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转型的路径与效率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尽管我国与其他转型国家国有企业治理都面临转型的任务，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路径明显不同于世界上其他转型国家。探讨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耦合性，对于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中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耦合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耦合性
1.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含义
契约配置具有两层含义。就第一层含义来说，契约配置是指运用各种契约关系与契约原则对经济资源进行的微观配置活动（郭金林，2002）。科斯最早揭示了契约的配置功能。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论述了企业的契约性质，认为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根本不同在于由于企业家权威关系的存在而降低了交易费用，这一观点包含了契约具有配置经济资源功能的思想。思拉恩·埃格特森在《新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对契约在交易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契约条款通过订立、界定和转让产权来配置经济资源，认为转移或让渡消费品、服务或生产性资产的产权，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都通过契约方式来完成。就第二层含义来说，契约配置是指契约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和稀缺性资源等，其本身存在配置问题。威廉姆森从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与交易资产的专用性，特别是从后者出发，指出其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不同的契约关系如何与相应的交易类型相匹配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威廉姆森从交易资产的专用性、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等维度把契约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三种交易规制结构，认为这些规制分别治理着不同的交易。这一观点包含了契约与规制制度之间存在匹配关系的思想。哈特等人论证了契约的不完全性，认为所有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签订一个完全契约成本高昂。契约不完全性理论进一步证明了契约本身配置的重要性。
制度配置包括两层含义。就第一层含义来说，制度配置是指运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经济资源进行的宏观配置活动（郭金林，2002）。根据科斯定理的解释，假定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重新分配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科斯定理实际上论证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法定权利的界定对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诺思认为制度创新之所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原因在于制度变迁改变了经济资源配置，从而增强了经济绩效。制度提供的激励是经济绩效的关键。就第二层含义来说，制度配置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和稀缺性资源等，其本身需要配置。根据诺思对制度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认为非正规制度来源于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文化遗产，非正规制度不仅仅是正规制度的补充。正规制度能够贯彻和增进非正规制度的有效性，它们可能会降低信息、监督和实施成本，认为正规制度可能被用于修改或代替非正规制度。诺思实际上指出了制度系统的复杂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补性、替代性。制度配置最优化既包括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又包括制度结构的最优化。同时，制度交易的特殊性影响制度配置的均衡。制度交易与商品交易、技术交易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制度交易的特殊性表现在制度结构的系统性、互补性和协同性等。制度配置的路径包括强制性制度配置和渐进性制度配置。
2.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耦合关系
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的耦合关系表现为微观制度和中观、宏观制度的互补性、协同性和演进性及替代性。
（1）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具有互补性。契约配置作为微观制度的配置，其配置状况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交易行为。而制度配置作为宏观层次的制度配置，其配置状况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绩效。现代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治理结构状况取决于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两方面的绩效，二者形成一个互补制度结构。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之间的互补关系表现为契约安排及其实施离不开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而制度安排及其实施又离不开一定的契约安排，二者互为补充。
（2）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具有协同性。契约配置状况会影响到宏观制度的配置绩效。如果契约化进程缓慢和契约配置失衡，那么将导致制度配置绩效降低。同样，如果只重视契约配置，而忽视制度配置，那么制度配置的失衡及其低效率将会降低契约配置绩效。因此，只有把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结合起来，重视其协同性，才能发挥它们的配置功能和绩效。
（3）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之间存在演进关系和替代关系。当一个契约系统演进为一个制度系统之后，就实现了制度对契约的替代，与此对应的契约配置就会演进为制度配置。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演进关系在渐进性制度配置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强制性制度配置往往排斥契约配置，在强制性制度配置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契约配置的中断。
一般来说，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忽视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的协同性、互补性、演进性及替代性，而渐进性制度变迁往往重视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的协同性、互补性、演进性及替代性。但在渐进性制度配置过程中，如果忽视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协同性、互补性、演进性及替代性也会导致经济绩效下降。
二、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及其原因
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是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的关键障碍。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二者的非耦合性表现在二者之间缺乏协同性、互补性及其演进关系。
1.公司治理转型中的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含义及二者之间的耦合性
公司治理转型中的契约配置不仅包括契约对公司治理中的各种资源的配置，而且包含对契约本身的配置。一方面，契约配置在整合公司治理的各种资源主体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各种契约关系安排能够有效地整合企业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和非人力产权主体，构建高层经理人员人力资本产权激励约束契约。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转型中，由于契约的稀缺性、契约关系的复杂性和各种契约关系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协同关系和演进关系，因而对于契约关系本身的配置显得十分重要。如就公司治理的产权契约构建来说，不仅需要建立高层经理人员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契约，而且要建立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产权激励契约和职工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契约等。
公司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配置不仅包括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各种资源的配置，而且包含对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本身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环境的配置。公司治理制度配置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治理制度的稀缺性、制度系统的复杂性、互补性和协同性等。公司治理制度不仅包括内部治理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之间的制衡机制，而且包括外部治理制度——资本市场、控制权市场、经理人才市场和产品市场等各种市场制度安排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环境。不仅公司治理内部制度之间、外部治理制度之间也存在复杂性、互补性和协同性，而且公司治理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系统性。
公司治理中的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的耦合性指二者之间的协同性、互补性和演进性及替代性等。公司治理中的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之间的协同性是指一定的公司治理契约配置需要与一定的公司治理制度配置与之适应，而一定的公司治理制度配置需要一定的契约配置相适应。如果公司治理制度建立后缺乏相应的契约安排与配置，就会严重影响公司治理绩效。公司治理中的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的互补性是指公司治理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之间互为补充，二者在公司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公司治理中的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的演进关系是指单个公司的治理契约安排可能演进为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如《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制度作为一项正式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其中某些制度就是从单个公司治理契约演进而来。
2.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
（1）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之间缺乏协同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缺乏一致性。有的契约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或相应的制度不完善。如国有企业企业家和员工的报酬契约缺乏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即在《公司法》中没有反映相应的报酬制度，或国有企业管理部门没有制定或完善相应的报酬制度法规。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中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国有企业企业家激励机制扭曲和国有资产的损失。另一方面，有些制度实施缺乏相应的契约安排来履行。如《公司法》关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有关规定是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但如果缺乏相应的治理契约安排，就会导致制衡结构失灵。
（2）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之间缺乏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国有企业治理制度作为一种宏观性的治理制度安排，它需要各种微观性的治理契约安排进行补充才能发挥应有的治理绩效。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缺乏相应的治理契约安排或契约安排不完善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绩效。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治理制度与契约之间不匹配，往往出现二者脱节或相互排斥现象，这使得国有企业治理制度建立起来之后长期以来很难发挥应有的绩效。如在国有企业的并购中虽然建立了并购契约，但因并购不规范而导致国有企业资产流失，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
（3）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之间缺乏演进性。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制度供给以国家供给为主体，缺乏私人契约演进这一供给环节。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变迁，不仅国家是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的主体，而且私人契约的演进也是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的主体。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形成往往由政府主导，忽视了国有企业治理契约演进这一环节。
3.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非耦合性的成因
（1）契约短缺及其配置失衡。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经济。契约作为稀缺性资源，如果供给短缺，将会影响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效率。同时，由于契约的系统性、稀缺性、不完全性和契约结构的互补性等因素的存在，契约配置失衡将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效率。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契约供给短缺和契约配置失衡是导致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非耦合性的重要原因。一是契约供给短缺和契约配置失衡影响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之间的协同性、互补性。二是契约供给短缺和契约配置失衡影响契约向制度演进。三是契约供给短缺和契约配置失衡影响制度及其配置效率。
（2）制度短缺及其配置失衡。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配置主要是对公司治理运行的宏观制度环境进行配置。一方面，公司治理的核心是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激励机制安排来提高公司治理绩效。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应约束机制来对经理人员进行惩罚。
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制度短缺及其配置失衡是导致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非耦合性的重要原因。一是国有企业治理制度被创新之后，其绩效未达到理想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与该项主体性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相关制度配置。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如明晰的产权制度、资本市场制度和经理人才市场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环境在制度结构安排中处于最高层次。从旧的制度环境到新的制度环境变迁，不仅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且要对新制度进行配置。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制度作为稀缺性资源，其配置状态是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绩效的关键。如我国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尽管对原有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并不理想，而且呈现出大面积亏损和负增长现象，其原因在于缺乏公司治理、市场、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的完善。制度创新必须与制度配置结合起来，否则不仅不会导致公司治理绩效递增，而且会导致制度创新的边际报酬递减。二是制度短缺或制度配置失衡导致公司治理的契约失灵。一定的治理契约安排必须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之下才能发挥应有的治理功能。如我国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等各种契约安排必须在相应的制度安排范围或制度环境内进行，否则会导致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低下。三是制度配置失衡会导致国有企业的各种治理制度安排之间的冲突。《公司法》关于职工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规定与其他相关法规制度相冲突，也反映了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
（3）相关制度的滞后性。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滞后性是导致国有企业治理转型的制度安排与经济转型的其他制度安排的非耦合性的重要原因。公司破产、社会保障、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等制度的滞后性将导致国有企业治理的契约与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
三、促进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中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耦合性的路径
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渐进性转型过程中，由于忽视契约配置和制度配置的协同性、互补性和演进性，而导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提高其绩效的关键是在实现国有企业治理转型中不仅要重视契约配置，而且要重视制度配置。
（1）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契约化与契约配置。现代公司是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关系契约化的产物。现代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契约的不完全性，因而需要实现公司治理的契约化，以契约治理契约。即在契约不完全情况下，契约治理能够明确初始契约中没有完全明确的剩余控制权的行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呈现非契约特征，表现为国有企业治理以计划与行政命令为特征，行政命令治理与体现平等、自愿、协商等契约原则的契约治理有本质区别。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呈现准契约治理特征（郭金林，2000），表现为契约治理与非契约治理并存、契约选择受到限制和契约主体模糊或不健全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契约化和契约配置，其主要途径有：一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建立明晰的多元产权主体和契约主体。二是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契约化。三是完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运作契约化。四是实现国有企业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的契约化。五是大力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包括产品/要素市场、经理市场、金融市场、并购和控制权市场等在内的各种市场。
（2）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渐进性制度变迁与制度配置。一方面，公司治理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路径依赖关系。不同的制度环境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制度。如英美等国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比较发达以及崇尚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等制度环境，导致英美等国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是以市场导向为主；而德日等国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发达、主银行制度比较完善以及崇尚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等制度环境，导致德日等国公司治理制度安排以主银行为主导。另一方面，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渐进性制度变迁是公司治理转型的两种不同路径。就渐进性制度变迁来说，私人契约的演进所导致的公司治理制度变迁是渐进性的，而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在公司治理转型过程中契约关系发展的滞后性。俄罗斯国有企业治理转型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政府是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主要供给者，缺乏契约配置。因而我国渐进性制度变迁过程要重视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结合，特别是契约配置对制度配置的推动作用。
（3）推进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耦合性是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的最优路径选择。一方面，要完善与国有企业治理相适应的各项契约及其配置。契约短缺是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绩效提高的关键。一是建立与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的各种契约法规。二是保护契约自由、平等与公正。三是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的各项产权契约。另一方面，要完善与国有企业治理相适应的各项制度及其配置。制度短缺同样是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绩效提高的关键。实现国有企业治理的制度配置必须从完善各项制度与制度环境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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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孙少岩著：《论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4期
108.赵文洪著：《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9.智效和著：《俄罗斯私有化企业中的国家控股》，《经济科学》1998年第1期
110.张敏著：《论英国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欧洲》1996年第5期
111.侯然著：《英国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特点及启示》，《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
112.李玉平著：《法国国有企业的合同制管理》，《欧洲》1995年第2期
113.马卫、闵幼凡著：《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企业经济》1999年第12期
114.杨文武著：《经济全球化与印度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改革》，《南亚研究季刊》2001年第4期
115.李俊江著：《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借鉴》，《世界经济》1996年第4期
116.陈明华著：《印度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与政府对策》，《东南亚》1995年第2期
117.颜金林、何菊香著：《巴西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及其启示》，《广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18.吴国平著：《效率与公平：拉美国家国有企业转制的启示》，《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6期
119.陈满堂著：《俄罗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背景、过程与绩效》，《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20.程伟、冯瞬华著：《波兰“混合型”私有化与企业重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
121.曹正汉、罗必良：《市场竞争与国企中职位产权制度》，《经济学家》2000年第4期
122.辛向阳著：《谁能当中国的企业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3.何志毅主编：《国有企业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4.何秉孟主编：《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25.张先治主笔：《国有资本管理、监督与营运机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26.郭金林著：《论从一元激励到多元激励》，《经济问题》2000年第1期
127.郭金林著：《论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契约化》，《天府新论》2000年第4期
128.郭金林著：《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与我国公司治理制度创新》，《河北学刊》2000年第4期
129.郭金林著：《论美国机构股东的战略转变及其公司治理原则》，《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
130.郭金林著：《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功能比较》，《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131.郭金林著：《论特定产权、剩余产权与企业产权契约的本质》，《人文杂志》2002年第1期
132.郭金林著：《论交易规制结构与企业产权契约的演进》，《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33.郭金林著：《论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原则与消费者参与机制》，《消费经济》2002年第1期
134.郭金林著：《论网络型企业产权契约及其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当代财经》2004年第1期
135.郭金林著：《论美日德金融主导的共同治理结构创新趋势及其特征》，《求索》2004年第8期
136.郭金林著：《论美国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战略、制约因素及对我国的启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37.郭金林著：《论从行政型治理到产权契约治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变革》，《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38.郭金林著：《论机构投资者产权契约特征及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启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39.郭金林著：《国有企业改制中企业治理之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及其改进》，《中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40.郭金林著：《企业产权契约与公司治理结构——演进与创新》（博士文库），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出版
141.《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2.《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