。如水磨十五盘（包括各个乡庄水磨）、油坊六座（包括各个乡农庄水磨）、砖瓦窑两处（在旧城），设醋房、粉坊各一处。手工业上，有皮匠行业、木工行业、缝纫行业。此时期，西道堂发展出了颇具规模的经济，其中包括农、林、牧、商等各业并重，使其成长为地方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次，其经济之所以有如此发展势头，主要得益于马明仁建立和完善了集体生活形式。最初基于经济基础薄弱，马明仁就将教生集中到道堂之中，过供给制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完善了集体分工合作的劳动制度。这种集体生活并非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发挥了每一个教生的力量，提高集体经济的增长。再者，发展新式教育也是马明仁时期的重要开拓。第四，缔结友好的民族关系是马明仁时期奠定的基础。第五，就是宣传西道堂宗旨和实践。这三点，在上一部分中已经作了叙述，这里就简单提及一下。
马明仁归真后，教权转交给和其一起创业的敏志道。由于时逢国家权力的更替，导致了他无法在经济上进一步开拓。而且，由于政治上一度接受青海马步芳挟制，致使在1958年，被政府定为“反革命巢穴”，使马明仁完善的集体生活形式，遭到无法恢复的破坏。
敏志道归真20年后，作为第五任教长，敏生光开始了复兴事业。在很多方面，他依然延续马明仁时期的传统，并根据现有的历史条件，在以前的基础上，为集体的生存和发展，开拓出更为广泛的社会空间。由于原来教生分属的各个地区的集体生活均被打破，原来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但是，1980年以后，特别是在临潭农村各地，广泛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敏教长号召教生，或者走出家门，从事劳务副业；或者走南闯北，搞长途贩运；或者下乡串户，当小货郎；或者在镇上摆摊设点，以努力增加收入，摆脱贫困。
他们依照前人建立的经营模式，本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原则，从零星贩运到定点开店，从雇车租车到购车营运，使经营活动得到了一定恢复和发展。在调查中，一个西道堂教生说：“邓小平上台后，给西道堂平反，但是，因为临潭农业基础差，如果光靠农业，是难以维持生活。于是，鉴于历史上西道堂依靠和藏族之间的贸易，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敏教长在西大寺讲卧尔兹时，就鼓励大家发展商品经济，同时，也告诫大家，不允许贩毒或其他违背国家法律的事情。目前，它已在本省的临潭、合作、兰州、陇西、武威，西藏的拉萨、昌都、亚东，四川的阿坝、甘孜，青海的格尔木、玉树等20多个地方，设立了30多个网点，经营民族用品及日用百货等。
而且，西道堂还组建了汽车队，现有东风卡车60多辆，除为散布各地的西道堂商店运输货物外，还承揽本县及外地的运输业务，运输任务应接不暇，车队天天满载，长年奔驰于甘川青藏的公路上，每年向国家上缴税金达60多万元。据临潭有关领导讲，临潭是一个尚未脱贫的县，按照新的标准，贫困户当然也不少，但当地西道堂教生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临潭富裕户中，西道堂教生占的比重较大。淤10年前，大约80豫以上西道堂教生的家庭在贫困线下，而现在，已经有96豫以上的贫困户脱贫，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富裕户有了可观的积蓄，建造了颇为气派的楼房，购置了汽车、摩托车，家用电器也一应俱全，有的家庭居家装修豪华，几无城乡之别。而今，部分教生开始奔向小康目标，每当谈起这些崭新的变化，教生都说：“这与敏阿訇的正确引导是分不开的。”
在敏教长的主持领导下，西道堂的经济增长很快。其中，一部分收入也被用来大力赞助社会公益事业，例如开办幼儿园、医院、救济贫困户等。针对临潭县医疗条件比较差，各族群众看病难的状况，敏教长还创办了一所民办医院——西道堂红新月医院，并不定期地邀请省内著名医学专家到临潭巡回医疗。这所医院自1994年5月开诊以来，为一些困难人家的病人就诊提供了方便，缓解了临潭回、汉、藏等民族农牧民看病难的状况，社会反响较好。
同时，在新的形势下，西道堂和藏族友好关系，依然得到维系。回、藏民族同胞组成的家庭，呈现出和睦温馨的气氛。历史上，回、藏贸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成为其教生经济发展的基础。1993年4月，藏传佛教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视察后，对敏教长说：“我们藏传佛教寺院应该学习你们的理财经验。”敏教长表示：“我们回、汉、藏生活在一块土地上，民族关系友好是各民族安居乐业的前提，各民族安居乐业，才能够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因此，我们要尽力维护民族团结，不分民族，不分疆域，共同振兴民族经济。”淤此外，今日的西道堂，也十分重视和其他门宦之间关系的协调。对其他伊斯兰教门宦，只要有困难，也会得到西道堂的真心帮助。于积极参政议政，也是对马明仁时期追求民族国家认同的延续，不过，经过现任敏教长的努力，发展势头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是第七、第八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常委和临潭县政协副主席。在参政、议政时，他积极提出提案和建议，及时反映基层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受到省上和州上有关部门的重视。1997年2月中旬，省政协召开七届五次会议期间，他撰写了题为《爱国爱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的提案，提出：
宗教界人士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更应加大为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的力度，从自我着手，联系和教育群众，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尽力尽责。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引导信教群众为我省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不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宗教界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方能在自己影响到的范围内去倡导，去影响群众，主动地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睦，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为创造一个经济建设的良好环境贡献智慧和力量。坚持“四个维护”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发挥宗教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进步作用。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多民族杂居、多宗教并存，党和国家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激发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制定和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合法权益得到了尊重和保护。
坚持走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在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搞好正常的宗教生活的同时，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民族宗教关系时，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发展优良道德传统，创建精神文明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坚持“四个维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其较为具体的内容。目前，讲适应宗教活动就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须按照国家方针政策办事，有违法的事我不要办。要引导信教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合法经营，勤劳致富，抵制清除精神垃圾，净化社会空气，努力建设，使自己的家乡成为富裕稳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在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中，我们十分关注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和女童上学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兴办一些女子小学及女子中学，促进女子教育的程度。
这一提案，不仅引起与会委员的共鸣，而且也受到了省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敏教长将西道堂和知识界的交流，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不仅和国内宗教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友谊，也一度将他们集中邀请到临潭，参观西道堂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实践。在交流的面上，他比其他教长都要广泛；在交流的程度上，要比其他教长更加深入。
从历任教长的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出西道堂正视现实，注重实践的基本特点。这体现在历任教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追求，重视发展文化教育、重视民族和教派之间关系的协调、重视集体形象的塑造以及积极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上。不论是马启西、马明仁，还是敏生光，都是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引领西道堂发展的。尤其，从马明仁到敏生光，他们在实践上基本延续相同的路径。甚至，敏生光时期，在地方社会中，他为西道堂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作出了具有超越性的进展。从马明仁到敏生光的发展，都体现出了马启西的“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的和平复教思想。这思想既包括延续既定的宗教传统，也包括社会实践中的传统。
（三）教长崇拜和拱北修建
既往研究揭示出，教长传承上，西道堂有传贤不传子的传统，这似乎意味着它是没有教长崇拜的。可是，就我在田野中所见所闻，现在的它并非没有教长崇拜，也就是说，并不像马通先生称之为的“汉学派”，西道堂是有很多苏非主义门宦色彩的，仅仅在和宗教领袖有关的很多方面，都有苏非主义教派的特色。
比如，教长的称呼，西北苏非主义教派中，教长一般被尊称为“老人家”，而目前，西道堂中，对敏教长也是这么称呼的，不过，因为他已是朝觐回来的哈吉，所有一般称之为“哈吉老人家”。可和其他门宦不同的是，教下见哈吉老人家，一般是不用行跪拜礼的。但是，见老人家可能会奉献海地耶。
在马启西的90周年忌辰上，我曾经看到很多孩子欢快地围着敏教长，有的还从手中拿出海地耶，塞到教长手中，教长微笑着摸摸孩子们的头，亲切地拉着他们一起走。后来，西道堂红新月幼儿园的敏院长告诉我：“人们要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老人家，这次遇见是十分高兴的事情。下海地耶，是表示一下心意，否则自己内心中不好受。不过，哈吉接受了海地耶后，很快就会施舍给穷人和需要读书的孩子。”敏院长的说法，让我意识到敏教长接受的海地耶，是不能被视为没有灵魂和情感的货币，在这里货币已经不是纯粹的经济意义上的了，它是人们对老人家的一种尊敬，也是遇见教长时，喜悦之情的表达。在中国西北回族苏非的教仪中，这被认为是教生的一种功德，称为“遇爷”。对于苏非派的教生来说，遇爷是比较吉祥的事情，当然也就比较高兴。毕竟，老人家一般都是具有卧里的神圣品级的人，不是常人。
类似对于现任教长敬重，在以上一些关于老人家的德行和功修的表述中，已经有初步的反映。如果你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你就会有更深的体味。当你进入西道堂人家的厅堂，你会看见，在中堂的墙上，往往会悬挂有敏教长的照片。在好几个家庭中，我还看到敏教长手书的中堂对联。这些对联，多是敏教长早年在西大寺主持教务时写就的。据说，当时教长写得很多，有一些是被教生请走的，有的是因为参与集体性宗教和社会活动后，敏教长赠送的。但是，拿回家之后，往往都是悬挂在中堂里。日常生活中的教长崇拜，还在礼拜中也有表现。在西大寺一次主麻中，当敏教长上殿时，几乎所有跪着的教生，都回首瞻仰敏教长的身形，一直目送他到最前排。
除了日常生活中对教长的敬重之外，在很多事务上，教长都是有相应的权威的。从历史上看，西道堂内部规定：
教长，本道堂掌教人，不能以教长子孙世袭或相授，由全体教民推选贤能者继续服务本堂一切宗教事业。教长职权，教长领导本堂全体教民，遵守国家法律，以尽国民之义务；遵守本堂宗教宗旨，领导全体教民，掌理本堂一切的社会事业。
这是西道堂内部文献中表述的组织原则。1939年，有的学者认为：“该派教民，对教长特别敬服，而教长也有无上的权威，对教下可以决定一切。不但婚姻嫁娶，大小诉讼，都听从教长的命令，就是生命财产都不为私人所有。”
该学者虽然看到其内部
教长的权威，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稍许的夸大。但今天，在西道堂中，教长的权威依然还是受到大家的敬重和遵从的。
在调查时，由于我先行拜谒了敏生光教长，后来又有敏承喜接待和安排，所以，在临潭时，很多人对我说：“你是哈吉老人家的客人，把你招待好了，就会得到老人家的喜悦。因为敏教长在一次卧尔兹中讲到：‘你们对待我的客人，就向对待我一样，你们把我的客人照顾好，胜过招待我百倍。’所以，以后来客，都是会得到很好的招待了。”
对于教下生活中大事，一般可能需要和教长老人家汇报。木工马师说：“5年前，我将自己家的房子卖了6万元，投资5万，买了打印、复印的机器。哈吉回来后，我就和哈吉说了，哈吉听了，大吃一惊。后来，哈吉看了手边的报纸就说：‘很好’。当时，县上只有一家打印室，刚开头二十天，我根本没有生意，很是苦恼。接着，正好赶上‘三讲’开始，县政府文件较多，我女儿打字速度又快又准，就这么做下了，慢慢就好了。”
在寺管会的组织和管理上，教长是有一定权威的。伙房组长曾经说：“我是寺管会新的成员，是由哈吉批的，我们寺管会成员资格主要由县里和哈吉批，由县里批，比较容易，由哈吉批，就比较难。”这次大型尔麦里的组织中，由于哈吉老人家远在兰州，因此，寺管会一般是临潭城关开会，提议通过后，以传真发给哈吉，如果哈吉同意，那就可行，如果哈吉不通过，那就万万不能做。不过，哈吉老人家一般也会相应地尊重大家的意见。对此，来自临夏的一个西道堂人说：“各个地方是没有堂管的，只有寺管，兰州例外，因为兰州没有清真寺，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堂管会。老人家和地方寺管的关系上，各地的寺管由地方民主选出之后，报给老人家知道，并请老人家裁定，一般老人家比较尊重大家的意见，因为老人家不可能直接管理很多的事务，所以，在堂管与寺管之上，特别重视人才的选用。”由此可知，今日西道堂集体认同中，教长的权威和地位比较受到重视。
相对于对现任教长敬重和遵从，这种崇拜更加集中体现在对拱北的崇拜上。拱北一词，系阿拉伯语Qubbah的音译，也译作“滚白”“拱伯”，原意为拱形建筑或圆顶建筑。在中国伊斯兰教中，拱北是传教“先贤”、苏非派始传人、依禅首领以及门宦的道祖、老人家、教长的陵墓。在西北回族地区，拱北一般在为筛海及其他重要人物谢世之后，教生们为其修建的较为壮观的坟墓，同时包括在坟墓之上起造的拱形建筑物（或者其他的形制的建筑物）。淤也就是说，在中国西北回族社会中，拱北并非只指比较有影响的宗教人士之坟墓，甚至包括有更大规模的墓园。
在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的苏非派门宦中，拱北是比较普遍的建筑，它作为对门宦老人家的崇拜和纪念场所而存在的。在教生的心目中，拱北类似一个朝圣的地方。作为教生，一般一年之内至少要上一次拱北。
马忠维先生说：“外界有人说，西道堂没有拱北，那是不对的，我们有自己的拱北，不过，我们的拱北不像别的教派那么奢华，我们的拱北比较简陋。”西道堂的拱北，建立在西大寺背后的西凤山上。出了西大寺大殿，向右拐，沿着台阶上行就是西道堂的拱北。它安置在两个阶梯的山腰平台上，其中有前四任教长的拱北。外观上，它们比较简陋，不像其他门宦有附属建筑。西道堂的拱北比较简陋，只是简单用砖石围了一个墓园，走上第一阶，有两个拱北，是马明仁和敏志道的，往上走就是马启西和丁全功的拱北。在外形上，几个拱北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南北向圆长形的坟堆，远远看去，就像半个鸭蛋扣在地面上。在拱北表面上，还覆盖着写有经文的被单，这些丝绸的经单，都是教生来拜谒拱北时献出来的。因为没有豪华的建筑，也没有浓重的装饰，所以乍一看，不仅是简陋，主要是显得比较凄凉、静寂。
西道堂现在的拱北，建立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墓园都还比较新。此前，西道堂似乎并没有拱北。因为在历史中，作为一个新的教门，其教生并不像其他门宦那样，十分重视拱北的崇拜。
拱北的兴建，反映了其在宗教仪轨上，对西北地区苏非派门宦的圣徒崇拜的认同、接受和实践，也是在西北社会中，彰显其集体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在马忠维先生的话中，外界在评说西道堂没有拱北时，可能是指它不是一个伊斯兰教教门。因此，如果要是获得宗教教派的身份和神圣性，拱北的建立，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单纯的经济社团，而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团体。
敏生元给我介绍拱北时，不仅介绍每一个教长的贤能和事迹，还说了拱北建立的前后经过。要是你赶在晨礼之后，随着大家一起上拱北，那样，你还会感受到拱北在日常仪式中的重要地位。斋月里的几个早晨，我赶到西大寺，和大家一起礼邦达（晨礼），结束之后，大家都以急速的步伐，匆匆而有序地上拱北。到拱北上香，念索勒，念古兰经，以及接杜哇。
一天早晨，天空还有些灰蒙蒙的，天色没有完全亮，敏先生带我一起上拱北。我俩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匆忙，而是走在大家的后面。在上台阶时，他递给我一束香，慢慢从口袋中摸出打火机，我们凑在一起点香。走完台阶的一个回旋，来到第一层拱北的地面上，不论先后，所有人在踏完最后一个台阶时，先要接一个杜哇，接着径直到拱北前，跪下上香，香上好后，接一个杜哇，接着起身上更高一层的拱北。人流随着台阶在盘旋中升高，来到第二层拱北的地面上，也是先接一个杜哇，然后上香、接杜哇。和刚才不同的是，这次上香后，每个人从拱北退回，在空地上随意找一个地方跪下，听阿訇念经。我们上来时，空地上已经跪满了人，穿过跪着的人们，我俩到拱北前上香，然后退后，找了一个地方跪下。此时，阿訇们各自手执一本《古兰经》，开始念经了，声音抑扬顿挫，高低起伏，人们有的在各自位置上倾听，有的在独自低声念索勒。同时，有几个人在人群中穿行，他们在给跪着的众人下海底耶。敏先生说：“这些人一般是家中有事情，要请阿訇给念一下，在举意后，和阿訇商量一下，就在早晨上拱北时，就念了。”
念经时，阿訇都是面向（北方）拱北跪着的，因此，外界传说：“西道堂跪拜教长的坟墓。”但西道堂人有自己的说法，马忠维先生说：“我们不是跪拜教长，我们是在念古兰经，古兰经是天经，是真主的语言，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要跪着念，以表示对真主的忠诚。”在念经过程中，举意的人，要从前到后，给念经的人下海底耶，在场的人一般都有一份，我也有一份。举意的情形，有的是祈求出门的平安，有的是纪念亡人。临潭十一月的天气特别寒冷，虽然带上了护膝，但是还是可以感到地下逼人的寒气，毕竟，我们跪在凝结着霜花的枯草上。
大家告诉我，像这样的上拱北，几乎每天早晨都有，也就是说，晨礼后上拱北，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例行了。由于清真寺和拱北位置临近，给城关的西道堂人提供了便利，同时这也将拜谒拱北的行为日常生活化了。如果去清真寺礼邦达，必定就会和上拱北联系在一起。不过，有时有的人家因为新近亡了人，那么他们家男人，就会请阿訇一起去走自己家的坟墓。
城关及其附近卓洛的西道堂人，一般可以经常上拱北，而外地的西道堂人，要频繁上拱北是不现实的。不过，一般每一个西道堂人，至少一年要上一次拱北，起码在每年马启西道祖忌辰时，教生们都会在尔麦里中，拜谒拱北和上香。此外，平时要是家中有什么大事，也会来到拱北上拜谒。当然，在一年之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性集体上拱北，就是马启西忌辰的日子——农历五月十九日。
当然，如果将西道堂拱北的修建，视为西北回族宗教传统的历史延续，那么，这种行动应是一种深藏于传统中的无意识，也是他们在长久宗教实践中的积累和叠加。这种实践则是立足于地方社会特征之中的，作为一个新兴的教门，除了其他民族中发展教生之外，那就只能从其他教派中吸收新的成员。在吸收的新成员中，有很多人是来自其他苏非派门宦，在加入西道堂后，未必能完全摆脱以往旧有习惯。再者，在宗教领袖的论述中，我们也看到，马启西本人原本就很重视对苏非派教义和仪轨的继承。西道堂之有拱北，其很多仪式和其他苏非派门宦的一样，比如拜谒拱北、上香，几乎都一样。
拱北的建立，也是一个教派集体认同延续，必须赖以依附的实物建筑。西道堂的拱北比较集中，它的存在，显示了一个教派道统延续的谱系，凝聚了一个教派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可以说，拱北也是一个宗教群体集体记忆的符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史上，早期尚未修建拱北的记录，但是，自从什叶派人狂热崇信先知及其后裔，并在先知的孙子侯塞因被政敌杀害后，信徒在卡尔巴拉其遇害之地，为其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陵墓，奉为圣地和圣墓，加以朝拜。11世纪时，神秘主义苏非派广泛兴起后，则更加强化这种倾向。许多著名的苏非主义积极宣传、提倡陵墓崇拜，此后，在伊斯兰教世界中，这便成为一种较为广泛流行的现象。随着苏非主义传入新疆，这种风气一并带入，不过，在新疆，不是被称为拱北，而是称“马扎”或“马扎拉提”，简称为“麻扎”，意味贵人之墓、先哲陵寝或祖宗墓园。新疆比较著名的较具规模的大型麻扎就有400多处，无名的小麻扎更是比比皆是。南疆的麻扎尤其多。20世纪50年代，和田地区的大小麻扎有2100多处，阿什图县有900多处。淤这些拱北的存在，显然是苏非派圣徒崇拜的表现。因此，从较远的历史来，西道堂拱北文化秉承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疆苏非派圣徒崇拜的东移，从近的来说，则是对西北回族苏非派门宦传统的继承。
对于宗教性族群来说，其最初的建立，多是在始创人文化创新的基础上，其后继者，不仅会延续始创者的基本信念，在某些方面，也会秉承始创人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不仅是一个引领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一个群体凝聚力的核心，更是一个群体对外互动中的象征符号。从西道堂教生的口传看，引领者的魅力不啻为一种神圣的精神。作为精神领袖，每位引领者是重大宗教仪式的主持者；作为政治经济的总管，他领导着一个管理层，并对教生们进行科学化的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在其引领下的管理层，制定出各种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处理突发事件。同时，对集体的发展目标做出具体的规划，并在具体实施时，充分动员教生的积极性，去实现群体发展的目标。
作为一个族群的象征，每位引领者也是群体对外交往的象征符号。而且，教长还是精神领袖，是所有教生宗教生活的楷模，在教生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历史中，西道堂经历了马启西、丁全功、马明仁、敏志道，一直到现任的敏教长，他们都在其成员的心目中有非凡的位置。这说明，在集体认同中，宗教领袖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而要理解西道堂人对教长的崇拜，那就应该了解一件事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和政的白阿訇皈依马启西后，给大家讲卧尔兹时，告诫教生：“紧跟明师，要时时谨慎，勿怠慢，勿疏忽，特别是马前马后的追随者和左邻右舍的人，容易受伤，应当时刻检点。”还说：“一得永得，一失永失，怎能不防。”淤这一提法，显然是对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教团制接受的结果。
作为集体认同的象征符号，在日常生活中，宗教领袖个人的魅力和功修，以及其在社会实践领域中才能的发挥，确立了其在群体宗教精神和道德谱系中的位置。同时，教长崇拜确立宗教领袖在世俗领域中组织集体、实现集体目标的权力和地位，这使群体成员达到了团结一致的行动倾向，从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作为族群道德和精神的谱系，宗教领袖是依照时间纵向延续的。除此之外，西道堂还有一套内部的组织体系，它具体化为族群内部组织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族群身份的维系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