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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选贤任能——胸怀宽阔无偏见

贞观年代,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唐代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政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认识正确,政策对头,胸怀宽阔,不存在偏见,真正实现了选贤任能。

到了贞观晚年,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时,曾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这样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真正知人又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唐太宗说的那样:“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处理好知人问题上的这两个“未必”,要有辩证思想,一不能固执己见,自己可能有失察之处,二不能尽听众言,众口一言可能也有片面之词,唐太宗正是这样做的,因而他对辅佐大臣的品议无不恰当中肯。他评价长孙无忌,优点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劣势是“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长处是“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而所缺少的是“骨鲠规谏耳”。唐太宗还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知”。他说:“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要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一个人是真贤还是假贤,是完全贤还是部分贤,只有在举用之后也就是使用中才能确切了解。对此,魏徵十分强调:“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

知人困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而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掌握“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

唐太宗即位之初,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可是竟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封德彝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驳斥道:“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国家达到大治的,难道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吗?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诋诬同时代的人呢。”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他再次强调:“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朕常常强调要扬长避短。”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扬长避短”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明证。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与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史载玄龄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被唐太宗称为贤良的宰相,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默契配合,共掌朝政,中央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二人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二人合称为“房杜”。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根据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夕即。戴胄处世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

唐太宗即位以后,百废待举,为了克服面临的种种困难,进而大治天下,需要选拔和使用大批人才,但是,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了太多的动乱,都不愿意出来做官,致使政府官员人数不够,为此,唐太宗采取措施,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唐太宗广开才路的措施归纳起来,大体有四条:

1.士庶并举。君主选拔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极为常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大弊政。唐太宗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有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就更优越了,王珪、韦挺、魏徵、马周均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还扩大科举制,让更多有才能的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同时也不排斥使用有才能的士族地主,包括山东士族地主。

2.官民同申。贞观三年(629年)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马周的选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周本是“山东布衣”。在州里教书时,屡遭地方官斥责,以至于不得不辞职;在州里游历,途中又受到县令侮辱;住在驿舍中,驿舍主事人见他衣衫褴褛瞧不起他,把他冷落在一边,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唐太宗居然让他做了大官。那是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让官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议。这时,马周正好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做客,常何是个武将,没读过书,提不出什么建议,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觉得很奇怪!常何识字不多,奏章怎么能写得这样好,提的建议又这样头头是道呢?便问常何是怎么回事,常何只好如实说是他的朋友马周替他写的,唐太宗听罢,非常高兴,立刻召见马周,马周一时没到,唐太宗坐立不安,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等到和马周交谈之后,发现他的确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更加高兴,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3.新故同进。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贤能,只要贤能,不管是故旧还是新进,都一视同仁,原秦王府的有的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他是非常信任的,而对隐太子(李世民即位后,追封李建成为隐太子)李建成手中的有识之士,即所谓“昔仇”,他也加以重用,以魏徵为例:

魏徵少时孤贫落魄,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战败后,又被窦建德俘虏,任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后,入唐为太子洗马,曾献过除掉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徵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计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极人臣。魏徵也不负太宗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唐太宗说:“魏徵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见。”唐太宗对亲故也是重视贤能在上,庸才低能者不用。他常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被评为一等的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五人很不服气,他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的时候,臣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辛苦。房、杜二人不过舞文弄墨,从来没有冲锋陷阵,功劳却比我大,官职比我高。这实在不公平!”唐太宗听了之后,就把李神通过去怎样被窦建德打败,全军覆没,后来又败给刘黑闼,仓皇逃跑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摆了出来,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能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这么一摆,李神通不得不服气。还有一些将领,原来是唐太宗早年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唐太宗当了皇帝,他们没能得到高升,很不满意,吵吵嚷嚷地说:“我们这些人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今天反倒不如李建成手下的人!”唐太宗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新人贤明,旧人愚笨,我只能用新人,不能用旧人。你们发怨言,是因为你们没有为国家着想。”

4.汉夷并用。唐太宗在用人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重视汉族的能臣名将,也不歧视夷族,对夷族名将也倾心信用,这是十分难得的。他根据夷将的功勋与智勇,分任朝廷高级将领与地方的都督之职。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杜尔“以智勇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640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争结束以后,太宗夸奖他廉正,赐给他从高昌得来的宝刀及各色彩绸一千丈。铁勒族酋长契何力内附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635年)平吐谷浑,赤水源一战,唐将薛万钧、薛万彻破围,兄弟两人均中枪,随从骑兵死伤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军契何力率数百骑前往救援,拼力厮杀,所向披靡,薛氏兄弟才得免一死。后太宗擢其为北门宿卫。

由于唐太宗广开才路,吸引和任用了不少精英,形成了唐初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贞观一代,真是人才济济。图画于凌烟阁的二十位功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萧瑀、段志宏、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责力、秦叔宝等。唐太宗经常去凌烟阁观赏画像,以表示对这些英才的赏识和纪念。此外,被唐太宗器重的还有著名的文学之士如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如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还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杜尔、契何力、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智勇。通过广大才路,人才选拔和任用以后,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忠心耿耿,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唐太宗在这方面也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做法之一是:信任贤才,“洞然不疑”。历代不少君王的一个通病,就是用人多疑,因而使君臣之间不能相互信任。唐太宗深知君王多疑的害处,吸取前人的教训,对贤臣猛将采取“洞然不疑”的态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萧瑀以自己不受重用,嫉忌房玄龄,诬告房玄龄“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还进而谗毁“此辈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唐太宗严厉批驳了萧瑀的诽谤。武德年间(618~626年),李世民收降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有人猜测敬德必叛,未经请示,囚于军中,力劝秦王赶快杀掉。李世民非但不杀,反而把敬德放了,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其宽心,还赠送金宝。敬德被秦王的赤诚相见感动至深,发誓“以身图报”,后来,敬德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位立下汗马功劳。一次,有人密报长孙无忌职位过高,荣宠太过,太宗将此密报让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心里装着各种传闻又不明说,则君臣的想法便有所不通。”后又召集百官公开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待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

做法之二是:用人司职,各负其责。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号召素有贤名的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进宫,问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自作主张,独自处理日常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秉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职其事,自己拱手安坐,清和静穆,考察他们的成败得失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张玄素建议的基本点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放手让官员去干,君主不必事事插手,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避免像隋朝皇帝那样的用一个脑袋去思考,处理天下事务的弊政。唐太宗赞赏张玄素的建议,并能够身体力行,付诸实施,这从几年以后的一次谈话可得到说明。贞观四年(630年)七月二日,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临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传送餐饭。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不赞同此论,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精明而喜欢苛察,不精明则上下不通气,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费心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道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建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各司其职,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这一篇谈话,可以看做是唐太宗实行张玄素建议的一次总结。

做法之三:斥小人,杜谗邪。要使贤能之士尽职尽责,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疏远小人,不用小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唐太宗对魏徵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他把用小人比作“养恶草”,“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还引用北齐,隋朝历史教训,说明恶小之徒诽谤君子、谗害贤臣给国家造成的极大危害。他说:“我看前代说人坏话的邪佞小人,都是国家的害虫。他们有的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如果国君昏庸,没有不因此被迷惑的,忠臣孝子就要为此含冤受罪了。所以,兰花正在茂盛,秋风却来败坏它;君王想要明察事理,谗言小人却去蒙蔽他。这类事记载在史籍上,不能一一列举。至于北齐,隋代时期小人谗言惑主的事,我所听到、看见的,简单地给你们说一说。斛律明月,是北齐的良将,威名震撼敌国。北周每年冬天要砸破汾河上的封冰,就是担心他率兵西渡来进攻。等到斛律明月被祖孝徵谗言构罪遭杀害以后,北周开始有侵吞北齐的打算。斛津明月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帮助隋文帝完成霸业,执掌朝政20多年,天下依靠他得到安宁。隋文帝偏听妇人的话,一味排斥他。到后来他被隋炀帝杀害,隋朝的法制政令从此衰败了。另外,隋太子杨勇统率军队,代理朝政,前后20年,本来就有储君的名分。杨素欺骗文帝,残害善良的人,使他们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一下子失去了先天的本性。叛逆祸乱的根源,从这里开始了。隋文帝已经混淆了嫡子和庶子的名分,结果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国家不久就覆亡了。古人说:‘世道混乱,谗言得逞’,确实不是虚妄之言。我常常防微杜渐,以此禁绝谗言构罪的发生,仍然担心还没有尽心尽力,或者还不能觉察它的苗头。前代史书说:‘猛兽居住山林,藜藿之类野菜就无人敢去采摘;忠臣执掌朝政,奸邪小人也就停止阴谋活动。’这确实是我对你们的期望。”为了防止奸佞小人对贤能之士的损害,唐太宗决定对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629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唐太宗对房,杜的长处和缺点都了如指掌,没有能够使陈师合的弹劾得逞,断定陈师合是“妄事毁谤”,便对他采取法律制裁,流放到岭外。贤能之士毕竟不是神,有时也会有小的失误和过失。居心叵测的人往往抓住不放,借机毁谤。对此,唐太宗态度十分明朗,总是保护贤能之士。比如,魏徵,温彦博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曾有小的过失,一些人据此上奏太宗弹劾他们,太宗丝毫不理,对他们的信任不变,使他们安心任事,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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